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辞赋的哲理内蕴与庄骚情结

扬之水

李白辞赋的哲理内蕴与庄骚情结

    《全唐文》卷三百四十七载：“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白生梦长庚星，因以命之。举有道不应。天宝初至长安，贺知章言于元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诏供奉翰林。许高力士，摘其诗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之。白遂求还山，乃赐金放还。安禄山反，永王磷辟为府僚。磷起兵，逃还彭泽。磷败，长流夜郎，会赦还。代宗立，以左拾遗召，白已先卒，年六十余。文集二十卷。”尽管李白曾一度显达，但就整个一生来说大部分时间还是不如意与落拓的，这也是其敬事佛道，思想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原因。开元、天宝之际，社会犹繁荣发达，李白难免有奋羽翼而建伟功的雄心。

    所以在这一时期他创作改定了《大鹏赋》，而且在其年轻时所作《上李邕》就甚至已经显露了这种壮志：“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正是因为这种积极用事的雄心和其复杂多变的人生经历，同样使李白辞赋创作呈现出更复杂的思想内涵。加之文艺理论倡革及祖骚崇汉之时风影响，无论是在思想渊源及其艺术技巧上，李白辞赋创作中都表现出大量对庄、骚和汉赋等的借鉴与拓展。李白所处的历史和人生环境，也使他于赋中的理想张扬和抒发，更多一份复杂的心理背景。唐初崇佛敬道，宗教思想浸淫人心，而且唐初社会的自由和开放，对人身的心理羁束较魏晋和六朝都更为放松，且加之李白放浪不羁的个性，这皆成就了李白辞赋在拟古的基础上又不同于六朝也异于后世的独特内涵。

    一、李白辞赋与唐初文论思想观

    汉赋堆砌铺陈，六朝华靡浮艳，后世论者营议纷纭。这种浮艳之风主要表现于骈赋作品，因而衍及于唐初，对唐初骈赋犹多诟病。

    如裴度（765-839）《寄李翱书》云：“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李翱（772-841）《祭吏部韩侍郎文》云：“建武以还，文质卑弱，气萎体败，票剥不让，俪花斗叶，颠倒相上。”梁肃（753-793）在《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中也说：“唐兴，接前代浇漓之后，承文章颠坠之运，王风下扇，旧俗稍华。”

    唐初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云：“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徘优。”这种对骈对的微词，尽管在骈体大家中也是存在的，如初唐四杰创作了大量的骈赋和骈文，王勃《滕王阁序》就是骈文名篇，但他们在理论上却力反骈文弊端，努力倡率一种古朴直厚的文化，这也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祖骚宗汉的主要原因。

    杨炯（650-692）《王勃集序》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这种评论便主要是针对其繁冗的骈对和谀词诞语。也正是在这一时议之下，唐代文艺理论界倡率“古文运动”，提出了“文质并重”的理论主张，这一影响广及诗、赋、文等多个领域。李白在初唐四杰、陈子昂之后，必然受这一理论主张所影响，因而李白辞赋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回避骈体俪词之病，而更多地借鉴和化用楚骚汉赋的艺术技巧。可以说李白辞赋是继初唐四杰“祖骚宗汉”之进一步实践。至于初唐四杰之“祖骚宗汉”观及其思想可参拙文《论初唐四杰赋之“祖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陶绍清认为：“后人诟病唐赋，基本上都是痛斥其‘彩丽竞繁’‘声色之淫’的‘体病’形式、‘虚弱’‘迂诞’的衰卑气格和‘沦于是非’‘失其本源’的背儒失雅之习。”李白在借鉴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则明显突破了骈赋“彩丽竞繁”的弊病，特别是于赋体文中熔铸个性气质，去其“衰卑气格”，又熔铸三教精神。其赋作非但未背儒失雅，且儒道兼容，壮丽博达，不仅为其理论所张旗，更为其思想所鼓舞。

    二、李白辞赋对“天人之际”的哲学探究

    李白辞赋中如《拟恨赋》、《惜馀春赋》、《愁阳春赋》、《悲清秋赋》，从主题上看都明显具有忧叹时命或感愤不遇。从一种大氛围来观照，这类忧嗟时命，怀才不遇类题材实际上都可归入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天人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和文学所关注的主要命题，也是世界文学所关注的主要题材。因为它本身牵涉到社会与人自身发展的问题，可以说人类社会中一切文学和哲学都是有关人的学说。

    在中国文学中，特别是辞赋本身的发展中，这类天、人关系题材是如何衍进的呢？李白辞赋在对这类题材的抒写中又表现出怎样的心理共鸣与不羁的个性气质呢？

    对天、人关系的探索，乃是一种对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思考。“社会”是一个广泛的历史和政治范畴。在上古及中古社会，社会又是与神相联系的，其与神化的政治也脱离不开联系。从巫楚文化到神话的诞生，实际上揭策了“君权神授”意识的发萌。从上古社会日常的“礼”到文化中的“礼”，便是将国家大事（“社稷”）神化、谶纬化，然后制度化和文化化。于是本指土神和谷神的神成为国家的代表，祭祀土神和谷神的活动也被制度化，历代君主都祭祀社稷，礼事而不废。这种神化至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对天人即自然、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探究和不断人化的过程。

    在文学经典之中，屈原《天问》便是最重要最著名的例子。《天问》亦是楚辞代表作品，也属于骚体赋的范畴。随着人类社会认知水平的不断进步，人的意识和文学表现主题，也逐渐从对神的神秘力量的咏叹，转化为对决定人世的天道的探索。从而对人世的变幻兴叹，也几乎成为各种文学体裁不可避免的主题。如庾信《哀江南赋》、唐太宗李世民的《感旧赋》、王绩《游北山赋》、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诗等等，几乎都寄寓着“天命无常，人生易逝”的慨叹。“天道悠悠，人生若浮，古来圣贤，皆成去留”（《游北山赋》）的叹惋，这类赋体文学中对时命的抒写也自然更多地表现出抒情写志的特征。庾子山《哀江南赋》便于写志抒情中包蕴人生哲理的阐发，“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庾信《拟咏怀》其一）皆是对人生哲理痛定思痛后的清醒。先秦文史哲不分家，许多文学文本同样也是哲学经典，如诸子之书许多既具有文学性也具有极高的哲学理论价值。这无疑对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影响。

    冯友兰先生谈中国人与哲学说：“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所谓“哲学的”实际上就说明了人是有思想性的，同时一切有关人类的学说也都是有思想的，即哲学的。那么反映人的活动和情感的文学文本自然也具有“思想”，而且这类对天人关系的探索也成为社会与文学活动中的主要思想之一。前人对天人关系的哲思逐渐成为某种思想范式和渊薮，如初唐四杰赋，于抒情写志中，亦多天命乖塞、人生沉浮之慨，其将佛、儒等思想相结合，至李白辞赋亦将时命慨叹熔铸以宗教的和哲学的双面舒张，其成就恰如明人张溥所说“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写志，横范是出”（《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庾开府集·题辞》）。

    除开艺术技巧等的借鉴外，正是这种思想渊轰和无比深蕴的张显力，使唐初乃至明清辞赋出现了“祖骚而宗汉”的创作实践倾向。天人关系及阴阳五行之说在汉代尤盛，其支衍即神人关系，因而对神话的借鉴在楚辞文本中也得以极力表现，如《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作品。甚至《九歌》被认为就是在南方祭祀的祭歌的基础上改创的，与诸多神或神话人物相关。庄、荀皆南方人，庄子所作“寓言”及其《庄子》“三言”（寓言、重言、卮言）之技巧，以及荀子的《成相》《赋篇》等都与赋的流变极相关系。特别是《庄子》一书中多至人、神人或仙道怪异，这些又是不同于儒而实于“道”的天人关系解说。所以李白辞赋在对楚骚汉赋的推崇倾向下，又加之唐初三教思想对李白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其必然延及对老庄思想及文本的推崇与借鉴。

    清人王琦注李白《大鹏赋》末引祝尧语：“此显出庄子寓言，本自宏阔，太白又以豪气雄文发之。事与辞称，俊迈飘逸，去骚颇近。”不但说明了庄、骚寄情于浪漫的抒情灵动特点，也说明了李白辞赋在庄子寓言和神话性的基础上融骚体抒情的创造，实质上又透露出李白《大鹏赋》中儒、道相融的思想内涵。正如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这话确实很有见地。但是庄子浪漫中所透露出的似乎出世的心态与屈骚表现的强烈入世的心态其根本又是相通的。庄子用神话、或神化人物、寓言来表现，形式上似乎是表现一种出世之态，然却正是借这种虚幻和涎妄表现了一种相反的入世心态。庄子与屈骚都借用神话或神话题材来表现他们的内心思想，这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但是屈骚是在追求积极用世而无途，只能借助佚女、神灵等，甚至怒而叩天，其与庄子寓言实用心一也。《离骚》或楚辞中借助神灵以显己志，或无奈以求灵妃，或假身以抒怀抱；《庄子》寓言中借助神怪实际也是无奈之后的托物寓志。所谓逍遥，所谓“道法自然”，最终却离不开对人与社会的关怀，所以对天人关系的探究依旧是其二者的最终主旨。

    东汉时期，崇尚黄老、仙道之术，在这种社会思潮影响下，出现了《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即《老子河上公注》）一书。这部著作主要以修道长生观解说《老子》，对传承和普及老子思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河上公在这部著作中，运用汉代哲学、天文学关于“元气论”的学说，把“道”解释为“元气”，提出了“道生万物”即“元气生万物”的观点，继而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图式具体化为：一生阴阳，阴阳生和、清、浊三气，三气生天、地、人，天地共生万物。按照这种逻辑，河上公对“道法自然”的解释便是：“道性自然，无所法也。”（《体道》第一）。可见庄老思想及其沿承中依旧是涉入天、人关系的主要因素的。不过，天人关系中的天包括“地”，即自然，也即天地所共生之万物。所以李白辞赋对庄老思想的继承，实际仍关乎天人关系的哲学探究。

   三、李白辞赋对庄老哲学及其艺术借鉴

    一般认为李白思想中具有道家思想，但是李白思想中并不是道家的“无为”与“隐遁”，从上述对李白辞赋的思想渊菱的追溯中，其对天人之际的关怀，实际上正显示出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所以李白至死都想投身从戎，以身报国。其思想中的偶或“无为”，实际上不过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儒家全身之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另一种道家范式的体儒贯道的方式，而并非道家的真隐与消极无为。

    也许正是在这种思想与唐代由盛而衰的时代大背景中，李白辞赋更多地承禀庄老艺术，不断于辞赋中消解其思想纠结，这促成了李白辞赋的庄骚化情结。在《李太白全集》卷一收李白古赋8篇，其中以《大鹏赋》用庄子语典、事典最为突出。如《大鹏赋》中“爱I悲愁乎荐觞”句便是用《国语》故事（事典），在《庄子》中亦加引用。《国语》载：“海鸟曰爱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而避其灾也。’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庄子·至乐》篇：“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国语》对此故事的描述尚有灾异阴阳的性质，至《庄子》则在《国语》所记的故事基础上加以引申，明显具有寓言的性质和某种暗讽的语气，而李白《大鹏赋》则受《庄子》故事的影响，故认为此类虽有灵异之鸟却“不旷荡而纵适，何拘挛而守常？”（《大鹏赋》）

    《大鹏赋》通篇皆庄老思想。如王琦注《大鹏赋》开篇以《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馄”（《逍遥游》）以引起，既作为解赋之端涯，又明庄、白之同异。庄子《逍遥游》与李白《大鹏赋》可以说同是关乎“小大之辨”，但其着眼是不一样的。庄子重在“万物齐一”，而李白却借此发挥鹏的宏大气象。从这一点来讲，虽王琦认为李白《大鹏赋》与庄子之有必然关系，但事实上李白《大鹏赋》又远脱庄子《逍遥游》中“鲲鹏”形象的羁束。此赋开首之“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正见出李白对道家思想的关系，但却并非是庄子的万物齐一的思想观，而是袭承了道家的好仙，其好仙又在于其一般思想观念中“仙”的逍遥与自由，这是与李白思想一脉相承的。所以此段赋序既作为赋之序端，亦很好结入正文。

    当然，这种逍遥与自由又非一般意义的自由，而是一种超逸脱俗的自由。所以“大鹏”的思想既承袭了庄子思想，又继承或突破了以此为源头的阮修《大鹏赞》等的思想。李白《大鹏赋序》便称：“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在李白的辞赋中，大鹏这一形象也是逐渐塑造并得以提升的。如《大鹏赋序》称：“予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予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可见，李白是以大鹏、希有鸟以比己与司马子微的，故祝尧《古赋辨体》卷七云：“比而赋也。太白盖以鹏自比，而以希有鸟比司马子微。赋家宏衍钜丽之体，楚《骚》、《远游》等作已然。司马、班、杨尤尚此。此显出于庄子寓言，本自宏阔，而太白又以豪气雄文发之。事与辞称，俊迈飘逸，去骚颇近。然得骚人赋中一体尔，若论骚人所赋，全体固当以优柔婉曲者为有味，岂专为宏衍钜丽之一体哉？后人以庄比骚，实以庄骚皆是寓言，同一比义，岂知骚中比兼风兴，岂庄所及？庄文是异端荒唐缪悠之说，骚文乃有先王盛时发乎情止乎礼义之遗风，学者果学庄乎，学骚乎？”①卷七当然祝氏指出了庄骚之同：借寓言以比。李白辞赋在采寓言以比的基础上，更兼“风兴”，因而被视为“近骚”。但是李白辞赋借鉴庄文，并非全采其缪悠荒唐之说，而主要是为“发乎情”。且看阮修《大鹏赞》：

苍苍大鹏，诞自北溟。假精灵麟，神化以生。如云之翼，如山之形。海运水击，扶摇上征。翁然层举，背负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庭。莺鸠仰笑，尺l所轻。超世高逝，莫知其情。（《晋书》卷四十九）

    李白之所以“鄙心陋之”，正在于他认为此赞不能完全或尽性道出大鹏“志存天地”之心，也因此激发了他创作《大鹏赋》。很明显《大鹏赋》虽然寓借庄文，但并非悠缪荒唐之说，而是以抒情写志为主。尽管其中引到《淮南子》、《神异经》等，以及与司马承祯相接引事，无非是以表现其好仙求道的思想，其实质乃是在崇“道法自然”。虽然“自然无为”似是主张一种逍遥的自由之态，但此赋作于李白入长安之后，大概在天宝二年，因此此赋李白实乃借鉴庄文以虚写实。这种寻求逍遥自适的心态实际上乃是求积极用世无果之后的无奈或更深层次地对探究天人关系的思索。对庄子的赞赏：“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大鹏赋》）可见李白正是在于庄子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与处理方式上达成了不同凡俗的认同，这种天人关系的处世方式正在于“道”，更进一步解释就是“道法自然”即一种自然的处世方式。大鹏“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且“块视三山，杯看五湖”（《大鹏赋》），一方面在于揭示鹏本身之宏达，其次亦寓小大之辨。

    正是在激极干进未果，不得不以退为进，这种换一种方式和思维来入世的心态，譬理恰如小大之辩证关系。故其称“不旷荡而纵适，何拘挛而守常？未若兹鹏之逍遥，无厥类乎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顺时而行藏。”（《大鹏赋》）顺时行藏便是李白在经历坎坷，人到中年之后的感悟和悟“道”。人生不断的转场，恰如那无数的寓言，都只是虚浮的，正如大鹏之凭借“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大鹏赋》），然而毕竟终有“道”（法）者得其“道”，故“此二禽已登于寥廓，而斥Ⅱ之辈空见笑于藩篱”（《大鹏赋》）。对二禽与斥Ⅱ的对比，何不是那种得“道”与无“道”的对比呢？囿于藩篱的斥I何不正是那类暗于天人之际、“道法自然”的味智者呢？其层层剥析，则赋文中所体现的哲理内蕴是发之无穷的。

    在沿承庄老思想，炫仙好道之外，李白辞赋亦在语言艺术技巧上借鉴庄老屈等诸子文章。如李白《大鹏赋》引《淮南子》典事，如“唏扶桑之朝嗽”（《大鹏赋》），《淮南子》曰：“日出于喝谷，浴于成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楚辞》亦谓：“嗽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又如“尔乃蹶厚地，揭太清”（《大鹏赋》），所谓“太清”，乃元气之清者，这也是道家“元气论”中的重要概念和范畴。《抱朴子》云：“上升四十里，名曰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其余如“历汗漫以天矫，周阖之峥嵘”中的“汗漫”、“闾阖”等等都是道家学说中的范畴和物象。高诱《淮南子注》称：“汗漫，无生形，形生元，气之本神也。故卢敖见若士者言曰：‘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上’是也。”其中《淮南子》《抱朴子》亦常被视为道家著作。其中所写之“鹏”明显是具有道气仙质的载体，其以鹏自比，表达其道通宏达的意图及思想尤其明显。

    此外如引《庄子》：“I赫乎宇宙”（《大鹏赋》），可以算是对《庄子》语典的直接化用。《庄子》曰：“骛扬而奋薯，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牟鬼神，惮赫千里。”所谓“宇宙”与“千里”，皆形容空域之广。又“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大鹏赋》）《庄子》引“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陆德明《音义》引司马氏解释鸿蒙乃“自然元气也”。此实是指大鹏振翼，扇动云气，声若雷霆，气势浩宏。“任公见之而罢钓”则是化用《庄子》事典，取意而生新。《庄子》寓言中写“任公子为大钩巨缔，五十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任公子得鱼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而《大鹏赋》则化而生巧，以馄鹏之大，任公无以为之而罢钓。其中亦暗合某些自然（现象）非人事所能为，而最适宜者且只能“道应自然”。

    显然对庄老语言艺术技巧的直接继承亦是有利于承载对“道”的体认。这类除开化用具有寓意的事典语典之外，大量的则是引据具有道家哲学范畴的概念与语词，鉴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四、李白辞赋的祖骚倾向

    李白辞赋除对《庄子》等诸子文章借鉴外，还大量借鉴或化用经、史、《诗》、赋语句和典故等。其中对楚骚汉赋继承尤其明显。仅从对楚骚汉赋语句事典的化用借鉴来看，《拟恨赋》中借鉴楚骚汉赋语句或典事者，大致用骚便达7处，《明堂赋》中用骚5处，其余各篇亦有化用引鉴楚骚的情形（详见拙文《论李白辞赋的祖骚宗汉倾向》）。

    其中《愁阳春赋》、《剑阁赋》、《悲清秋赋》以及《拟恨赋》诸篇以抒情为主，可以说是明显的抒情小赋。但《拟恨赋》因其题为“拟”，系模拟前人作品，且加之写“恨”题材亦追溯古典，故其中不乏化用经、史、骚、赋典事。而《愁阳春赋》、《剑阁赋》、《悲清秋赋》等可以说是以即兴抒怀为主，用经、诗、史、诸子典故相对较少，而借鉴骚体艺术尤多。《明堂赋》则以唐代议立明堂为时代背景，其赋作题目及题材本身涉及到经、史，故其引经、诗、史、赋、骚都比较多。

此外，李白辞赋中对楚骚艺术的借鉴化用尤为明显。一方面表现在对楚辞体句式的借鉴上，这也是后世多数将其赋篇归入古赋的原因。除《大鹏赋》基本上未用“兮”字句外，其余7篇赋作皆运用了“兮”字体句式，其中《惜馀春赋》、《大猎赋》各用到27句和25句之多。《惜馀春赋》、《愁阳春赋》、《剑阁赋》、《悲清秋赋》四篇“兮”字句所占全篇比例分别为56%、60%、78%、50%。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楚骚成典或语句的化用。如李白《拟恨赋》中十分明显地化用骚典或语句的情况达7处；《惜馀春赋》中则达7处；《愁阳春赋》3处；《明堂赋》有5处；《大鹏赋》尽管以庄子思想情结为主，但其明显化用骚典或骚体语句亦有1处。

    当然，对前代作品的借鉴主要表现在借词借句或取义上。借词借句中或用成句成典，如《大鹏赋》引《离骚》经中神话：“烛龙衔光以照物”，又“上摩苍苍，下覆漫漫”（《大鹏赋》）句，显然亦取自《楚辞·离骚》篇“路漫漫其修远兮”句，王琦注云：“此用其字，对上天体苍苍而言。盖谓大地之形。漫漫，阔远无有穷极之意。”显然，这里以苍苍借此天穹，漫漫借此途路。而所谓途路漫漫的渊远文化意蕴正来自于《离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此外如《拟恨赋》云：“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与《楚辞·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句的借鉴关系较为明显。又如“听江风之娲娟”（《拟恨赋》）与《九歌》：“娲姻兮秋风。”“闻岭狡之啾啾”（《拟恨赋》）与《九歌》：“猿啾啾兮犹夜鸣。”在比读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白辞赋对楚辞的语言及其艺术借鉴关系的。

    《楚辞》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灌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灌吾足。”李白便由此发挥提炼，衍而自成：“吟清风而咏沧浪”（《惜馀春赋》）。又如“念佳期兮莫展”、“望夫君兮咨嗟”（《惜馀春赋》）无论句法及其意义，都极有可能取法于《楚辞》：“与佳期兮夕张”、“望夫君兮未来”句。由“未来”而“咨嗟”，这是意义的延伸，极合乎自然。而“夕张”与“莫展”，其意义亦正相同，这也极合于同旨模拟的文法。一般学者论汉魏六朝赋的模拟情况概之以同旨模拟、反意模拟和创意模拟三种基本类型，但这种论章法的情形实际上亦合于赋体文学中对句法的取鉴。如“愁帝子于湘南……目吵吵兮忧纷纷”（《惜馀春赋》）与《楚辞》中“帝子降兮北渚，目吵助兮愁余”句也极为相似，既有同旨的句法模拟，也有反意的句法模拟。又如“试登高而望远，痛切骨而伤心”（《愁阳春赋》）与“登高望远，使人心悴”（《高唐赋》）的借鉴化承关系也十分明显，属于同旨的文法模拟。这类同旨模拟除开直接借鉴词句之外，尚有取义之法，如“结楚梦于阳云”（《惜馀春赋》）则化用宋玉《高唐赋》《神女赋》序中事典。

    此外，在《悲清秋赋》中，如“风娲姻兮夜悠悠”、“归去来兮，人间不可以耗些”句，亦化自楚辞语句，如《楚辞·九歌》：“娲娟兮秋风。”《九辩》云：“袭长夜之悠悠。”李氏综合二句并加以发挥，便变《九歌》“囗囗兮囗囗”句式为“囗囗囗兮囗囗口”，且将偏正结构变为并列结构。特别是后一句“归去来兮，人间不可以部些”则是明显化自《楚辞》中的“归来归来，不可以部些”（《招魂》）句。又如“鸣玉銮之ⅡI”（《明堂赋》）与《楚辞》中“鸣玉弯之啾啾”句式及语义极相近，不过李白辞赋并非完全照钞旧章，有时将已有的文化遗存加以融合，铸成己语新意，如此句之“ⅡI”取自《东京赋》“弯声哕哕，和铃ⅡI”之义。又如在《明堂赋》中“吸沆瀣之精英”则可视为是在《楚辞》“六气而饮沆瀣”与张衡《思玄赋》“餐流瀣以为”的基础上翻新生巧的。这类句法模拟虽有对前代文化和语言艺术的借鉴，但又别有新创，自成精妙之语。

    除开这类句法上的取鉴楚骚的倾向外，在文章结构与章法上，李白辞赋也有模拟前赋的痕迹。元代祝尧《古赋辨体》就评《愁阳春赋》云：“先用连绵字以起下句之意，是学《九辩》第一首。‘若乃’以下，则是梁、陈体。”其中虽有含涉句法之义，亦不无指陈体式摹拟的倾向。

    实际上于楚骚的语言艺术和技巧的借鉴之外，李白辞赋及其诗歌尚有对楚辞精神的继承。《大鹏赋》中虽然承绪了庄老思想，但其中所贯注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与自然贯道的方法哲学与精神又是对楚骚爱国精神的一种新诠解。其《惜馀春赋》、《悲清秋赋》、《拟恨赋》等篇章所流露的怨骚情结直逼屈宋，且以《明堂赋》为例，则显然是在当时朝野议立明堂的时代背景下所抒写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赋作题材，其创作的动机本身就带有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与屈骚中所体现的爱国精神是相因袭的，故而有学者认为甚至李白的游仙诗中也并非全是道家的逍遥，认为其“像‘西上莲花山’，正在游仙，忽然‘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这跟屈原《离骚》的正登上神山，‘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的不忘楚国的爱国感情，是一脉相承的”。其《拟恨赋》中感怀“永埋骨于禄水”的情思，正是与屈原遭放、“心死旧楚，魂飞长械”（《拟恨赋》）的凄凉心境同一天地。

    由此观之，李白辞赋对庄骚的借鉴不仅在于其艺术技巧，而秉承其思想渊涵，在不断地文化积淀与承袭中加以综合，李白辞赋利用道家的有无、生死、高下、长短、小大等辩证思维范畴，在《大鹏赋》、《大猎赋》等篇章中极好地借鉴与发挥，从而形成更富新意而深邃的语言意境和思想内涵。特别是“融儒道思想于一体，又加以个性地理解与诠释，这正是其赋的精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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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积极用事的雄心和其复杂多变的人生经历，同样使李白辞赋创作呈现出更复杂的思想内涵。加之文艺理论倡革及祖骚崇汉之时风影响，无论是在思想渊源及其艺术技巧上，李白辞赋创作中都表现出大量对庄、骚和汉赋等的借鉴与拓展。李白所处的历史和人生环境，也使他于赋中的理想张扬和抒发，更多一份复杂的心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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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艺理论界倡率“古文运动”，提出了“文质并重”的理论主张，这一影响广及诗、赋、文等多个领域。李白在初唐四杰、陈子昂之后，必然受这一理论主张所影响，因而李白辞赋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回避骈体俪词之病，而更多地借鉴和化用楚骚汉赋的艺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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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在借鉴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则明显突破了骈赋“彩丽竞繁”的弊病，特别是于赋体文中熔铸个性气质，去其“衰卑气格”，又熔铸三教精神。其赋作非但未背儒失雅，且儒道兼容，壮丽博达，不仅为其理论所张旗，更为其思想所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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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种大氛围来观照，这类忧嗟时命，怀才不遇类题材实际上都可归入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天人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和文学所关注的主要命题，也是世界文学所关注的主要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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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人关系的探索，乃是一种对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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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认知水平的不断进步，人的意识和文学表现主题，也逐渐从对神的神秘力量的咏叹，转化为对决定人世的天道的探索。从而对人世的变幻兴叹，也几乎成为各种文学体裁不可避免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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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哲学的”实际上就说明了人是有思想性的，同时一切有关人类的学说也都是有思想的，即哲学的。那么反映人的活动和情感的文学文本自然也具有“思想”，而且这类对天人关系的探索也成为社会与文学活动中的主要思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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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开艺术技巧等的借鉴外，正是这种思想渊轰和无比深蕴的张显力，使唐初乃至明清辞赋出现了“祖骚而宗汉”的创作实践倾向。天人关系及阴阳五行之说在汉代尤盛，其支衍即神人关系，因而对神话的借鉴在楚辞文本中也得以极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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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辞赋在对楚骚汉赋的推崇倾向下，又加之唐初三教思想对李白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其必然延及对老庄思想及文本的推崇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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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浪漫中所透露出的似乎出世的心态与屈骚表现的强烈入世的心态其根本又是相通的。庄子用神话、或神化人物、寓言来表现，形式上似乎是表现一种出世之态，然却正是借这种虚幻和涎妄表现了一种相反的入世心态。庄子与屈骚都借用神话或神话题材来表现他们的内心思想，这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但是屈骚是在追求积极用世而无途，只能借助佚女、神灵等，甚至怒而叩天，其与庄子寓言实用心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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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逍遥，所谓“道法自然”，最终却离不开对人与社会的关怀，所以对天人关系的探究依旧是其二者的最终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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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公在这部著作中，运用汉代哲学、天文学关于“元气论”的学说，把“道”解释为“元气”，提出了“道生万物”即“元气生万物”的观点，继而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图式具体化为：一生阴阳，阴阳生和、清、浊三气，三气生天、地、人，天地共生万物。按照这种逻辑，河上公对“道法自然”的解释便是：“道性自然，无所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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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关系中的天包括“地”，即自然，也即天地所共生之万物。所以李白辞赋对庄老思想的继承，实际仍关乎天人关系的哲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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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思想中的偶或“无为”，实际上不过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儒家全身之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另一种道家范式的体儒贯道的方式，而并非道家的真隐与消极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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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在这种思想与唐代由盛而衰的时代大背景中，李白辞赋更多地承禀庄老艺术，不断于辞赋中消解其思想纠结，这促成了李白辞赋的庄骚化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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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是不一样的。庄子重在“万物齐一”，而李白却借此发挥鹏的宏大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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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对道家思想的关系，但却并非是庄子的万物齐一的思想观，而是袭承了道家的好仙，其好仙又在于其一般思想观念中“仙”的逍遥与自由，这是与李白思想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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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逍遥与自由又非一般意义的自由，而是一种超逸脱俗的自由。所以“大鹏”的思想既承袭了庄子思想，又继承或突破了以此为源头的阮修《大鹏赞》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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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辞赋在采寓言以比的基础上，更兼“风兴”，因而被视为“近骚”。但是李白辞赋借鉴庄文，并非全采其缪悠荒唐之说，而主要是为“发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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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实乃借鉴庄文以虚写实。这种寻求逍遥自适的心态实际上乃是求积极用世无果之后的无奈或更深层次地对探究天人关系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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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正是在于庄子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与处理方式上达成了不同凡俗的认同，这种天人关系的处世方式正在于“道”，更进一步解释就是“道法自然”即一种自然的处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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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写之“鹏”明显是具有道气仙质的载体，其以鹏自比，表达其道通宏达的意图及思想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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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赋》则化而生巧，以馄鹏之大，任公无以为之而罢钓。其中亦暗合某些自然（现象）非人事所能为，而最适宜者且只能“道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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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辞赋除对《庄子》等诸子文章借鉴外，还大量借鉴或化用经、史、《诗》、赋语句和典故等。其中对楚骚汉赋继承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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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辞赋中对楚骚艺术的借鉴化用尤为明显。一方面表现在对楚辞体句式的借鉴上，这也是后世多数将其赋篇归入古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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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楚骚成典或语句的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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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未来”而“咨嗟”，这是意义的延伸，极合乎自然。而“夕张”与“莫展”，其意义亦正相同，这也极合于同旨模拟的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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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辞赋对庄骚的借鉴不仅在于其艺术技巧，而秉承其思想渊涵，在不断地文化积淀与承袭中加以综合，李白辞赋利用道家的有无、生死、高下、长短、小大等辩证思维范畴，在《大鹏赋》、《大猎赋》等篇章中极好地借鉴与发挥，从而形成更富新意而深邃的语言意境和思想内涵。特别是“融儒道思想于一体，又加以个性地理解与诠释，这正是其赋的精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