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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李白和谐思想的成因 李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他不仅谱写了盛唐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华彩乐章，还用诗歌对盛唐社会进行摹写与折射，对人生与理想进行文学表达。在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理想的坚执中，李白形成了关于人际、社会、生态的和谐理念。笔者以为，这种比较完备的和谐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成因。 一、时代背景 李白生于公元701年，卒于公元762年，历经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六朝。这一时期，在唐太宗、唐高宗以及武则天的基础上，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盛唐气象蔚为壮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巅峰。但在开元之后，唐帝国开始显现出衰败的迹象，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迁延八年才得以扫平。 唐王朝的开创者李渊是隋朝的唐国公，他在位九年，于公元626年让位于次子李世民，是为唐太宗。唐太宗是中国史上一个天纵英武的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关系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创了举世闻名的贞观之治，为盛唐气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唐高宗李治秉承父亲的治国理路，勤勉执政，开创了永徽之治。武则天时期，虽然唐王朝被改成武周，但武则天总体上治国有方，中国的国力同样强大。 公元712年，唐睿宗李旦禅位于第三子李隆基，即唐玄宗，又称唐明皇。唐玄宗继位后，迅速铲除太平公主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玄宗选拔任用贤良，先后以姚崇、宋豫、张九龄等为宰相，使之成为自己治国的辅弼。玄宗广招贤才，即位后不久便亲自主持了一场殿试，又要求地方官员举荐人才。玄宗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努力减轻民负，繁荣文化事业。由于玄宗励精图治，唐王朝进入鼎盛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这就是开元盛世。“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账：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是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值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人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粟千九百八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 但是，在开元盛世的景象下，也孕育着唐帝国极盛而衰的因子。玄宗日渐骄奢，耽于享乐，疏于政事，任用佞臣，贬斥栋梁，益勤边功，民怨渐起。开元二十五年，宰相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奸相李林甫从此大权独揽。天宝四年八月，册封杨太真为贵妃，玄宗对其宠爱有加，对杨的兄长杨国忠恩信日隆。宦官高力士权倾朝野，乃至被太子呼为兄，被王公呼为翁，被马辈呼为爷。天宝八年，玄宗命哥舒翰率军攻石堡城，唐军死者数万人。天宝十年，唐军兵讨南诏、食国皆大败，大量士卒伤亡。同年，“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禄山既领三镇（平卢、范阳、河东），有兵二十余万，几为天下兵力之半，日益骄恣，见玄宗年高，又见武备松弛，遂有轻中国之心，潜蓄异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反叛，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玄宗南逃成都途中，发生兵变，杨国忠被杀，玄宗被迫益死杨贵妃。太子李享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经过长达八年的内战，唐代宗在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才最终平定叛乱。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此后，盛唐时代便一去不复返了，唐朝国势日蹙，再难振兴。 由上观之，李白主要生活在盛唐时代，但也见证了李唐天下由盛转衰的历程。因此，作为一种个人社会意识，李白的诗歌，早期热烈地讴歌了盛唐气象，表现了当时激情、昂扬的社会精神风貌。这时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这是中国史上一个空前大繁荣的时期。天宝年间，由于承平日久，玄宗怠政，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渐增，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国家与社会的矛盾等日益凸显。至安史之乱，社会的和谐与平衡被彻底打破。李白的诗歌中，倾注了更多对时弊的关注，表达了对种种不和谐状态的不满与忧愤。他抨击玄宗，“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他作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为能臣李邕、裴敦复被害、王忠嗣遭贬鸣不平。他对百姓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安史之乱后的宝应元年，宿五松山田家，目睹“田家秋作苦”，以至“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唐王朝从和谐强盛渐而矛盾丛丛，“王风何怨怒，世道终纷掣（《古风二十九》）”时势的变迁，治乱兴衰的更迭，开元、天宝年间的巨大反差，激发了李白对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思考、向往及追求，催生了其具有强烈时代印记的和谐理念。 二、思想渊源 李白主张人际和谐，特别是将平等作为与权贵和谐相处的标尺；主张社会和谐，强调维护统一，民族和谐，政治清明，关照民生；主张生态和谐，热爱自然、亲和自然、尊重自然。李白的这些理念主要渊源于布衣意识、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 布衣初指平民。春秋末年，文化学术下移，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许多没落的旧贵族办学收徒，平民知识分子群体应运而生，未入仕途的读书人开始被称为“布衣”，并一直沿用下来。“布衣除了确定行为主体特定的社会身份以外，涵蕴着恣情肆志、威武不屈的精神特征，即所谓‘布衣之风’。”布衣的本质属性正是“肆志”、“不屈”。李白承继了布衣意识，并自称布衣，“且常引史上著名布衣之士为同调，赞扬其精神，效法其风仪”。因此，李白要求与权贵平等交往，在平等的原则下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西汉初年，董仲舒提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汉武帝纳之，从此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取得正统地位。儒学在唐代得到加强。早在唐太宗时，就撰成《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种儒家经典的义疏，即《五经正义》。李白虽然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不屑于走考察经学为主的科举之途，但这并不表明他未受儒学的影响。李白明确表示“大夫必有四方之志”，“达则兼济天下”，要济苍生，安社稷，使得“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正是儒家渴望济世安邦、积极用世的情怀，是对一个和平、安宁的和谐社会的关注与期盼。 李白年少时即开始接触道教，“十五学神仙”。他经常仙游，“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道教大师司马承祯称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他与道士颇有交往，甚至正式加入了道教。他还多次表示过出世的意愿。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嵩山道家元丹丘来信相招，李白冀长往不返，欲举家就之，表示：“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沉怀丹丘志，冲赏归寂寞。……拙妻好乘弯，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诗作《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有云：“百岁落半途，前期浩漫漫。强食不成味，清晨起长叹。愿随子明去，炼火烧金丹。”上元初年（公元760年），李白登临匡庐，以诗抒怀，决意“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李白并没有真正出世，他对道家的求索是与入世的儒家追求受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挥斥幽愤”，这四个字“道出李白一生游仙真意。”但是，“李白汲取了道家对于生命与生活充满无限热爱、追求人物相谐、物我齐一的现实观”。譬如，在“物我齐一”观的影响下，他在诗歌中将“自然山川人格化”，“人自然化”，“达到人与物化，物与神游的特殊境地。”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诗化，是李白在道学影响下，对天人合一的生动写照。 三、坎坷际遇 李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诗仙”，以诗歌闻名天下，也以诗歌垂于后世。但这其实并非李白的初衷，直到知天命之年，他才明确了立言对于自己的“不朽”价值。《雪馋诗赠友人》有云：“五十知非，古人常有。立言补过，庶存不朽。”李白真正的抱负，在于入世、仕进。他渴望得到帝王权贵真心的赏识，施展治国的才干，实现平天下的夙愿。但终其一生，李白仕途坎坷，无甚起色，晚年生活也困顿悲苦。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在现实中遭遇的种种不和谐现象，磨砺了他对人际、社会、生态和谐的思索与追求。 李白很早便积极从事干谒活动，寻求进入庙堂的机会，《上韩荆州书》谓其“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但成效甚微。30岁时，李白一入长安。“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意欲拜谒玄宗之妹玉真公主，未果。其他干谒活动也以失败告终。 天宝元年，李白终于二进长安，被玄宗授予待诏翰林的职位。 他接诏时满心欢喜，“仰天大笑出门去”，并志得意满地说，“我辈岂是蓬蒿人！”入翰林之初，李白恍如青云直上，壮志得酬。《赠杨山人》诗曰：“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弯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绥来相趋。”但现实是很残酷的，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不过是玄宗的御用文人而已，只能随侍玄宗与贵妃嬉乐，作些风雅诗文，粉饰李唐天下的太平。李白对这样的生活逐渐厌倦，每每浪迹于酒肆，甚或以醉酒拒绝诏见。李白的率性与才华招徕宫内外权贵的嫉恨，玄宗听信谗言，疏远了李白。白最终被迫请辞，玄宗亦认为其并非“廊庙器”，而予金遣之。李白短暂的政治生涯就此终结。 出长安后，李白又事干谒，均未受人任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不顾妻子宗氏劝阻，白仍拟投奔幽州节度使安禄山，以边功立业。十月抵达幽州，初遇边地战事，豪情勃发，旋即识破边地战争真相，心生怨愤。又目睹安禄山骄横跋扈，却是有心无力，“只有登燕昭王黄金台遗址，一洒忧国忧民之泪”。不久即离幽州而去。 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匡扶天下之心依旧炽热，经永王再三邀请，入其幕府。李白误认永王出师东巡是奉命扫胡尘，一清中原。孰料卷入肃宗与永王的斗争，获罪。李白入狱浔阳，再遭流放夜郎，虽中途获赦，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和惬意，后复生用世之念，却再无报国之门。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李白生活困苦，疾病缠身，如秋叶一片，暮气垂垂。宝应元年，代宗召李白为“左拾遗”，斯时白已弃世而去，让人唏嘘不已。 在李白看来，盛唐本该是包容而清明的，至少能够给他这样的才子进身报国的机会。但在追求政治理想的过程中，他遭逢到上述的种种不平。他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抑郁情绪，伤怀感身，谓：“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有才无命，甘于后时”。他以狂饮放歌来消解自己的愁苦，慨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人生际遇中的顿挫感，对自己理想与人格的坚守，激发了李白对政通人和的诉求，他渴望生活在一个和谐融洽的社会当中，处于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他用笔势放纵的诗歌，或晦或明地表达了这样的美好理想。 概言之，李白所处的开元年间可谓盛世华章，天宝以降盛极而衰。李白的思想体系中，儒学实居主导地位，儒家对现实的关注、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使李白对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有较高的自觉和索求。李白的布衣意识，促使其追求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李白深谙道学，寻仙问道，在追求内心宁静的同时，也在纵情山水的审美活动中，在灵动高远的诗歌中，践行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李白的现实生活与其理想又是冲突的，欠和谐的。可见李白的和谐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是时代的产物，酝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又烙上了李白鲜明的个人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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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1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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