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诗话

夏爱菊

杨时诗话

北宋·杨时

　    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世称龟山先生，南剑将乐(今属福建)人，熙宁九年(1076年)中进士第。调官不赴，学于二程，杜门十年。后知浏阳、余杭、萧山。高宗时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卒谥文靖。杨时潜心经史，以讲学为业，时人称为“程学正宗”，朱熹、张栻皆出其门下。著有《龟山集》及《二程粹言》等。《宋史》、《宋史新编》、《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伊雒渊源录》等均有传。清人沈涵有《杨龟山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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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论诗，强调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谓“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认为诗只有不涉“暴慢邪僻之气”，使闻者“无怒”，方为“有补”。他反对以诗批评朝政，议论是非，对于“言必中当世之过”的苏轼，谓其“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哉得而罪之”。与江西诸人对苏诗的责难是一致的，黄庭坚谓苏诗“短处在好骂”，陈师道谓苏诗“多怨判”，皆为杨时之说所自出。他还信从道家一贯的崇德轻文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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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的表现方法上，杨时要求诗“收敛”，反对冗长。在诗歌的风格上，主张“冲淡深粹”“出于自然”，反对着力雕琢，认为“学诗不在语言文字，当想其气味”。他所说的“气”或“气味”，是指涵咏在诗歌语言形象中的情态，它是作者主观道德修养在诗中之显现。“重在体会”，而“不在推寻文义”，强调“今观是诗之言，则必是先观是诗之情”，反对“以文害辞”，“分析字之偏旁以取义理”。他的所谓“气”、“气味”、“义理”，皆未离开道学家的心性道德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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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儿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宋诗话全编•杨时诗话》录校制作，对原书点校录入错误，参阅其它版本进行了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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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荆公在朝论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气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哀僻之气不设于身体。(《龟山集》卷一○《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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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著力之所能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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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跋》之诗曰：“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谤，何其安闲而不迫也？学诗不在语言文字，当想其气味，则诗之意得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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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尚谲谏，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若谏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诗，则闻之者自然感动矣，因举伯淳《和温公诸人禊饮诗》云：“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又《泛舟诗》云：“只恐风花一片飞。”何其温厚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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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槃》之诗言：“永矢弗过。”说者曰“誓不过君之朝”，非也。矢，陈也。亦曰永言其不得过耳。昔者有以是问常夷甫之子立，立对曰：“古之人盖有视其君如寇仇者，此尤害理。何则？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以为君言之也。为君言则施报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处，岂处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盖如此。《考槃》之诗，虽其时君使贤者退而穷处为可罪，夫苟一日有悔过迁善之心，复以用我，我必复立其朝，何终不过之有！大抵今之说诗者多以文害辞。非徒以文害辞也，又有甚者，分析字之偏旁以取义理，如此岂复有诗？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释诗也，于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语自分明矣。今之说诗者殊不知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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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墙有茨》之诗，若以为劝诫，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如此恶不可为耳。所以不可为，以行无隐而不彰，虽幽暗深僻之中，人亦可以知其详也。人之为恶，多以人莫之知而密为之，然终不能掩密。为之者，其初心也，至于不能掩盖，已无如之何耳，岂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也。(同上卷一《京师所闻<丙戌四月至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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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为桓公之子也。《猗嗟》之诗序曰：“人以为齐侯之子。”其诗曰“展我甥兮”，则明庄公非齐侯之子矣。以经考之，庄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书“夫人姜氏遂如齐”，而《左传》载申繻之谏与桓公适齐之事，则前此文姜盖未尝如齐也。未尝如齐，而人以庄公为齐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另嫌明微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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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二年，书“郑弃其师”。观《清人》之诗序可见矣。文公恶高克，使之将兵御狄，久而不召，遂使众散而归。岂非弃其师乎，盖恶其人而使之，将兵之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卫，未尝请命于天子而专封之也，故《春秋》书“楚丘”而不言其封卫，盖无取也。然则《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诗，卫人之诗也。卫为狄所灭，桓公救而封之，其恩岂可忘也，欲厚报之，不亦宜乎。在卫人之义，不得不以为美其取之也，以卫人之义而已。若《春秋》褒贬，示天下之公，故无取。(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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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文姜与齐侯淫，诗人以不能防，闲其母刺庄公，庄公固当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观《载驱》之诗，言“鲁道有荡”，则鲁之君臣荡，然无以禁止也。夫君夫人之出入，其威仪物数甚备，其曰“齐子发夕”，又何其易乎礼。妇人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既曰从子，子乃不能防，闲之恣其淫乱，于谁责而可乎？许穆夫人思归，唁其兄，而义不得其赋。《载驰》之诗曰“大夫君子。无我有尤”，是虽欲归，不可得也。曰《凯风》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犹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齐也。又此诗之所取，特美其负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诗序，所谓“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盖与《猗嗟》之刺庄公同义。”(同上卷一一《余杭所闻<丁亥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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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或谓“荆公晚年诗，多有讥诮神庙处，若下注脚，尽做得谤讪宗庙，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个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笺注人诗文，陷入以谤讪宗庙之罪，吾辈也便学他？”昔王文正公在中书，寇莱公在密院，中书偶倒用了印，莱公欲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书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问吏人：“汝等且道密院当初行遣倒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曰不是，不可学他不是。”更不问。如今日所罪谤讪宗庙、毁谤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时，惟恐不闻其过，故许人规谏，至于舜求言乃立谤木，是真欲人之谤己也。《书》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盖圣人之于天下，常惧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虽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诗三百篇》经圣人删过，皆可以为后王法。今其所言讥诮时君者几半，不知当时遭谤讪之罪者几人。夫禁止谤讪，自出于后世无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为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后世公议在，岂容己有所抑扬。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夫为人子孙，岂不欲圣贤其祖考，但公议以恶名归之，则虽欲改之不能得也。其曰名之曰幽厉，当时谁实名之兹，岂独其子孙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开谏，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见人言继述，亦言继述；见人罪谤讪，亦欲求人谤讪之迹。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僚章疏论事，今乃以为谤讪，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须当理会令分明。今反谓他们亦尝谤讪，不唯效尤，兼是使元祐贤人君子愈出脱不得，济甚事！(同上卷一二《余杭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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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素问：诗如何看？曰：诗极难卒说。太抵须要人体会，不在推寻文义，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者，情之所发也。今观是诗之言，则必先观是诗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则虽精穷文义，谓之不知诗可也。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以为可以言诗。如此全要体会。何谓“体会”？且如《关雌》之诗，诗人以兴后妃之德，盖如此也。须当想象雎鸠为何物，知雎鸠为挚而有别之禽；则又想象“关关”为何声，知“关关”之声为和而适；则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为幽闲远人之地，则知如是之禽，其鸣声如是，而又居幽闲远人之地，则后妃之德可以意晓矣。是之谓“体会”。惟体会得，故看诗有味，至于有味，则诗之用在我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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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阳阳》之诗序以谓“闵居”，盖言君子至于“相招为禄，仕全身远”，害于周，不足刺也，可闵而已。夫贤人才士苟以得禄养父母、活妻孥，为事而无致君行道之心，谁与为治，此所以乱益乱也，尚足刺乎？(同上卷一三《余杭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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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正叔云《诗》非圣人所作，当时所取只以其止于礼义，至如比其君狡童、硕鼠则已甚，其说如何？曰：此理旧疑，来因学《春秋》遂知其意，《春秋》书突之奔及其归皆曰“郑伯突”，其书忽止曰“郑忽”，盖不以“忽”为君故也，不以为君，故诗人目之为狡童。观《褰裳》之诗云：“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已”，其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言人心已离，若大国见正，国人必从之矣。人之视忽如此，尚谁以为君？若犹以为君，则比之狡童诚不可矣。《硕鼠》如何？曰：魏之重敛至使人欲适彼乐国，则人心之离亦可见矣。又云：人心合而从之，则为君离而去之，则为独夫。(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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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诗非敢自附于贤者之作，厚意不可虚辱，故勉强继之，重蒙称与过当，徒用增愧。先生有德齿之称也，宜施于前辈，如某之不肖，徒有犬马之齿耳，辄以见称何也？恐闻者以为失言，使老拙者重为世所讪笑继此，幸削去，至恳！(同上卷一九《答陈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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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川居士谢君一日走仆致书踵吾门，以其所著咏史诗二编属予为序。予闻谢君积十年之勤，穷探博取而成此诗，其用力多矣。夫自溷于闾阎阡陌之中，与编户齐民为伍，乃独超然远览，究知前世兴衰治乱，贤人哲士之终始，与世之老师宿儒并驱争先，岂易得哉？故予喜其为人而乐为之道也。其诗词尤丽可观，与夫是非褒贬，览者当自有得也。(同上卷二五《谢君咏史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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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祐二年，光禄卿赠太尉王公谢事南归，在庭大夫设祖道供帐都门外，车数百辆，自祁公而下六十有六人，各赋诗以纪其行。是行也蝉蜕嚣尘之中，而高蹈物表，与世之酣豢利禄而不知止者相去远矣。昔二疏辞位而去，都门供帐之盛则有之，至若公卿大夫播之声诗，垂耀无穷，盖未之有也！则公之归，荣于二疏有光矣。然余窃怪庆历、皇祐间，君臣一心收揽豪杰，如建厦然，大而为栋梁，细而为欂栌扂楔，无不尽其材者。究观六十有六人，登金门、上玉堂、进居宰辅者，殆不可胜数。公以清名重德为时望所属，而位止列卿，高才远识，独不究其用。士论所以重惜之也。昔公之子通奉公尝编集诸公送士诗为上下二卷，欲镂板以传，未及而没。今其孙大夫始克成先志，不远数千里，以书属予为序。夫成德之后，苟非子孙，世有人焉，而能显扬无穷之闻者，未之有也。余以晚学后进，虽不登公之门与闻謦欬之余音，然得诸公之诗玩味之，亦足想见其风度矣。昔韩退之以文名擅天下，犹以词列三王之次为荣耀。余何人哉，乃获载名诸公之间，故承命不辞，勉为之书。(同上二五《王卿送行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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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故余录此简以示学者，使知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则其他故可知已。《人贵有精神》诗，康节作并书。康节诗云“大笔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遗稿读之，皆大字，与此诗类，信乎其以“大笔快意”也。明道亦尝和此诗，云“客求墨妙多携卷”。盖康节以书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为胜其字画，端丽劲正，亦可观德也。横渠先生字子厚，横渠人；康节讳雍，字尧夫，康节乃朝廷追赠先生号也。大观元年八月己卯余杭斋书。(同上卷二六《跋横渠先生书及康节先生〈人贵有精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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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仙翁诗云：“有客来相问，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贺仙翁示人以治生之说，旨哉有味其言也，岂徒可以遗子孙乎？至人所以养生尽年，亦在方寸之地自耕而已。不知出此，虽岩居水饮，尽为寿之术，必有虎食其外也，其人不可得而见。读其诗，观其字画，亦足想见其人矣。(同上卷二六《跋贺仙翁亲笔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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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末年，予始筮仕，与方回俱在彭城，为同僚友。自彭城一别，声迹不想闻，盖三十余矣。政和甲子秋八月，予还自京师，过平江，谒方回，披腹道旧，相视惘然如作梦耳。方回之诗，予见之旧矣。复出《鉴湖集》示予，其托物引类，辞义清远，不见雕绘之迹，浑然天成，殆非前日诗也。方回自少有奇才，若仪秦之辩，良平之画，皆其胸中餍饫者，意谓其功名可必也。世变屡更，流落州郡不少振，岂诗真能穷人耶？然方回诗益工，名日益高，足以传不朽矣，与世之酣豢富贵与草木同腐者岂可同日议哉！以此易彼，亦可自释也。是年冬十有一月癸末，自余杭徙居毗陵道过吴江舟中书。(同上卷二六《跋贺方回〈鉴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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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昔过山阳，尝见一先生，侍坐终日，得所未闻多矣，迨今三十余年，追念不能忘也。绍兴二年，其子安道尉吾邑，一日踵吾门，出诸公与先生往还诗书示余，求言以刻诸石。余谓先生之节义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见，非雕绘所能增饰也。然诸公皆一睦名世之士，其言足以信，今传后而歆慕如此，镂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见之，必有闻而兴起者，亦非小补也。(同上卷《跋诸公与徐仲车诗册》)

夏爱菊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盖人之于亲四世而缌服，穷六世而亲属竭，服穷则遗泽浸微矣，故五世而斩，此古今之常理也。舍人邹公于其子筮仕之初，以诗赆行，其丁宁训饬，不以宠禄为荣，而以阴骘苍生为念，则其垂裕之意岂浅哉，积之于道卿缌服已穷矣。今其元孙出其诗示余，余得而伏读，观公所以训迪其子孙与道卿，所以奉承之志，则邹氏之流泽岂常理之足云，虽亘百世而益光矣。(同上《跋邹公送子诗》)

夏爱菊

公按：指李子约。晚尤深佛学。前数月尚无恙，居静室，燕坐终日，对家人未尝辄语，屏绝情累，若豫有知者，间惟焚香诵佛书而已。家人私窃怪之，莫敢问。手书寒山诗一首，意若示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恶、伐己之善为戒。疾革犹怡怡自若，卒无一言及后事。公于死生之际安之若此，则其素所善可知矣。(同上卷三一《李子约墓志铭》)

程旭

夏爱菊 发表于 2019-10-19 11:36
杨时论诗，强调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谓“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 ...

杨时论诗，强调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谓“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认为诗只有不涉“暴慢邪僻之气”，使闻者“无怒”，方为“有补”。

程旭

夏爱菊 发表于 2019-10-19 11:36
在诗的表现方法上，杨时要求诗“收敛”，反对冗长。在诗歌的风格上，主张“冲淡深粹”“出于自然”，反对着 ...

在诗的表现方法上，杨时要求诗“收敛”，反对冗长。在诗歌的风格上，主张“冲淡深粹”“出于自然”，反对着力雕琢，认为“学诗不在语言文字，当想其气味”。

程旭

夏爱菊 发表于 2019-10-19 11:36
在诗的表现方法上，杨时要求诗“收敛”，反对冗长。在诗歌的风格上，主张“冲淡深粹”“出于自然”，反对着 ...

他所说的“气”或“气味”，是指涵咏在诗歌语言形象中的情态，它是作者主观道德修养在诗中之显现。“

程旭

夏爱菊 发表于 2019-10-19 11:36
在诗的表现方法上，杨时要求诗“收敛”，反对冗长。在诗歌的风格上，主张“冲淡深粹”“出于自然”，反对着 ...

“重在体会”，而“不在推寻文义”，强调“今观是诗之言，则必是先观是诗之情”，反对“以文害辞”，“分析字之偏旁以取义理”。他的所谓“气”、“气味”、“义理”，皆未离开道学家的心性道德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