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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咏怀诗八十二首》看阮籍的人生悲剧意识 【内容提要】魏晋时期，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对人类的命运开始关注。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首首氛围枯寂，情感低沉，对人生充满悲剧意识。本文试图从文本出发，讨论了阮籍的人生悲剧意识，阐述了人生悲剧的内容表现、形成原因以及解脱方法。 【关键词】 阮籍 咏怀诗八十二首 人生悲剧意识 一 由于时代的因素，阮籍的五言诗总是透出无尽的“悲剧意识”，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几乎首首氛围枯寂，情感低沉，对人生充满悲剧感。他的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从意象的角度看，这里有：夜、薄帷、明月、清风、孤鸿，等等，营造出了“悲凉”的意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弹琴之人不是什么闲人雅士，更是不一般众人，他心中所关注的是夜空下全体人类的命运；“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这悲号旷野的孤鸿象征着世上的不幸者，而噪鸣北林的朔鸟是造成世界不幸的邪恶者的象征；最后一句的“徘徊”与“忧思”更是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孤独与忧愁。 《咏怀诗八十二首》是一个组诗，各首诗之间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而组诗的第一首“通过半夜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感，写出忧伤而难以解慰的心情。末2句乃为82首之情感的总括，后81首从众多方面展示了他的‘忧思’怀抱和‘伤心’情愫”。这“总起式”的第一首诗，奠定了全组诗的基调：对人类命运的担忧，对人生悲剧的思考。 阮籍以前的五言诗，在涉及到“人生悲剧”的问题时，大多从个人的感受出发。以《古诗十九首》为例，第一首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抒发个人的别离之苦；第二首的“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表现个人的命运之悲；第七首的“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痛诉个人的遭弃之恨；……，这些都表现了个人命运的哀伤。诗人认为这是自己个人的不幸的，并非他人也有着相类的不幸。或者说，诗人并未把个人的不幸作为人生的必然或人类的必然来表现，而是从狭小的视野上认为这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是“个别性”的，而不是“全人类性”的。《古诗十九首》也有三处涉及到对人类、对人生的“悲剧意识”：第三首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第四首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第十三首的“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但所占的比例毕竟是有限的，而且诗人也并未像阮籍那样充满着人类的孤独感与人生的脆弱感。 《咏怀诗八十二首》流露出人类的孤独感。五言诗到了魏晋时，或者说到了阮籍时代，“所咏唱的内容，不像从来的五言诗那样是个人性质的哀欢，而是扩展到广大人类全体的问题”，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大都表达了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注，阮籍把自己的同情给予了全人类。正因为阮籍的同情是给予全人类的，他的悲欢扩展到了广大人类全体，但这些普通的人中间并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感受到阮籍的情感，那阮籍注定是孤独的。第一首的“忧思独伤心”，就表现了一个孤独思想者的忧伤和忧伤者的孤独思想。第七首的“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第十四首的“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第三十三首的“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第三十七首的“挥涕怀哀伤，辛酸语谁哉”，等等，都表现了自己不被人理解而感受到的孤独。 尤其是第十七首，表现得最为强烈：“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清人吴淇在《选诗定论》中对此有所评论：“独坐空堂上，无人焉；出门临永路，无人焉；登高望九州，无人焉。”阮籍这份孤独、哀伤是与“九州”（天下）相关的，或者说“九州”的人们让阮籍感到哀伤与孤独。 阮籍的不被人理解，亦即那个时代的人们互不理解，是人类自身的互不理解。人虽“同类”，但不“同心”，所以人类是孤独的。孤独的人们，尤其是孤独的贤人们，于是登上了“高台”，希望能看清些什么，找到些什么。阮籍在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中多次出现“登高”的细节，第十三首的“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第十五首的“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第十九首的“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第二十六首的“朝登洪坡颠，日夕望西山”，第二十九首的“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第三十五首的“登彼列仙岨，采此秋兰芳”，第五十四首的“西北登不周，东南望邓林”，等等，共十余处。在这里，“高台”是一个独特的诗歌意象，是诗人发愤泄悲的情感空间存在，它承载着诗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和不幸。在“高台”上，我们分明看到了伫立于高台之上孤单的灵魂眼中的落寞，看到了诗人的孤独、寂寞、忧愤、哀怨，也看到了一个独立的人格在招扬。 像阮籍一样的站在广阔的视野高台上，不可能期待所有的人都做到，因而从他的立场上产生的感情，也不容易得到共鸣。这种感情是孤独的，这一种形态的孤独感也是从前的诗歌中所缺乏的东西。 《咏怀诗八十二首》也流露出人生的脆弱感。人类幸福的脆弱，这是汉代五言诗以及它的延伸――建安五言诗的重要的主题。以《古诗十九首》为例，第十一首的“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第十二首的“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第十三首的“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等等，都表达了对生命易逝，人生脆弱的感慨。 阮籍继承了过去的五言诗，他的《咏怀诗》的悲哀，就是产生于对人类的幸福脆弱易败的伤悼。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全是悲哀之歌，而人生的脆弱感始终贯穿着这悲哀组诗的始末。如第三首的“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第十八首的“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第三十首的“晨朝奄复暮，不见所欢形”，第三十二首的“人生若尘露”，第三十三首的“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第四十一首的“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等等，把人生的脆弱视为自然的凋零。 其中第四首表现最为显著：“天马出西北，繇来从东道。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这首诗运用了“比兴”的手法，一三两联描绘自然的特性或变化，二四两联是描述了人类幸福的脆弱：富贵不能常保，青春不能常驻。人类的幸福和自然现象的更替一样，都不会永远拥有，人生容易受到不幸的侵袭。最后一联直述：永恒的幸福怎么才能得到，那得成为像王子晋一样的仙。但人类不能成仙，只能承爱不幸的侵扰。人生中的幸福是脆弱的，不幸是永恒的，人类要永远面对悲剧的诞生。 二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把个人的悲剧命运扩大到作为人类全体、人生必然的悲剧，这就加深了这种悲剧的程度。在阮籍看来，人类的悲剧主要表现为精神的孤独与人生的脆弱。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人类幸福的丧失与悲剧的诞生呢？阮籍认为有三个原因： （一）人间的恶意 汉代的五言诗，如《古诗十九首》虽然也有人生不幸的悲歌，但对人类自身的善意还是充满信赖的。第十四首的“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第十六首的“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表现了人们关注生者的幸福，祈愿人生的善与乐，这就是对人类自身善意的信赖。而阮籍的《咏怀诗》表现出了人类对自身善意的不信任，描述了人类的背弃行为，第二首的“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其结果是“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当初像金石一般坚固的情谊，会在旦夕之间便离异断绝而令人悲伤。第十三首的“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其结果是“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李斯于东门临刑，下场悲惨，苏秦于三河之间不得善终。还有第二十五首的“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第六十二首的“须臾相背弃，何时见斯人”，等等。在阮籍看来，人间充满着恶意、毒咒与背叛，才致使人类悲剧的产生。 表现得最为深刻的是第五十一首：“丹心失恩泽，重德丧所宜。善言焉可长，慈惠未易施。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何为混沌氏，倐忽体貌隳。”在“混沌”的时代，“丹心”、“重德”、“善言”和“慈惠”都失去了价值，失去了信任；虽然“君子道其常”，但因为“小人计其功”，最终善意得到了恶报，善良的人们陷入了不幸的深渊。 阮籍有这样的思想，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那里充满了怨毒与背叛。司马氏杀人夺权，曹爽被杀时，阮籍四十岁；齐王芳被废时，阮籍四十五岁；友人嵇康被害时，阮籍五十三岁。阮籍把这些看在眼里，人类的恶意在他心中燃烧。而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恶意，最终导致一个接一个的悲剧，让人生走向死亡。 （二）人生的过剩 人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恶意呢？在阮籍看来是因为人类有着过剩的追求，过剩地追求富贵，追求名誉，追求权力，总之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幸福”。 第十首说：“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沉。捷径从狭路，僶俛趣荒淫。”人们过多地追求耳目享受，沉迷于音色之中；人们为了走上仕途捷径，而不走光明大道，努力趋向荒淫无度的生活。这种过剩的生活，最终会使人沉迷堕落，生活空虚无聊。第六十九首说：“彼求飨太牢，我欲幷一餐。损益生怨毒，咄咄复何言？”“太牢”原指供祭祀用的牛、羊、豕，这里是指丰盛的筵席。“飨太牢”是一种过剩地追求享受生活，必将损害了有益的平衡，产生出有害的怨毒。对于这种人类悲剧，还能说什么呢？这是阮籍对人生过剩追求的无奈感叹，也表明了自己知足的生活态度――我欲幷一餐。 在阮籍看来，人生的过剩不仅有对物质的过剩欲望，还有对精神的过度追求。对声色以及物欲的过剩享受，有其内在的心理基础。第十四首的“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第二十四首的“殷忧令志结，怵惕常若惊”，第四十五首的“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第六十三首的“多虑令志散，寂寞使心忧”，等等，这些都是精神上的过剩追求的表现。这里的“殷忧”、“乐极”、“哀深”、“多虑”，都是过度的精神活动，这种过剩最终导致：或志向停滞不知进取，或意志消沉懒散无度，或精神消散心情哀伤。总之，人生的过剩，使人不能成其为人，它只伏在命运脚下的可怜虫而已。 表现得最为深刻的是在第七十二首：“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雠。”这里的“高名”与“重利”，是人们对名利的过分追求，是物欲的泛滥横流，它使人们迷失了自己的志向，失去心中的欢乐；最终导致亲友反目，骨肉相仇。招致精神上极大的痛苦，当然也失去了最初所设想的“幸福”。这是人生悲剧的又一个原因。 （三）人世的不测 人世间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恶意呢？人生为什么充满过剩的欲望呢？也许人们从自然现象中得到了某种不良的启示。在阮籍看来，人的一生就如自然的更替，一切都会消亡。这不仅是阮籍一个人的看法，也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看法。既然人生不能永恒，那就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争取最大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却更多的偏向于某种欲望的满足。而且自身欲望的满足程度要大于他人，这才能算作“幸福”。所以恶意地背叛他人，过剩地追求欲望，这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虽然多数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似乎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恶意”和“过剩”会带来更大的“不幸”，而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幸福”。这一点，阮籍意识到了。阮籍还意识到，既然人的一生如自然的更替，那么，如果自然永不停息，永远更替，那么幸福也就难以永续！当然不幸也不能永续（这是我们平常的思维），但在阮籍的《咏怀诗》中却只见人类获得的幸福最后必定失去，却几乎不见不幸的命运必然过去，只见“冬天”，却不见冬天之后的“春天”；只见“繁华必有憔悴”，不见“憔悴必将繁华”；只见“华草成蒿莱”，不见“蒿莱成华草”。这种生命的凋零，人生的悲剧，在阮籍看来是不可逆转的。而《古诗十九首》却有不一样的生命内容，“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衰败的秋草，经回风而变得茂盛葱绿了，这是生命的重生，是对生命的自信。 时间永是流驶，人世依旧推移。一切幸福的事情必将自然而去，一切不幸的悲剧也就接踵而来。第十八首的“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第二十二首的“存亡从变化，日月有浮沉”，第二十七首的“盛衰在须臾，离别将如何”，第四十二首的“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第六十六首的“失势在须臾”，第八十二首的“荣好未终朝，连飚陨其葩”，等等。阮籍从自然现象的盛衰荣枯，写到人世的否泰盈冲。在阮籍看来，人世是不可预测的，存亡之间，浮沉之际，“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生死道无常”。人们不是对“生”的恐惧，而在“生”的时候要随时面对“死”，这是恐惧心理产生的根本原因。生命的不虞，人世的不测，给人们带来恐惧感，生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这也是造成人生悲剧的原因。 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是第七首：“炎暑惟兹夏，三旬将欲移。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参差。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愿覩卒欢好，不见悲别离。”随着三旬的推移，四时的更替，忧伤、悲苦、无助、孤独，人世间的一切不幸都一起充斥着心中。虽然只愿目睹欢快美好，不愿看到别离之悲，但这也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最终“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从外在的容貌到内在的精神，都在慢慢地消损。 在时间的流驶中，自然从荣华走向了枯萎。而人类的幸福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第三十一首的“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不正是表现了人类从幸福走向不幸吗？曾有的幸福（朱宫）都会随着人世的推移而消失（尘埃），最后身成土灰，一切归于虚无。 三 对他人的恶意，对欲望的过剩，是人类不幸的主观原因；而时间的流逝是人类不幸的客观原因。所以在普通人看来，人类的不幸是不可抗拒的。但在阮籍那里，可没有这样悲观，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得难以得到的幸福，即永久的生活。 （一）放弃过剩，远离世俗。 德国哲学家说，欲望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只要欲望存在，那么痛苦就不停止。这点看法与阮籍有相似之处，追求过剩的生活，必然带来不幸的命运。所以，为了获得幸福，就必然放弃过剩，重新走上有节制的生活。 这是阮籍的理解，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甚至存在一些对永久的生活（即幸福）毫无知觉的人们。阮籍关心的虽然是人类的全体，但并不是说阮籍要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他毕竟不道德家，他虽然意识到人类的悲苦命运，但并不试图去感化他们获取幸福。所以阮籍只追求自己能够与他们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二十一首的“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阮籍只想做一只“玄鹤”，“一飞冲青天”，远离世俗生活；第二十八首的“岂效路上童，携手共遨游”，阮籍不想和“路上童”一样，孜孜以求于“得失”之间；第四十三首的“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阮籍希望身处“青云”之上，不想受困于世俗的“网罗”之中；还有第五十八首的“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第五十九首的“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等等。这些“岂”字的运用，都明确而坚定地表达了自己不与这些“路上童”、“乡曲士”、“蓬户士”、“缤纷子”等世俗之人有什么关联，不想受世俗生活欲望的制约。 生活在阮籍时代的人们，有平庸之辈也有优秀之士。平庸者困于世俗之“礼”，这些人在“礼”的范围毫无办法，而且这些人也只能在“礼”的范围内才能获得更多的安全与幸福。阮籍也明白，在那个不幸的时代，平庸的人们沉迷于平庸，优秀的人们却不能都表现为优秀。也只有优秀中的优秀者才能对自我精神、自我良心的健康具有充分的信任。 而阮籍就是这样的一个优秀者。在生活中，阮籍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这是嵇康给予阮籍的评价，这是知音之间的灵魂勾通。但阮籍的这种放浪之行一为“避难”，二为“毁礼”，是对世俗之“礼”的蔑视，而非真正的物质欲望的过剩。在他《咏怀诗八十二首》中只有两处出现“酒”字，一处是第三十四首的“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一处是第六十七首的“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而且两处都不是表示阮籍对酒的嗜好。前者是因“思我故时人”而以酒表情，表达物是人非的凄凉之感，本身并不是对酒的喜好；而后者“玄酒”其实就是“水”，不过是俗礼中的一种象征品而已，并非真正的酒，只是阮籍所讽刺的对象，也并不表明对酒的欲望的过剩。在阮籍看来，只有放弃过剩的物欲，远离世俗之礼，才能达到自我精神的释放和自我良心的充满，这才是幸福。 （二）超越尘世，追求仙道。 对物质生活的过剩欲望，在阮籍看来是在追求“地上”的快乐，就是一种过剩的人生。要想解脱人类的不幸，那得超越尘世，到“天上”寻找，寻找一种仙道的生活。尘世只能让人成其为“人”，人总有一死；但如果人成了“仙”，那么生命就是永恒的。阮籍的《咏怀诗》中多次提到对仙道的追求。第十首的“焉见五子乔，乘云翔邓林”，第三十二首的“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第五十首的“乘云招松乔，呼噏永矣哉”，第八十一首的“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等等。这里的“松乔”是神仙的代表，阮籍追随神仙，是因为他们“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 其实，阮籍的这种希望通过仙道来获得幸福的主张，也只是他的一个美好愿望而已。他知道他的这种愿望是无法达成的，他在第四十首和第四十一首连续写道：“安期步天路，松子与世违”、“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仙志”和“人志”是不相符的，“仙道”和“世道”是不相通的。阮籍在第七十八首和第八十首更是表达出了：追求仙道就是自寻愁苦，自取摧折。这种绝望后的清醒，或清醒后的绝望，让阮籍痛苦不已，感叹“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谁说玉和石是一样的呢？我有“玉”一般的追求，但我却不能成为“玉”，不能成为超凡之士，这是怎么样的痛苦啊！这更加重了悲剧的程度。 明知仙道的不可遇，却死死地追求仙道，这是阮籍矛盾心理的反映。这矛盾心理更可见阮籍对尘世生活的厌恶，对超凡生活的向往。所以，我们大可不必紧紧抓着“仙道”不放，一心只认为阮籍想成神成仙。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认为，只要超越尘世，成为超凡脱俗之士，就可以获得精神上的超脱与幸福。 （三）顺应自然，寻求道真。 当人们意识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时候，往往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做出无限的奉献；一种是在有限的生命的享受无尽的快乐。《古诗十九首》也有对生命短暂的思考，它的思想比较复杂，第十一首的“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表达了在有限的生命里应立身有为的思想；第十三首“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第十五首的“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却采取了消极的办法，想通过“饮美酒”、“秉烛游”等一些地上的快乐来消除心中的忧愁。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后于司马迁几百年的阮籍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阮籍没有自轻自贱，他的死不会“轻于鸿毛”；当然阮籍也没有自高自强，他的死也不会“重于泰山”。对于“死”，阮籍有自己的看法和做法。 阮籍的思想与道家的思想有承袭之缘，道家的顺其自然而养生的思想，一定会深深地影响着阮籍的思想。所以在养生或追求人生幸福时，阮籍也崇尚了顺其自然的理念。对于“穷与达”，“生与死”，阮籍都能坦然地面对。第十五首的“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第十八首的“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第二十八首的“穷达自有常，得失又何求”，第五十六首的“贵贱在天命，穷达自有时”，等等，在阮籍看来，穷与达是天定的，生与死是自然的。自然由荣而枯，人生由福到祸，由生而死，这是无可逃避的。阮籍在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中多次提到：“性命有自然”、“死生自然理”、“自然有成理”。当一个人意识到“死”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不可知的力量在操纵时，那么他的心里就没有了恐惧感，增加了安全感，人生的悲剧感也就慢慢的淡化了。 既然生命的存在与消亡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对待生命就应该顺其自然。阮籍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自然之中，“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 “寄言东飞鸟，可用慰我情”，[18]物与我在阮籍的胸中已经合而为一，“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他和庄周子一样，在自然中找到了生命的存在方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物我合一，物与神游。 生命的存在方式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并不等于人就应该听命于上天的安排。自然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可以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化被动听命为主动顺应。在阮籍看来，那就是寻求一种“道真”。何为“道”？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道”是万物本源。何为“真”？陶渊明在《饮酒》中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真意”在陶渊明看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且这“真意”只有在“心远地自偏”，远离尘世之时才能感悟得到。虽然“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但我们还是能解“真”之意，它是接近于真理的，靠近万物本源的规律。第三十四首的“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这与陶渊明推崇自然的生活理想有相近之处；第四十二首的“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只要心中拥有“道真”，拥有万物本源的规律，就不会受世俗“宠耀”的侵蚀；第七十四首的“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更是指明了，“道真”不仅可以去除“荣辱”之念，更是可以保存清洁的精神。只要万物存在，“道真”就存在；“道真”存在，精神就存在；精神存在，生命就存在，就永恒，就不会有人生短暂的苦恼，不会有生命消逝的悲剧感。 以是上我们对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的人生悲剧意识的理解。“悲剧”原来是西方美学中的一个概念，它与“崇高感”有着密切的联系，给人以力量与心灵的净化。如果说西方的悲剧意识在于由悲而崇高，那么阮籍的悲剧意识就在于由悲而深沉，由悲而澄明，从而看透人世，寻求物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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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6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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