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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与词史的高峰 从“靖康之变”到辛弃疾登上词坛近40年。在此期间，经过大批南渡词人的创作实践，转变了词的功能与审美视界，促进了南北词风的融合，在变动与普及中为词史高峰期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辛弃疾以其大量的词篇，鞺鞳的音响，雄豪的风格进一步弘扬抗金复国、重整河山的时代精神，把爱国豪放词推向词史的峰巅。辛弃疾正是站在这历史峰巅之上的伟大爱国词人。他不仅震动于当时，而且光照于后世，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生命的高峰：英雄的一生与时代的主潮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济南市）人。在辛弃疾出生前13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当济南沦陷时，其祖父辛赞因家族拖累未及南迁，后被迫在金占区任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县令及其他官职等。但辛赞始终眷念故国，对金的残暴统治极为仇恨。辛弃疾父名辛文郁，在辛弃疾出世不久去世。辛弃疾自幼便在祖父抚育下成长，祖父暇时率辛弃疾弟兄游玩、登山，随时对他们进行抗金教育。金完颜亮正隆元年（1156）开始恢复科举考试。辛赞两次（1154与1157）命辛弃疾随计吏到燕京参加考试，借以了解敌情，为反金复国做好准备。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中叙述他从祖父那里受到的心灵影响：“大父臣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留京师，历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谋未及遂，大父臣赞下世。” 徐汉明：《稼轩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祖父的教育与两次燕京之行，使爱国抗金的思想在辛弃疾的内心扎下了根。 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撕毁宋金“绍兴和议”，率60万金兵大举南侵，南宋平民百姓又遭蹂躏。金人的横行激起南北两地人民愤起反抗。山东农民起义领袖耿京趁金兵南侵之机，率部20万在山东、河南一带奋起抗金，刚满22岁的辛弃疾也在济南山区率领乡亲父老两千人高举抗金义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辛弃疾深知靠微小力量不能完成抗金复国大业，他审时度势，决定率部投归耿京，并被任为“掌书记”（负责起草全军书檄文告、掌管大印）。为了扩大抗金力量，辛弃疾说服领导着一千多义军的和尚义端来归。不久，义端窃印叛逃，耿京归罪于辛弃疾，并欲杀辛以抵罪。辛弃疾乃请宽限3天，让他追拿义端归案。辛弃疾判断义端窃印的目的是投金，于是迅速向通往金营方向追去。果然半路追上义端，杀之，并枭其首，夺回了大印。这一系列壮举充分显示出辛弃疾的智勇胆略，备受义军称赞，耿京对辛也更加信任。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金主完颜亮在采石被宋将虞允文击败，退守瓜州并被部下合谋杀死。金兵遭此变乱，纷纷向北溃退。义军得此消息，欢欣鼓舞。辛弃疾考虑此乃抗金复国的大好时机，便建议耿京“决策南向” 《宋史》（第35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161页。，争取朝廷对北方义军的支持，以便相互配合，全面反攻。耿京采纳辛弃疾的建议，决定派诸军都提领贾瑞为义军代表去同南宋接洽，辛弃疾同行。此外尚有刘震、孙肇等共11人。翌年（1162）正月十八日，贾瑞、辛弃疾等人抵建康（今江苏南京），受到13天前来建康的宋高宗赵构接见。他们呈上表章，并汇报沦陷区形势与义军战况。“上大喜，皆命以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九四，“炎兴下帙一百四十九”）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丁册），大化书局（台北）1979年版，第539页。正月二十二日南宋朝廷授耿京天平节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忠义军马；贾瑞特补敦武郎阁祗侯；辛弃疾特补右承务郎、权天平军节度掌书记；耿京、贾瑞二人并赐给金带。其余义军将吏补官者200余人。 当贾瑞、辛弃疾携带给耿京的官诰、节钺北返抵海州（今江苏东海县东北）时，才得知叛徒张安国已谋杀耿京降金，并被任为济州（今山东钜野）知州。他当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叛徒以伸张正义，并向京东招讨使李宝说明此行动计划。李宝对辛弃疾胆略智谋极为赞赏，决定派统制官王世隆与忠义军马全福等组织一个50人骑兵分队随辛弃疾完成虎穴擒敌重任。当辛弃疾到达济州时，张安国正与驻地金军将领酣饮。辛弃疾率50人闯入5万金军营地，将张安国绑缚上马，押出营门，一面高呼王师50万大军已经杀到。张安国手下原耿京万名义军立即反正，随辛弃疾冲出金营，一路上斩关夺路，昼夜兼程，返回建康。后将张安国押赴临安被斩首示众。 辛弃疾自幼便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关键时刻便率众起义，又能审时度势采取果断措施，在抗金复国这一主潮中，始终站在第一线，充分显示出其文韬武略、智勇双全的英雄本色。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为他以后进行诗词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生活基础。 据现有资料，辛弃疾在南归以前便已经开始填词，遗憾的是这些词没有一首流传下来。（据陈模《怀古录》卷中载：“蔡光工于词，靖康间陷于虏中。辛幼安常以诗词参请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故稼轩归本朝，晚年词笔尤高。” ［宋］陈模 郑必俊：《怀古录》，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0页。）这至少说明，辛弃疾自幼便受过严格的诗词训练，并显示出其填词的才能。 以上是辛弃疾生平的第一时期。 辛弃疾南归以后，实际并未得重用。南宋王朝先将辛弃疾统率南归的万余名义军解散，当作南下流民安置在淮南各州县。随后，任辛弃疾为江阴签判。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赵构传位于养子赵昚（孝宗）。孝宗即位之初主张抗金，收复失地，一面召回被秦桧贬黜流放外地的主战大臣胡铨、王十朋、辛次膺等，一面起用主战老将张浚，筹划北伐。孝宗隆兴元年（1163）夏，出师伐金。交战之初，宋军先后收复淮河以北若干失地，朝野为之鼓舞，但关键时刻另一主将邵宏按兵不动，导致使宋军在符离战役中失败。北伐受挫，投降派卷土重来，孝宗也一改支持北伐的态度。隆兴二年（1164）四月，张浚被解除兵权，秦桧余党汤思退出任宰相，宋与金达成屈辱的“隆兴和议”。从此南宋王朝又恢复了苟且偷安、含垢忍耻、万马齐喑的局面。辛弃疾南渡后的最初十年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下渡过的。他先后任江阴签判、建康通判、司农寺主簿等。虽然辛弃疾未得信用，官职低微，无权参与军国大计，但他仍一如既往地为抗金复国这一头等大事奔走呼号、献计献策，展现出他对国家民族的一片忠诚。他先后撰写了《美芹十论》《九议》《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议练民兵守淮疏》等重要的政治军事论著，提出了一系列克敌制胜、反攻复国、实现统一的重大战略与策略设想。《美芹十论》 徐汉明：《稼轩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341页。又名《御戎十论》，全文共分“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十个部分，前有一简短序言，是向孝宗进奏的劄子。文中简要介绍了自己的家世、出身以及起义南归的经过，同时批评了朝廷以“持重”为“成谋”，实则畏敌如虎、坚持投降的政策。文中希望孝宗认清形势，下定决心，“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立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完成复国统一之伟业。 《十论》前三部分着重研究与分析敌情，“言虏之弊”，指出金国貌似强大，实则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均存在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文章结合亲身体验，揭露女真贵族奴隶主的民族高压政策使中原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只要时机一到，便会揭竿而起。文章认为观察形势不应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应看到事物的本质。只有如此，才不会“沮于形”“眩于势”，看到敌人可以战胜的依据，从而在战略上藐视敌方，树立坚定信心，战而胜之。《十论》后七部分陈述方略，“言朝廷之所当行”。针对南宋近40年妥协投降所造成的恶果，文中提出一系列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建议与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在第四《自治》中批判了“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亡国论，希望朝廷坚定信心，“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建议改变“待敌则恃欢好与金帛之间，立国则借形势于湖山之险”的错误方针。具体的办法是：“绝岁币”“都金陵”。有此两项措施，必然会大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天下有战形矣，然后三军有所怒而思奋，中原有所恃而思乱”，上下一致，军民一心，内外呼应，“则恢复之功可必其有成”。在其五《守淮》中，辛弃疾详细分析了两淮地区的重要战略价值。如放弃淮南，则长江天险便失去屏障，江南之地亦不可保。一定要吸取弃淮守江而遭致灭亡的历史教训，把两淮建成进可攻、退可守的坚强阵地。第六《屯田》与以后所写的《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议练民兵守淮疏》 此二文见徐汉明:《稼轩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343页。等，都是这一战略策略思想的补充、发挥与具体化。在之后的几章中，辛弃疾还谈到治军方略与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的问题、防奸保密以及持久抗金的领导班子建设等问题。《十论》的最后一章是《详战》，辛弃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北伐复国的战略战术。既然战争已不可避免，那就应当“出兵以攻人”，不能“坐而待人之攻”，即变被动为主动，把战争引向金人统治区。他还认为应看到山东的战略地位，因为宋朝“兵出山东，则山东之民必叛虏以为我应”。“山东已下，则河朔必望风而震；河朔已震，则燕山者，臣将使之塞南门而守。”果如此，则恢复中原将指日可待。 《美芹十论》的提出，充分反映出辛弃疾具有政治家与军事家的才能智慧，并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和胆识。《十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珍贵历史文献，今天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如当时南宋统治集团能认真采纳并付诸实施，南宋的历史也许会被改写。遗憾的是，这部爱国抗敌的重大战略著作并未得到重视，也未能稍有施行。辛弃疾经多年积累、长期思考才提出的这一能改变南宋悲剧历史命运的苦口良方，竟成一纸空文，这真是莫大的悲哀！至此，南宋的灭亡已是必然的了。 乾道六年（1170），宋孝宗召对，辛弃疾与右丞相虞允文在场。辛弃疾借机详细论证抗金的有利条件与必胜的基础，提出了完整的作战方案，但“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宋史·辛弃疾传》） 《宋史》（第35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162页。之后，辛弃疾又把他的意见写成《九议》呈于虞允文，重述他在《美芹十论》中的正确主张，同时还补充了一些新的建议。他在《九议》前言中还提出保证：“苟从其说而不胜，与不从其说而胜，其请就诛殛，以谢天下之妄言者。” 徐汉明：《稼轩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这说明辛弃疾甘愿为国家、民族献出一切。这是他挽救南宋灭亡命运的第二次努力。然而，他的努力又落空了。和《十论》一样，《九议》也成了空文一纸。辛弃疾的失落与苦闷可想而知。在此期间，为了宣泄忠言见弃、报国无门的苦闷，他又开始了诗词创作。但对辛弃疾来说，诗词创作仍不外是政治这一大主潮之外的“余事”而已，他不会想到他后来竟能成为第一流的大词人。此时的作品跟他的政治军事论文一样，贯注着抗金复国的堂堂正气，旨在唤醒世人不要忘记失陷的大好中原。“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建康史致道留守席上赋》）另一方面他也感到自己的正确主张很难被采纳，南宋国事堪忧：“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等词句充分反映他对南宋前途的关注。 乾道八年（1172）春，辛弃疾由司农主簿调任滁州知州，做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好事：“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宋史·辛弃疾传》） 《宋史》（第35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162页。他在任上贯彻并实践他在《十论》与《九议》中提出的主张，使滁州的面貌在短期发生显著变化。 淳熙元年（1174）春，辛弃疾被调往建康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秋，经丞相叶衡推荐，孝宗在临安再次召见辛弃疾，任为仓部郎官。翌年四月，湖北荆南爆发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军起义，所有进讨均接连失利。六月，经叶衡推荐，辛弃疾被任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讨捕茶寇”。（《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到任仅百天内即将震动南宋朝廷之茶商军起义全部平息。淳熙三年（1176）秋末冬初，辛弃疾调襄阳任京西路转运判官，次年春又调为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淳熙五年（1178）春任隆兴知府，三个月后又调临安任大理寺少卿。同年秋，又出为湖北转运副使，第二年春又改任湖南转运副使。在湖南任上两年间，辛弃疾除勤于政务外，又创建了“飞虎军”。这是他《十论》《九议》主张的又一次实践。“飞虎军”在捍卫边防以及后来同金兵作战中均发挥了积极作用。淳熙七年（1180）冬，辛又被调任江西隆兴（今江西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目的是让他救荒。次年冬被调任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诏令公布不久，监察御史王蔺便对他进行弹劾，罪名是“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宋史》本传） 《宋史》（第35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164页。同时反对他的人又罗织了许多罪名。当局既不查证核实，也不容辛弃疾分辩，便罢了他的官。以上便是辛弃疾南渡近20年的为官生涯。此后，他便开始了10年隐居生活的新的人生阶段。 在近20年的为官生涯中，辛弃疾始终利用各种时机向朝廷提出抗金复国的方略，从未妥协。在近20年内多次任职期间，他尽最大可能来贯彻并实现自己的主张。但另一方面，南宋妥协投降派却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辛弃疾的正确主张置之不理，并把他在地方上调来调去，从未委以重任，辛的文韬武略与伟大抱负均未得发挥和施展。对此，他一面坚持斗争，一面产生了退隐的想法。所以当他被罢官时，便欣然回带湖隐居去了。辛弃疾的罢官与退隐，说明贯穿南宋历史的“和”“战”之争，最后以主和派获胜而告终。 在近20年为官期间，辛弃疾写下了70余首词。这些词反映了他抗金复国、重整河山的豪情壮志，抒发了对妥协投降政策的义愤，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初步形成了他雄豪悲壮的词风。《菩萨蛮·书江西皂口壁》《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木兰花慢·席上呈张仲固帅兴元》与《祝英台近·晚春》等名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以上是辛弃疾生平的第二时期。 从孝宗淳熙九年（1182）至光宗绍熙二年（1191），是辛弃疾被迫隐居的10年。在这10年间，他写下了170余首词。除继续抒写抗金复国、重整河山的爱国豪情外，辛弃疾还通过各种不同的题材抒发壮志难酬的悒郁和苦闷。讴歌自然山水、啸傲林泉成为这一阶段词中开拓的新领域。在这10年中有几件事情对他的思想与创作有较大影响。首先，是门人范开前来就学，时间约8年之久。范开收录辛弃疾49岁以前作品百余首，编成《稼轩词甲集》于淳熙十五年（1188）春刊行。范开还为之写了一篇《稼轩词序》，对稼轩“词之为体”进行充分的阐述与评价，是研究稼轩词最早的重要文献资料。 关于范开生平资料传世甚少，疑即《稼轩集》中提到的范廓之。《词学》（第6辑）载蛰庵发现的关于范开的新材料，可以参看《范开》，见《词学》（第6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第二，这一时期辛弃疾结交了少数知心朋友与部分地方官吏，如杨炎正、韩元吉、郑汝谐等，他们互有酬唱，留下了一些有助于研究辛弃疾思想生活的珍贵资料。第三件值得一提的，便是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辛、陈最初结识于淳熙五年（1178）辛任大理寺少卿时期。二人由于志同道合，性格接近，成为莫逆之交。淳熙十年（1183）春，陈亮致书辛弃疾约定秋后到江西拜访，因故未能成行。次年又被诬“置药杀人”入狱两个多月，受尽摧残，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冬，才得以践约。陈亮原约朱熹共同到闽赣交界的紫溪与辛会面，但朱临时爽约，陈亮只好一人前往，在紫溪逗留10天。这10天中，辛、陈二人“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时事” 邓广铭 辛更儒：《辛稼轩诗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甚为相得。分别时，辛弃疾怅然若失，第二天又去追陈，至上饶东鹭鸶林时，因“雪深泥滑” 辛弃疾《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词序，唐圭璋编《全宋词》（第3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38页。，难以前进，辛弃疾写了首《贺新郎》，表达对陈怀念的深情。5天后，陈亮托人捎来平安回到东阳的书信，要求辛弃疾赋词记述“鹅湖之会”。辛将已写《贺新郎》寄陈，陈也以同调相和。辛读陈和词后再用原韵赋词寄陈。“鹅湖之会”与之后的唱和往来，成为词坛佳话。后陈亮再遭迫害被捕入狱，幸得辛弃疾竭力援救才幸免一死。为鼓励陈亮克服困难、坚持抗金，特写《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后陈亮死时，辛弃疾又特写《祭陈同甫文》，表示深切悼念。 这一时期辛弃疾被迫投闲置散，但创作上却获得空前丰收，许多名篇都产于此时。如：《水调歌头·盟鸥》（“带湖吾甚爱”）、《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甲辰岁》（“岁渡江天马南来”）、《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绕床饥鼠”）、《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春日平原荠菜花”）、《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枕簟溪堂冷欲秋”）、《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鹧鸪天·送人》（“唱彻阳关泪未干”）、《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清平乐》（“茅檐低小”）、《沁园春》（“老子平生”）、《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老大犹堪说”“细把君诗说”）、《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水调歌头》（“相公倦台鼎”）、《念奴娇·用东坡赤壁韵》（“倘来轩冕”）、《千年调》（“卮酒向人时”）、《丑奴儿·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千峰云起”）等等。 以上便是辛弃疾生平的第三时期。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传位其子赵惇（光宗），次年改元绍熙。绍熙二年（1191）冬，辛弃疾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公事。辛在福建两次任职共约3年时间，他注意解决两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一是土地赋税不均，二是官盐不便于民。绍熙四年（1193），他写了《论经界盐钞劄子》，向朝廷提出推行“经界”与改变盐法的建议。所谓“经界”，即丈量土地，清查土地所有权，据实有土地分担赋役。辛弃疾发现原来的盐法对离海较远地区的百姓剥削太重，极不合理，故请求批准实行“盐钞法”。可以看出辛弃疾为官时期对百姓苦难的关心。同年他还写了《论荆湘上流为东南重地劄子》上奏，体现了辛弃疾即使在外任也一贯关怀抗金复国这一大事的惓惓爱国之情。但辛弃疾远见卓识的建议并未得到施行，于是他又萌生了退隐之念；然而他“乞归”之请并未被允准。绍熙五年（1194）七月，左司谏黄艾诬奏辛弃疾“残酷贪饕，奸赃狼藉”（《宋会要·黜降官》，致其被罢去福州知州与福建安抚使。九月御史中丞谢深甫再次对辛弹劾，次年十月御史中丞三次弹劾。至此辛所有职务均已免除，第二次被投闲置散，归瓢泉隐居。在福建任职的3年间，辛弃疾作词30余首，其中著名的有《水调歌头》（“说与西湖客”）、《添字浣溪沙·三山戏作》（“记得瓢泉快活时”）、《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定风波》（“莫望中州叹黍离”）、《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举头西北浮云”）等。 以上为辛弃疾生平的第四时期。 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至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共8年多时间，是辛弃疾第二次被迫归隐。这次归隐与第一次归隐虽然都是被罢官时不得已的选择，但辛弃疾的心态却已有很大不同。第一次归隐时，词人正当壮年，并非甘老林泉，而是时刻准备实践他的誓言：“马革裹尸当自誓。”（《满江红》“汉水东流”）第二次隐居瓢泉，词人已55岁，进入暮年。不仅宏图伟志未得实现，而且接二连三地遭到诬陷打击，他的情志已由悲愤转成悲慨，对个人和国家前途已失去原有的自信与乐观。所以这一时期所写的170多首词里，主要是壮志难酬的悲慨、山水花鸟的慰藉、醉梦狂饮的解脱，和亲情友谊的抚慰。这一时期，他全身心投入山水的怀抱，自然界的微小变化似乎都能与他心灵沟通，他那颗被伤害的心在与自然山水、花鸟虫鱼的交往中得到复苏。“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频教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山水花鸟在词人笔下也意态万千，获得了新的生命。“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这一时期，他的归隐心态带有狂放与浪漫情调，是他雄豪悲壮词风在新的人生阶段的发展。第一次归隐时期，酒词近90首；而这一时期的酒词竟达140余首（两次归隐期的词作总数是相近的）。“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卜算子·饮酒不写书》）“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曲蘖埋。”“记醉眠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沉灾。”（《沁园春》“杯汝知乎”）借酒浇愁，实际并不能彻底解脱。“宿酒醒时，算只有、清愁而已。”（《满江红》“宿酒醒时”）所以他一再戒酒又一再嗜酒，心情十分痛苦。《沁园春》（“杯汝前来”）中所说“麾之即去，招亦须来”即这一矛盾心情的具体写照。庆元元年（1195），辛弃疾的带湖田庄被火，房屋尽毁，他迁居期思瓜山下新居。新居之“秋水观”，是用庄子《秋水》篇名以示愤世嫉俗；“停云堂”，是用陶渊明诗篇名以示效陶归耕自资。在此时期，他结识了不少当地名士，诗酒唱和（如赵昌父、赵晋臣、赵茂嘉、吴子似、徐斯远、付岩叟等），在友情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庆元四年（1198），南宋小朝廷忽又恢复辛弃疾“集英殿修撰”职名，并授予其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的空衔。辛坚辞不受，并写《鹧鸪天·戊午拜复职奉祠之命》。但另一方面，却仍念念不忘“弓刀事业”（《破阵子·硖石道中有怀子似》），所以当有人跟他谈起“功名”事业时，他写下了《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对晚年“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境遇表示愤慨不平。他对人才浪费、弃置不用大加挞伐：“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番（翻）沈陆。”（《满江红》“倦客新丰”） 在这一时期，辛弃疾与朱熹的友谊值得一提。当辛弃疾刚刚被迫回瓢泉隐居不久，右丞相赵汝愚与外戚枢密院承旨韩侂胄之间的斗争逐渐白热化。最后，韩侂胄得势，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十一月贬永州，庆元二年（1196）卒于衡州。而韩侂胄却加开封府仪同三司，兴“伪学党禁”（又称“庆元党禁”），网括赵汝愚、朱熹等59人为“逆党”，以朱熹为“伪学之魁”。当朱熹被迫出朝退居武夷山时，辛弃疾仍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病殁，南宋朝廷下令禁止“四方伪徒”前往送葬。辛弃疾写《感皇恩·读庄子有所思》（“案上数编书”）悼之，其下片云：“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故人少。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不仅如此，辛弃疾还无视朝廷禁令，亲赴武夷山参加追悼活动并撰祭文表示哀悼。 这8年间，辛弃疾从政治领域的主潮中退了出来，但词的创作却进入高峰期。艺术成熟老辣，风格多样，佳作如林，开拓出艺术审美的新领域。名篇有：《沁园春》（“一水西来”“叠嶂西驰”“杯汝来前”）、《玉楼春·戏赋云山》（“何人半夜推山去”）、《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六州歌头》（“晨来问疾”）、《水调歌头》（“我志在寥廓”）、《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粉蝶儿·和晋臣赋落花》（“昨日春如”）、《千年调》（“左手把青霓”）、《贺新郎》（“绿树听鹈”）等。 以上是第五时期。 最后是第六时期。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夏，辛弃疾再度被起用为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在辛弃疾被迫家居8年以后，他已是64岁的老人了。虽然他在瓢泉8年多的归隐时间里产生过消沉情绪，但骨子里仍盼着能有重出之日。“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杜甫《赠韦左丞丈济》）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已足以折冲于千里之外。”（黄干《勉斋集·与辛稼轩侍郎书》） ［宋］黄幹：《勉斋集》，［清］永瑢 纪昀等修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3页。这充分反映出词人赤子之心单纯的一面。他大约不曾料到后来的结果。到任以后，他一如既往地励精图治，根据他对绍兴府社会现实的了解，向朝廷上疏，指出州县官吏危害农民的六件大事。此六事中，现所知者有二：一是通过钱与粮的“折变”，抬高粮价勒索农民多交钱款；二是多要粮钱横征暴敛。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利于社会安定与齐心北伐。除政绩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三件与文坛有关的大事值得一提。一是创建与歌咏“秋风亭”，与姜夔、张镃等词人相互唱和。辛弃疾在嘉泰三年六月到会稽赴任后，不久修秋风亭成。他在《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一词中，借登临之机歌颂禹王及汉武的英雄业迹，对中原未得恢复深为慨叹。姜夔有两首《汉宫春》和词，一为“次韵稼轩”，一为“次韵稼轩蓬莱阁”，丘崈、张镃也均有和词。第二是与刘过会晤。刘过爱国抗金，力主北伐，曾写《六州歌头》，对岳飞被害沉痛哀悼，对杀害岳飞的投降派表示极大愤慨。辛对刘早已知名并欣赏其豪放词风，曾派人请刘来绍兴。刘因事未来，但却写信并作“效辛体”之《沁园春》一首带给辛弃疾。辛弃疾读后非常高兴，终于把刘请来同游月余。临别赠金为购置田产之用（但刘却作为酒钱用光）。三是结识陆游。陆游比辛年长15岁，时陆游正被诬罢官，家居于绍兴鉴湖三山。两人相见如故，甚为投契。是年冬辛弃疾被召赴临安前，还特意到三山与陆游话别。陆游写了一首七古《送辛幼安殿撰造朝》，对辛弃疾评价甚高，对其被投闲置散深表同情，希望辛弃疾入朝后能施展平生抱负，完成北伐复国的大业。 嘉泰四年（1204）正月，宁宗赵扩召见辛弃疾。辛弃疾陈述“金国必乱必亡”的信心，同时也强调必须打有准备之仗。辛弃疾再次被起用，显然与韩侂胄有关。韩主张北伐，辛弃疾一生宏愿实现的时机，所以他支持韩北伐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年四月，辛被任为镇江知府，到任后便积极备战。这时他写下了《永遇乐》（“千古江山”）、《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望神州”）、《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悠悠万世功”）等名篇。但不久又有人诬陷辛弃疾，打击接踵而来。辛弃疾先是被调为隆兴知府，后又因谏官司弹劾而撤回。辛弃疾怀着满腔悲愤回到铅山。开禧二年（1206）五月，北伐战争开始，双方互有胜负，但宋军很快暴露出其腐败与准备不足。为挽回败局，韩侂胄又任辛弃疾为绍兴知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辛弃疾未予接受。十二月，再任辛弃疾为江陵知府并先赴临安奏事，奏事后留任兵部侍郎。辛弃疾因身心交瘁辞而不受，返回铅山。第二年（1207）九月十日，辛弃疾抱恨与世长辞，但临终时高呼“杀贼”数声，才停止了呼吸。 辛弃疾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不仅是伟大的词人，也是一个兼具文才武略的英雄豪杰。他在抗金复国这一时代主潮中，始终站在浪峰上高举爱国旗帜，坚持正确主张，至死不渝。因此，他留下的600余首词也始终激荡着强烈的时代音响，并以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而登上词史的高峰。有《稼轩集》《稼轩词》《稼轩长短句》，存词626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3首。 二、视界的转换：于唐宋诸大家外别立一宗 “稼轩体”是辛弃疾词值得重视的一种称谓。这一称谓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辛弃疾40余岁以前的作品已被尊为“体”。“稼轩体”的提出，还为辛弃疾所喜。不仅如此，当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对“稼轩体”进行新的审视时，还可发现其中有很多深刻的蕴含尚待发掘。 最早推尊“稼轩体”的是范开。范开编刊《稼轩词甲集》成书于淳熙十五年（1188）正月，时稼轩正被迫于上饶家居，年49岁（因编印刊行至少需一年以上时间，故暂定集中所收作品均作于48岁以前）。范开是稼轩门人，对稼轩词有深刻体会，他把自己学词所得与研究成果写入《稼轩词序》，这是研究稼轩词最早、最可靠的文献资料。《序》中详尽阐述稼轩词之为体的特点和成因。第二个推尊“稼轩体”的是晚辛14岁的刘过。刘在稼轩晚年被起用为知绍兴府时，曾以“效辛体”之《沁园春》（“斗酒彘肩”）相赠。“辛得之大喜，致餽数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赒之千缗。” ［宋］岳珂：《桯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第三人是晚辛27岁的戴复古。戴在《望江南》中说：“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风”即“体”，二者可以互易。第四人是稼轩去世67年后举进士的蒋捷。他在《水龙吟》题注中说：“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以上是见诸文字的南宋词人对“稼轩体”的推尊与体认。 同样，稼轩也推尊他人为“体”。在稼轩词中，自注效体之作约有六次（仅限于词体而言，效其他诗体者不在其内）。如“效白乐天体”（《玉楼春》）、“效花间体”（《唐河传》）、“效李易安体”（《丑奴儿》）、“效朱希真体”（《念奴娇·赋雨岩》）、“效介庵体”（《归朝欢》“山下千林花太俗”）、“效赵昌父体”（《蓦山溪》“饭疏饮水”）等。上述作品多出现于范序撰述的同时或稍后，如“效李易安体”与“效朱希真体”即写于1187年（稼轩词编年主要依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说明辛弃疾的创体意识是很强的，他尊重同好，善于学习，广采博收，丰富自己，为写出有艺术个性的作品，为攀登词史高峰做充分准备。这还说明，在推尊他体的同时，“稼轩体”也由此得以在相互比较中愈加突出。 什么是“稼轩体”？范开序文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与分析： 虽然，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 这一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层论述“稼轩体”形成的原因，说明辛弃疾乃一世之英豪，他的人格与理想主要体现在爱国抗金的“气节”与重整河山的“功业”方面，本来无意于歌词的创作，只是因为壮志难酬，不得其用，才把词当成陶情写忧的一种手段。第二层是描述“稼轩体”的特点。第三层分析“稼轩体”风格之多样化。这段话，文笔简练，语言形象，科学分析中又注满了情感，内容十分丰富。这里，我们侧重的是“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一句。“张乐洞庭”乃文中关纽，语出《庄子·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帝曰：‘……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礼记·乐记》：“咸池，备矣。”郑玄注云：“黄帝所作乐名也，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 《汉魏古注十三经》（上册）,《礼记》，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5页。范开正是用此典故来形容“稼轩体”的博大精深、思想超妙、刚柔兼具、众体皆备、变化无常、优美丰富。序文在阐释“稼轩体”之前，开篇就点出胸襟志意与歌词之间的关系，并作为这篇序文的逻辑起点：“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知夫声与意之本原，则知歌词之所自出。是盖不容有意于作为，而其发越著见于声音言意之表者，则亦随其所蓄之浅深，有不能不尔者存焉耳。”序文在分析“稼轩体”风格多样化的同时，还指出“稼轩体”与东坡词之间的承传关系以及各自的特点，实已点出“稼轩体”集歌词创作之大成的历史地位。虽然范开的序文仅据“稼轩体”前期作品得出上述结论，稼轩后期作品较前期更为丰富深刻，风格也有发展变化，但序中所论及之内容，仍可概括“稼轩体”的全貌。所以，辛弃疾同意了范开序言所作的分析与描述。 辛弃疾同意范序的描述，还可从稼轩词中多次出现“张乐洞庭”这一事典中看出端倪。在现存稼轩编年词中，最早出现“张乐洞庭，湘灵来去”之句的《水龙吟》，作于1187年，即《稼轩词甲集》刊成之前一年。《水龙吟》有一小序说：“题雨岩。岩类今所画观音补陀，岩中有泉飞出，如风雨声。”在这首词里，词人用“洞庭张乐”来形容难以言传的自然音籁以及生自内心的审美怡悦。是范序受此词影响，还是辛词据范序发挥？已难判断。但就辛、范二人关系而言，也许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10年以后，词人在另两首词中再用此典。一是《贺新郎·用韵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有句：“对东风、洞庭张乐，满空箫勺”；一是《千年调·左手把青霓》有句：“钧天广乐，燕我瑶之席”。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另首《贺新郎》，作于范序刊行后之第二年（1189）春。这首词与前引诸词不同，因是以词论诗，故别饶韵味。全词如下： 细把君诗说。怅余音、钧天浩荡，洞庭胶葛。千丈阴崖尘不到，惟有层冰积雪。乍一见、寒生毛发。自昔佳人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金屋冷，夜调瑟。 去天尺五君家别。看乘空、鱼龙惨淡，风云开合。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 这首词的词题是“用前韵送杜叔高”。“前韵”即前面辛弃疾生平中已提及的与陈亮唱和的《贺新郎》韵。继陈亮之后，杜叔高又来访辛弃疾，临别作此词以赠。“杜叔高”，名斿，浙江金华人。弟兄五人均博学能文，人称“金华五高”。陈亮在《复杜仲高书》中，评价叔高的诗：“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气；而左右发春妍以辉映于其间。此非独一门之盛，盖亦可谓一时之豪矣。”（陈亮《龙川文集》卷十九） 《陈亮集》（下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9页。稼轩此词实际上就是对陈亮评语的补充、深化。这首词一开始便醒明题旨：“细把君诗说。”即仔细全面地评说杜叔高的诗。但起拍过后，并不直说，而是抟虚作实，把深刻的道理化作活泼生动的形象，使人如置身于可闻、可见、可感的艺术氛围之中。先说诵杜叔高诗就如同听一曲优美的仙乐，苍茫寥廓，余音浩荡；又说读其诗就像看一幅逼真的冰雪图，千丈阴崖，层冰积雪，使人毛发生寒；再说其诗如失意佳人，金屋冷落，对月调瑟，如泣如诉。下片从说杜诗转论“南共北，正分裂”的时代悲剧。当此风云开合之际，不仅杜叔高难以展翅高飞（自己也被长期投闲置散），甚至连“白日销残战骨”的现实也为清谈之辈视而不见，国家命运可想而知矣。于是悲从中来，禁不住引吭高歌，与飒飒悲风、铮铮铁马（悬于屋檐间的铁片）交织在一起，成为抗金复国，壮志难酬，气势雄浑的交响乐。 这是一篇形象化的诗论。在“稼轩体”出现之前极为罕见。这首词虽是论杜叔高的诗，颂其人、感其事，但也不妨看作是词人在申说自己的词学主张与审美倾向。说诗，也就是在说词，说“稼轩体”。 从范开所作词序，联系到稼轩以词论诗，可以看出，“稼轩体”确实是他人“之所无而为公之所独也”。然则，“稼轩体”的特色究竟表现为何呢？简而言之，即雄豪、博大、隽峭。当然，这六个字很难完全概括“稼轩体”的特色，因为其作品的丰富蕴含远比此六字能表达得复杂。但就“稼轩体”的主导方面而言，就其与众多词人不同的独创特色而言，这六个字似乎可以把“稼轩体”同其他词人明白无误地区别开来了。所谓“雄豪”，并非简单地作雄言豪语，而常常是寄雄豪于悲婉之中。所谓“博大”，也非一味地宏博浩大，而常常是展博大于精细之内。同样，所谓“隽峭”，即行隽峭于清丽之外。 雄豪，是说词人把天下大事、家国兴亡，以及一个“老兵”的爱憎和沙场争战的气度、胸襟、精神都纳入词的审美范畴，成为“稼轩体”的主旋律。“一切能永存的艺术作品，是用时代的本质铸成的。艺术不是独自一人进行创作。他在创作中反映他的同时代人的心情，整整一代人的痛苦、热情和梦想。”原文见罗曼·罗兰著《母与子》法文版，第914页。“稼轩体”正是把词人极其复杂的体验与感受和同时代人的心情，“整整一代人的痛苦、热情和梦想”熔铸在一起：“莫望中州叹黍离。元和圣德要君诗。”“谁筑诗坛高十丈。直上。看君斩将更搴旗。”（《定风波》）在词人被剥夺统兵权之后，他所拥有的只有笔了：“须作猬毛磔，笔作剑锋长。”（《水调歌头·席上为叶仲洽赋》）但是，在词人生活的那个时代，美好的希望经常是和无情的毁灭交织在一起的。从辛弃疾的起用与归隐的几次反复，乃至最后以希望被彻底毁灭而告终的一生中，就可得到最好的说明。但是，辛弃疾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与信念，也从未放弃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他从不曾认真地承认自己的失败，即使在第二次归隐时期也是如此，这正是悲剧之所在。这就是“稼轩体”以及稼轩独特词风产生的根本原因。在“稼轩体”里，雄豪与悲婉并存，寓悲婉于雄豪，雄豪涵盖悲婉，这就形成了“稼轩体”雄豪悲壮的词风。这从“稼轩体”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品中即可清晰地辨认出来。先看作为“壮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词题为“为陈同甫（亮）赋壮词以寄之”。时间已不可详考，一般附于辛、陈《贺新郎》唱和之后。绍熙元年（1190）冬，陈亮再次遭迫害入狱，得辛多方挽救方幸免于死。这首词可能就是寄给陈亮以示鼓励的。正因如此，全词充满金石之音，风云之气。词以作者当年起义抗金的战斗生活为基础，描绘整军校阅、沙场驰突的战斗画面，气势雄浑，情辞慷慨。前九句写得何等雄伟、壮阔、美好！但结拍“可怜白发生”一句，却将美好希望击得粉碎，雄豪陡然化为悲凉。再看另首作为“婉词”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 ，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词序交代了写词的历史背景：“淳熙己亥（1179），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这首词继承屈原《离骚》的传统，用男女之情来隐喻现实斗争，表达词人对时局的关切，抒发忠而见谗与爱国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表面看，这首词写得幽约婉转、曲折尽致，实际上却外柔而内刚，字里行间流注着雄豪之气。陈廷焯评曰：“词意殊怨。然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起处‘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白雨斋词话》卷一）正是这些词发出了山呼海啸、震地动天般的时代音响，撞击着西湖之滨乃至江南半壁河山的万户千门，使那些高踞于庙堂之位的达官，沉醉于温柔之乡的显贵，遁迹于山林之中的隐士，蛰居于象牙之塔的高人以及对中原战场的骸骨不屑一顾的人们大吃一惊。“词家争斗秾纤，而稼轩率多抚时感事之作，磊落英多，绝不做妮子态。”（毛晋《稼轩词跋》） 在“东南妩媚，雌了男儿”（陈人杰《沁园春》词序引友人词语）的时代氛围中，“稼轩体”的雄风豪气，多么难能可贵！ 博大，指“稼轩体”生机洋溢，包罗万有。任何题材，一经其手便能生气远出，万花竞春。周济所说的“辛宽姜窄” 。即是在这方面对辛弃疾与姜夔作的比较。姜夔词有一定深度，但与博大则相去甚远。当然，稼轩词并不缺少深度与力度，所以周济又说：“稼轩勃郁，故情深。”弃疾晚年到镇江赴任，当地学者刘宰热诚欢迎并在《贺辛待制知镇江》中把他比作张良与诸葛亮，“敢因画戟之来，遂贺舆图之复”，并说他的词内容丰富，“驰骋百家，搜罗万象”。（刘宰《漫堂文集》卷十五）陈廷焯在《云韶集》中评价说：“词至稼轩，纵横博大，痛快淋漓，风雨纷飞，鱼龙百变，真词坛飞将军也。”这已包含有博大与精细相结合之意。邓广铭说得更为具体：“其题材之广阔，体裁之多种多样，用以抒情，用以咏物，用以铺陈事实或讲说道理，有的‘委婉清丽’，有的‘秾纤绵密’，有的‘奋发邀越’，有的‘悲歌慷慨’，其丰富多彩也是两宋其他词人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这段话不仅讲到“稼轩体”题材、体裁的丰富多样，同时还论及稼轩词风的多样性。多样纷呈也就是博大，而这博大的一切又往往与微观的体察，细节的捕捉，动态的刻画，层次的精心安排结合在一起。正如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所说的那样：“学稼轩，要于豪迈中见精致。” “稼轩虽接武东坡，而词之组织结构有极精者，则非纯任自然矣。”（蔡嵩云《柯亭论词》）“以文为词者，直由兴酣落笔，恃才自放，及其遵敛入范，则精金美玉，毫无疵类可指矣。”（汪东《唐宋词选》评语）以上所说，即展博大于精细之内。在此，我们自然联想到李清照强调的“精妙”二字。不仅如此，“稼轩体”还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体大而思精。通过《满江红》《念奴娇》《水龙吟》《贺新郎》《沁园春》《永遇乐》《水调歌头》《木兰花慢》这些长调词牌，有效地烘托出时代气氛，展现出“稼轩体”的特殊韵味，为后世提供了足资吸取的艺术经验。 隽峭，主要指语言、用典及意象而言。“隽”即隽永、隽逸、隽爽、隽谐、隽洁；“峭”即峭拔、峭丽（含俏丽）、峭瘦。这二者完美结合，既可烘托“钧天浩荡”，又能描摹“层冰积雪”，同时还可状“佳人薄命”。 所引词句均见辛弃疾词《贺新郎》（细把君诗说）。“稼轩体”把东坡开创的语言风格推向新的高度。“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刘辰翁《稼轩词序》）所谓“牵雅颂入郑卫”，即用《诗经》中《雅》诗、《颂》诗的语言同《国风》（特别是《郑风》《卫风》）的语言风格相融会，也就是我们所标举的“隽”与“峭”两个方面的交融贯通。刘辰翁还补充说：“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唱，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对此，吴衡照说得更为具体：“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之，弥见其笔力之峭。”（《莲子居词话》）仅“稼轩体”的语言，就有英雄语、妩媚语、闲适语、俳谐语、清丽语、悲凉语、俊语、理语、瘦语、大本领大作用人语之说。 其次，大量使用典故已成为“稼轩体”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点虽也招致“掉书袋”之讥，但总体上已达到“体认著题，融化不涩”的高水平。在“稼轩体”中，典故是传达作者是非感与爱憎感的信息符号，是表达词人独特审美具象的焦点，是扩宽艺术时空的放大镜，是增强意蕴辐射，以少胜多的浓缩剂，是音乐旋律中增高与延长以使人回味无穷的音符。于是，典故便可以使历史、现实、社会与读者在其意蕴逐次敞显的过程中产生共鸣。如其名篇《贺新郎》： 绿树听鹈。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词序说：“别茂嘉十二弟。鹈、杜鹃实两种，见离骚补注。”茂嘉是辛弃疾族弟，因事被贬，写此赠之。这不是一般的送别词，而是提到生离死别这一高峰体验上来写的。篇中叠用四个典故，前两个是历史上薄命女子（昭君出塞与庄姜送归妾），后两个用失败的英雄（李陵送苏武与荆轲别燕丹）。这些典故都与家国兴亡密切相关，故此词所写已远远超出弟兄之情，而是织进了辛弃疾兄弟自身的悲剧意识与南宋当时日益弥漫开来的悲剧感。开篇用鹈、杜鹃、鹧鸪的悲鸣渲染悲剧气氛，继之用“算未抵、人间离别”略作推宕，随即跌出四个与生离死别相关的悲剧性典故，从现实向历史时空拓展，使现实中啼鸟的悲鸣与历史回声中的琵琶声、击筑声、悲歌声、涕泣声交织在一起。最后用“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与开篇相照应，并以一“血”字将悲音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其中还杂入词人的悲慨（包括结拍以景结情“谁共我，醉明月”）。于是这首词便成为历史、现实与大自然的和声共振，仿佛整个宇宙都在同声悲泣。所以，这首词不是用文字写成的，而是用历史的血泪与现实的血泪写成的。陈廷焯说：“稼轩词自以《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一篇为冠。沉郁苍凉，跳跃动荡，古今无此笔力。”（《白雨斋词话》卷一）从这首词的艺术效果，可以看出“稼轩体”用典的特色及其成功的原因。虽然初学者未必一读此词便能全部明了四个典故所有的内涵，但是通过工具书与相关典籍的查检阅读加上反复涵咏，不仅典故的原始意义能昭然在目，甚至还能体味到进入词的整体网络中所产生的新的意蕴，使陈旧的典故具有无可估量的增殖效应。陈廷焯在《词坛丛话》中说：“‘稼轩体’运典虽多，而其气不掩，非放翁所及。” 这首词的四个典故蝉联而下，一气贯注，甚至完全消泯了上下片之间的自然分割，其自然流畅与一泻如注的气势，也为其他人的词所罕见。这就是“其气不掩”。 再次，是词汇与意象的使用已与传统婉约词有明显差别。稼轩词中出现的历史人物是婉约词中极为罕见的，即使在豪放词人当中也罕有其匹。如孙叔敖、廉颇、刘邦、韩信、张良、马援、李广、刘备、曹操、诸葛亮、孙权、陈登、辛毗、谢安。文学家有庄子、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等。稼轩词中的物象也随之有很大变化，婉约词中难得一见的长鲸、鹏翼、天马、长剑、刀、马、弓、弦、箭等反复出现。其中，仅“马”字就出现近50次。这些物象词语，在“稼轩体”中荷载和传递着特殊的情绪与特殊的信息，可以看成是“稼轩体”的“情结指示器”。例如，稼轩词中“马”字的反复出现，或许正是作者被废置不用而又无时不在企盼跃马杀敌这一“抗金情结”的自然流露。总之，“稼轩体”的语言在两宋词人中是最为丰赡多彩的，其主导风格是隽峭，但又能寓清丽于隽峭之中，或行隽峭于清丽之外，变化繁富。 要之，“稼轩体”很少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阿谀逢迎之作，却多写金戈铁马、虎帐谈兵、抚时感事、悲壮苍凉之慨；“稼轩体”也很少有秦楼楚馆、月媚花羞、嚼蕊吹香、搓酥滴粉的描绘，却大有吞吐八荒、胸罗万象、登高望远、别开天地之势；“稼轩体”很少有珠圆玉润与富艳精工的追求，却拥有雄深雅健、妩媚多姿、横竖烂漫、神骏风流的高韵。 “稼轩体”的出现，完成了词史上视界的转换，弥补了此前歌词创作之不足。这种转换与弥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审美方面完成了从以阴柔为美的婉约词向以阳刚为美的豪放词的转换；从题材内容方面完成了向“言志”这一古老诗歌传统的复归。所谓“转换”，是说“稼轩体”继承与弘扬了东坡词与南渡词人的传统，开创了婉约词与豪放词长期并存的历史新格局；所谓“复归”，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审美感兴的高峰体验这一层次上，使“缘情”与“言志”水乳交融、美妙结合，既保有词体所独具的深美闳约、幽窈馨逸，又贯注了中华民族至大至刚的堂堂正气。“稼轩体”终于以“异军特起”之姿，“于唐宋诸大家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提子·稼轩词》与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人们之所以尊辛词为“稼轩体”（包括稼轩也同意这一称谓），其本旨正在于此。 三、灵境的启示：审美最高水平的蓦然回首 体现与体验密切相关。先进的世界观并不等于创作方法，丰富的生活体验以及与时代主潮、与社会进步合拍的思想感情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艺术形象，艺术创作还必须通过审美这一中介。对“稼轩体”来说，情形也是如此。“稼轩体”中雄豪、博大、隽峭三者和谐统一的高水平作品，并不是辛弃疾先进正确的政治军事思想的直接产物，而是与词人审美感兴的高峰体验联系在一起的。所谓高峰体验，简单说来就是审美感兴中的最高层次与最高境界。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人间词话》）这里所讲，虽字面上只是成就事业与做学问的步骤，但却可以看作是论述审美感兴的三个层次，是王氏审美与艺术创作的有得之言。所以，王氏在上面那段话后面又强调说：“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众里寻他”三句，正是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中“他人不能道”的名句。王氏用此词中语比喻三个境界的最高层次，意虽不在与前两层次所举之晏、柳词一比高下，但认定稼轩词在南宋词中境界最高，已无可怀疑。王氏鄙薄南宋词尽人皆知，唯对稼轩另眼相看，评价甚高：“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人间词话》） 在论述审美感兴问题方面，江顺诒《词学集成》中也辑录过与王国维类似的观点： 夫意以曲而善托，调以杳而弥深。始读之，则万萼春深，百色妖露，积雪纻地，余霞绮天，此一境也。再读之，则烟涛洞，霜飙飞摇，骏马下坡，泳鳞出水，又一境也。卒读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坠叶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淡，翛然而远也。（《蔡小石拜石词序》见《词学集成》卷七） 在引完这段话后，江顺诒加案语评之曰：“始境，情胜也；又境，气胜也；终境，格胜也。”宗白华对此又作进一步阐释，认为“始境”是“直观感相的模写”，“情胜”的“情”，是“心灵对于印象的直接反映”。“又境”则是“活跃生命的传达”，“气胜”的“气”，就是“‘生气远出’的生命”。至于“终境”，则是“最高灵境的启示”，“格胜”的“格”，便是“映射着人格的高尚格调”。（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拜石词序》从阅读鉴赏的审美着眼，与一般审美感兴过程相通，所以江、宗二氏才从审美特性与审美过程予以点评、发挥。细按《序》中之“始境”，虽然写得缤纷多彩，但整体处于静止状态，不外是客观形象的直观描摹，句里着情，但却很难说是“情胜”，似以“物境”名之始佳。这与叶嘉莹“兴发感动”的三层次论颇为接近。叶氏认为“兴发感动”的第一个层次是“美感的感知”，对所叙景物多作“客观的描摹”，只“属于官能的触引”。“又境”气象飞动，有情感之流强烈贯注其间，确乎是活跃生命的传达，具审美意境之感兴，故以“情境”（或“意境”）称之较为准确。叶氏认为这第二层次是“情意之感动”“盖多属于主观之感情”，即所谓“感情的触动”。而“终境”乃境之极致，宏阔旷远，于冲淡和平中别具一番凄婉之思，隐然有生命、历史乃至宇宙哲理之神味蕴蓄其中，颇有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之幽情远韵。宗氏谓其为“最高灵境的启示”，即本书所说的审美感兴中的“高峰体验”。江氏名之曰“格胜”，其中自然反映出稼轩人格的高尚，但又非“格”所能完全包容。叶氏称第三层次为“感发之意趣”，是“在官能的感知及情意的感动以外，更别具一种属于心灵上的触引感发的力量”。这应当说就是审美的“终极层次”。所谓“终极层次”，也并非神秘莫测，它只不过是人类审美体验中所能达到的一种与生命、历史和宇宙相关的最高感悟而已。在人类文学艺术史上，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已经达到并创造出“非大词人不能道”的境界，也就是终极层次的高峰体验。如上节所引《贺新郎》（“绿树听鹈”）中所达到的“历史、现实与大自然的和声共振”，便是这种审美高峰体验的艺术结晶。 在“稼轩体”中，词人的高峰体验种类繁多，极其丰富。但一般而言，约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常态型、偶发型与深求型。 在中国诗歌史上，常态型高峰体验往往同登高望远联系在一起。自身所处之高，才识怀抱之高，想象神驰之高往往与审美体验之高相互作用。所谓“升高必赋”“登高赋新诗”，就是从这一“升”一“登”中获得某种启示、某种升华、某种灵感、某种超越，于是发为吟咏。荀子说：“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劝学》）讲的虽然是学习，但却与高峰体验的道理相通。诗词的雄豪博大原本与高峰体验密切相关。沈德潜说：“予于登高时，每有今古茫茫之感。”（《唐诗别裁》卷五） 沈德潜：《唐诗别裁》，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1页。这是对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评语，是联系个人审美体验的有得之言。虽然《登幽州台歌》只有短短四句，但却涵盖了古今的变易，宇宙的苍茫，具有深刻的哲思，成为千古名篇。“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登楼》）“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登柳州城楼》）“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这些名篇佳句，就都具灵境的启示，是高峰体验之所得。正如钱钟书所说：“囊括古来众作，团词以蔽，不外乎登高望远，每足使有愁者添愁而无愁者生愁。” 这一概括，精彩而又准确。 但是，这类独具“古今茫茫之感”的体验，从词体初兴直至北宋前期几乎绝迹，只在李白、李璟、李煜、冯延巳、鹿虔扆、李珣、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的个别作品中保留有不同程度的遗响，至苏轼而有所光大。在南宋词坛初期，岳飞的《满江红》有进一步的发扬。至“稼轩体”的出现，才在“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坠叶如雨”这一境界之外，另拓一“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辛稼轩集序》，《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八）的浑涵苍莽、雄豪悲壮的灵境。下面试举三首“稼轩体”中不同历史时期有关登临的作品加以说明。这三首词，内容各异，重点不同，但其体验却大体相近。先看第一首《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盘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此为稼轩早期名作。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主和派史致道 史致道早年投机钻营于秦桧父子之门，又善观时以求进，反对北伐。前人多有误认史为抗战派者。知建康府，辛为通判。此时，稼轩已南归七年之久，但身为下僚，只在地方任上调来调去，壮志难申，而统治集团的妥协退让却有增无已。隆兴二年（1164），“隆兴和议”成，宋向金称侄。稼轩针对时局进《美芹十论》，不纳。而今又在史属下为吏，观点难合，主张各异。形势紧迫，国事堪忧。词人登亭，得来的只是“闲愁千斛”。诸葛亮当年形容的“龙盘”“虎踞”早已不知去向，眼前的六朝遗迹破败不堪。西下的“斜阳”，寻巢的“归鸟”，田垄上高大的树木在风中摇晃。江上的孤帆向西行驶，笛声凄厉忧伤。下片，词人仿佛在笛声伴随下进入历史的隧道，似乎看见当年淝水之战的胜利者谢安，面对桓伊弹奏的哀筝而潸然泪下。他把功名事业交给孩子们，自己却在棋局对弈中消磨时光。继之，词人从梦中醒来：天上没有月亮，地上暮色苍茫；即使有酒，谁能在此时劝你大醉一场？江头狂风怒吼，明晨，所有房屋都将被恶浪掀翻扫光。这首词里出现的已不再是《拜石词序》中那种清明澄澈、冲淡和平、“翛然而远”的画面，而是兴亡满目、慷慨悲凉、无限凄清的境界。色调，灰苍冷暗；气氛，肃杀凶险；意象，频闪荒幻；结构，起伏跌宕；情感，激愤沉郁。这一切，便是词人登亭之后所获得的与“赏心”二字截然相反的体验。“朝来波浪翻屋”一句，并非简单的推理，而是最高灵境的启示，是词人心灵体验在蓦然回首中的升华，是不期而然的一种预感。 再看《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稼轩被迫在带湖闲居近十年之后，再度被起用为福建安抚使。1194年，词人因受主和派诬陷而落职。当他途经南剑州时，免不了要登楼远眺。当他举头一瞥之际，从西北浮云与楼前有关宝剑落水传说的虚实之间，突地萌发一连串审美想象。于是，词人融古今虚实为一体，充分调动知觉心象、记忆心象和想象心象，并以想象心象为核心，完成了这首词极富创造性的构思。词人从“西北浮云”，想到需要扫清这阴霾的万里长剑。这“长剑”不就沉埋在楼下溪水之中吗？是唤醒宝剑的时候了，而且刻不容缓。由是，词人从宝剑的神光直射牛斗，再联及进入水中寻剑时的凶象及重重危殆。下片，峡束沧江，扼激流水，高卧乘凉。一时登览，还有斜阳落山、系帆沙岸等，不仅是现实斗争环境的幻化与活跃生命的传达，而且还辉映着作者高尚人格的光芒。这是最高灵境的敞显和反衬，而不能作浮面的理解，或一概视之为消极思想的流露。 第三首是《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一个66岁的老人，最后一次被起用在知镇江府任上。针对当时宋金对峙的形势，词人有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与军事策略构想，并据此而积极备战；但南宋小朝廷偏安日久，人们但知苟安，抗金意志早已消磨殆尽。此时，仓促北伐，不仅难奏事功，且易败坏大局，一切决定于是否有充分准备。韩侂胄之所以起用辛弃疾，是因为他意识到辛是北伐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但更多的却是借辛弃疾之名以自重。这样，韩能用其人而不能用其策，败局已露端倪。稼轩此时十分担忧，终于写下了这首被誉为“稼轩体”中“第一”（杨慎《升庵诗话》）的名篇。词中用典很多，如上片用孙权与刘裕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通过对他们的倾慕向往寄托抗金复国的决心。下片借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草率北伐而招致惨败的历史教训，提醒南宋朝廷引为鉴诫，以免重蹈“仓皇北顾”的覆辙。结拍以老将廉颇自喻：如今虽已年迈，一得其用，仍有杀敌报国之决心。用典虽多，但所有典故均与京口的地方特点及用兵北伐这一中心主题密切相关。所以，时地、史实、人物、心境均能浑融一体，在词人的高峰体验中重新敞显、化解、编组、整合成为大气包举、生气远出的审美灵境。全词含蓄深婉，沉郁激壮，不得不言又不能尽言，幽情苦绪，味之无极。 从以上三首词中可以看出，“稼轩体”的高峰体验，大体上是由“一点词心”“两大侧面”“三对矛盾”和“四种手法”完成的。有此四者便可空中起步，实处落脚，纵横排奡，绝处逢生。 所谓“一点词心”，即由抗金情结引发出的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鄙等矛盾冲突中所获得的丰富体验。“两大侧面”，即虚与实，历史与现实。“三对矛盾”，即远近、大小、存在与虚无（在此仅择其要者而言，诸如奇正、抑扬、开合、工易、宽紧、疏密等艺术辩证关系均可包含其内）。“四种手法”，即抒情、写景、叙事与议论。其中，“一点词心”是统摄全局的核心与灵魂，它执一以驭万，通过审美高峰体验把全词整合成完美统一的艺术场，使最高灵境的启示变成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前人所说的“意统”“神摄”“天启”，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两大侧面”，构成了宏阔的时空框架。“三对矛盾”在时空的框架内进行对立两极的排斥、吸引、斗争、消长、转化，形成持久的张力，即前引《庄子·天运》所说“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最后通过“四种手法”将高峰体验凝固成文字荷载的艺术实体。当然，这里是仅就辛词中与高峰体验密切相关的艺术特点作简单概括，不能说是涵盖了他所有不同词风的作品。 在体现“最高灵境启示”方面，《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似更能说明问题。其词如下：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 比之前三首，本篇所写无非寻常所见，寻常所闻，是典型的平凡常态生活。然而，词人的审美体验与艺术表现却是多么地不同寻常而又出手不凡！篇中所有文字、意象、境界，全都活蹦乱跳、虎虎有生气。当你一口气读完后，回过头来品嚼，又很难说清哪里是景观，哪里是词人，哪里是古人或抽象的“磊落”“雍容”与“雄深雅健”了。这是一个心灵的境界，是永恒的和谐与完美，个体生命的意义与永恒存在的意义合为一体，进入一种绝对的升华与超脱。我们可以联系稼轩生平思想、性格品德、仕宦浮沉，甚至联系到他第二次被诬陷而回瓢泉隐居的事实，写成长篇分析文字，但这也未必能完全说透此词而进入“达诂”的境界，反而可能因字句落实而减损其浑然一体与无限增殖的韵味。刘熙载说：“词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诸所有；清，空诸所有也。”这首《沁园春》能代表“稼轩体”的诸多特色，故曰“厚”；但又不见痕迹，故曰“清”。“厚”与“清”的辩证统一也许是了解“稼轩体”的一把“钥匙”。 以上是高峰体验的常态型。下面再谈偶发型。 偶发型常常表现为“蓦然回首”和“陡然一惊”式的体验。这种体验，在前举《破阵子》中即有充分体现。其结拍一句“可怜白发生”，便抖落前九句的壮观与惬意。对此，不能只从填词的运笔和写作技巧方面去理解，而应从审美体验的突发性方面去体味。“陡然一惊，正是词中妙境。”（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这一“惊”，往往就是“灵境”的偶然发现。“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放灵手捉住。”（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而出为情、为景、为事。”（叶燮《原诗·内篇》）这种发现，在“稼轩体”中所在多有。 在繁星朗照、素月分辉的夏夜，词人徜徉于幽林曲径、田间小路，倾听蝉语蛙鸣，呼吸大自然的温馨，品尝丰收的气息。突然，洒下三两点雨滴，让词人的喜悦突然停顿。然而，在寻觅避雨处的焦灼中，突又获得偶发的惊喜。此见《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忽见”时的心情，实可想见。 又如《清平乐·书王德由主簿扇》： 溪回沙浅。红杏都开遍。不知春水暖。犹傍垂杨春岸。 片帆千里轻船。行人想见欹眠。谁似先生高举，一行白鹭青天。 这是一首题画扇诗，扇上显然已有一幅“红杏春溪图”。根据稼轩词中所写，作画人可能就是王德由主簿。这首词就画面提供的意境进行审美再创造。前片绘景：清溪、红杏、、垂杨，泛泛写来，不过平面点染而已（“春水暖”句已开始深入）。过拍“片帆”两句，寂然而动，忽见情致。及至“谁似先生高举，一行白鹭青天”高情远韵，跃然纸上。原来画意未必如此，但经过词人这一偶发性的审美提高，境界便突有升华。 再看《鹧鸪天·黄沙道中》： 句里春风正剪裁，溪山一片画图开。轻鸥自趁虚船去，荒犬还迎野妇回。 松菊竹，翠成堆。要擎残雪斗疏梅。乱鸦毕竟无才思，时把琼瑶蹴下来。 词人漫步黄沙道中，正凝神体味，创构新篇，推敲字句，偶一抬头，突然发现眼前展示出一幅锦山秀水的画面。于是词人将这画面中极富动感的部分纳入词中：轻鸥趁船，荒犬迎妇，松菊耸翠，丛竹成堆，它们正小心翼翼地擎着枝头残雪，要与疏梅一比傲雪凌霜的骨气。突然，那庸俗不堪的乱鸦竟把如玉似瑶的残雪踏了下来，诗情画意完全被这偶然的动作破坏了。然而，转念一思，这一破坏又给原已写好的诗情画意增添了一种价值与美感。辛弃疾抗金复国的理想时遭挫折，不也与此处所写有些近似吗？ 最后看《生查子·独游西岩》： 青山非不佳，未解留侬住。赤脚踏层冰，为爱清溪故。 朝来山鸟啼，劝上山高处。我意不关渠，自要寻诗去。 习惯于登高望远的词人，如今在赤脚踏冰之际，也能意外地获得美感，获得灵境的启示与无尽的诗情。 以上是偶发型高峰体验。 下面谈深求型。这种高峰体验，以《木兰花慢》最为典型：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嫦娥不嫁谁留。 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本篇词序说：“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可见这首词是仿效屈原的《天问》，围绕与月亮有关的难题，一连提出九问。其中，有的提问本身就含有对问题的回答，如“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王国维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人间词话》） 在这里，“神悟”即最高灵境的启示。此外，《念奴娇·用东坡赤壁韵》（“倘来轩冕”）与《贺新郎》（“凤尾龙香拨”）等，皆具深求型高峰体验的特点。 以上说明，“稼轩体”中许多优秀篇章都是词人审美高峰体验的艺术结晶。“稼轩体”不仅以其雄豪、博大、隽峭的词篇于“翦红刻翠”之外“别立一宗” 。而且更以其词之丰富多彩的审美高峰体验而雄踞于两宋词坛的高峰之巅。陈廷焯在《云韶集》（卷二）中说：“南宋而后，稼轩如健鹘摩天，为词坛第一开辟手。”在《云韶集》（卷五）中又说：“稼轩词上掩东坡，下括刘、陆，独往独来，旁若无人。”“词有格，稼轩词若无格；词有律，稼轩词若无律；细按之，格律丝毫不紊。总由才大如海，只信手挥洒，电掣风驰，飞沙走石，直词坛第一开辟手。”以上两段话，实际上就是他在《白雨斋词话》中所说“辛稼轩，词中之龙也” 一语的根本所在，亦可视作对此语的补充发挥。所谓“第一开辟手”“词中之龙”，就是辛弃疾在词的创作上完全掌握并驾驭了它的内在规律，掌握了主动权，从必然走向了自由。 在前一节中，我们分析了“稼轩体”雄豪、博大、隽峭的特点，还着重指出：寄雄豪于悲婉之中，展博大于精细之内，行隽峭于清丽之外。从前一节的分析到本节分析稼轩词中的“高峰体验”及其三种类型、四项构成要素，都在说明“稼轩体”及其作品的极端丰富性与复杂性。辛弃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名篇，绝不能用一个标准、一个尺度或一种色调去作简单化的概括。他的“高峰体验”往往融合有忧、喜、悲、怒、惊等不同感情成分与苦、辣、酸、甜、咸等不同人生况味，而且这些内质色调在作品中交糅互渗，转化整合，从而体现为某一极的优势，呈现于读者面前。对稼轩词用单纯的“豪放”或单纯的“婉约”来概括均难免以偏概全。辛弃疾词是一粒熟透了的鲜红鲜红的五味子。“稼轩体”的审美体验与情感色调是极为丰富也极为复杂的。“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在每一首伟大的诗篇中——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我们确实都一定要经历人类情感的全域。” 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辛弃疾的作品自然也是如此。下面我们将论述“稼轩体”是怎样通过“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而融入“人类情感的全域”的。 四、巅峰的晕圈：震动于当时并光照于后世 有人说，任何独具创造性并值得吾人重视的作家，或广义上称得上诗人的作家都是牺牲者——被某种困惑迷缠着的人。辛弃疾的一生，无疑就是如此。但是，迷缠他的并不是一般性的困惑与追求（如生存、安全、归属和爱以及尊重需求等等），而是时代、民族、国家与自我实现融汇在一起的困惑与追求。 “辛稼轩是一个兼具文才武略的英雄豪杰，如果只把他当作一个杰出的爱国词人看待，那是不够全面的。”邓广铭在详细分析稼轩“军事韬略”后，进一步指出，假如南宋王朝能把他安排在重要的军事决策岗位上，使其发挥长才，这不仅不会影响他的创作，而且“通过这样一些战斗的实践，反倒会使他的歌词内容更充满了高昂激起的情调，对后来广大读者会更富于感染力和鼓舞作用的。” 表面看，这段话不过是一种推断，但其中却蕴含了深刻的道理，是从实际出发的。首先，在评论稼轩词时必须注意稼轩文才武略的结合。他能运筹帷幄，统率千军万马冲锋陷阵，这种韬略与勇气，同样能驰骋文坛，驱遣诸子百家、文臣武将以及世间各种物象、语词在笔下往来奔走，在短小的词体内安营扎寨，且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其雄豪悲壮的词风跟他雄心勃勃的军事策划，跟山东“老兵”生机勃勃的价值取向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关涉。其次，在体认稼轩被投闲置散后不得不全力从事歌词创作时，还必须强调其从事创作乃是他生命的追求与自我实现的继续，有没有投闲置散都是一样的。被剥夺统兵作战之权的辛弃疾，不正是把词坛看作是他着意开辟的第二战场吗？应当说，他是把抗金复国的需求、审美的需求同自我实现的需求迷缠在一起了。 “稼轩体”的成功，又是跟他生活的时代、环境、遭遇以及个人才情、修养、襟抱密切相关的。在成为一代大词人，攀登词史高峰方面，他比同时代其他词人更具优越条件。“单靠心血来潮并不济事……单靠存心要创作的意愿也召唤不出灵感来。谁要是胸中本来还没有什么内容在活跃鼓动……不管他有多大才能，也决不能单凭这种意愿就可以抓住一个美好的意思或是产生一部有价值的作品。” 黑格尔著 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4页。“稼轩不仅雄才大略，文思敏捷，而遭际经历，尤迥异于常人，是以其词文采与内容极其丰实。”（朱庸斋《分春馆词话》卷四）就整体而言，“稼轩体”之所以能雄踞于两宋词坛的峰巅，又是跟他人生追求的高峰形态、创作生命的高峰形态以及诗词自身发展的高峰形态分不开的。下面试分论之。 没有人生追求的高峰形态就没有“稼轩体”。 正是为了更好地说清这个问题，我们才在这一节的第一部分用很多篇幅介绍辛弃疾生平的六个不同时期。有人问美国作家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他回答说：“不愉快的童年。” 指出了作家早期的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辛弃疾的童年远远超过了“不愉快”，研究“稼轩体”也必须从辛弃疾青少年时期谈起。事实上这一时期还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少年时期的理想追求；二是青年时期的抗金斗争。 先说少年阶段。这一阶段他完成了两方面的自我塑造，即：国土沦丧引发民族尊严的自我强化；传统教育促进了自我理想的生成。辛弃疾在山东历城（今济南）出生时（1140），金人吞灭北宋已13年之久，他自幼便备尝异民族统治下的屈辱和痛苦。他出生的第二年（1141），宋金“绍兴和议”成，宋向金称臣。岳飞遇害后，沦陷区人民却不断地奋起反抗。在此特殊环境影响下，辛弃疾的独立意志与民族自尊心同步增长。在沦陷区所目睹与亲身感受到的一切，成为他的初始记忆心象，影响了他的心理气质与人格理想。在抗金复国、重整河山这一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辛弃疾比某些非沦陷区出身的人有着更为直接和具体的感受，有着更为强烈的屈辱感、紧迫感与责任感，并由此而强化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但是，只有民族尊严的强化还未必能导致理想的实现，目标意识形成后，还必须具备动力特质与能力特质。辛弃疾的家庭正是按照这些特质的要求，按照文韬武略这一目标来培养他的。他自述祖父辛赞“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辛弃疾之所以在登高望远时最易获得高峰体验，同他幼时祖父对他的训练教育密切相关。此外，他还借赴燕京应考之机深入内地，观察动静，了解敌情，为日后抗金的军事策划做准备。“忠义之心与事功之志，对于辛弃疾而言，实在可以说是自其青春少年时代便与他的生命一同成长起来的。”（叶嘉莹《论辛弃疾词》） 稼轩之所以能“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是因为他一头扎进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另一头又扎深根于灾难深重的中华沃土之上。民族自尊心的强化与自我理想的生成，是爱国行动与诗词创作的必要准备和积累。 从心理与审美角度分析，辛弃疾的少年阶段还有两点应特别引起注意。第一，祖国分裂与民族对立的政治形势，在词人心理上造成整体的破损与完美的匮乏。这同传统美学中的中和之美，同强调完整、均齐、对称以及“大团圆”是相违背的，与强调“和顺积中”“尽善尽美”“温柔敦厚”“平和简静”也大相径庭。因之，追求统一，追求完美便是稼轩一生的主导动机和主要激情所在。可以说，抗金复国、重整河山成了他一生不曾释解的情结。这是“稼轩体”中的主旋律与最高音。“稼轩体”中经常出现“正分裂”“补天裂”“整顿乾坤”“西北洗胡沙”等语句，就是这一主导激情的自然反映，而并非简单的时代政治口号，即使那些“妩媚”与“闲适”之作，也无不潜沉着这一情结所带来的欢悦与苦痛。第二，这一时期词人从传统文化与登高望远所获得的高峰体验，在以后日常生活中经常被激活，成为此后歌词创作与实际行动的高起点。传统经典著作与古代文献中的爱国志士和他们的英雄行为最易点燃青少年心中的激情，这种情绪记忆与情感积累在登高望远时更能得到进一步的张扬与提升。“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正是由此而引发的。这一点，前已论及的三首登临词便是明证。 从理想情结进入抗金复国的实际行动，这是稼轩人生追求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虽不足两年（1161—1163），但对辛弃疾来说，却是他一生最重要、最关键、自我表现最突出、最成功，也是其人生体验最为丰富的时期。这一阶段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实际作为是其他词人难以企及的：（一）审时度势，相机行动，聚众两千人高举抗金义旗；（二）团结抗金力量，以大局为重，率部投归耿京，自己则甘居人下；（三）扶正驱邪，大义凛然，追杀窃印叛逃的义端；（四）深谋远虑，劝耿归宋并奉表南下，共图大计；（五）率五十骑于敌营五万众中生擒杀耿降金的叛徒张安国，并号召万人共同南归，献俘建康。这一系列非同寻常的英勇行动，竟是一个22岁的青年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完成的，这无疑是他同时代乃至文学史上其他诗人、词人都难以达致的生命高峰。难怪在当时就产生了极大的“晕圈效应”，给朝野以极大震动：“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 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之两宋卷第3册（沈松勤分册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9页。另方面这一系列壮举又锻炼和丰富了稼轩自己。其中有舍生忘死，力挽狂澜，聚众起义，以及毁家以纾国难的体验；有与叛徒拼搏以伸张正义的体验；有身处劣势，背水一战，以少胜众，死里求生的体验；有跋涉千里，昼夜兼程，纵马渡江，献俘行在的体验。难怪四十年后，词人还以欢快笔调“追思少年时事”，写出当年的“壮声英概”：“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词人的心象记忆与丰富体验，成为他以后45年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与创作泉源，也是他词心永驻并与其他词人风格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 没有创作生命的高峰形态也不会有“稼轩体”。 对稼轩而言，创作生命的高峰形态实际是他生命高峰形态的继续。他南渡后，因受阻挠而不能在战场上完成的心愿，需要在歌词创作中付诸实现；抗金有理但却又报国无门的困惑，需要在创作中予以摆脱和超越。如果把南归前的生活与斗争看作是他创作的准备期与播种期，那么南归后便是他诗词（还有政论文）的创获期。这一阶段包括他南归后直到去世（1162—1207）的45年时间。在这漫长的45年内，辛弃疾始终坚持爱国抗金，反对屈辱求和与妥协投降，这从根本上触动了投降派的利益。所以，南宋小朝廷既想利用他，从骨子里又对他颇有疑忌，表面不得不重视他，实际却对他百般排斥，以致他长期在地方官任上被调来调去，并不断遭到诬陷打击，以致前后被迫家居近20年之久。尽管如此，他仍始终保持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与思想家的高峰地位，站在时代的先列。《美芹十论》《九议》等，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飞虎军”的创建，显示出他军事家的宏阔目光。629首（含孔凡礼《全宋词补辑》3首）歌词的创作，几乎把他所有生活内容与斗争的实际体验都气韵生动地抒写出来了。所谓“稼轩体”，说明白了，也就是“稼轩”人格精神整体性的艺术“体”现。通过“稼轩体”，可以发现他对理想的执著、目标的坚定以及人生追求的锲而不舍。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他人，热爱大自然。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道德的自我完善，能经得起任何沉重的打击，经得起快乐、忧伤与极度悲愤的磨难。他将艺术的触须敏感地伸向生活的各个角落，对平常事物也能像对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那样保持极大兴趣，能谛听大自然的低语，也能嗅到花草树木播散的幽芳。他能跟少数人保持真正的友谊，助人为乐又嫉恶如仇。这就是稼轩的品格。“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这同前引江顺诒所说“终境，格胜也”，以及宗白华所说“‘格’便是‘映射着人格的高尚格调’”是一致的。“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刘熙载之所以把稼轩比作杜甫，是因为稼轩同杜甫一样，有其不可企及之处。“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刘熙载《艺概·诗概》）所谓“吐弃”“涵茹”“曲折”，就是审美体验与艺术加工的“高”“大”“深”。这虽是评价杜甫时说的，却也可以用来评价辛词。这就是辛弃疾赖以获得高峰体验的永不衰竭的内在生命，是他永葆创作青春的词心，是他之所以能在创作领域继续发挥其早期生命追求过程中所产生的“晕圈效应”的根本原因。同样拥有稼轩的某种经历或某种思想品格的人，他们能否写出高水平的作品，关键在于是否有审美体验，特别是高峰体验。稼轩的成功，就在于他始终保有审美的高峰体验、非凡的创作热情与超常的创作能力。 诗词自身发展的高峰形态影响并孕育了“稼轩体”。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不可避免地要植根于已有的传统之中。“稼轩体”之所以能“异军特起”而“屹然别立一宗”，是跟他能全面吸纳与融会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分不开的。前人说他善于驱遣经、史、《庄》《骚》入词，并非仅指其笔力技巧，而主要是吸纳前人的思想与艺术精华，是吸纳前人作品之“文心”“赋心”“诗心”与“词心”所展示出的文学的内在品格。“稼轩体”的“晕圈效应”是借助了文学史上伟大作家的光焰而耀眼生辉的。他继承了屈原的目标坚定、上下求索、忠爱缠绵、导夫先路、注重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吸取了庄子通达透脱、旷逸空灵、心理上的自我调整与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他的作品集中了陶渊明人品与诗品的真纯莹澈，集中了杜甫情感与功力的精深博大以及驾驭语言的举重若轻。总之，他善于吸取那些站在中国文学史巅峰上的作家的巅峰经验以充实自己。此其一。 其次，“稼轩体”的成功，还在于作者对词本身的优秀传统的全面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南北词风的融合。首先是对婉约词艺术传统的涵融吸收。邹祇谟在《远志斋词衷》中说：“稼轩词‘中调、短令亦间作妩媚语，观其得意处，真有压倒古人之意’。”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中，除着重指出“稼轩体”之“大声鞺鞳”而外，又指出：“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现存稼轩词中那些具有婉约风格的作品，以及豪放作品中同时含有深婉曲折的特点，便都与这种承继、吸纳、发扬、创造密切相关。稼轩是在南渡词人营造南宋词坛30余年后才登上词坛，接替第一代南渡词人而成为词坛领袖与霸主的。他很自然地继承了他们成功的经验，发扬其雄壮豪迈的风格，同时也认真吸取了他们因时间紧迫而缺少推敲，致使作品艺术感染力不足的教训，从而认真担负起融合南北词风的历史使命。稼轩生于山东，22岁起义，身为两千义军领袖并曾往来拼杀，在词作中也自称山东“老兵”。在进入以婉媚侧艳为传统的词体时，他这些刚性气质和迫切盼望出兵北伐的心态，以及他那与政治远见、军事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峰体验都必然要有一个适应与融合的过程。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说：“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稼轩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初期南渡词人的“荒率”，又认真地淡化南方词人的“绮靡”，从而使爱国豪放词在南北词风融合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并由此而攀上词史的高峰。“千尺阴崖尘不到”（《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即为北地风光，也是词人的气质与品德，体现了“以冰雪为清”的审美情趣。《沁园春》（“叠嶂西驰”）中的“万马回旋”“雄深雅健”也均与婉约词迥不相侔。“辛幼安跌荡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赵文《青山集》）一个在北地生长并经过马上厮杀的豪杰，其本性是无法改变的，但在词的创作上诚实而又巧妙吸收南方词人的艺术经验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正如况周颐所说：“稼轩‘先在北，何尝不可南’。”（《蕙风词话》） 稼轩集中，《祝英台近·晚春》《粉蝶儿·和晋臣赋落花》等词皆温柔婉曲，旖旎缠绵，即使杂入婉约名篇之列，也属上乘。《汉宫春·立春日》《行香子·福州作》等，虽属婉约之作，但已明显有稼轩的个性特征。《丑奴儿近千峰云起》自注“效李易安体”，虽尽得李清照之神骏，但仍不失稼轩本色，能入能出，辗转飞腾，举重若轻，自是大家气概。下面请看一首并非其名作的《临江仙》： 金谷无烟宫树绿，嫩寒生怕春风。博山微透暖薰笼。小楼春色里，幽梦雨声中。 别浦鲤鱼何日到，锦书封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应随分瘦，忍泪觅残红。 词写传统闺情，寄情离恨相思。上结一联“小楼春色里，幽梦雨声中”，其隽美并不在小晏名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之下，更何况小晏取之于翁宏，而稼轩则纯系自创呢！至于这首词通体完整，顿挫伸缩，均自然雅畅。所以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此词后半阕云：“婉雅芊丽，稼轩亦能为此种笔路，真令人心折。”同时他还列举《满江红·暮春》中的“尺书如今何处也，绿云依旧无踪迹”（与《满江红·敲碎离愁》中的“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杨只碍离人目”等，谓其最为“婉妙”“然可作无题，亦不定是绮言也。” 至其豪放之作，能放能收，刚柔兼济，更是南北词风融合之所得。评家所说“摧刚为柔”（陈匪石《声执》）、“潜气内转”（谭献《复堂词话》）、“变温婉成悲凉”（陈洵《海绡说词》） 以及“清而丽，婉而妩媚”（范开《稼轩词序》）等等，也均是就“稼轩体”中南北词风相融合而言的。“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稼轩体”的创作实践表明，700年前的辛弃疾早已深谙此中奥秘，故能避词之所短，扬词体之所长，在充分发挥词体深美闳约、要眇宜修这一特质的先决条件下，尽力融入诗之所能言。这就把那些只从形式与外观上而不是从其内质、从其审美高峰体验上来效仿“稼轩体”的词人，从根本上与“稼轩体”区别开来。“后人以粗豪学稼轩，非徒无其才，并无其情。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周济强调稼轩的“才”，但更强调其“情”，如果没有稼轩那种极纯、极真、极厚的情感，是很难学“稼轩体”的。陈廷焯对此说得更为全面：“大抵稼轩一体，后人不易学步。无稼轩才力，无稼轩胸襟，又不处稼轩境地，欲于粗莽中见沉郁，其可得乎？”（《白雨斋词话》）这段话比较充分地说明了“稼轩体”“不易学步”的主要原因。王国维在分析《贺新郎·绿树听鹈》一词后明确指出“后人不能学也”。（《人间词话删稿》）又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人间词话》）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50页。稼轩之所以在继承传统和融合南北词风方面获得成功，在于他把词看成是一个开放系统，没有丝毫的固步自封。正因如此，他才能广采博收，大而能化，做到所有精华均为他用。 第三，所谓诗词自身发展的高峰还有另一层涵义，即“稼轩体”的出现，标志着词史的发展已达到它自身发展的高峰期。在国土沦丧，南宋也岌岌可危的形势下，“稼轩体”以其高尚的灵魂、巨大的勇气、雄壮的声音振奋了人心，产生了巨大的“晕圈效应”。辛弃疾还团结了一批在当时乃至整个历史上均可称之为优秀人物的词人，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永不衰竭的流派。他们同稼轩讨论局势，研治词学，联手进行豪放词创作，不断扩大“稼轩体”的“晕圈效应”。每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这种效应就愈加明显、强烈。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如上所说“才力”“胸襟”“境地”等），他们会写出一些徒具叫噪口号或只是豪言壮语的词作，但其主流倾向的价值是不能抹杀的。直至当代，我们从那些气势磅礴、壮志凌云的优秀词篇中，似乎仍可听到“稼轩体”“洞庭张乐”的余音，感受到其“层冰积雪”的森寒，从而看到“稼轩体”“晕圈效应”的余辉。 第四，“稼轩体”的“晕圈效应”还影响到当时整个南宋词坛。婉约词在当时已不能再重踏“花间”以来的老路了。“复雅”也好，“清空”也好，就是面对“稼轩体”的庞大存在与“晕圈效应”而选择的一条改革求新之路。“就是抗拒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正像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以行也是模仿’。”；圣佩韦也说：“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仍然免不了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姜夔、周密、王沂孙、张炎这些非辛派词人情形便大体如此。姜夔就或明或暗地仿效“稼轩体”：“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刘熙载对此说得更为具体：“张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耳食者遂于两家有轩轾意。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何后人过分门户耶？”（《艺概·词曲概》）即以明确贬抑“稼轩体”的张炎而言，其作品中也有明显向稼轩体倾斜者，对此下文将有论及。这说明，“稼轩体”在词史上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事实证明，在“稼轩体”出现之后，几乎所有风格、所有流派的词都不可避免地要在不同程度上向“稼轩体”倾斜或与之互相渗透。陈洵在《海绡说词》中说：“南宋诸家，鲜不为稼轩牢笼者。”事实还说明，在“稼轩体”出现后的词史发展过程中，虽也出现过不少一流词人与一流作品，但在整体上能与“稼轩体”抗衡者，却迄无一人。“稼轩体”在词史上的高峰地位及其“晕圈效应”是无法否认的。全面深入地研究“稼轩体”的审美体验及其思想艺术内涵与特征，不仅对稼轩词、对词史的研究十分必要，而且对当代诗歌的发展也很有启发，很有借鉴价值。 稼轩去世前两年，在知镇江府的官所里写过一首《生查子》：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 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 大禹治水，孜孜矻矻，终于使鱼入深渊，人居平土，树悠悠万世之功。今日，红日西沉，白浪东去，仍是大禹当年情景，然而治水有功的大禹呢？与此相类，稼轩个人呢？一个66岁的老人，早年为完成抗金复国，重整河山这一与使“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同样重大的时代任务，他曾“马革裹尸当自誓”。（《满江红·汉水东流”》而今已奋斗一生，目标仍无限渺茫。迷缠他一生的抗金有理但报国无门的困惑一直未得解决。目标在前，任重道远。“思量禹”，也就是在思量“红日”“白浪”无休止重现的永恒，其中含有“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徐干《中论·修本》）之意。前引《永遇乐》中的“廉颇老矣”，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禹”，就是“稼轩体”中的原型意象，原始母题，是稼轩自我鼓舞与效仿的榜样。人的精神愈是趋向于无限和永恒，其精神境界便愈高尚，作为词人来说，其所得的审美体验也就愈高、愈深、愈广。稼轩这首词里写的就是关于有限和无限的哲理思考。 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辛弃疾，他的宏愿最终未能实现，迷缠他一生的困惑也始终未能解除。从这方面讲，他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所以直到临终时，他还被抗金情结迷缠着而不断高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稼轩小传》）但是，作为词人，作为文学家的辛弃疾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短短40余年的时间里，充分发挥了自己生命的健旺活力，完成了心灵历程的自我创造。不论他肩负的历史使命多么沉重，也不论目标的终点是否达到，这始终不懈的目标意识和直奔终点的拼搏本身，就足以振奋人的精神，充实人的心灵。从这方面看，稼轩是幸福的、成功的。“稼轩体”的庞大存在及其在审美体验中所达到的高峰形态，已经超越客观时空的限制，他用自己有限的作品赢得了无限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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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9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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