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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转载] 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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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3 23: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20-1-24 00:07 编辑

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
关于元稹诗歌的艺术特色,白居易的《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作了高度的概括,诗云:"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
      《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评》、《记纂渊海》文云: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元和主盟,实在元白。清代冯班《钝吟老人杂录》也说:“东坡云诗至杜子美一变,按大历之时李杜诗格未行,至元和长庆始变,此亦文字一大关也。可见元和长庆年间是唐诗大变的重要时期;而这一大变的主盟者则应包括元稹白居易在内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元和长庆诗人。
一、历代评论家对元稹诗歌的贬诽
对唐诗大变的主盟者之一——元稹的诗歌,历来的评价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贬斥远远多于赞扬。今择要归纳如下:
、元稹诗歌“淫言媟语”、“聱牙崛奇”。唐人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语云:
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李珏在开成年间也曾说过类如的话,宋代王谠《唐语林·文学》转述云:
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声,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
对杜牧李珏的这种见解后世仅范摅王夫之附和,其他批评家对此大多持反对意见,如唐人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胡震亨《唐音癸签·诂笺》、贺贻孙《诗筏》、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文人勿相轻》、刘熙载《艺概》等都认为杜牧李珏指责元稹白居易的话是“户门相轧”、“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如唐人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云:
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
又如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馀话下》、宋人刘克庄《后村诗话》云:
杜牧作《李戡墓志》,载戡诋元白诗话,所谓非庄士雅士所为,淫言媟语入人肌骨者……戡不知何人,而牧称之过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仰扬予夺,而人辄信之,类尔!
杜牧罪元白诗歌传播,使子父女母交口诲淫,且曰“吾无位不得以法绳之”……牧风情不浅,如《杜秋娘》《张好好》诸篇、“青楼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以燕伐燕,元白岂肯心服?
明人杨慎《升庵诗话》、王世懋《艺圃撷馀》云:
       杜牧尝讥元白云:“淫言媟语入人肌骨,吾恨不在位,不得以法治之。”而牧之诗淫媟者与元白等耳!岂所谓“睫在眼前常不见”乎?
杜紫薇掊击元白,不减霜台之笔;至赋《秋娘》诗,乃全法其遗响,何也?
清人尤侗《艮斋杂说》云:
       杜牧之尝言:“近日有元白者喜为淫言媟语,鼓扇浮嚣,吾恨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此直以门户相轧耳!扬州梦,真浪子行径,杜书记平善又谁治耶?文人不自反如此!
历来的批评家认为杜牧是因不满元稹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而对元白进行攻击,纯粹出于个人意气。我们以为这种攻击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的原因。杜牧与牛党党魁关系极为密切,他与李珏曾分别为牛僧儒撰写墓志和墓碑;他又是三朝宰相杜佑之孙,元稹白居易在年轻时曾弹劾讥讽过时相杜佑,元稹在左拾遗任之时,有《论追制表》加以弹劾,矛头所指即是当时的宰相杜佑,杜佑护佑杜兼,授职苏州刺史,行未半途又追改杜兼的官职,文云:
又以杜兼为苏州刺史,行未半途复改郎署。臣不知谁请于陛下而授之?谁请于陛下而追之?追者是则授者非,授者是则追者非。以非为是者罚必加,然后人不敢轻其举;以是为非者罪必及,然后下不敢用其私。
而元稹《有鸟二十章》之二、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不致仕》即是讥讽杜佑的诗作,诗云:
鸟有鸟毛似鹤,行步虽迟性灵恶。主人但见闲慢容,许占蓬莱最高阁。弱羽长忧俊鹘拳,疽肠暗把鹓雏啄。千年不死伴灵龟,枭心鹤貌何人觉?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
元稹东台御史任又按法惩办过杜佑的亲信杜兼,《旧唐书·杜兼传》云:
       杜兼京兆人,贞观中宰相杜正伦五代孙。举进士,累辟诸府从事,拜濠州刺史。兼性浮险,豪侈矜气。属贞元中德宗厌兵革,姑息戎镇,至军郡刺史亦难于更代。兼探上情,遂练卒修武,占召劲勇三千人以上闻,乃恣凶威。录事参军韦赏团练判官陆楚皆以守职论事忤兼,兼密诬奏二人通谋扇动军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于驿中,前呼韦赏陆楚出,宣制杖杀之。赏进士擢第,楚兖公象先之孙,皆名家,有士林之誉。一朝以无罪受戮,郡中股栗,天下冤叹之。又诬奏李藩将杀之,语在藩事中。故兼所至,人侧目焉!元和初入为刑部、吏部郎中,拜给事中,除金商防御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寻正拜河南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护也。
而元稹白居易却不管这些,断然加以冒犯,因而立即受到杜佑的报复,元稹诗《酬乐天闻李尚书拜相以诗贺之》注云:
分司东台日又劾宰相亲,因缘遂贬江陵士曹耳!
元稹白居易因此而得罪杜佑,被贬为江陵府和京兆府小吏。还应说明,据《旧唐书·李珏传》,李珏是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的党徒,文云:
大和五年李宗闵牛僧孺为相,与珏亲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诰,遂入翰林充学士。七年三月正拜中书舍人,九年五月转户部侍郎充职。七月宗闵得罪,珏坐累出为江州刺史。开成元年四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迁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复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杨嗣复辅政,荐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与固言、嗣复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继援引居大政,以倾郑覃、陈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议,必以朋党为谋,屡为覃所廷折之。
他的看法是继李逢吉等人诬陷排挤元稹后,对已故元稹的又一次攻击和诽谤。由此可见杜牧和李珏的意见都是党同伐异的偏颇之见,不足为信。
、元稹诗歌“太露”、“太尽”、“太直”。如宋代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钟惺的《唐诗归》云:
唐人亦多为乐府,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馀味。
(元稹诗)患在易晓易尽,失风人微婉义耳!白尝规元乐府诗意太切理太周,欲稍删其繁而晦其义,亦自知诗病概然,故云。
元白浅俚处皆不足病,正恶其太直耳!
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古诗镜》将元白乐府与张王乐府作了比较,云:
元白以潦倒成家,意必尽言言必尽兴,然其力足以达之。微之多深著色,乐天多浅著趣,趣近自然,而色亦非貌取也,总皆降格为之。凡意欲其近体,欲其轻色,欲其妍声,欲其脆,此数者格之所由降也。元白偷快意,则纵肆为之矣!元白之韵平以和,张王之韵庳以急,其好尽则同。而元白犹未伤雅也,虽然元白好尽言耳!张王好尽意也,尽言特烦,尽意则亵矣!
清代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云:
     (元白诗歌)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直耳!
对此元稹白居易自己当时已意识到了,有“词犯文繁之说”,白居易的《和答诗十首序》就是最好的说明: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共患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
必须注意元稹白居易在承认“理周”、“辞繁”、“意切”、“言激”之病的同时又强调这也正是他们诗歌的长处所在,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诗贵精炼含蓄,“太露”、“太尽”、“太直”固然是不足取的。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他们的讽谕诗,以通俗易懂为其特色,因此“露”、“直”、“尽”有馀而含蓄精炼不足确是事实;但也应看到元稹白居易是把自己的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工具,“惟歌生民病”的目的是“愿得天子知”,是为他们“兼济天下”的政治主张服务的,这是谏官的诗。因此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讽谕诗,“辞直气粗”,“叙事直书”,“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亦即“理周”、“辞繁”、“意切”、“言激”,这正是讽谕诗应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的诗歌“文虽朴野,事颇彰明”,如果叙事不详说理不透语言不激,就无法达到讽谕诗所要达到的也应达到的“采之者传信”、“闻之者深诫”、“见之者易谕”的社会效果,就这一方面来说,“露”、“直”、“尽”也有其可取的一面。应该说明的是元稹当时认为自己遭遇明君,故直言无所顾忌,诚如诗人自己所云“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直其词以示后”。
还应说明的是所谓“露”、“直”、“尽”,只应看作人们对元白部分诗歌,主要是对讽谕诗的评价。其实元稹的其他诗篇,尤其是大多数短什,写得还是精炼含蓄的。
、元稹的诗歌“雕饰”“晦涩”。如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剖析云:
余最喜白太傅诗,正以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世又以元微之与白并称,然元已雕绘,唯讽谕诗差可比肩耳!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苏仲翔《元白诗选》云:
又微之所作……颇嫌硬涩未融。元作造词造句颇嫌晦涩。
我们以为元稹诗歌的这些缺点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在长篇次韵酬唱诗中是存在的,《酬东南行诗一百韵》、《酬翰林白学士代书诗一百韵》即是其例。这是因为元白这些酬唱诗写的大多是身边的生活琐事,内容本来不够充实,而形式却又是次韵相酬的百韵巨制。元稹白居易,特别是元稹的酬诗数量之多篇幅之长押韵之难,在我国诗歌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在“次韵”的苛刻条件下,写一篇内容与首酬基本相同的千字长篇实非易事,往往只能搜罗奇字刻意求新,颇有为诗而诗的文字游戏意味,自然难免有“雕饰”之迹“晦涩”之病。而且在现存元稹白居易长篇酬唱诗中,都是白居易首倡元稹次韵酬和,因此就这一部分诗篇而言,元稹诗较白居易诗更为“雕饰”和“晦涩”,这既是有道理的但又是有原因的。但是“雕饰”“晦涩”之病对大多数元稹诗歌来说,包括元白大多数酬唱诗篇又是不存在的。相反元稹诗歌的主要特色是浅切而不是晦涩,是平易通俗自然而不是“雕饰”。我们准备在下文再作介绍。
、元稹诗歌往往“一篇杂有数意”,“一意而复见于两篇”。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文云: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也不复是也。请举数例以明之:《元氏长庆集》二四《上阳白发人》,本愍宫人之幽闭,而篇末乃云:“此辈贱嫔何足言?帝子天孙古称贵。诸王在阁四十年,七宅六宫门户闭。隋炀枝条袭封邑,肃宗血胤无官位。王无妃媵主无婿,阳亢阴淫结灾累。何如决壅顺众流,女遣从夫男作吏。”
……又如《元氏长庆集》二四《法曲》……《阴山道》……以上所列为元诗中之一篇杂有数意者。至于一意而复见于两篇者,则如秦王破阵乐既已咏之于《法曲》……复又见于《立部伎》中。
这话说得也对也不对:就元稹的某一首或某几首作品而言,这话不无道理。如《上阳白发人》、《法曲》、《阴山道》确有“一篇杂有数意”之累;而《法曲》、《立部伎》都在同一组诗之中,均涉及祖宗创业之艰难,也确实存在“一意而复见于两篇”之病。而元稹《上阳白发人》的主题也可以理解为诗人对“阳亢阴淫”的同情,亦即包括宫女、公主、诸王在内,不仅仅是“愍宫人之幽闭”而已。而“愍宫人之幽闭”只是白居易《上阳白发人》的主题,其题下注云:“愍怨旷也。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以为陈寅恪对元稹《上阳白发人》的理解可以商榷。
退一步讲,大家即使同意陈寅恪先生对元稹诗歌的指责,元稹诗歌此病恐怕也仅此数例而已。以与上举数诗为同一组诗的《忆远曲》、《苦乐相倚曲》为例,前诗开门点题:“郎身不远郎心远。”然后扣紧主题一意到底。后诗层层深入篇末点题,主题十分明确。同一组诗中的其他各诗,无一不是如此。在诗人的其他作品中虽有优秀和一般之分,但均无“一篇杂有数意”的毛病;而“一意而复见于两篇”,如果不是在同一组诗之中,就一个主题而反复吟唱,这在诗人中比比皆是十分普遍,怎能算是毛病?
、元稹的诗歌“瑕瑜错陈”、“颓唐俚俗十居六七”。王士祯《带经堂诗话·香祖笔记》、叶燮《原诗·外篇》文云:
元白二集瑕瑜错陈,持择须慎,初学人尤不可观之。  
诗文集务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传之作正不在多。苏李数篇自可千古,后人渐以多为贵。元白《长庆集》实始滥觞,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皆卓然名作也。
一个诗人包括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他们的作品“瑕瑜错陈”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为怪的。问题在于既不能只看到某个诗人的优秀之作而不问他的其他诗文,也不能只抓住另一个作家的失败之作而看不到他的成功之作,更不能以此两相比较定其优劣。对别人对所有的作家都已如此,对元稹自然也该如此。
现存元稹诗歌近八百馀首,“瑕瑜错陈”自然在所不免,但是“颓唐之作”即失败之作“十居六七”的说法是不符合元稹诗歌实际的。就元稹的全部诗篇而言确有失败之作,除前面已例举者而外,又如《春六十韵》、《月三十韵》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但这绝对不是多数。如《菊花》诗被清代诗评家冯班称为:“语意俱足……非荆公所及。”《永贞历》诗,“讽刺深婉,诗之最有味者”,另一首《永贞二年》诗,钱谦益也赞扬备至。《遣悲怀三首》“属对工整,而又如话家常”,“由于感情真挚,并能将律诗口语化,故较之潘岳悼亡诗尤为人所爱读。”白居易赞元稹诗歌《思归乐》等十七首“言有为,章有旨,迨于宫律体裁,皆得作者风。”赞元稹《放言五首》云:“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被洪迈《容斋随笔·长歌之哀》称誉云:“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白居易当时自己评云:“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梦游春七十韵》被视为“元和体之上乘”、“最佳之代表者”。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时曾把元稹律诗中短小丽绝者计约一百首题录合一屏风,并赞云:“障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白居易在《江楼夜吟元九律诗》中称诵元稹的“数十篇”诗云:“老张知定伏,短李爱应颠。”“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的《田家词》、《织妇词》、《估客乐》等篇历来是大家公认的佳作。长篇《连昌宫词》是胜过白居易“古今长歌第一”《长恨歌》的佳作。《行宫》历来被推崇备至,称云:“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又有人云:“《长恨歌》一百廿句,读者不厌其长;微之《行宫》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春晓》“富于词藻,精于描绘”,把男女之间的爱情写得真挚感人。白居易赞元稹浙东诗四十三首云:“依次用韵,韵同而意殊;约体为文,文成而理胜。”他在《元稹墓志》中称元稹诗歌“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又如明代陆时雍对元白诗歌要求较为苛刻,而他的《古诗镜·唐诗镜》选取他认可的元稹诗歌一百二十六首,对其中的《代曲江老人百韵》等三十多首诗歌评为“深恨”,“绝痛”,“景逼情生”,“数首颠倒思量,婉转沉痛,殆难为读”等等,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以上资料证明:元稹诗歌中受前人称许的剔除重复的优秀作品约有三百多篇,占元稹诗歌的三分之一,而被人批评的作品仅寥寥数篇。
除此而外,我们认为还有虽没有被许多人提及但在思想上技巧上各有可取之处的作品,例如《象人》、《和乐天赠樊著作》、《六年春遣怀八首》、《感石榴》、《酬别致用》、《山枇杷》、《酬刘猛见送》、《虫豸诗二十一首》、《感事三首》、《哭子十首》、《自责》、《雪天》、《别毅郎》、《长庆历》、《寄乐天二首》、《旱灾自咎贻七县宰》、《水上寄乐天》、《鹿角镇》、《灯影》、《赠柔之》、《梁州梦》、《岳阳楼》、《亚枝红》、《嘉陵江二首》等篇,还占有相当的比例。可见元稹诗歌虽有失败之作,但这仅仅是个别的诗篇极小的部分,其大多数诗篇,特别是元和年间的诗作应说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在元稹的诗文集里,诗人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赞赏白居易的诗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交往密切的诗友,他们之间是非常了解的。故元稹所指出的白居易诗文的九大特点不可等闲视之,是值得我们今天重视的,其《白氏长庆集序》云: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是以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言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表奏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
元稹也曾提出他自己诗歌努力要达到的标准,其《上令狐相公诗启》云:
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
二、元稹诗歌艺术特色
元稹认为自己的诗歌并没有能达到白居易诗文的长处和自己一再追求的目标,而只是具备了“感物寓意”、“词直气粗”的一般特色。当然这是诗人的谦虚,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现在我们参照元稹对白居易诗文的赞扬和元稹对自己诗歌的追求,根据历代人们对元稹诗歌的评价,仅就元稹绝大多数诗文的艺术特色谈一些我们的浅见:
、浅切,即所谓的“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明人陶宗仪《说郛》文云:
元、白、张籍诗皆自陶、阮中出,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张司业诗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
此亦即元稹白居易自己所说的“意切”、“言激”。具体地说,我们以为可大致分为:
其一,对时事的急切:元稹从为君悯民为国的目的出发,写了不少忧时愤俗的诗歌,例如《乐府古题·夫远征》云:
       送夫之妇又行哭,哭声送死非送行。夫远征,远征不必戍长城,出门便不知死生。
其悯民之意愤懑之言激荡而出,沁人心腑感人至深。又比如长庆年间同州发生大旱,春天无雪夏日无雨,田地无苗山野无草。百姓家家无粮,生活甚为蹙迫。时为同州刺史的元稹请求上苍临灾于己而降雨于民,并在诗中一再要求下属与他一起“同苦辛”,多过问人间的不平,多关心百姓的苦难,诗云:
吾闻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一旱犹可忍,其旱亦已频。腊雪不满地,膏雨不降春。恻恻诏书下,半减麦与缗。半租岂不薄,尚竭力与筋!竭力不敢惮,惭戴天子恩。累累妇拜姑,呐呐翁语孙:“禾黍日夜长,足得盈我囷。还填折粟税,酬偿贳麦邻。苟无公私责,饮水不为贫。”欢言未盈口,旱气已再振。六月天不雨,秋孟亦既旬。区区昧陋积,祷祝非不勤。日驰衰白颜,再拜泥甲鳞。归来重思忖,愿告诸邑君:“以彼天道远,岂如人事亲?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轧轧输送车,无乃使不伦?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今年无大麦,计与珠玉滨。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符下敛钱急,值官因酒嗔。诛求与挞罚,无乃不逡巡?生小下里住,不曾州县门。诉词千万恨,无乃不得闻?强豪富酒肉,穷独无刍薪。俱由案牍吏,无乃移祸屯?官分市井户,迭配水陆珍。未蒙所偿直,无乃不敢言?有一于此事,安可尤苍旻!借使漏刑宪,得不虞鬼神!自顾顽滞牧,坐贻灾沴臻。上羞朝廷寄,下愧闾里民。岂无神明宰,为我同苦辛。共布慈惠语,慰此衢客尘。
由此可见诗人关心百姓的急切心情。
其二,对朋辈的恳切:元稹与朋辈酬唱的不少诗歌表露了诗人对朋辈的恳切之情。如元和十年三月元稹贬谪通州,长期受压的不平和客地瘴气的侵袭,使诗人刚刚来到通州就病倒在床,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当他听到白居易也贬放江州的消息时,不顾自己的病体猛然挣扎着坐了起来,想问个究竟想讨个公道,其《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诗云: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这种对朋辈的关切之情可谓感人至深,难怪白居易有“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之感叹。又如元稹自兴元返回通州后,收到了久无来信的白居易之信,有诗《得乐天书》云: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
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诗。
在政敌的迫害之下,多年贬谪的诗人并没有屈服从无半点眼泪,而收到朋辈的一封远方来信却一反常态止泪不住,吓得妻惊女哭,其恳切之情宛如画出。
  其三,对妻女的亲切:元稹的妻子韦丛婚后七年亡故,诗人对她的思念之切出自内心见于诗文感动他人,如他的《六年春遣怀八首》之六云:
伴客销愁长日饮,偶然乘兴便醺醺。
怪来醒后傍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
妻亡情在,虽死犹生,故惊怪他人之悲泣,误问已卒之妻子。诗人还有不少诗篇感伤妻子在世时的贫寒,怀念两人往日的深情,最为人所知晓所称道的莫如《遣悲怀三首》,诗云:
谢公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画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而当时元稹的妻子韦丛已先诗人而去,死后虽能同穴共寝,但人死魂散,又能期望什么?虽有来生再做夫妻的传说,但岁月悠悠,漫长的等待又如何度过?这种无法排遣的恋情难于补报的追悔,只有也只能以“唯将终夜长开眼”的思念来“报答平生未展眉”之遗恨了。悼亡诗的深切,无过于此。元稹悼亡儿女的诗凄切之情也跃然纸上,其《哭子十首》之二、之三、之四云:
才能辨别东西位,未解分明管带身。
自食自眠犹未得,九重泉路托何人?
尔母溺情连夜哭,我身因事有时悲。
钟声欲绝东方动,便是寻常上学时。
节量梨栗愁生疾,教示诗书望早成。
鞭扑校多怜校少,又缘遗恨哭三声。
诗中都是平时之口头话语,极为平常也非常普通,但他思念儿子的深情却甚为亲切,追悔管教过严的反省也引人共鸣。女儿元樊夭亡,诗人有《哭女樊四十韵》等诗篇痛悼女儿的夭折:
四年巴养育,万里硖回萦。病是他乡染,魂应远处惊。山魈邪乱逼,沙虱毒潜婴。母幼看宁辨?余慵疗不精……空垂两行血,深送一枝琼……此中临老泪,仍自哭孩婴。
诗中自谴自责悔恨交加,哀痛之情凄然可见。
、语言通俗自然朴实明快:亦即前人所言“务言人所共言”。赵翼《瓯北诗话》文云: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
务言人所共欲言”是通俗诗派的语言特色,宋代王安石的《题张司业诗》云:
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王安石说的虽是张籍之诗,但我们以为同样适用于元稹白居易的诗篇。诗歌的精辟内容要用深入浅出的文字来表示,写成之后要让人容易看容易懂。这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上写作之时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推敲,十分艰苦,比用华丽辞藻来表达更为困难。元稹诗歌的语言出语平常,有“如作家书,如对客面语”,“善用俚语”18的特点,如他的《感梦》、《遣悲怀三首》、《酬乐天江州路上见寄三首》、《花栽二首》云:
十月初二日,我行蓬州西。三十里有馆,有馆名芳溪。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朝朝宁不食,日日愿见君。
南花北地种应难,且向船中尽日看。
纵使将来眼前死,犹胜抛掷在空栏。
以口语组织入诗看似容易实非易事,人人所共欲言并非人人都能言;更不容易的是要求诗人用极通俗极自然的语言组成耐人思味的意境,表达复杂微妙的感情,也就是以“眼前景口头语”而达到“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的效果。如《行宫》云: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全诗以极平常的话语构成了发人深省耐人咀嚼的意境,使读者从“人人所共欲言”二十个字中看到了统治者为满足一己的私欲葬送成千上万宫女终身幸福的罪恶。又如《长庆历》,诗云:
年历复年历,卷尽悲且惜。
历日何足悲?但悲年运易。
年年岂无叹,此叹何唧唧?
所叹别此年,永无长庆历。
全诗无一难语险词,却很深刻地表达了元稹惋惜知遇之君穆宗逝世之后自己永无辨冤之日的复杂感情。
元稹的诗歌以诗风浅切语言通俗自然为人所知,但作为大家名家,其艺术风格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往往是多样化的。如白居易诗歌在浅切通俗之外尚有“高雅闲淡”的一面,韩愈诗歌在奇险之外还有他自然流畅的特色,元稹的诗歌也同样有其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含蓄有味:元稹的大多数短什状物写景逼真传神,抒情写意含蓄有味。这种特色与其讽谕诗的“直”、“露”、“尽”恰成鲜明的对照。我们以为诗人撰写讽谕诗之时是他无所顾忌之时,就往往“直”、“露”、“尽”有馀,这既与讽谕诗的功能有关,也与诗人的处境相连;而当身受重压时赋写发泄牢骚之诗,就只好以含蓄委婉的手法表达自己的不平感触与怨恨情绪。如《智度师二首》云:
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禅衣。
石榴园下生擒处,独自闲行独自归。
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
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望落晖。
诗人在诗中并没有抨击什么,而只是把智度师“四十年前马上飞”、“三陷思明三突围”的英勇事迹与后来“铁衣抛尽纳禅衣”、“闲凭栏干望落晖”的无所事事加以对比。而读者正是从四十年前后不同的对比中看到统治者姑息叛乱藩镇闲置平叛战将和重用奸佞小人埋没有功武臣的罪行。顺便在这里说一句,有人以为《智度师二首》是黄巢的作品,显然是极大的误解。宋人赵与旹《宾退录》(明人陶宗仪《说郛·黄巢诗》、清朝郑方坤所撰《五代诗话》同)文云:
      陶穀《五代乱纪》载: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笔于《挥麈录》。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师》诗窜易磔裂,合二为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其二云……
又如元稹长期被贬通州,不得内调不得重用,对此诗人当然深为不满,其《通州》诗云:
平生欲得山中住,天与通州绕群山。
睡到日西无一事,月储三万买教闲。
通篇无一愤辞怨语,但其怨恨之意与愤懑之情已表露在言外,读者自能从中领悟,无需再多费笔墨。如《早归》:
春静晓风微,凌晨带酒归。
远山笼宿雾,高树影朝晖。
饮马鱼惊水,穿花露滴衣。
娇莺似相恼,含啭傍人飞。
诗歌以带酒晨归之人的眼光,仅仅以寥寥四十个字就将沿途的山路如一幅山水画一般画出,而又动静结合融情入景而妙趣无穷。又如《菊花》云: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关于这首菊花诗,《钝吟杂录·读书不可先读宋人文字》文云:
夺胎接骨,宋人谬说,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贼耳!《冷斋》称王荆公《菊花诗》“千花万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以为胜郑都官《十日菊》,谬也。荆公诗多渗漏,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似梅花,“闲人”二字牵凑。何如微之云:“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语意俱足。郑诗亦混成,非荆公所及。
郑谷有《十日菊》诗,录在这里仅供参考,诗云:“节去蜂愁蝶不知,晓庭还绕折残枝。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我们以为与元稹《菊花》诗比,也相去甚远。再如元稹的《雨声》云:
风吹竹叶休还动,雨点荷心暗复明。
曾向西江船上宿,惯闻寒夜滴篷声。
还如《千载佳句·隐逸部·幽居》所引元稹《闭门即事》诗云:“数竿修竹衡门里,一径松杉落日中。”好像揭开一幅山水画卷的一角,将秀美之景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他如《缘路》诗云:“总是玲珑竹,兼藏浅漫溪。沙平深见底,石乱不成泥。烟火遥村落,桑麻隔稻畦。此中如有问,甘被到头迷。”将山野风景尽收眼底,与柳宗元《永州八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晚春》诗云:“昼静帘疏燕语频,双双斗雀动阶尘。柴扉日暮随风掩,落尽闲花不见人。”将村野人家的静寂拉入眼帘,也将诗人的心态毕现目前。这些诗歌状景写物传神而逼真,诗人似乎在不知不觉之中勾描了一幅秀美的图画,使人爱不释手;同时诗人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间,与读者同悲共喜。
、浪漫色彩的表现手法:现实主义是元稹诗歌的主要表现手法,但其少数诗作也采用浪漫色彩的表现手法。因为元稹与屈原、李白、张九龄一样长期谪放巴山楚水之间,“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20。清代冯班认为元稹诗歌有些地方是学习李白的浪漫主义方法,《钝吟杂录》文云:
       诗至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李杜始重。元白学杜者也,元相时有学太白处。
此言甚是。其《有酒十章》之四云:
  葵心倾兮何向?松影直而孰明?人惧愁兮戴荣,天寂默兮无声。鸣呼!天在云之上兮,人在云之下兮!又安能决云而上征?鸣呼!既上征之不可兮,我奈何兮杯复倾。
诗人贬斥江陵满腹怨愤,天高路远无路可征,帝昏地暗无处可诉。他上下求索而不得,上天入地而不能,只有也只能以酒浇愁以诗泄愤。类如之作除了《有酒十章》的其他篇章之外,还有《有鸟二十章》、《庙之神》等篇章,又如《华之巫》云:
有一人兮神之侧,庙森森兮神默默。神默默兮可奈何,愿一见神兮何可得?女巫索我何所有?“神之开闭予之手。我能进若神之前,神不自言寄予口。尔欲见神安尔身,买我神钱沽我酒。我家又有神之盘,尔进此盘神尔安。此盘不进行路难,陆有摧车舟有澜。”我闻此语长叹息,岂有神明欺正直!尔居大道谁南北,恣矫神言假神力。假神力兮神未悟,行道之人不得度。我欲见神诛尔巫,岂是因假神祜。尔巫,尔巫,尔独不闻乎?与其媚于奥,不若媚于灶。使我倾心事尔巫,吾宁驱车守吾道。尔巫尔巫且相保,吾心自有丘之祷。
此诗作于元和元年,当时元稹先在左拾遗任,后因屡陈时政招怨权贵、宦官、宰相而出贬为河南尉。诗中的女巫,就是宰相杜佑的象征,而庙神则显然是宪宗的暗喻。此诗不仅形式与《离骚》相似,而且内容与屈原诗篇同调。同类之作的篇目虽然不多,但也应是元稹诗歌艺术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感物寓意的诗歌写作手法。关于这一手法,元稹自己有《上令狐相公诗启》加以说明,文云:
稹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馀年矣!……有诗千馀首,其间感物寓意可备蒙瞽之风者有之。
元稹对自己诗歌中的“感物寓意”手法颇为重视,这自然也应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所谓“感物寓意”诗篇,我们认为也就是因物而有所感想有所寓意有所寄托的诗篇,但它不同于纯粹的咏物诗。撰写这一类近似寓言诗的诗歌,是由于诗人不满现实而又不能畅所欲言的缘故,这与他二十年的“谪官”生活有关,比如《紫踯躅》即是其例,诗云:
山花渐暗月渐明,月照空山满山绿。
山空月午夜无人,何处知我颜如玉?
此诗作于元稹贬谪通州途中,诗人以山花自喻,寄寓自己被贬斥荒州僻郡不为君所重不为时所用的怨愤之意。除了这些感叹个人不幸的诗篇而外,“感物寓意”诗歌中有相当比例的诗篇是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百姓苦难的关心,而写这类诗歌的目的乃是备人采之传之信之,以匡时弊济万民泄愤怨,如《虫豸诗·巴蛇》之三云:
汉帝斩蛇剑,晋时烧上天。
自兹繁巨蟒,往往寿千年。
白昼遮长道,青溪蒸毒烟。
战龙沧海外,平地血浮船。
此诗写于淮西平叛期间,诗中的巴蛇显然是指淮西和河朔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等世代相袭的叛镇而言。在这首诗里元稹感巴蛇而寄寓自己对叛乱藩镇为害国家遗祸百姓的愤懑之感痛恨之情。再如《鹿角镇》诗云:
去年湖水满,此地覆行舟。
万怪吹高浪,千人死乱流。
谁能问帝子,何事宠阳侯?
渐恐鲸鲵大,波涛及九州。
此诗针对杨志诚叛乱一事而发,大和五年一月幽州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自求表为留后。四月唐文宗采用宰臣牛僧孺“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的荒唐之言,以叛乱头目杨志诚检校工部尚书充任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对此错误的安排,元稹非常愤慨,一种为君为国为民的安危之感油然而生。诗中的“帝子”暗喻李唐天子,而以兴风作浪的波涛之神“阳侯”以及“鲸鲵”比喻时时叛乱的藩镇,把罪责归于人主的宠信姑息,并为叛乱藩镇波及九州为害百姓危及朝廷而担忧。又如《山枇杷》诗云:
       山枇杷,花似牡丹殷泼血。往年乘传过青山,正值山花好时节。压枝凝艳已全开,映叶香苞才半裂。紧缚红袖欲支颐,慢解绛囊初破结。金线丛飘繁蕊乱,珊瑚朵重纤茎折。因风旋落裙片飞,带日斜看目精热。亚水依岩半倾侧,笼云隐雾多愁绝。绿珠语尽身欲投,汉武眼穿神渐灭。秾姿秀色人皆爱,怨媚羞容我偏别。说向闲人人不听,曾向乐天时一说。昨来谷口先相问,及到山前已消歇。左降通州十日迟,又与幽花一年别。山枇杷,尔托深山何太拙!天高万里看不精,帝在九重声不彻。园中杏树良人醉,陌上柳枝年少折。因尔幽芳喻昔贤,磻溪冷坐权门咽。
显然诗中的“山枇杷”是诗人的自喻,诉说自己虽有理想虽有才华,但却同山枇杷一样身处荒山野岭不为时所知不为君所用。元稹的类似之作还有《有鸟二十章》、《思归乐》、《说剑》、《树上乌》、《花栽二首》等等一百多篇。
三、元稹诗歌的影响及其艺术特色形成的原因
元稹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揭露黑暗的思想内容和浅切通俗的艺术特色,与白居易的诗歌一样在当时上至皇宫下至民间都产生了“暗被歌姬乞,潜闻思妇传”21 “使乐当筵唱,儿童满巷传”21的影响。元稹的《〈白氏长庆集〉序》云: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律诗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楚江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姓名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于平水市中(镜湖旁草市名)见村校诸童竞相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元稹的话是否是夸大其词,我们可以从胡震亨《唐音癸签》中得到有力的旁证,文云:
初疑元相《白集序》所载未尽实,后阅《丰年录》:“开成中物价至贱,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则所云交酒茗信有之。
元稹有一首诗的题目特别长,诗题本身也记载了他与白居易的诗歌元和十年在京城、长庆元年在皇宫的轰动性效应,题为:
为乐天自勘诗集,因思顷年城南醉归马上递唱艳曲十馀里不绝;长庆初俱以制诰侍宿南郊斋宫夜后偶吟数十篇,两掖诸公洎翰林学士三十馀人惊起就听,逮至卒吏莫不众观,直至侍从行礼之时不复聚寐,予与乐天吟哦竟也不绝,因书于乐天卷后。越中冬夜风雨,不觉将晓,诸门互启关锁,即事成篇。
诗云:   
春野醉吟十里程,斋宫潜咏万人惊。
今宵不寐到明读,风雨晓闻开锁声。
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春游城南”的一段话,更从侧面证明了元稹的话:
       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馀,樊李在旁无所措口。
白居易《元稹墓志》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对元稹诗文的影响作了全面的概括,文云:
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之,宫中呼为“元才子”。
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
《旧唐书·元稹传》也从史学的角度加以称誉云:
       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
《旧唐书·元稹传》又评元稹十年贬谪时期的诗歌云:
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
元稹诗歌在当时的影响,不仅元稹自己如此叙说,友人如此称许,史书如此评述,就是当时竭力反对元稹白居易及其诗歌的杜牧亦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上面已引述的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云:
有元白诗者……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杜牧的本意是攻击元稹白居易及其诗歌,但从这些话中却正好无可置辩地说明元白诗歌在当时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与杜牧的意见相反,后世的评论家们对元稹的诗歌作出了公允的评价,如薛雪《一瓢诗话》云:
元白诗言浅而语深,意微而词显,风人之能事也。至于属对精警使事严切,章法变化条理井然,其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杜浣花之后不可多得也。
袁宏道《冯琢师》、《与李龙湖》云:
宏近日始读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
乐府诗歌是元稹白居易诗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后世的影响甚大。清代冯班《钝吟文稿·古今乐府论》文云:
元白之后,此体纷纷而作。
如晚唐皮日休有《正乐府》,后蜀杨士达、胡抱章、西蜀欧阳迥等都有元稹白居易乐府诗的拟作。宋代王禹偁、梅尧臣、张耒等人继承元稹白居易新乐府的讽谕精神,以通俗的语言写出了一批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时称“白体”。它与“西昆体”“晚唐体”合称宋初三大诗派。但由于元稹白居易新乐府诗讥讽时政的思想内容与各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不合,也违反了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在文禁越来越严的元明清各代,乐府诗既不为文人们所推崇,更不为他们所效法,而且还不时遭到“神韵派”批评家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非议。因此元稹白居易乐府诗在后代不仅没有能取得主宰文坛的地位,而且影响越来越小24。特别是元稹由于所谓“勾结宦官作到宰相”本属于子虚乌有的问题,连他的诗文也长期为人们所不道,几至湮没。宋代刘麟《〈元微之文集〉序》云:
其文虽盛传一时,厥后浸亦不显,唯嗜书者时时传录。
今天应是实事求是还元稹历史本来面貌和一分为二地评价元稹及其诗文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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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4 00:08 | 显示全部楼层
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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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4 00:13 | 显示全部楼层
历代对元稹诗歌的贬义看法:
(一)、元稹诗歌“淫言媟语”、“聱牙崛奇”
(二)、元稹诗歌“太露”、“太尽”、“太直”
(三)、元稹的诗歌“雕饰”“晦涩”。
(四)、元稹诗歌往往“一篇杂有数意”,“一意而复见于两篇”。
(五)、元稹的诗歌“瑕瑜错陈”、“颓唐俚俗十居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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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4 00:14 | 显示全部楼层
历来的批评家认为杜牧是因不满元稹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而对元白进行攻击,纯粹出于个人意气。我们以为这种攻击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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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4 00:16 | 显示全部楼层
必须注意元稹白居易在承认“理周”、“辞繁”、“意切”、“言激”之病的同时又强调这也正是他们诗歌的长处所在,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诗贵精炼含蓄,“太露”、“太尽”、“太直”固然是不足取的。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他们的讽谕诗,以通俗易懂为其特色,因此“露”、“直”、“尽”有馀而含蓄精炼不足确是事实;但也应看到元稹白居易是把自己的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工具,“惟歌生民病”的目的是“愿得天子知”,是为他们“兼济天下”的政治主张服务的,这是谏官的诗。因此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讽谕诗,“辞直气粗”,“叙事直书”,“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亦即“理周”、“辞繁”、“意切”、“言激”,这正是讽谕诗应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的诗歌“文虽朴野,事颇彰明”,如果叙事不详说理不透语言不激,就无法达到讽谕诗所要达到的也应达到的“采之者传信”、“闻之者深诫”、“见之者易谕”的社会效果,就这一方面来说,“露”、“直”、“尽”也有其可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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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4 00:17 | 显示全部楼层
元白这些酬唱诗写的大多是身边的生活琐事,内容本来不够充实,而形式却又是次韵相酬的百韵巨制。元稹白居易,特别是元稹的酬诗数量之多篇幅之长押韵之难,在我国诗歌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在“次韵”的苛刻条件下,写一篇内容与首酬基本相同的千字长篇实非易事,往往只能搜罗奇字刻意求新,颇有为诗而诗的文字游戏意味,自然难免有“雕饰”之迹“晦涩”之病。而且在现存元稹白居易长篇酬唱诗中,都是白居易首倡元稹次韵酬和,因此就这一部分诗篇而言,元稹诗较白居易诗更为“雕饰”和“晦涩”,这既是有道理的但又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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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4 00:18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诗人包括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他们的作品“瑕瑜错陈”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为怪的。问题在于既不能只看到某个诗人的优秀之作而不问他的其他诗文,也不能只抓住另一个作家的失败之作而看不到他的成功之作,更不能以此两相比较定其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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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4 00:19 | 显示全部楼层
元稹认为自己的诗歌并没有能达到白居易诗文的长处和自己一再追求的目标,而只是具备了“感物寓意”、“词直气粗”的一般特色。当然这是诗人的谦虚,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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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4 00:24 | 显示全部楼层
元稹诗歌艺术特色:
(一)、浅切,即所谓的“道得人心中事为工”。
其一,对时事的急切:元稹从为君悯民为国的目的出发,写了不少忧时愤俗的诗歌,
其二,对朋辈的恳切:元稹与朋辈酬唱的不少诗歌表露了诗人对朋辈的恳切之情。
其三,对妻女的亲切:元稹的妻子韦丛婚后七年亡故,诗人对她的思念之切出自内心见于诗文感动他人。
(二)、语言通俗自然朴实明快:亦即前人所言“务言人所共言”。
(三)、含蓄有味:元稹的大多数短什状物写景逼真传神,抒情写意含蓄有味。
(四)、浪漫色彩的表现手法:现实主义是元稹诗歌的主要表现手法,但其少数诗作也采用浪漫色彩的表现手法。
(五)、感物寓意的诗歌写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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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论诗区总版助理兼诗词理论及樵川诗词首席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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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4 00:32 | 显示全部楼层
元稹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揭露黑暗的思想内容和浅切通俗的艺术特色,与白居易的诗歌一样在当时上至皇宫下至民间都产生了“暗被歌姬乞,潜闻思妇传” “使乐当筵唱,儿童满巷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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