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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中一乐天
--白居易被误解“浅俗”的风格与匡扶诗道的讽喻诗
白居易者,元好问曾有诗赞云:“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论诗三十》)。要论唐诗人在现今的影响力,除去杜甫、李白之外,便应当算是白居易了。但颇有意思的是,时人不论是对李白、杜甫还是白居易,亦或是所有为人熟知的诗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偏颇、标签化的“符号”,论李杜便是浪漫、沉郁,谈白居易便是“直白浅俗”-----这种诡吊的认知时常让不学无术者引为抨击“好学者”的利器。 世传白居易最有名的一则掌故便是:“老妪解诗”,很多人便因此产生了“诗就要浅近”的论点,甚至还引申出“我看得懂的诗才是好诗”,“我看不懂的就是拟古刻板的坏诗”等等等等——这真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谈白居易,他的很大一部分诗作确实不存在太大的理解难度,但这种“浅近”却并非味如嚼蜡的流水账,而是具有非常明确的、且是苦心孤诣的“诗教指向”,本文所论者,便是为世人所“曲解”的白诗诗风与白居易真正的诗学理念 卒章显其志,白居易的诗学主张与他的讽喻诗 白居易少年便声燥诗坛,且诗名极大,是真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元稹在《白氏长庆集》中曾记载到:“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唐宣宗吊白居易则也有类似的评价,其诗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甚至于说,青楼歌姬还以能诵《长恨歌》而能自增身价,《与元九书》所谓“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 妓哉?”由是增价”。 颇有意思的是,白居易却对这种名声却有“买椟还珠”之嫌,其云:“今仆之诗,人所受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与元久书》),按《白氏长庆集》所分,白诗有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凡闲适、伤感、杂律诗,全如《长恨歌》一般为仆之所轻;而白居易最之所重的,却是流传度不够的讽谕。白诗《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有所谓“风情”与“正声”的区别:“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在白居易看来,能“振兴诗道”便是正声,反之则不值一哂。 其实以今天的视角来看,白居易的讽喻诗是有违艺术创作的初衷的。我在很多文中都提到过,美学不是唯一,而是存在很多分歧的,然儒学侵入诗学后,所形成的审美指向便只有一种,即“诗贵温柔”,悲哀要温柔,叫“哀而不伤”;怨恨也要温柔,叫“怨而不怼”;讽刺也要温柔,叫“刺而能美”.....这都只是诗的政治教化作用罢了,仅仅是诗的一项功能之一-------白居易的讽喻诗却把这种功能发展到一种极致,以此为基点,认为当代的诗道是崩坏的,作诗不能为“自己”而作,所谓:“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又云:“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 白居易常言其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称:“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与元九书》),这种创作动机下的诗产物,显然是会过于强调理性而达不到“寓教于乐”的作用,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与元稹讨论过其中的缺陷,《与元稹和答诗序》便提到:“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而辞繁,意太切而言激。然与足下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认识到了为什么不能改正呢?答案便在前文,“诗家六义”是正声,是在“风情”之上的核心,故而,以“六义”为根基的讽喻诗,即便是白居易已经认识到了其中的缺点,但却又是“有意而为之”。《与元九书》是将“实义”放在最后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文苑诗格:白居易被误解的“浅俗”诗风 关于白居易作诗,有“老妪解诗”一则掌故,其实就是讽喻诗的部分,《唐才子传》记载云:“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又云:“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很多人就记得一个“如山东父老课农桑”、“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却对“公诗以六义为主”视而不见。诚然,白居易绝大部分诗作是“一语天然万古新”,但这个“天然”与“万古新”,饶是苦心孤诣后的“技近自然”。 白居易有《文苑诗格》一书,其中较为详细的传教了白居易的作诗“法门”,其中谈“对属”的作法时,有两段论述,其一是“为诗实在对属,今学者但知虚实为妙。古诗云:“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此上句先叙其事,下句拂之。古诗:“昏旦变气候,山水含光辉。此并先势,然后解之也”;其二是:“诗有属对,方知学之浅深。古诗:“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此名对为丽也”----知“虚实”是口无点墨冲口而出所能把握的吗?显然不是的,所谓“非点水成冰时,安能脱口即是”? 《钱塘湖春行》一诗时人多知,这首诗初中语文书上应该是写过的,但大多数朋友应该都是被解成“明白如话”,然后被“触类旁通”的老师引出“老妪解诗”的典故,再次强调一遍“白诗浅近”---这个错并非是老师的错,而是学生们接受知识太版刻,学什么算什么,还要自以为懂。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何焯评此诗是:“平平八句,自然清丽,小才不知费多少妆点”,看似自然流利,但要达到这种表达效果,是对于字面,词面上非常考练的“和谐”,《唐宋诗举要》所谓:“方植之曰:佳处在象中有兴,有人在,不比死句。又曰:句句回旋,曲折顿挫,皆从意匠经营而出”,《春行》诗章法近盛唐,仍是直评排而下,全以景象作转,只寺北、贾亭西、湖东勾勒方位。次联张力尤大,工于属对,有早莺、新燕之动色;也有暖树、春泥之静象,错落动静之间,这才达到“见诗如画面”的状态。三联联写春行,金圣叹所谓之“花迷,草没,如以戥子称量此日春光之浅深也”,末句点“不足”,以景结则有“意犹未尽,反复流连”之意。 又白居易诗有如“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吴处同”、“开缄日映晚霞色,满幅风生秋水纹”等句,或取意新奇,或辞丽典繁,其变化之中无一不见作者功力,刘梦得称白乐天诗云:“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从,行尽四维无处觅”便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在古人风评中,着实又有“浅俗”的评价,但这部分诗基本都是集中在中隐洛阳的时候,这时候白居易作诗成瘾,凡“发落”、“齿脱”等毫无意义的状态,都要写诗成记--这种游戏文字的产物,便极大的拉低了白居易的诗格调,甚至还给后人带来了比较恶劣的影响。《冷斋夜话》记云:“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又欧阳修《六一诗话》记云:“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 结言 总而言之,白居易是一个非常的矛盾体,一方面鼓吹新乐府、讽喻诗,强调诗歌与社会人生,另一方面,在晚年的闲适生涯中却创作了数量巨大的与其诗论相左的诗作来,但瑕不掩瑜,其使诗体接变社会之功,其博展之诗才,足耀千古。用《载酒园诗话又编》的话来说,便是:“白傅实一清奇之才,歌行、曲引、乐府、杂律诗,故多可观者。其病有二:一在务多,一在强学少陵。率尔下笔,秦武王与乌获争雄,一举鼎而绝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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