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话

夏爱菊

《东坡诗话》、《东坡诗话补遗》

宋·苏轼

      苏轼有关美学和文艺思想的见解十分丰富，散见于他的诗文、序跋、书简、杂记之中。《东坡诗话》和《东坡诗话补遗》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下面分别介绍这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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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诗话》原书二卷，今本一卷，三十二条。旧题苏轼撰。但据《郡斋读书志》小说类称“轼杂书有及诗者，好事者因集成二卷”。可知实非苏轼自撰，但成书较早，至迟在南宋集成。因非苏轼自撰，故来附载于全集。除《郡斋读书志》著录外，《通志•艺文略》著录于诗评类。《诗话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曾摘引其文。今所存仅有《说郛》本。日人近藤元粹即据以辑入《萤雪轩丛书》。元人陈秀明有《东坡诗话录》，清人辑入《学海类编》，则为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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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相类似，《东坡诗话》也是以随笔漫谈的方法说诗。书中对一些诗篇作者真伪的考辨、诗意的阐绎，以及对一些传抄讹错的诗句的订正，大多能发前人所未发，颇为精当，有助于我们正确、深入地理解作品。但此书更精彩、更有美学价值的部分，是苏轼从品评诗歌中提出的诗歌理论观点。例如：关于诗歌创作的目的和社会功用，诗歌创作与欣赏同生活实践经验的关系，即反映了苏轼早期关心政治现实、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可以看出，他早期的文艺思想主要继承和发挥了杜甫、白居易、韩愈、欧阳修以及其父亲苏询的诗文理论。而他对超然淡泊、高风绝尘的诗歌意境和风格的推崇，却反映了他晚年人生态度和艺术风格的衍变，表现出佛老超然物外的思想和追求萧散恬淡的生活趣味。很明显，他后期的诗歌类学观更倾向于司空图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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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论的这两种不同倾向，都可以在《东坡诗话》中见出。此书还接触到了意境、神气、格韵、思致、至味、味外之味、豪放奇险与温丽靖深、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等审美范畴。苏轼明确提出：“诗须要有为而作”，要“有补于世”，并推崇杜甫诗“诗外别有事立”。这些都强调了诗的思想性、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还多次提出：“非亲到其处”，不知杜甫云安县诗之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道不出隐渊明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至吴越”，见不到他去游飞英寺诗中所描写的景色。可见，他十分强调生活实践是写诗和读诗的基础。他还提出“境与意会”，“最有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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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揭示了诗的意境由“境”与“意”构成，它是诗的“神气”；“意”与“境”要在诗中水乳交融，妙合无垠，而以“意”为主。他喜爱杜甫的“黄四娘”诗，因为诗中可见到诗人“清狂野逸之态”。这体现了他主张诗要抒写出诗人的情意和个性。他认为诗画相通，但又认识到诗中之画毕竟不同于绘画，因此很赏识参寥子关于杜甫诗“可画、但恐画不就”的看法。他特别推崇陶渊明和柳宗元那些“枯淡”的诗，反映了他晚年的心境，有脱离现实的消极思想情绪。但他对于“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的论述，却揭示出“绚烂”和“平淡”这两种风格既对立又统一，即相反又相成，包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美学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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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坡诗话补遗》一卷，是日本近藤元粹所辑。他在前言中说：“余已就《说郛》中，取《东坡诗话》，以置于此卷首。坡翁之大才，而不过仅仅三十余条，未足以绝人意。乃就《东坡志抄》中，钞出其系于诗者，命曰《东坡诗话补遗》，附载于此，不复无益于后学也。”可见，此书是从《东坡志抄》中辑录的。《东坡志林》，宋时又称为《东坡手泽》，为后人辑录东坡遗墨成书，内容有杂说和史记。历代记载其传本卷数不一，常见为五卷本，也有称一卷本和十二卷本者。今存明万历赵开美刊五卷本，《学津诗原》十二卷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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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坡诗话补遗》六十六条。苏轼提出诗人要有“写物之功”，即强调要准确地捕捉事物最典型的形象特征，传写出事物独特的风姿、精神和气韵。写红梅决不同于写桃李，写白莲也不能与写红莲混淆。他赏识司空图所主张的诗贵有“味外之味”的观点，并提出诗要有“思致”，赞扬僧守钦的诗“清逸绝俗”，僧思聪的诗“清远如画”，但又不满意司空图诗的“寒俭”，而称杜甫诗的“才力富健”。可见他提倡的雄健的笔力，创作意境深远的诗歌。而对于杜默、马异、卢仝等人作诗一味求奇，以“狂悟”冒充“豪放”，则予以激烈的挟击。总之，苏轼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于讨论的重要命题作了新的阐发，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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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渊明诗
　　陶靖节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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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题渊明饮酒诗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多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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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书子美云安诗
　　“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此老杜云安县诗也。非亲到其处，不知此诗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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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子美黄四娘诗
　　子美诗云：“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此诗虽不甚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可以使览者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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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评子美诗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别有事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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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题柳子厚诗
　　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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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评韩柳诗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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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书黄鲁直诗后
　　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亦不无补于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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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又书黄鲁直诗后
　　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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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自记吴兴诗
　　仆寓吴兴，有《游飞英寺》诗云：“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中不见日，草木自苍然。”非至吴越，不见此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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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书参寥论杜诗
　　参寥子言：“老杜诗云：‘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此句可画，但恐画不就尔！”仆言：“公禅人，亦复爱此绮语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见江瑶柱，岂免一朵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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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诗话补遗
　　《东坡诗话补遗》一卷，日人近藤元粹辑，他在前言中说：“余已就《说郛》中，取《东坡诗话》，以置于此卷首。坡翁之大才，而不过仅仅三十余条，未足以饱人意。乃就《东坡志林》中，钞出其系于诗者，命曰《东坡诗话补遗》，附载于此，不复无益于后学也。”可见，此书是从《东坡志林》中辑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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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坡志林》，宋时又称为《东坡手泽》，为后人辑录东坡遗墨成书，内容有杂说和史论。历代记载其传本卷数不一，常见者为五卷本，也有称一卷本和十二卷本者。今存明万历赵开美刊五卷本、《学津讨原》十二卷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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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坡诗话补遗》六十六条，这里选录六条。苏轼提出诗人要有“写物之功”，即强调要准确地捕捉住事物最典型的形象特征，传写出事物独特的风姿、精神和气韵。写红梅决不同于写桃李，写白莲也不能与写红莲混淆。他赏识司空图所主张的诗贵有“味外之味”的观点，并提出诗要有“思致”，赞扬僧守钦的诗“清逸绝俗”，僧思聪的诗“清远如画”。但又不满意司空图诗的“寒俭”，而称许杜甫诗的“才力富健”。可见他提倡以雄健的笔力，创作意境深远的诗歌。而对于杜默、马异、卢仝等人作诗一味求奇，以“狂怪”冒充“豪放”，则予以激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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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杜默诗
　　石介作《三豪》诗。其略云：“曼卿豪于诗，永叔豪于文，而杜默师雄豪于歌也。”永叔补赠默诗云：“赠之三豪篇，而我滥一名。”默之歌，少见于世，初不知之。后闻其一篇云：“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皆此等语。甚矣，介之无识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恶争名，且为介讳也。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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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诗人写物之功
　　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坠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元祐三年十月十六日付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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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空图诗
　　司空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外味。“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吾尝独游五老峰，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杜子美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材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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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苏迈诗
　　儿子迈幼尝作《林檎》诗云：“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先红。”于等辈中亦号有思致者。余已老，无他技，但亦时出新句也。尝作《酸枣》诗云：“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此句亦可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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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僧守钦诗
　　苏州定慧长老守钦，予初不识。比至惠州，钦使侍者卓契顺来问予安否，且寄十诗。予题其后曰：“此僧清逸绝俗，语有灿忍
之通，而诗无岛可之寒。予往来吴久矣，而不识此僧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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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僧思聪诗
　　孤山思聪闻复师，作诗清远如画，工而雅逸可爱，放而不流。其为人称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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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苏轼《南行前集叙》(节录)：“夫背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搏奕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东坡集》前集卷二十四，据商务印书馆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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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节录)：“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法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存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同上，后集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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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咎谢民师书》(节录)：“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丁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同上，后集卷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