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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江南赋》作年考辨 《哀江南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之一。关于其著作年代，可谓众说纷纭，迄今无定论。陈寅恪先生在《读〈哀江南赋〉》中提出为578年， 鲁同群先生认为是557年，王仲镛先生认为当作于天和年间（566—572），牛贵琥先生则进一步提出是568年。诸说分歧主要在于对《哀江南赋》中几个能够判断著作时间的关键词句的理解上，特别是“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和“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两句。对其含义，诸家或沿用倪注，或依据史实加以推测，但均没有作深入的探讨。故本文着重对其进行辨正，并借此来判断《哀江南赋》的作年。 “天道周星，物极不反”是《哀江南赋》序中的句子。其中“周星”作何解，是考证《哀江南赋》作年的重要依据之一。倪璠注曰: 《左氏传》曰:十二年，是谓一终，一星终也。杜注:岁星十二岁而一周天。《正义》曰:直言一星终，知是岁星者……故知是岁星。岁星，天之贵神，所在必昌。……是周星之时，物极必反也。梁元帝江陵败后，竟不能复，故下云但有身世王室之悲也。 陈文、王文和牛文均据此以为“周星”是指“十二年”，并在此基础上推出《哀江南赋》当作于566年后。鲁同群先生虽提出该赋作于557年，但他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 事实上，“周星”并不是仅有“十二年”一个含义。庾信的父亲庾肩吾《咏同泰寺浮图》诗中有这样两句:“周星疑更落，汉梦似今通。”其中“周星”若释为“十二年”，诗意明显不通。诗中“周”与“汉”相对，是指夏商周之周。按照中国古代五行的说法，周代是木命。《汉书·律历志》载:“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周室’。”则“周星”当是指“岁星（木星）”。岁星为“天之贵神，所在必昌”，其盈缩和国运是有关系的。《汉书·天文志》载:“岁星所在，国不可伐”，“所去，失地;所之，得地”，“当居不居，国亡;所之，国昌”。因此，“岁星”还含有代指“周朝运祚”之意。从诗意上看，这种解释是合理的。 用这种含义来解释庾信作品中的“周星”，我们会发现，它较之“十二年”更为合理、贴 切。从文意上看，将“周星”释为“岁星”是可通的。而且北周是依周制建国，它也是木命。《周书·孝闵帝纪》云:“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同书《明帝纪》云:“自火行至今，木德应其运矣。”因此，“周星”也可以代指“北周运祚”。“天道周星”当是庾信在北周出现岁星的情况下，对其预示出的北周国运昌盛发出的感叹。其下句“物极不反”也是指北周国运不衰，而不是指梁朝的灭亡。 庾信很可能是从其父亲诗中引用了这一词语。从二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旁证。试比较: 天河来映水，织女欲攀舟。汉使俱为客，星槎共逐流。 （庾肩吾《奉使江州舟中七夕》） 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 （庾信《七夕》） 桂长欲侵轮。 （庾肩吾《和徐主簿望月》） 桂满独轮斜。 （庾信《望月》） 夜剑动星芒。 （庾肩吾《被使从渡江》） 剑室动金神，星芒一丈焰。 （庾信《奉报寄洛州》） 由此可见，父子二人作品之间的传承关系是很明显的。因此，庾信赋序中的“周星”当解作“岁星”，又代指“北周运祚”。 如此，则用“天道周星”是指“十二年”来断定《哀江南赋》作于566年后是不妥的。 考证《哀江南赋》作年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对“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的理解。对此，各家诸说有同有异。对于“丞相平津侯”，诸说多以为指的是宇文护，这是可信的。庾信入北后共有三人作过丞相，他们是西魏时的宇文泰和大象二年（580）五月后的杨坚和王赞。《周书·晋荡公护传》载:“自太祖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崩后，皆受护处分。”则宇文护之职也相当于丞相。宇文泰不可能是庾信所称的“丞相平津侯”，原因有三:其一，《哀江南赋》中自“况复零落将尽”以后，当是描写庾信作赋时的状况。由赋中“有妫之后，将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数句可知，此赋当作于周闵帝元年（557）十月梁敬帝让位，陈霸先称帝后。赋中又有“日穷于纪，岁将复始”，可知此赋作于十二月。因此，此赋作于该年十二后。而宇文泰死于太平元年（556）十月。其二，宇文泰“崇尚儒术……性好朴素，不尚虚饰” （《周书·文帝纪》） ，而庾信诗文“绮艳” （《北史·庾信传》），注重辞藻。二人缺乏沟通的基础。其三，据鲁文，庾信入北后“三年囚于别馆”当是事实。而宇文泰应是这件事情的制造者。王赞和杨坚也不可能是庾信赋中的“丞相”，因为他们担任丞相时，庾信已经将作品结集，且庾信和他们无交往记载。因此，“丞相平津侯”只能是指宇文护。宇文护和庾信的交往也确非一般。庾信在561年曾代宇文护作《为晋阳公进玉律秤尺斗升表》。562年庾信作《终南山义谷铭》赞颂宇文护。宇文逌《庾信集序》云:“晋国公（宇文护）庙期受托，为世贤辅，见信孝情毁至，每日悯嗟，尝语人曰:‘庾信，南人羁士，至孝天然，居丧过礼，殆将灭性。寡人一见，遂不忍看。’”这当是实事。此外，庾信在572年宇文护被诛后赋闲在家，当与他们二人交往密切有关。 至此，我们可将《哀江南赋》的作年限定在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以后至572年宇文护被诛前。 至于“幕府大将军”何指，诸说分歧较大。清人陆繁 以为是指周明帝（557—560年在位）、周武帝（560—578年在位），其注曰:“按《滕王逌序》，周明帝、武帝二帝初尝为大将军……盖追序二帝……礼遇之隆也。”倪也持此说。鲁文以为称皇帝为大将军是不对的，认为“幕府大将军”和“丞相平津侯”是泛指北周贵族。牛文也认为称皇帝为大将军不伦不类，认为“幕府大将军”是指卫王宇文直。既然前文已证“丞相平津侯”是指宇文护，则“幕府大将军”不应是泛指北周贵族，而应是专指。不过，牛贵琥先生的说法也值得商榷。当日宇文护权倾朝野，宇文直权势当在其下。若“幕府大将军”是指宇文直，庾信在写作时应颠倒顺序为“丞相平津侯之待士，幕府大将军之爱客”。深谙官场的庾信不会不懂这一点。 那么，能排在宇文护前面的“大将军”能 是谁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应从当时历史入手。自宇文泰死后，宇文护趁机掌握了朝政。“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禁卫，盛于宫阙，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周书·晋荡公护传》）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572年他被诛才结束。这期间，君主只不过是一种点缀。因为和宇文护发生冲突，孝闵帝和明帝先后遇害，武帝也是在诛杀宇文护后才开始真正掌权的。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能被庾信排在宇文护前面的，也只能是北周君主，因为他们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高于宇文护。 将君主称为大将军似乎是不合理的，但通过考察北周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可能存在的。《周书·文帝纪》载，魏恭帝三年（556）春“初行周礼，建六官”。同书《孝闵帝纪》记载，元年（557）春正月辛丑，孝闵帝“即天王位”。同书《明帝纪》载，同年秋九月甲子，明帝“即天王位”。由此可知，北周初是依《周礼》称君主为“天王”的。这种情况在明帝时得到改变。《周书·崔猷传》载:“世宗即位……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北周建年号是在武成元年（559）八月，则北周改称“天王”为“皇帝”也在此时。皇帝改称号这样的大事既然是“朝议从之”，获得通过，必是经过宇文护同意的。这说明了此时宇文护对北周君主在名份上的肯定。而此前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君主“天王”的名号并没有得到尊重。《周书·晋荡公护传》中记载，在孝闵帝试图诛护失败后，宇文护“遣祥逼帝，幽于旧邸。……曰:‘……以略阳公既居正嫡，与公等立而奉之。……今日宁负略阳，不负社稷尔。’”《周书·孝闵帝纪》云:“武帝及诛护后，乃诏曰:‘……故略阳公至德纯粹，天姿秀正。’”可见，孝闵帝在即位后甚至死后，均是被称为“略阳公”的。“略阳公”是他即位前七年时所得的封号。庾信所指的“大将军”不会是他。因为他被弑于即位当年九月，而《哀江南赋》至少作于本年十二月后。周明帝即位后，他面临的政治环境和孝闵帝时一样，他也只是一个傀儡。因此，他的“天王”名号也未必会被宇文护尊重，而其他人要看宇文护的脸色。由于周明帝在即位前曾任大将军之职，假如《哀江南赋》作于此时，庾信是很有可能这样称呼他的。而武成元年（559）八月以后，虽然明帝和武帝依然没有实权，但其“皇帝”的名分得到了宇文护的肯定。假如《哀江南赋》作于此后，庾信没有必要躲躲闪闪地称厚待他的皇帝为“大将军”。从庾信559年至572年间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事实正是如此。561年，庾信为宇文护作《为晋阳公进玉律秤尺斗升表》，其中有“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陈”、“伏惟皇帝”等语。569年，庾信在其《象戏赋》中称武帝的《象经》为“圣制”。相反，庾信在明帝时曾作《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其中，“明皇帝”是宇文毓的谥号，当是后来所加。文中仅有开篇的“臣某启”、“奉敕垂赐”两处显示出这是君主所赐，却没有出现“天王”、“圣恩”之类的词语。文中其他处和一般的答谢启没有什么区别。这当是武成元年（559）八月前的作品。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哀江南赋》当作于周孝闵帝元年（557）十二月至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八月间。“幕府大将军”指的是周明帝宇文毓。从周明帝和庾信的关系看，这个判断是合理的。上文提到的《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便是庾信在明帝赐物后所作。《周书·明帝纪》载:“帝……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校刊经史。又群采众书，自羲、和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共同的爱好自然会促进二人的交往。庾信曾作《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可知他即是那“八十余人”之一，参与了明帝组织的这次文学活动。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编写的《南北朝文学史》中认为，明帝“温丽”的文风当受到南方文学的影响，这其中当有庾信的作用。 由于此赋作于十二月份，我们可进一步将其作年限定在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和周明帝元年（558）十二月这两个时间之内。这两个中究竟哪一个是《哀江南赋》的作年呢?当是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理由有二:其一，既然《哀江南赋》是作于明帝时，“周星”不可能是指“十二年”。这也证明了上文将“周星”解释为“岁星”并代指“北周运祚”是合理的。《周书·孝闵帝纪》中记载，元年（557）二月己亥，“岁星守少微，经六十日”;五月癸卯，“岁星犯太微上将”。而558年无关于岁星的记载。庾信在赋中对557年“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的情况发出感叹后，紧接着进一步抒情:“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凯之平生……陆机之辞赋，每陈世德。”可见，“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当是写赋前的情况，也是庾信创作该赋的最直接的诱因。而周明帝元年（558）十二月距天现岁星的时间相对较远。其二，鲁文中已经提出，赋中“天道周星，物极不反”、“有妫之后，将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等句均是指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以前的事。庾信自554年入北，被“三年囚于别馆”，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也恰合“三年”之数。赋中反映的时间均截止于此时，当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因为此时正是该赋的写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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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1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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