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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的难与易（1）
《五律•以诗代序》
无诗不是心，到底看胸襟。字字通风纪，声声透枕衾。 张弛须一德，藏露要同音。非以言为秉，闻弦便说琴。 ——此拙文原址：huge（诗词吾爱网）2017-04-15 23:37
一、先给写诗打个比喻 因为搞了这么多年教育的关系，从来不敢离开实践去空谈，总坚持的是“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去尝一尝”，这是一个宝贵的方法论，不坚持这个是要误人的。 不管各行各业有多么专业，也不管什么人把他干的事情说得多么玄而又玄，或者把他那点专业知识奉之为圭臬，都无法摆脱教育所进行的拆分与组合。教育对待一切都是有情的，也是无情的，因为通过教育才能真正认识正与误的客观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从而保证尽量传人以正确的东西，也尽量避免误人。 事实也是如此。任何一个配得上“教师”二字的人，总是首先要坚持个性的，坚持真理的，是不被什么主张轻易所动摇的，也就都有点与潮流格格不入的意思。正是葆有这么一点意思，才配得上为人之师，才对得起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会。 在我接触的数以百计的，从教师队伍里出来当干部的人中，或依旧干教育，或离开教育到党政做事，我就发现，凡是教得好书的，完全见不到腐败的倾向，尽管他们的工作困难重重，本质却很难变化。在我接触的数以千计的教师群体里，也是如此，凡是教得好书的，从没有听说过，谁会去占学生和家长的便宜，谁会去买官要官，宁可苦苦坚守一线，也不愿改变自己的作风。 倒是那些教不好书的，总会与学生、家长和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最终不得不一个个离开专业，转入行政管理，乃至升迁进入社会党政机关当领导，这些人，你懂的。 教书与教书是不一样的，也不是教得了分数，就能做得好教师的。教书是全面育人的过程，简单地说，是从孩子看书执笔，到连做男做女都要教的，是从说话做事，行为习惯教起的。这方面做得好，才算教的好书。这方面做得好的教师，也没有一个是教不出分数来的。 现在则由于人们的普遍浮躁，其心理也越来越极端，总会冒出来，你说这个，他就必然反着说，你不说，他也没有想法。比如，一说教孩子做人，他就说分数怎么办，你说到分数，他又没话了。可见功利心和虚伪性，到了何等程度。说直白一点，教不好书的人，教出的分数也是有问题的。 我现在就可以断定，你家的孩子遇到的是不是一个好教师。你可以看看你孩子的握笔习惯，视力情况，朗读水平，说话态度，心理偏好，做事规律，有否急躁，是否坐得住，能否乐于助人，包括孩子天赋是否有所发展，毛病是否有所减少，等等，任何一个小情况都可以判定，你的孩子，甚至包括你本人，是否遇到的是好的教师。 不要这么一来，就说好教师不多，或说要求太高，千百年来教师都是这么做的，尤其今天，教师是与孩子天天打交道的人，与孩子处的时间比家长要长得多。这就决定了教师的作用和影响，是绝对不能小视的。谁推卸这方面责任，都是幼稚的。 然后，再想一想，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教师的判断标准变了呢？连教师自己也找不到北了？教师交给社会的是什么素质的人？社会又怎么要求教师的？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写诗焉不同理？诗写得好，必然做得好人，做得好人，反过来写诗，也必然重视诗的内在和品质。这证明了什么？ 什么人都写诗，与什么人都做教师，这个理上没有根本的区别。我在教师行内，不怕揭其中之丑，我也写诗，更不怕揭其中之丑。 当教师之难易，不在社会风气，实际上也不在手里的那点知识，有知识又怎样？误人的依然误人。写诗之难易，不在随波逐流，也不在门道多少，惑人的依然惑人。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做事的关键在哪里？ 是做人！做人是做一切事情的根。不讲究这个根，所以就有相当多的人不配做教师，自然也就有相当多的人不配写诗，或写不好诗，或干脆说，写的就不是诗。 我眼巴巴地看着有些教师，一辈子也当不好教师，固然无能为力，却拦不住我思考。如果没人反对我这样的想法，我对有些人写诗的认识，也自然就有几分道理了。 二、写诗之难，难于上青天 写诗没有根，如同空中造屋，能不难吗？ 人人都知道青天是怎么回事，因为你看到过，就不能否认你的认识，至于对错，是另外一回事。你完全还可以把它画下来，这都无妨。但是，要写诗，就得问一问自己怎么能把它写出来。 写诗终归不像照相画画那样，有时就图个记录，收藏起来给自己看，没见过哪个人是这样写诗的。如果真是这样，一切就无须说道了。倒是，写诗的人都愿意把自己的诗，贴出来给人公开看。这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受众的问题了，跟一个教师对待学生，家长、社会，没什么两样。 所以，你要写青天，你自己首先要有对青天的向往。前提是，你不能诅咒它，因为受众不干，也就等于直接否定了你的诗。 其次，你有对青天的向往，实际生活中做不到不要紧，你可以加以反思和反省，就是不能把自己写得跟青天似的，因为这是扭曲的。 尽管你看到的青天和别人看到的一样美，但这个美却不一定属于你的，因为你可能不配。要想配得，就必须反思和反省，你只有这个权利，否则便是惑人了，和我说的那些教不好书的教师，其行为是一样的不可理喻。 这样说来，写诗是不是难于上青天？ 近日，就拙文《写诗、人性与品格》，有诗友跟我有过这样的交流，如下。 诗友淡若茗茶说：“出于喜好，用以言志，寄以哲思，聊以抒怀，吾自写之，汝自评之，何必是非曲直？何有是非曲直？何以叫诗？何以叫会诗？诗乃何物？-----心境罢了。” 诗友说的，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其实我何尝不是这么认为？但理性告诉我，这是有漏洞的。于是做如此回复： “朋友诗之一观也，自是无妨，人有其思，必有其语，君子直言，何以言患？唯非君子者，以诗惑人，则不得不辨。几句古风，---” 拙诗曰（第226首）： 诗文非弃物，食粮予世餐。居心偏或正，岂不问腥酸。 我这样回复，是不是有理？实际上，我的观点还是“诗如其人”。那么，读者对诗如其人地写诗，有没有欣赏要求？显然，但凡认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是不甘心否定的。 不过，由于舶来的东西大量涌入，日积月累总会给国人带来些改变。比如，各种思潮的此起彼伏，就造成了一个时期以来，国人处世思想和审美观念的动摇。但是，何曾见过中国人根性的改变？ 又比如，见过谁会把他接受的所谓“新思想”、“新观念”、“新潮流”，轻易地灌输给自己的儿女？ 诗友格那丁也提供了一组材料，很详实，是这样的： “《四库总目提要》论严嵩成就，在流辈中乃独为迥出。 石期驿逢李明府（严嵩） 清苦东安令，心期得共论。官看铜绶贵，贫惜布袍温。 野树依峦嶂，春江对驿门。天涯一携手，风雨送离尊。 杨慎曰：澹泊。 江馆闻雨（严嵩） 江迥风连屋，庭喧雨到床。寒声杂松竹，远势动潇湘。 幕燕翻应湿，林花落尽香。问奇那有酒，春棹易相将。 杨慎曰：有风有韵。 夏日江亭赠客（严嵩） 江喧过雨时，绿树摇南飔。归客乘流下，扁舟向我辞。 台临春望迥，山绕旅行迟。无限蘼芜草，因君寄所思。 孙伟曰：风韵逼古调。 江行寄朝望（严嵩） 挂席爱沧茫，江天足晚凉。望移城塔远，歌入浦云长。 起鹤横烟屿，飞鸥趁野航。劳君致美酒，篷里自衔觞。 杨慎曰：昔人谓好诗如弹丸，此八句近之传世，何必在多？ 徐侍读别后寄赠（严嵩） 行辀望已远，悠悠那复亲。微霜映郊树，斜日暗京尘。 身病嗟行役，情真念吐申。惟应梅驿使，频寄薜园春。 杨慎曰：澹而工。 花药寺（严嵩） 昨暮雁峰宴，今晨花药来。似携馀兴往，更待好怀开。 楼阁盘幽嶂，香烟上古台。楚地多奇胜，吾惭作赋才。 杨慎曰：善用杜如已出。” 对这样一组材料，怎么判定？如何辨析古人对严嵩诗的看法？我这样回复： “欢迎诗友，独开奇思。诗友提供的材料搁在这里太有价值了，可做话题比较，补此文未论之不足，感谢！ 就诗论诗，诗毕竟是有关审美的，美有其相对客观的一面，不会因好人与坏人而有区别，故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人废诗。但就中国文化的整体价值观和审美规律来看，则是诗人合一，不可否定这个，否定这个就是叵测的，因为与社会人性发生了矛盾。诗是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一切文化的普遍属性和功能，因此便不可就诗论诗，就诗论诗就等于偷换概念，掉进了所谓纯文化的坑里。这正是很多问题和现象的症结。 然而，不讲诗，则诗之学术亡矣，不讲人，则诗之文化死矣，故诗友所引个言，皆个言而已，非千古有识之论，事实如此，亦非千古之方向，事实仍是如此。不提诗，严氏无臭，提诗，则依然臭，所以写诗的人，还是要有点自己的认识的。 朋友这部分材料，允我适当时候用一下，也省了我笨手拙力，再谢！又，这种学术精神让我感动，顿起敬佩！来几句，以道兴怀，---” 拙诗如下（第210首）： 千古问风流，离骚出上游。前承风雅颂，后继岂曹刘。 李杜开新面，苏辛续后头。严奸犹可道，万世贼和偷。 从以上是我对两位诗友的回复，不难发现我的观点和立场是鲜明的。 中国文化的传承，决定了中华民族总的关于美的欣赏观念，这个观念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转移的。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也是大文化民族，所以文化又是开放和包容的。严嵩写诗现象可以存在，却不是可以这样写诗的借口和理由，故不足以传世，也不足以被整个民族，像对待李杜苏辛那样所欣赏。 到这里更可见，写诗之难，难于上青天！ 三、写诗之易，易如探囊取物 其实，我在前些日拙文《写诗的十二个问题：从“辛苦多时才半诗”说起》中，已经举过例子，并实事求是地表明过我的看法。 杜牧《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当时，以此诗和杜甫等人的诗，对比着说：“连这样一首小诗和这样不堪的生活，古人都能毫不掩饰地实事求是地说出来，并能发现自我心底里深刻的人性颤音，今人怎么反倒退步了呢？” 如此一来，写诗之易，焉不是易如探囊取物？ 为什么易如探囊取物？诗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写的，就是不能没有根。这个根，前面说是“做人”二字，此处便是“觉悟”二字。觉悟难道不是做人吗？ 觉悟，当然是做人，而且应该贯穿做人的整个过程。因为不管怎样，带着觉悟写诗，才能给受众以启迪，毕竟启迪本身就是美的。如果严嵩也有大量的觉悟之作，相信也会给他上面那些作品带来改观。 比如，读者从这些美的觉悟中，可能发现一个人的另一个自我，于是就可能对这一个自我产生好感，他的诗不就立住了吗？ 李煜《一斛珠》： 晚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李煜《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两首词，除了我喜欢，相信好多人也喜欢。但是想一想，如果后主只是以上一首的面目出现，他还能称得上“千古词帝”吗？恐怕早淹在漫漫中国诗词史的长河里了。 正因为后主有了丧国以后的觉悟与悲鸣，人们才会重新领悟他内心的美，也就对他做后主时的词，给予了充分关注，才有了它的价值，否则只凭一个皇帝的风流韵事，人们就称他为“千古词帝”，并给予认可，也太小看咱们这个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水准了吧。 这还不够说明，写诗之易，易如探囊取物吗？ 写诗，也的确是易如探囊取物之事。诗无非是发自于一颗人们认可的心灵，并用这颗心灵去拨动更多人的心灵的一种语言修养，所以也就不过是给语言找个根的问题。 有了这个根，一个人怎么写诗都是不为过的，说什么都是不成问题的，也就什么都可以入诗。 例如，我在与廖清茗诗友互动时，就写过这样的诗，谁会非议？ 《七绝·谐趣》（第119首）： 一处鸳鸯两处歌，有人欢喜有人磨。娇娘出浴三时了，鼾起绣床还这多。 再吟一首，看看我要说什么： 不要人能见，但要人人能看，曲线最关情，引领风骚无限。 美能撩人幻，女子痴如饭。哪个肉中心，不是个、春生卵。 这是一首《伤春怨》词牌，此处以什么为题材，似乎并不费解。 从其中的视角，便可看出，我这样写诗丝毫不具有诡异之因，更不具有心理晦暗之处，无外乎是在歌颂一种生活的美好现象。 换个角度说，这样的写诗，不论即兴，还是苦吟，又如何？不过是写一首诗的具体过程，时间长短的问题，或者写诗的经验和习惯的问题，这和诗的品质有什么矛盾吗？根本没有。 可见，写诗之易，易如探囊取物。 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有开放包容的一面，其实还有其根性里追求完美的一面，中国人为什么始从坚信“大浪淘沙”，就是这一面的真实反映。例如，人们在读到一首好诗的时候，总要刨根问底地去探寻其作者的情况，以期借此发现更多美好的秘密，甚至秘诀。 如果一首诗经不住这样的探寻，它还会有根吗？人们除了失望，还会喜欢吗？或者说，除了像严嵩那样因为臭名昭著，而使其诗留下一点历史学术意义之外，还有别的可能吗？ 还可这样问一问，一个人既不想让自己的诗有根，又不想做个严嵩那样臭名昭著的人，写诗在给自己看之外，还有多余的价值吗？仅凭经不起考验这一点，想有价值也是徒劳的。 写诗，无非需要一个根！嗟哉，写诗之易，易如探囊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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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2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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