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18-10-4 22:50 编辑
泛论道家思想对后世士子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由于历代帝王的推崇而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古代士子们无不在儒家思想的浸染下跋涉于仕途和人生道路上。然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的冗杂纷繁并不单单只有儒家思想，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在整个古代历史进程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和儒家思想一起共同构筑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大厦，共同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 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古代士子心态的影响是弥足深远的。道家思想开创于老聃，并由庄周继承和发扬。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体系宏大而复杂，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文艺思想等无不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他的思想体系中即有悲观主义，又有理想主义；既有怀疑主义，又有安然顺命的自由主义；既有诡辩论，又有辩证法；既有傲视权贵，放达不羁的一面，又有对现实人生的深刻观察与批判。庄子的人生哲学中有三个方面对后代士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逍遥游”理想人生境界观；二是“虚无恬淡，乃合天德”的虚无恬淡的人生修养和处事态度；三是“恶生悦死”的自然生死观。 一、道家思想对建安、魏末士子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东汉末年，朝纲大乱，儒家的独尊地位受到动摇，天下士子转而对“无为清静”的黄老思想进行了否定，而独对其刑名法术学说则加以发扬。曹操继承了黄老人道主义和民本思想，并努力实践，表现在对乱世人民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怀。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现实问题。在他的《军谯令》中明确提出“义兵抗暴，授田给耕，置学师教”等政策。其《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句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黄老思想强调对人要宽容，“善者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老子》49章）。曹操针对乱世人多无行的特点采取了思想解放，肚量宽弘的做法，集中表现在他对贤才的渴求上，其《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都充分体现了他宽容的求贤态度。“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步出夏门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等诗句中包容天地的度量是对黄老“宽容”思想的继承发扬。另外，曹操与道教的关系极为密切，他身边有许多道士，如王真、封君达、甘始等。他相信道教的养生术乃至神仙境界，但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道教徒有一定的防范。曹操把游仙诗和养生观结合起来，阐发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最有名的是《步出厦门行》（神龟虽寿）一诗。 曹丕和曹植对道教不太相信，但他们对道家的某些思想却有所继承和发扬。“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东汉王充的“禀气”说都对曹丕的文论思想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典论·论文》中，他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文气”说。曹植也作过不少游仙诗，如《飞龙篇》、《升天行》、《远游篇》等文章都表现对美好仙境的憧憬向往，他还写了一些道家味较浓的作品，如《玄畅赋》、《神色赋》、《释愁文》等，表达了前途无望，忧思难遣的情绪。另外，从他旷达无拘，率直秉意的行为中，我们可隐约看到道家的身影。 “竹林七贤”是魏末时期以稽康、阮籍为代表的学术新派。由于司马氏集团掌权这一特定政治背景，他们因政治上的复杂关系而站在当权者的对立面，并采用不包容的态度，尤其是稽、阮两人。在学术上，他们对老庄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实践上的贡献。在理论方面，他们推崇庄子的“自然”人性论并以此来抗衡司马氏的“礼法”，他们推崇上古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阮籍强调精神人格的培养，对庄子的齐物论感兴趣，常以“至人”、“大人”、“真人”自许；稽康受道教方术影响较大，虽也提倡“养生”之道，但更重视神仙之术，认为只要“导养得理，以尽性命”，就可以“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养生论》）。在实践上，稽康愤世嫉俗，放浪不羁，能以青白眼对不同的人，以“任诞”的做法对待“礼法”。而阮稽则与世逶迤，与当权者若即若离，把庄子“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利”的处世方法运用自如，终能保身。两人的文学成就极高，受道教影响，喜爱嘻笑怒骂的文风。其实，竹林七贤是一个谈玄论道的名士群体，他们的清谈以讨论老庄思想为主，与魏晋玄学家所论一致，但不同的是，稽、阮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文学才华，他们的清谈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二、道家思想对陶渊明及南北朝士子的影响 “真”与“自然”是老庄的哲学观念。“道法自然”中的“自然”是指顺其自然，事物才能完全保持其本来面目，才能避免虚伪，才是“真”。能够保持生命的真实状态而生存的才是道家的“圣人”、“真人”。东晋时期，名教思想盛行，讲究礼法。陶渊明则与众不同，他直承老庄和稽阮，把“自然”和“真”与名教区分开来，他痛恨名教的礼法，“形逐物迁，心无常准，是以达人，有时而隐”（陶潜《扇上画赞》）。他的“达人”观和老庄“圣人”、“真人”和稽、阮“大人先生”、“宏达先生”观一样，鄙视世俗的名利和礼法，认为应该抽身于世俗礼法之外，摒弃浮华的虚名，追求“自然”的“真”我。 陶渊明的这种理想人格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包含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田园自然风光的真情描绘，“性本爱丘山”是他的志趣性格。他对田园生活的挚爱，一则是借此逃避门阀制度下官场的尔虞我诈；二则是其真性情的流露，关于这一点，在《归去来兮辞》中已然全情表露。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以及所包蕴的哲学思想，与庄周对自然的认识和看法是相通的。可以这么说，古代诗词作品中“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从某种程度上是由庄周和陶渊明所创造和体现的。王国维的境界说，其真谛也在于“天人合一”。 其二，陶渊明率真放达的思想性格以及对世俗名利的鄙弃与道家的处世态度是相同的。庄周曾鄙视名利，把它当作“鸱得腐鼠”（《惠子相梁》）。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直露地表达了自己的性情和名利观。“造饮辄醉，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避风日”、“不慕荣利”、“不汲汲于富贵”。 其三，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是相通的。其实，在陶诗中的田园世界里体现的非常明显。虽然这种理想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作为扎根于现实，虚构理想境界以对立于黑暗污浊的社会，还是给人以美好的想象。自然田园的“桃源”是一块净土，其朴素自然、恬淡、适意的美好生活正与老庄思想相合。 在南北朝士子的创作中，若论与道家思想有关的，当属江淹、谢灵运和谢眺。江淹由于政治失意，生活不幸以及时代变化更迭的原因，对社会人生及自然带有明显的悲观主义思想。他的诗赋作品中体现了两方面的根本思想：一是认为有不可言之宇宙本体（自然之道）；二是认为有不可违抗之命运。在江淹的作品如《遂古篇》、《哀千里赋》、《去故乡赋》以及《恨赋》中，他面对生世的哀愁，从宇宙自然的变迁中去重新审视、思考和把握人生，这种思愁，有虚无感、幻灭感，表现了他对生命的理性思考。谢灵运和谢眺都是南北朝的山水田园诗人，由于他们祖辈的丰功伟绩，他们曾幻想在仕途上建立功绩，由于政治的风云变幻以及他们生活态度的肆意，他们失意于宦途，转而在自然山水中去寻求精神的快意。他们的山水田园诗所表达的思想境界虽不能与陶渊明同日而语，但他们对自然景物逼真描绘和准确把握以及所流露的流连情感与道家的自然观似有相通之处。他们的创作为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发展成熟提供了可借鉴的蓝本，从李白对“小谢”（即谢眺）的推崇中可见一斑。 三、道家思想对李白、王孟及司空图的影响 不可否论，唐代是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同样，儒道释思想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也得到尽情的表露；《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楚辞》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在唐代杜甫和李白的诗篇中树立起两座巍巍的高标；道家蔑视礼法，狂羁不世，鄙弃名利，遗世独立，笑傲山林的精神思想成为唐代一些诗人们面对风云变幻的政治仕途的处世方式。 李白是盛唐诗坛的代表作家，他所生活的时代繁盛与危机并存。幼年时，除接受儒家思想影响外，六甲和百家对其也产生了影响。他的父亲是商人，但为人任侠豪性，好观侠士之书，很显然，李白狂放不羁的性格多少受其父的影响。李白年轻时，仗剑走天涯，游历名山大川，受天地自然之气薰染，形成了豪放洒脱，孤傲不驯的气质性格。李白的思想是复杂的，我认为，他是中国古代士子中，儒道墨思想杂糅得比较和谐的一个人。 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作品源于他那浪漫主义的思想、瑰丽奇特的想象以及酷爱自由，追求解放的个性志趣。而这些与道家崇尚自由，追求独立，鄙弃功名，敬爱自然，悯爱世人的思想是那么地相融合。他与许多道士（如元丹丘，孔巢父，吴筠等）隐居而成为好友，贺知章惊呼其为“谪仙人”。他甚至把庄子抬高到屈原之上，“投汩笑古人，临濠得天知”，也曾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儒家、道家和游侠之气（源于墨家）在他身上得以相融。“庄、屈实二，不可并，并之以为心。”（龚自珍《最录李白集》）。但道家思想消极的一面也影响到李白，形成了他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思想，“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但愿长醉不愿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的代表作品，在这首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他笔下的天姥山是典型的道家仙境，“云霓明灭或可睹”、“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霓为衣兮凤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他笔下的人生时光是道家的人生如梦，“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他笔下的人格志趣是道家的鄙弃功名，追求自由，“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笔下的意象是道家的梦幻自然，“烟涛”、“烟霞”、“湖月”、“绿水荡漾”、“清猿”、“青云梯”、“海日”、“洞天石扇”、“深林层巅”、“岩泉”、“青冥”；他笔下的夸张是庄周《逍遥游》中的想象夸张，“天姥连天向天横……”“天台四万八千丈”。纵观李白诗作中，诸如“月”、“青天”、“仙”、“梦”、“酒”、“海”、“太虚”等词汇以及他本人的字号（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都无不浸透道家的仙风遗骨。从某一侧面来看，李白是一个道士形象，然而，正由于他复杂的思想性格，他的一生是悲愁苦闷而又矛盾的，正如《将进酒》中的诗句一样“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唐代的山水田园诗之所以能形成蔚为繁盛的流派，除了唐代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之外，还由于前代诗人奠定的坚实基础。山水田园诗在陶渊明的创作先导之下，逐步地发展起来，经谢灵运和谢眺的大力创作，初唐时，已形成了诗歌园地里的独特奇葩。同样，山水田园诗中也必然传承了陶诗中体现的道家思想。做为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王维和孟浩然，他们的作品中，也自然浸染了道家思想。 王孟山水田园诗作中，体现道家思想意趣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描写，表现出对自然美景的热爱和留恋，更深层次的是写出了对自然景物的独特感悟。中国古代诗歌作品，最深奥之处在于“境界”。王国唯的“境界”说，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而“境界”的最高深之处是源于道家自然观的“天人合一”思想。许多士子和文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做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文人最难做到的思想境界是‘天人合一”（季羡林语）。王孟的山水田园诗中，有些诗语言直白，但意境深远，体现出诗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从“意境”层面分析，不管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我觉得除了陶诗，这些诗是“天人合一”思想体现最完善的作品，“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鹿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王维《辛夷坞》），“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细读这些清新优美的诗歌，分明能感觉到诗中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情景，脑中浮现的“景”与“情”，“人”与“境”已浑成一体，分不清彼此。所不同的是，王维的作品比孟浩然的作品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加了无痕迹，因为孟诗中还能明显看出“事”、“景”、“情”的痕迹。 其二，王孟诗作中分明地体现了闲逸安和的道家意趣，而这种意趣源自诗人主体意识中的浓厚的道家哲学思想。所谓闲逸安和，即清闲少事，指人的灵魂因澹泊名利，寡欲少念而显得恬静、安逸、自在。王、孟这种思想在作品中的体现是通过仿效陶氏的风格主调来实现的，许多专家学者都指出了王孟与陶渊明之间的隔代师承关系。《文献通考》云“维诗清逸，追逼陶谢”，《后山诗话》称“右丞，苏州，皆学于陶，王得其自在。”我们细读王孟诗作，可以很明显地感知这种闲逸安和的道家意趣，“即些羡闲逸，怅然吟式微。”（王维《渭川田家》），“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渡头灯火起，处处采菱归”（王维《山居即事》），“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岩扉松径长寂寞，惟有幽人自来去。”（孟浩然《夜归鹿门歌》），“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衡门犹未掩，伫立待夫君。”（孟浩然《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 “我祖铭座右，嘉谋贻厥孙。勤此苟不忘，令名日可存。媒炫士所耻，慈俭道所尊。松柏岂不茂，桃李亦自繁。众人皆察察，而我独昏昏。取训于老氏，大辩欲讷言。”这是司空图的《自诫》诗，诗中详尽地道出了自己与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从诗中可以看出他的祖辈们奉行老庄谦退的思想。他后来隐退远害是“以免当时祸害”，而他归隐后的知命不忧，耐辱不怒，生死一齐等思想行为无不可以从老庄那里找到源头。司空图隐退中条山王官谷，造亭曰“休休亭”，他自称“耐辱居士”；“清秩偶叨非养望，丹方频试更堪疑，”（《五十》），“益算更希沾上药，今朝第七十重阳”（《白菊三首》其三），说明他经常按道经服食丹药；他在诗中有“道侣”之称“道侣难留为虐棋，邻家闻说厌吟诗。”（《闲夜二首》），他自称名在仙籍，“名应不朽轻仙骨”（《山中》）；他重道轻儒“朝班尽说人宜紫，洞府应无鹤着绯。从此玉皇须破例，染霞裁赐地仙衣”（《戏题试衫》）；他学习道教服食，“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断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题休休亭》）。以上这些充分说明了司空图受道教思想的影响深远。 在司空图的《诗品》中，有许多品与老庄思想异曲同工：“雄浑”品“大用外腓，真体内充”与庄子《德充符》中“德充于内，有符于外”相似;“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源于老庄的大象无形，意在言外的思想；“冲淡”品“饮之太和”与老子讲的冲和之气相同；“商古”品“畸人乘真，手把芙蓉”中的“畸人”语自《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而“真”出自《渔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手把芙蓉”出自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含蓄”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与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意趣相同。总之，诗品中的许多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源于老庄思想。 四、道教思想对马致远创作的影响 在元杂剧中，有一类剧叫神仙道化剧，它以传道度人，点人成仙为主要内容。马致远是创作此类剧最多的作家。考查马致远的思想，他深受道家，特别是全真教思想的影响，他的神仙道化剧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道教思想的烙印。 老子认为，万物都由道产生，最后又将回归道。道家总是在“仙”与“凡”的变幻关系中来思考万物变化，形成了“仙—凡—仙”的循环式思维形式。而这种模式在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中体现的十分明显。这些剧都是以神仙度化凡人为题材的：《任风子》写马丹阳点化有半仙之称的任屠夫；《岳阳楼》写吕洞宾度脱柳树精；《黄梁梦》写钟离权点化吕洞宾；《误入桃源》写太白金星点化刘阮二人成仙。这些剧无一不是按照“神仙点化凡人成仙成道”的模式来虚构的。 “化”是道教哲学的一个思维基点，道教的终极目标是羽化成仙，人与仙之间凭借“化”来取得联系。道教中的神仙们具有百变幻化的本领，他们可以幻化各种各样的人和物以及境。在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中，由于仙的这种“化”的神通，在点化凡人成仙的过程中出现了“大戏套小戏，戏中有戏”的结构样式。剧中，神仙们对凡人的点化往往并不直接见效，因此，经常使用幻化神通，变化出各种迷障，让凡人在迷障中参透富贵名利，酒色财气和人世是非，从而领悟到“人生如梦”的道理而入道成仙。神仙点化凡人成仙的“大戏”，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物活动的情节和冲突（即“小戏”）组成的。《黄梁梦》中吕洞宾点化郭马儿是“大戏”，而郭马儿告发吕洞宾，钟离权、蓝采和、铁捌李等帮他捉拿“凶手”，众神仙反告郭马儿等情节是“小戏”，整部戏就是这样“大戏套小戏”来进行的，直到郭马儿悟道成仙为止。另外，由于神仙的变幻神通，使得马剧中出现了一位演员扮演多种角色的现象。《岳阳楼》一剧中，扮演铁拐李、蓝采和、徐神翁的演员又分别扮演社长、官吏和差役；《误入桃源》中扮演太白金星的演员又能同时扮演指路的樵夫。这样形成了马剧“一人多角”的表演形式。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中，常表现的主题是“戏如人生”。很显然这种创作观念是由“人生如梦”的道教思想衍化而来的。庄子是首倡“人生如梦”的人。在《齐物论》中，他说“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著名的“庄周梦蝶”的寓言直接衍化成后世“人生如梦”的代称。在元代杂剧作家中，这种人生如梦幻的思想相当普遍，尤以马致远最为突出。如《双调·拨不断》中“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河黍高低六代官，揪梧远近千官冢。一场噩梦！”《黄钟·女冠子》“恰似南柯一梦，季伦锦帐，袁公翁牖。”《双调·夜行船》“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 其实，在元杂剧作家中，像马致远这样受道教思想影响的有许多人。他们之所以选择“戏”这种文学形式来演绎现实人生，多多少少是受人生为虚幻的道教观的影响。 综上所述，道家思想对后世士子的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庸置疑的。除了上文所举的例子外，汉代的司马相如、东方朔的赋，东晋的玄言诗，唐代李商隐的无题诗，南唐李煜的亡国哀愁词，宋代苏东坡安然平适的胸襟，明代小说及话本，以及清代巨著《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等，不管作品还是作家的处世态度，都可以看出道家思想的影响。 如果说儒家正统思想谛造了“经世济用”的中国古代文学辉煌篇赋，那么道家思想则影响和衍生了古代士子们真实丰富的人生及不朽作品,他们共同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参考文献】 一、王均裕：《庄子与现代人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二、唐铁惠：《文论专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三、刘泰丰：《老子·庄子》，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四、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五、《中国文学研究》（ISSN1003—7535）。 1、李生龙：《道家思想与建安魏末文学》，1998年第一期。 2、勉 中：《竹林七贤简论》，1998年第四期。 3、姚 蓉：《陶渊明的人格思想与老庄思想》，1999年第四期。 （此文作于201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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