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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催生文人变节和词风的迥异 ——浙西派朱彝尊词作的困境 张宏生在《艳词的发展轨迹及其文化内涵》一文中，肯定朱彝尊《静志居琴趣》“为词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写幽会之事，感情凄艳，而出语清雅”。王晓莉《朱彝尊词风的转变轨迹》一文认为，朱彝尊从前期为了“空中传恨”而追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到后期为了鼓吹盛世“元音”而“一洗《草堂》之陋”，“雅”的内涵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都是意在药“俗”的。李明军《怀柔文化政策影响下的清初词风嬗变——以朱彝尊、陈维崧为中心》一文认为，朱彝尊词的内容与风格几经变化，妥协清廷前后变化尤大，其人生阅历与精神世界变化之轨迹于词中一一可见。朱彝尊对醇雅的选择，固然是由于其对词之体裁特点和功能的再体认，出于对词的发展规律的把握和挽词坛颓风的责任，亦由于对时代的顺应。 随着清政权的确立、科举制度的恢复，经历了由明入清鼎革世事的部分文人的反清意志逐渐退化，不得不面对现实，转而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在清廷中寻找安身立命的位置，也不能完全排除品格更高的文人仍然追求、实践儒家的治世理想。笔者认为，朱彝尊在出仕清廷前后，其词学主张虽然表面上一直在倡“雅”，但是他追求的“醇雅”在实质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朱彝尊顺利入仕新朝且备受皇帝笼络，已然彻底放下了仇恨、矛盾和彷徨，对清帝感恩戴德，历经沧桑后珍惜眼下际遇而岁月蹉跎、风怀渐息。其后词作中远离了他一贯宣扬推举的比兴寄托传统，只有以泛泛的咏物作品呈现词技炫巧，从中似可以窥见朱氏的自我选择和对词体的确认。朱彝尊标榜的“醇雅”实际上脱离了风雅精神，自觉地识趣地替朝廷润色宏业，虽然其中难免没有明哲保身、畏惧文化压制政策的因素。陈廷焯评论说：“咏物词至王碧山，可谓空绝古今。然亦身世之感使然，后人不能强求也。竹垞《茶烟阁体物集》二卷，纵极工致，终无关于风雅。” 清初浙西词派开山朱彝尊、中期领袖人物厉鹗过世之后，后继者虽然人数众多，但其中鲜有能够如朱彝尊、厉鹗这样实力的大手笔来继主坛坫。而且，派内作家也大多蜷缩在前人的树荫下，追步朱、厉后尘，没有足够的创新发展能力，导致琐屑饾饤、深陷虚浮狭窄的泥淖而无力自拔。随着时代的前进，浙西词派遂成为众多文学批评家矛头所向，如“三蔽说”就是很有代表性。常州词派号准了浙西词派的脉搏，结合时势吹响了时代号角，逐步取代浙西词派的词坛领导地位而崛起。浙西词派内部的理论家也认识到自身的缺陷，逐步采取了一些变革手段来应对，收到了一定实效，但终归挡不住白驹西去的车轮。其实，浙西词派的困境与没落，微观上讲，与其开山朱彝尊和中期领袖厉鹗的文学主张关系密切；当然，宏观上还是无法摆脱当时清廷政权治下社会大环境的桎梏。 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都有崇尚雅正的传统。先秦儒家诗教观的核心就是雅正，《毛诗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明确规定了文学在形式上要“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内容上强调文章作品的道德教化意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种儒家诗教观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成为雅文学的一个重要内涵。 随着士林文人队伍加入词体创作的行列，正规军凭借他们自身拥有的社会公共地位与强势话语权、文化修养内涵、诗词格律专长等，逐渐剥夺了词在本源上代表的“民意”色彩和定位，而更多地使词体传达出士大夫阶层（所谓官方色彩）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味。朱彝尊的人生旅程就是经历了从民间到士大夫的转身，这一转身对于其个人生活与皇恩荣耀固然是好事，然而对于浙西词派的长远发展而言，可以说是埋下了走向衰落的种子。 一 折节入仕 朱彝尊作为浙西词派的开山人物，其词学主张与其身世的浮沉特别是出仕前后的变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朱彝尊早年胸怀壮志，渴望恢复，民族意识强烈，亡国之音，形于言表。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朱彝尊作《南湖即事》诗，借景抒发内心不尽的悲凉惆怅：“南湖秋树绿，放棹出回塘。箫鼓闻流水，蒹葭泛夕阳。心随沙雁灭，目断楚云长。惆怅佳人去，凭谁咏凤凰？”顺治十四年（1657）作于广东的《崧台晚眺》诗借古喻今之意甚明：“杰阁临江试独过，侧身天地一悲歌。苍梧风起愁云暮，高峡晴阁落照多。绿草炎洲巢翠羽，金鞭沙市走明驼。平蛮更忆当年事，诸将谁同马伏波？” 朱彝尊26岁时在嘉兴和抗清人士魏璧认识，次年访祁彪佳之子祁理孙、祁班孙兄弟。暗中联络抗清人士、从事抗清斗争。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郑成功、张煌言率军大举入长江，正是朱彝尊与魏耕、钱缵曾、祁理孙、祁班孙等人为首的秘密反清集团联络献策的结果。随后清廷兴大狱追查“通海”事件，康熙元年（1662）因人告密，魏耕、祁班孙等人被捕。六月，魏耕等人被杀于杭州，祁班孙遣戍宁古塔。朱彝尊远遁避祸，投永嘉县令王世显署中做记室，开始了他十余年的游幕生涯。后相继在山西按察副使曹溶、山西左布政司王显祚、山东巡抚刘芳躅、潞河通永道佥事龚隹育等处为幕，龚隹育调任江宁布政司，朱氏随赴南京。朱彝尊满腹经纶却饥驱万里多年往来幕府，“南踰五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备尝困蹇。“予糊口四方，多与筝人酒徒相狎，情见乎词。后之览者，且以为快意之作，而孰知短衣尘垢，栖栖北风雨雪之间，其羇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邪。” 康熙三年（1664）六月北上途经扬州时，朱彝尊访拜访时任扬州府推官的著名诗人王士禛。时王士禛去金陵，未及相见。时已36岁的朱彝尊在文化圈里依然毫无地位和名望可言，“盖自十余年来，南浮浈桂，东达汶济，西北极于汾晋云朔之间，其所交类，皆幽忧失志之士，诵其歌诗，往往愤时嫉俗，多离骚变雅之体，则其词虽工，世莫或传焉。”借助王渔洋的赏识和推荐，朱氏开始介入全国级别的文化圈。康熙三年（1664）八月进京，凭吊明帝陵，感慨“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康熙四年（1665）朱彝尊与曹溶同出雁门关，作《度雁门关》词： “千里重关，凭谁踏遍，雁衔芦处？乱水滹沱，层霄冰雪，鸟道连勾注。画角吹愁，黄沙拂面，犹有行人来去。问长途、斜阳瘦马，又穿入，离亭树。 猿臂将军，鸦儿节度，说尽英雄难据。窃国真王，论功醉尉，世事都如许！有限春衣，无多山店，酹酒徒成虚语！垂杨老，东风不管，雨丝烟絮。” 依然充满着故国之思。这样的思想意识在其诗作中也有所反映，如“乡国不堪重伫望，乱山落日满长途”、“珍重主人投辖饮，几回把酒意茫然”等，表达了诗人心志茫然的种种无奈。 康熙六年（1667）词集《静志居琴趣》成，八年作长诗《风怀二百韵》，十一年词集《江湖载酒集》编成，曹尔堪、叶舒崇为序。其中登临怀古的咏史词如《风蝶令•石城怀古》《水龙吟•谒张子房墓》《满江红•吴大帝庙》《卖花声•雨花台》等，抒发了兀傲苍凉、深沉悲壮的历史感喟及故国之思，为朱氏赢得了很高的文坛声誉。康熙十二年（1673）起辑《词综》，十三年（1674）岁暮思乡，作《鸳鸯湖棹歌》一百首。十五年《竹垞文类》（二十六卷本）刊行，王士祯、魏禧为之作序；十七年《词综》编成，朱彝尊于卷首作《词综发凡》；十七年词集《蕃锦集》成，柯维桢作序；十八年《浙西六家词》合刻于金陵，陈维崧作序。 这段时间里，借着四方游幕的机会，朱氏除了结识官场中人，还在来往途中开阔视野、遍访友人，结交文化界名人如顾炎武、李良年、曹贞吉、魏禧、周亮工、汪琬、纳兰性德、王士祯、钱澄之、陈祚明、严绳孙、缪永谋等，多有诗词酬唱往来。通过编选《词综》、出版专著、酬唱名流，朱彝尊在文化圈里逐步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和声望，大江南北文名远播。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首开博学鸿儒科，户部侍郎严沆、吏科给事中李宗孔等人举荐朱彝尊应试。次年三月，博学鸿词科会试，于一百四十三人中录取五十人，朱彝尊以布衣身份置一等，除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此番应试朱彝尊彻底改变了草根身份，可谓否极泰来，得以沐浴浩荡皇恩，《竹垞府君行述》有载其荣耀门楣经历： “壬戌除日，侍宴保和殿。癸亥元日，赐宴太和门。十三日，复赐宴乾清宫。是夜赐内纻表二里一。十五日，侍食保和殿，是日再入保和殿侍宴。二十日，召入南书房供奉，恩赐禁中骑马。三十日，上自南苑回，赐所射兔。二月二日，赐居禁垣景山之北黄瓦门东南。驾幸五台山回，赐金莲花、银盘茹，寻复赐纻，赐御衣帽，赐醍醐饭，赐鲥鱼，又赐法酒、官羊、鹿尾、梭鱼等物，皆大官珍品。甲子元日，王父方侍宴，天子念讲官家人，复以肴果二席特赐王母。冯孺人九拜受之，洵异数也。王父念圣恩深重，矢以文章报国，凡诗篇经进，上辄称善。圣祖于三藩未平，大势已不虑蔓延而日就收束，即急急以制科震动一世，巽词优礼以求之，就范者固已不少。即一二倔强彻底之流，纵不俯受衔勒，其心固不以夷虏绝之矣。” 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礼遇落在了朱氏身上，朱彝尊的生活环境条件和思想观念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说异族君主赏赐的禄位，在相当程度上销蚀瓦解了朱彝尊作为大明宗室遗脉，曾经和本该秉持的强烈抗清心志。在朝野进退、家仇国恨的矛盾交织下，与多数兀兀穷年热衷功名的文人一样，这位曾经投身反清武装斗争的热血青年，最终选择了折节安身避祸、俯首归顺新主的处世立场，抛开了汉满民族之间浓重的对立心结。将所学“货卖帝王家”，匍匐在帝王政体之下，成了“大隐隐于朝”的御用文人。文化遗民们在一代人甚至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颇为乖巧务实地完成了从文化自矜到承认异族新政权的急剧转折。梁启超指出：“清兴，首开鸿博，以网罗知名士；不足则更征山林隐逸，以礼相招；不足则复大开明史馆，使夫怀故国之思者或将集焉。上下四方，皆入其网矣。” 康熙二十年(1681)，朱彝尊授日讲起居注官，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言行。二十二年（1683）入值南书房，朱彝尊的清廉和渊博学识深得康熙皇帝的宠爱，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上下班。受玄烨赏赐最为丰厚、最风光得意，成为有清一代三百年的旷典。朱彝尊都有诗文记录主子隆恩：《元日赐宴太和门》《是日再入保和殿侍宴》《二十日召入南书房供奉》《恩赐禁中骑马》《二月初二日赐居禁垣》《银盘菇》《赐鲥鱼》《五月丙子侍宴保和殿恭纪二十四韵》《梭鱼》《除日侍宴干清宫夜归赋》《元日南书房宴归上复以肴果二席赐及家人恭纪》等等，不乏夸耀自得。后两度罢官，致仕归里。朱彝尊的仕途浮沉，荣辱备兼。 二 煽风倡雅 晚明以来，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没落，士大夫们往往借口解放性灵以恣意放纵，加之“极妩秀之致”的《花间》《草堂》肆虐，词坛上重又刮起非常浓烈的香艳之风。《倚声初集》是清初的一部大型词选，凡二十卷，合计选词四百六十余家，一千九百十四首，其中一大半以上是描写艳情的，其题材之多样，手法之丰富，表现之细腻，都超越前代。 朱彝尊试图对明季以来日益淫哇鄙陋的词风进行反拨，这些推尊词体的努力无疑都是值得肯定的。他在《水村琴趣序》中云：“余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朱氏填词以姜夔、张炎为效法对象，原因是姜夔是词史上风雅词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填词最雅无过姜、张。这主要是针对清初词坛的颓风而发，试图以比兴寄托补救浅陋芜滥之弊，以清虚醇雅洗涤纤靡淫哇之陋。通过标举姜、张，树立起救弊补偏的旗帜，借以提高词品。朱彝尊与汪森、柯崇朴、周筼等共同编选了浙派的重要词选——《词综》，这一选本鲜明地体现了他宗南宋、主醇雅的理论主张。慢词有信息量大、层次变化多、抒情宜于跌宕起伏的特点，朱彝尊倡导南宋、推扬慢词这一词体形式，不排除明末清初民族衰替时期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因素存在。 康熙十七年（1678）朱彝尊携带有特殊寓意的选本《乐府补题》入京，并由蒋景祁刊刻，传观于当时聚集京师的名家词人手中，引发了应考词人汹涌震动的追咏风潮。朱彝尊在序文中明确指出：“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度诸君子当日唱和之篇，必不止此，亦必有序以志岁月，惜今皆逸矣。”就算是朱彝尊心仪《乐府补题》文人雅士的气质、含蓄蕴藉的风格、咏物而不粘滞于物的表现手法，这一举措在当时应该说是冒了较大的政治风险的，其动机看起来让人费解。朱氏此举是暗示了其对大明政权“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的“志意所存”吗？或者是以此作为遮掩自己应召赴试、丧失文人气节之羞的半边琵琶吗？或者也许只是为了和各地参加会试的文士名流们共同分享这部埋佚了近三百年的宋遗民词集佳作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当时敏感的政治形势之下，朱彝尊既然应召进京赴试，排除他以此对朝廷公开挑衅行为的可能性当是毫无疑义的。 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在《乐府补题序》中指出，“援微词而通志，倚小令而成声”，强调了国破家亡的深沉悲慨赋予这部词集以撼人心魄的感染力。《乐府补题》迅速影响词坛，来京应考的辇下词人们及其各地同志好友积极唱和，《拟补题》和咏词很快达到了 137 首。朱彝尊的和作词仅仅着力于铺陈勾勒的艺术手法，而在思想主旨上则有意避免或者淡化了原作所蕴涵的托喻遥深、血泪铸就的故国之思。因为，三十余年的风雨漂泊和困窘流徙，足以促使他转变成为一个“识时务者”。已迈过“知天命”之门槛的朱彝尊，绝不会放过对于他而言可能真正是最后一棵救命稻草的闱试，他为这一天在人脉和著述上准备了太久太多。 正如严迪昌先生所言：“浙西词宗正是借《补题》原系寄托故国之哀的那个隐曲的外壳，在实际续补吟唱中则不断淡化其时尚存有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的情思。”朱彝尊既然已经成为“一队夷齐下首阳”的变节之徒中的一员，则其心底对前朝曾经的那份家国民族的感慨愤激之情，只是偶尔在其少数作品中“温柔敦厚”、隐曲委婉地透露出来。因此屈大均讥之为“鸳湖朱十嗟同汝，未嫁堂前已目成”。顾炎武也批评朱氏：“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然而在朱氏本人，贞节已如云烟，只有欣欣然安享沐浴浩荡皇恩的好心情了。 不同于南宋遗老们近乎一致的心志，这些《拟补题》词人的身份和经历多有差异，其和咏词自然也表现出较浓重的个性抒情色彩，流露的心态也是复杂多样的。《拟补题》多写身在江湖(官场)所遇的险诈和浮沉，反映了清初士人入仕后的无奈和惙惙忧悴。蒋景祁指出了当时词风的变化：“得《乐府补题》而辇下诸公之词体又一变，继此复拟作‘后补题’，益见洞筋擢髓之力。”文士们掀起了一个“后补题”唱和的热潮，一时间咏物成为时尚，遗民故老和新朝新贵各自以自己的立场和眼光去解读南宋遗民的咏物词作，并在自己的唱和中反映出各自的社会价值取向。说到底，时过境迁，清政权定鼎已经三十余年不可挽回，社会形势和遗民心态都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诸位追咏词人不过是借《乐府补题》咏物寄情之水酒，浇洒自家心中化解不开的名利、出处之块垒而已，这才是实质与要害。 三 易帜自保 朱彝尊的论词思想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和作者个性的真实反映，朱彝尊把姜、张“乐而不淫、雅而不媚、怨而不怒、醇而不烈”的词风奉为准的。康熙十年（1671）左右朱彝尊提出了“变雅”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突出强调借词来“委曲”“寄情”“变雅”，一方面反映了词体自身含蓄委婉地表情达意的审美艺术特质，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文网严密的环境下文士的惊悚避祸心理。胡寅说：“《离骚》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作于同一时期的《江湖载酒集》在内容与情感基调上充满了朱彝尊对身世淹蹇、家国政治的悲怨不平之气，“不得志于时，而寄于诗，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也”[18]，同其倡导的“变雅”说体现出了极高的一致性。例如《百字令•自题画像》： “菰芦深处，叹斯人枯槁，岂非穷士？剩有虚名身后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无闻，一丘欲卧，漂泊今如此。田园何在，白头乱发垂耳。 空自南走羊城，西穷雁塞，更东浮淄水。一刺怀中磨灭尽，回首风尘燕市。草屩捞虾，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滔滔天下，不知知己谁是。” 曹尔堪评朱彝尊词：“芊绵温丽，为周郎擅场；时复杂以悲壮，殆与秦缶燕筑相摩荡。其为闺中之逸调邪？为塞上之羽音耶？盛年绮笔，造而益深，固宜其无所不有也。”。“变雅”说出自《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变风变雅即为“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是为政治上的缺失而发的。 丁炜的《紫云词》编订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此时朱彝尊谪官移居宣武门外海波寺街古藤书屋辑《日下旧闻》《经义考》。朱氏在《紫云词序》中提出了与“变雅”说完全相反的说法：“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爉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20]老年运转伴君得意的朱氏今非昔比，数年游迹皇家宫苑轩榭、亭池馆阁，身为浙西词派之盟主，名禄兼得。朱氏后期词作与词论缄口不提儿女子之言可以蕴涵“变雅”之义，早年《卖花声•雨花台》之类的兴亡之叹已经不见踪影。转以歌颂太平、咏物集句作为词作的主流，其所倡导的浙西词派之作遂日渐远离了其原本托喻之深意，仅剩下了琢饰工巧的一具躯壳。 同列一等的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投身到撰修《明史》的公务中，写词已经退为公务之余应酬交际的点缀。此前蒋景祁也感慨：“古之作者，大抵皆忧伤怨悱不得志于时，则托为倚声顿节，写其无聊不平之意。今生际盛代，读书好古之儒，方当锐意向荣，出其怀抱，作为雅颂，以黼黻治平。”徐釚在《紫云词序》中说：“今天子首重乐章，凡于郊庙燕饷诸大典，其奏乐有声之可倚者，必命词臣豫为厘定。今先生《紫云词》既已流传南北，异日或有如周美成之为大晟乐正者，间采《紫云》一曲播诸管弦，含宫咀商，陈于清庙明堂之上，使天下知润色太平之有助也，不亦休哉。” 朱氏和徐釚都提到了词有“润色太平”、“歌咏太平”的功用，这些新贵们在摆脱了“寒士”身份后对新朝“太平盛世”气象充满了赞许谀颂。“犹是芋也，而向之香而甘者，非调和之有异，时位之移人也”，芋头还是那块芋头，相国发达后不再觉得“香而甘”；这些前朝遗民新贵发达后，身份地位的变化直接导致心态和社会立场的变化。身为安居乐业、甘食清禄的朝廷命官，如果还愧悔仕清失节、思念故国，无疑是自投罗网、自寻绝路。“吃人家的嘴短”，所以不可避免地要识趣地为新朝涂脂抹粉，以求报答皇恩，甚至借此谗事君主以谋取进身之阶。于是朱彝尊感念圣恩，发誓以文章报国，其实，这些富有浓厚“报恩”“回馈”因素、失去了人格平等尊严的应制之作，注定了必然难以具有多高的艺术价值，正所谓“杜陵诗格沉雄响，一着朝衫底事差”。 朱彝尊在《群雅集序》中提出了“雅正”说：“盖昔贤论词必出于雅正。是故曾慥录《雅词》，鲖阳居士辑《复雅》也。”朱氏在编年最晚的《静惕堂词序》中总结道：“彝尊忆壮日从先生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灯灺，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倡和，有井水处，辄为银筝檀板所歌。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25]朱氏认为必须剔除《花间》《草堂》对词坛的流毒，做到“绮而不伤雕绘，艳而不伤醇雅”。 所谓“醇雅”本指儒者的气质修养，迁移到文学审美中，指作品蕴藏、体现出的纯正深厚、高洁抗俗之道德美感。浙西词宗主张的“醇雅”源自其宗唐的诗学思想，就是要求词人融会六经圣贤之旨于内心，发而为诗词则内容淳厚雅正，含蓄蕴藉，寓意深长。南宋词人“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这种思想基调与表现手法都引发朱氏共鸣。朱彝尊主张词在抒情述志时，要恪守儒家的“雅正”观念以驱除淫哇秽俗：“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俾滓窳涤濯，以孤技自拔于流俗。绮靡矣，而不戾乎情；镂琢矣，而不伤夫气。夫然后足与古人方驾焉。” “不戾乎情”也就是维持温柔敦厚，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朱彝尊，最终抛开了曾经深入骨髓的儒家忠孝节义、出处大节的思想羁绊，秘密抗清的他转而“温柔敦厚”地应召赴试出仕清廷，并不乏矜夸其志得意满之作。而且不惜自掴老脸，篡改了早年的论词主张，企图以新贵猥琐的诠释为其人生转轨寻求理论的注脚。如此其所曾经提倡的“醇雅”涵义，伴随着朱彝尊的屈膝一跪而风雅尽失，后期创作实践完全印证了他那“歌咏太平”的“雅正”之论。荣显时歌功颂德，沉沦时消沉牢骚，出仕期间为创作低潮，山水诗乏善可陈。 四 “醇”“雅”两失 朱彝尊的人生呈现出戏剧化的演进轨迹，仕途两黜，荣辱兼尝。“蒙元灭赵宋、满清灭朱明”这样涉及异族的鼎革之际，最考验文人风骨。明末殉国而死的人数之多为历代之冠，在当时，一个受了正统教育的士子碰到甲申之变的第一反应就是殉节，此类实例不绝于史简。当沧海横流、风雨如晦之日，“其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岂列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中道，而失身于暮年。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余见今之亡国大夫，大略三等：或龌龊治生，或丐贷诸侯，或法乳济洞。要皆胸中扰扰，不胜富贵利达之想，分床同梦。”[30]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历史史实，如果脱离了当时特定历史阶段相应存在甚至占主导地位的精神伦理道德价值观，而用今日的政治视角和标杆来解读，恐怕不足以服众，是否也可以视为历史虚无主义心态的一种折射现象呢？ “落拓江湖，且吩咐，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中年孜孜以求的功名终于如愿以偿，而且皇恩垂青殊遇罕匹。然而“得”与“失”之间，历来是一笔算不清楚的糊涂账，朱彝尊还是表现出了自悔出仕、晚节不保之愧疚。“呜呼！才士之不遇于世，自古然矣”，“居殊域而心故都兮，夫孰明子之无他”。康熙二十八年（1689）九月为黄宗羲八十寿辰所作《黄征君寿序》中说：“予之出有愧于先生……明年归矣，将访先生之居而借书焉，百家其述予言，冀先生之不我拒也。”表示对黄宗羲守节的敬重和对自己出仕清朝的愧悔。“名利何曾伴汝身，无端被招出凡尘。牵连大抵难休绝，莫怨他人嘲笑频。” 出仕新朝的不少文士，“心在江海之上，身居魏阙之下”，既为明朝遗民所斥责和不齿，又为满清君臣所憎厌和鄙薄，深陷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悔愧窘境。钱谦益热衷于功名而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后又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吴伟业为了保全家族被迫出仕清廷，受到传统“名节”观念的沉重压迫，深愧平生之志，发出了失节忏悔以求心灵自赎的悲吟，如《自叹》《过淮阴有感》《贺新郎•病中有感》等。李雯以明朝举人出任新朝中书舍人，其诗歌大量抒写内心悖离背叛和失节仕清的愧疚，其诗文集《蓼斋后集》终遭禁毁。也有迷途知返的吕留良，年轻时参加了太湖抗清义军，“散万金之家以结客”，兵败后一度苟全赴试科举。后受抗清志士的影响，两辞博学鸿词荐举，削发为僧。 为避文祸，部分作家借助历史故事、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如圣水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我们乃是商朝世胄子弟，家兄该袭君爵，原是与国同休的。如今尚义入山，不食周粟。是守着千古君臣大义，却应该的。我为次子，名分不同，当以宗祠为重。前日虽则随了入山，也不过帮衬家兄进山的意思。不日原要下山。他自行他的志，我自行我的事。”“康熙丁巳、戊戌间，入赀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儒，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记录了当时遗民趋利变节的史实。 朱彝尊作为浙西词派的开山人物，由于其出仕新朝的特殊经历，直接导致了其词学主张前后迥异，自相矛盾，对后继者产生不良影响。朱彝尊针对明季以来日益淫哇鄙陋的词风进行反拨，试图以比兴寄托补救浅陋芜滥之弊，以清虚醇雅洗涤纤靡淫哇之陋。这些初衷和努力都是积极进步的，然而我们看到，朱氏的这些工作并不彻底，或者说，朱氏仅仅只是凭借其深厚的学识对清初词风作了文字雅化的部分改良。朱彝尊十七岁入赘冯家，配长女福贞。在他二十五岁离乡出游之前，已经育有长子德万（夭折）、长女、次子昆田。虽然当时社会环境有其不同于今的特殊性，朱彝尊迫于生计游幕四方，其个人情感经历看起来并不能够令常人恭维，甚或不齿。 其最早的词集《眉匠词》中之《菩萨蛮》写到：“绣衾金缕凤，中有江南梦。夜夜梦欢归，天涯欢不知。”宛然温庭筠、韦庄路数。《江湖载酒集》不乏表现邪狎冶游生活的作品，关于美女及爱情题材的有50多首，明确题名为赠妓的词14首，明确提及姓名的妓女就有细细、蜡儿、吕二梅、白狗、晁静怜等11人，其中涉及晁静怜的词就有《青门引•别晁静怜》、《南楼令•倩人寄静怜札》、《尉迟杯•七夕怀静怜》、《金缕曲•忆静怜》四首。“予糊口四方，多与筝人酒徒相狎，情见乎词。”朱氏的这些鄙俗艳词明显带有狎玩女性的意味，较之明末词风，充其量只是遣词造句用典方面有些优势之外，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同人文士李符却不顾事实而对朱氏大加溢美：“竹垞词多艳语，然皆一归于雅正，不若屯田《乐章》，徒以香泽为工者。词而艳能如竹垞，斯可矣。”徒增笑料。 退一步说，考虑到清初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朱彝尊又长年游幕四方漂徙不定，对其流连风尘如果还可以置一分理解的话，那么，朱氏《静志居琴趣》阙尽抒对妻妹冯寿常（字静志）的苦恋，就格外地难以令人接受了。邹弢《三借庐笔谈》云曾依姐居的寿常“灵心慧质，善谑能吟。居久，因目成焉。夫人知之，促妹归嫁。”[寿常夫婿为乡里富户子弟，并不恩爱惬意。不久丈夫去世，寿常盛年郁郁而终。朱氏公然践行婚外恋，而且是跟姨妹纠缠不休，汇集了大量情书（小词）公开出版，置妻子于何处？即使在今天依然是违悖人情伦常之举，情“杀”妻妹，终生对自己当年的风流之作《风怀二百韵》矢志不弃，“太史欲删未忍，至绕几回旋，终夜不寐”。虽然有人认为这些情词“有别于一般的侧艳之篇”，以及“那些青楼歌酒席中的狎邪酬作”，朱氏在本质上也异于那些逢场作戏、玩弄女性者。当然，如果单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而言，人们不得不承认，朱彝尊凭借其深厚的文字功夫和渊博翰墨，把一段段铭心刻骨的情爱淋漓尽致地描摹出来，旖旎缱绻，给那些作为旁观者的一代代读者，尤其是情窦初开的初恋、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们，以动人心魄的感染和震撼。至于他对妻妹静志的感情，明知道德礼教的禁忌、无法跨越的伦理壁垒，只能以清雅隐晦的语言、隐曲婉转的方式，传达出这段欲罢不能、不甘割舍的爱情折磨下的焦灼、烦躁、苦闷、压抑和内心备受煎熬的累累伤痕。 但是，越过了社会伦常堤防的畸形恋情就如同洪水猛兽，芳艳绽放的罂粟花、万劫不复的深渊，外表再美丽也掩不住本质上的病态和危害。朱彝尊执迷不悔的不伦之恋终归背离了他自己提倡的“清空”境界，陈廷焯所谓“艳词至竹垞，仙骨姗姗，正如姑射神人”了无踪影。郭扬尖刻抨击朱彝尊：“就思想言，朱只不过是清统治者的帮闲派词人而已。就词艺术言，他的《江湖载酒集》多纪游、吊古、应酬之作，《静志居琴趣》多闺房儿女之音，《茶烟阁体物集》多咏物之作（包括女人的绣鞋在内），内容无甚可取。”虽言辞不免激切，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和依据的。 五 “清”“空”误人 朱彝尊一向主张诗词创作要发自心性真情，不傍古人：“良由陈言众，蹈袭乃深耻。云何今也愚，惟践形迹似。譬诸艻蔗甘，舍浆啖渣滓。”[45]“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一洗明代纤巧靡曼之习”，其救弊补偏之功不容抹煞。随着康熙十八年朱彝尊以博学鸿词进入仕途，文誉远播、风光一时，彻底告别了此前“短衣尘垢，栖栖北风雨雪之间”的转徙落魄，其创作心理和旨归已经发生巨大的逆转，自觉地“听将令”，作品内容表现出“歌咏太平”的逆转风向以迎合圣意，其词学主张也不露声色地由药治明末“俚俗”的“醇雅”，乖巧识趣地衍变为“范其轶志”的“雅正”。唱和之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遗神取形”，“作《乐府补题》诸作倡和，而词体遂变”。朱氏大逆转地重新赋予词以“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的定位，这就排斥了苏、辛赋予词以反映重大社会现实功能的开拓，使得词学兜个圈子之后重又倒退回宋代娱乐本色的狭窄老路上去。 试想竹垞，早年家道中落困顿，深溺婚外非分之情，浪游万里乞食，无暇顾及风雅；知天命之年俯首称臣、荣辱浮沉，愧悔折节，已失风雅根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朱彝尊入试“博学宏词”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丧失了作为文人特别是遗民文人谈论风雅的人格资本。朱氏心为形役、名利羁绊，节义时时噬啮拷问贰臣良知，进退维谷。一颗衣食忧患在前、沉溺名利情色、深愧失节其后的汹汹心魂，除了避开伦理纲常经营点故旧学问外，怎么可能还指望他有多少真正清寂寡淡的风雅之论呢？ 姜夔的贫苦一生、苦心孤诣，方才悟出了人生与学术“清空”之道的双重真谛。韩经太先生提出了文人“清冷型”人格范式： “君子独清的人格美，有其特有的历史悲剧色彩，体现着其心若镜般的虚心和平静，体现着清白死直式的刚毅和坦然，体现着其冰玉其质似的纯洁和高贵，在这里，真有一种混沌未分的原生的整体的美。如果我们需要以最简洁的词语来概括其精神内容，那应该就是：公正、纯洁、平静。这，正是“清”美思想的逻辑起点。” 在民族大义上失节，在伦理道德上失行，具体体现在其词学理论和创作上的言行不一、相去甚远。既然朱彝尊在人格品性上不可能做到“清空”，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谈得上阐发什么“醇雅”涵旨了。 朱彝尊《茶烟阁体物集》二卷收咏物词114首，浓厚的咏物风习可以上溯到先辈曹溶，曹溶词集中有一首《惜红衣•美人鼻》，朱彝尊有《沁园春》词12首分咏美人之额、鼻、耳、齿、肩、臂、掌、乳、胆、肠、背、膝身体部位，美人一身几遍，尽态极妍。这些咏物集句中大多内容贫乏，毫无深厚寄托。“傥无白石高致，梅溪绮思，第取《乐府补题》而尽和之，是方物略耳，是群芳谱耳。”谢章铤指出：“宋人咏物，高者摹神，次者赋形，而题中有寄托，题外有感慨，虽词实无愧于六义焉。至国朝小长芦出，始创为徵典之作，继之者樊榭山房。长芦腹笥浩博，樊榭又熟于说部，无处展布，借此以抒其丛杂。然实一时游戏，不足为标准也。乃后人必群然效之。”严迪昌先生批评朱彝尊引导的这场咏物词风，导致了“清初词坛所呈现的生气活力日见衰竭，词的志意情趣日趋淡薄”。 朱彝尊、厉鹗都表现出偏重音律的倾向，为求雅而被声律等形式掣肘拘缚，顾调而失意。二人均侧重形式精巧，琢磨字句声律，题材狭窄而意境难能深沉阔大。终至“微少沉厚之意”、“托体未为大雅”，背离了“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的早期主张。朱彝尊既崇六经、又尚博学且交游极广，聚书达八万卷之巨，学问非常人可及，在诗词创作中喜欢引用典故以炫古耀博。因此有人指出：“竹垞于诗则求工而勿为富矣，然其诗成处多而自得者少，未必非其学为之累也”。朱彝尊一以六经为依归，强调“诗言志”、“诗缘情”，强调以“经史”为核心的学问，俨然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突出了浓厚的伦理和教化色彩，难免有以学问代替性情之弊。厉鹗置身扬州二马小玲珑山馆几三十年，得以遍览马氏秘牒珍藏，腹笥浩博，撰成《宋诗纪事》百卷、《辽史拾遗》二十四卷等。“鹗词宗彝尊，而数用新事，世多未见，故重其富，后生效之，每以捃摭为工，后遂浸淫，而及于大江南北。” 朱彝尊一以六经为依归，强调“诗言志”“诗缘情”，强调以“经史”为核心的学问，俨然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突出了浓厚的伦理和教化色彩，难免有以学问代替性情之弊。厉鹗则欣赏“清恬粹雅，吐自胸臆，而群籍之精华，经纬其中”，所取之学自由适性畅情，不加框束而范围阔大，与其悠游洒落之性情相吻合。厉鹗偏嗜雅洁，对后学者不无误导歧途之嫌，“徒字句修洁，声韵圆转，而置立意于不讲……虽不纤靡，亦且浮腻，虽不叫嚣，亦且薄弱”。 正如陈廷焯所评：“樊榭词拔帜于陈、朱之外，窈曲幽深，自是高境。然其幽深处，在貌而不在骨，绝非从楚骚来。故色泽甚饶，而沉厚之味终不足也。” 浙西词派的末流既缺乏朱、厉的深厚学识功底，也不能越雷池染指现实社会生活招惹文祸，只有规摹姜、张，步武朱、厉，蜷缩在前人的影子里原地踏步，最终砸掉了浙西词派这块曾经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当然，除了前述的文网高压，浙西词派的领导层始终没有形成系统的词学理论体系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后学者并没有一个切实可以参照的进修阶梯，能做的只是对大师的作品顶礼膜拜、徒事摹仿，必然陷进越走越狭窄的泥淖。 当文学回避现实或者无法从现实中汲取创作的泉源与灵感时，便注定走上了日益枯寂的不归路，“后人效之者，不效其读书，而惟是割掇诗词内新异之字，以供临文之攒凑，望之眩目，按之枵腹”。张惠言词学弟子金应珪指出：“近世为词，厥有三蔽。义非宋玉，而独赋蓬发，谏谢淳于，而唯陈履舄，揣摩床笫，污秽中冓，是谓淫词，其蔽一也。猛起奋末，分言析字，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黾蜮怒嗌以调疏越，是谓鄙词，其蔽二也。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应酬，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 当作品的内容陷入狭窄的死胡同，词人们能做的就只剩下搜肠刮肚地挖掘描摹物之形神的写作技巧，铺排僻典故实，刻意雕琢辞藻，务纤巧而浮疏薄，形式远多于意格，徒务雅之外壳而忽视机活力，必然导致镂空凿虚，走向晦涩、堆砌、枯寂，陷入琐屑饾饤甚至庸俗无聊的萎靡词风。陈廷焯批评朱彝尊咏物词“纵极工致，终亦无关风雅”，谭献批评这些窳弱之作：“《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浙西词派的后继者们既没有能力凸显立派之初前人为矫正明词弊端而呈现出来的典雅美感，又缺乏朱彝尊、厉鹗等人的博学与才气，终致浙西词派日益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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