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

振波浪清

往事越千年

振波浪清

江山更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一千年

程旭

（二）、元稹诗歌“太露”、“太尽”、“太直”。如宋代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钟惺的《唐诗归》云：

程旭

（二）、元稹诗歌“太露”、“太尽”、“太直”。如宋代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钟惺的《唐诗归》云：

程旭

（二）、元稹诗歌“太露”、“太尽”、“太直”。如宋代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钟惺的《唐诗归》云：

程旭

唐人亦多为乐府，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馀味。
（元稹诗）患在易晓易尽，失风人微婉义耳！白尝规元乐府诗意太切理太周，欲稍删其繁而晦其义，亦自知诗病概然，故云。
元白浅俚处皆不足病，正恶其太直耳！

程旭

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古诗镜》将元白乐府与张王乐府作了比较，云：

程旭

元白以潦倒成家，意必尽言言必尽兴，然其力足以达之。微之多深著色，乐天多浅著趣，趣近自然，而色亦非貌取也，总皆降格为之。凡意欲其近体，欲其轻色，欲其妍声，欲其脆，此数者格之所由降也。元白偷快意，则纵肆为之矣！元白之韵平以和，张王之韵庳以急，其好尽则同。而元白犹未伤雅也，虽然元白好尽言耳！张王好尽意也，尽言特烦，尽意则亵矣！

程旭

清代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云：

程旭

清代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云：

程旭

（元白诗歌）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直耳！

程旭

（元白诗歌）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直耳！

程旭

对此元稹白居易自己当时已意识到了，有“词犯文繁之说”，白居易的《和答诗十首序》就是最好的说明：

程旭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共患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

程旭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共患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

程旭

必须注意元稹白居易在承认“理周”、“辞繁”、“意切”、“言激”之病的同时又强调这也正是他们诗歌的长处所在，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诗贵精炼含蓄，“太露”、“太尽”、“太直”固然是不足取的。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他们的讽谕诗，以通俗易懂为其特色，因此“露”、“直”、“尽”有馀而含蓄精炼不足确是事实；但也应看到元稹白居易是把自己的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工具，“惟歌生民病”的目的是“愿得天子知”，是为他们“兼济天下”的政治主张服务的，这是谏官的诗。因此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讽谕诗，“辞直气粗”，“叙事直书”，“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亦即“理周”、“辞繁”、“意切”、“言激”，这正是讽谕诗应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的诗歌“文虽朴野，事颇彰明”，如果叙事不详说理不透语言不激，就无法达到讽谕诗所要达到的也应达到的“采之者传信”、“闻之者深诫”、“见之者易谕”的社会效果，就这一方面来说，“露”、“直”、“尽”也有其可取的一面。应该说明的是元稹当时认为自己遭遇明君，故直言无所顾忌，诚如诗人自己所云“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直其词以示后”。

程旭

必须注意元稹白居易在承认“理周”、“辞繁”、“意切”、“言激”之病的同时又强调这也正是他们诗歌的长处所在，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诗贵精炼含蓄，“太露”、“太尽”、“太直”固然是不足取的。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他们的讽谕诗，以通俗易懂为其特色，因此“露”、“直”、“尽”有馀而含蓄精炼不足确是事实；但也应看到元稹白居易是把自己的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工具，“惟歌生民病”的目的是“愿得天子知”，是为他们“兼济天下”的政治主张服务的，这是谏官的诗。因此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讽谕诗，“辞直气粗”，“叙事直书”，“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亦即“理周”、“辞繁”、“意切”、“言激”，这正是讽谕诗应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的诗歌“文虽朴野，事颇彰明”，如果叙事不详说理不透语言不激，就无法达到讽谕诗所要达到的也应达到的“采之者传信”、“闻之者深诫”、“见之者易谕”的社会效果，就这一方面来说，“露”、“直”、“尽”也有其可取的一面。应该说明的是元稹当时认为自己遭遇明君，故直言无所顾忌，诚如诗人自己所云“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直其词以示后”。

程旭

必须注意元稹白居易在承认“理周”、“辞繁”、“意切”、“言激”之病的同时又强调这也正是他们诗歌的长处所在，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我们以为是有道理的。诗贵精炼含蓄，“太露”、“太尽”、“太直”固然是不足取的。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他们的讽谕诗，以通俗易懂为其特色，因此“露”、“直”、“尽”有馀而含蓄精炼不足确是事实；但也应看到元稹白居易是把自己的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工具，“惟歌生民病”的目的是“愿得天子知”，是为他们“兼济天下”的政治主张服务的，这是谏官的诗。因此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讽谕诗，“辞直气粗”，“叙事直书”，“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亦即“理周”、“辞繁”、“意切”、“言激”，这正是讽谕诗应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的诗歌“文虽朴野，事颇彰明”，如果叙事不详说理不透语言不激，就无法达到讽谕诗所要达到的也应达到的“采之者传信”、“闻之者深诫”、“见之者易谕”的社会效果，就这一方面来说，“露”、“直”、“尽”也有其可取的一面。应该说明的是元稹当时认为自己遭遇明君，故直言无所顾忌，诚如诗人自己所云“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直其词以示后”。

程旭

还应说明的是所谓“露”、“直”、“尽”，只应看作人们对元白部分诗歌，主要是对讽谕诗的评价。其实元稹的其他诗篇，尤其是大多数短什，写得还是精炼含蓄的。

程旭

还应说明的是所谓“露”、“直”、“尽”，只应看作人们对元白部分诗歌，主要是对讽谕诗的评价。其实元稹的其他诗篇，尤其是大多数短什，写得还是精炼含蓄的。

程旭

还应说明的是所谓“露”、“直”、“尽”，只应看作人们对元白部分诗歌，主要是对讽谕诗的评价。其实元稹的其他诗篇，尤其是大多数短什，写得还是精炼含蓄的。

程旭

（三）、元稹的诗歌“雕饰”“晦涩”。如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剖析云：

程旭

（三）、元稹的诗歌“雕饰”“晦涩”。如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剖析云：

程旭

（三）、元稹的诗歌“雕饰”“晦涩”。如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剖析云：

程旭

（三）、元稹的诗歌“雕饰”“晦涩”。如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剖析云：

程旭

余最喜白太傅诗，正以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世又以元微之与白并称，然元已雕绘，唯讽谕诗差可比肩耳！

程旭

余最喜白太傅诗，正以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世又以元微之与白并称，然元已雕绘，唯讽谕诗差可比肩耳！

程旭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苏仲翔《元白诗选》云：

程旭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苏仲翔《元白诗选》云：

程旭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苏仲翔《元白诗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