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周、唐寅的《落花》组诗

扬之水

论沈周、唐寅的《落花》组诗

    弘治十七年春，七十八岁的沈周赋《落花》诗十首；自此以后，其弟子、友人纷起倡和。一时间，吟咏落花，令吴门诗坛热闹非常。最终，堪称吴门文苑领军人物的沈周、唐寅皆写成七律三十首，数量之多，非他人可比；在此项文事中，无疑最为引入瞩目。

    所谓“落花”主题，乃是中国古代咏物诗中的重要品类。无论唐之白居易、李商隐、韩偓，还是宋之宋庠、宋祁，皆有佳篇传世。不过像沈周、唐寅这样的大规模写作，似乎并不多见。我们不由得提出疑问：沈、唐这些作品，在写作上表现出哪些特点？与前人名篇相比，体现出哪些异同？而此种写作所表现出的审美旨趣和创作风貌，又在诗史流程及其特定时代中有何意义？尝试解答这几个问题，也就构成了本文的主旨。　

　　一　　

    在三十首《落花》诗的最后一篇，沈周写道：　　

盛时忽忽到衰时，一一芳枝变丑枝。

感旧最关前度客，怆亡休唱后庭词。

春如不谢春无度，天使长开天亦私。

莫怪留连三十咏，老夫伤处少人知。

    不难看出，诗中的情感，是颇为曲折的。一方面，沈周写得出“春如不谢春无度，天使长开天亦私”，这便是故作达观之语，承认死生循环乃生命世界不可违抗的规律；而另一方面，他终归以“莫怪留连三十咏，老夫伤处少人知”收束全篇，可见至少在这首诗中，伤感战胜了豁达。而此篇又似乎是有给整个三十首作总结、定基调的意味。如此收束，恐怕便是多少要将整个组诗的主旨引到伤时叹逝、怜香惜玉上了。应该承认，在沈周的组诗中，表达这种感伤情绪，的确是主题之一。细加分析，此种表达，对于他来说，实有两种途径。其一便是借吟咏落花散乱飘零的形态而生发出对“美好事物难久存”的叹息。落花在这里，自然不仅仅是物象，更是美丽而脆弱之生命的象征：　

芳华别我漫匆匆，已信难留留亦空。

万物死生宁离土，一场恩怨本同风。

株连晓树成愁绿，波及烟江有倖红。

    漠漠香魂无点断，数声啼鸟夕阳中。　　

    而另外一种途径，便是在诗中将自然物之永恒有序与人生的变幻无常对比写出。如此下笔，便是把落花之“落”看作自然生命周而复始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样，“落”便不意味着死亡，而是意味着给下一次新生做好准备。可是，与自然之物的生生不息相反，人的生命流程，却是一去不回的。有此比照，诗人就将对容颜易老、青春难留的感叹，更刺目地表现出来了：　　

芳菲死日是生时，李妹桃娘尽欲儿。

人散酒阑春亦去，红消绿长物无私。

青山可惜文章丧，黄土何堪锦绣施。

    空记少年簪舞处，飘零今已鬓如丝。　　

    然而，沈周的洋洋三十章落花诗，其内蕴仅在于此吗？如果这全部作品皆不过是咏叹“感伤”二字，则对它们，读者恐怕也就再无详析的必要。事实并非这样，沈周的这组作品，实还有更值得玩味之处。

    细读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沈周以“老夫伤处有谁知”收束组诗，可他在具体的吟咏中，却常常自然地流露出另外一种意识，那便是随顺自然、委运观化。前引组诗末篇中的“春如不谢春无度，天使长开天亦私”，最终被伤感吞没；不过在组诗的其他地方，此种开通、豁达的念头，是随处可见的。它们的时时出现，其实冲淡了前几篇作品制造的浓重感伤，从而也就调节了整个组诗的气氛，令其面貌不再单一了。我们先看此首：

香车宝马少追陪，红白纷纷又一回。

昨日不知今日异，开时便有落时催。

只从个里观生灭，再转年头证去来。

    老子与渠忘未得，残红收拾掌中杯。　　

    相比前面引过的几篇作品，此诗的伤感，就远不是那么浓重。“只从个里观生灭”中的一个“观”字，清楚地拉开了吟咏者与物象之间的情感距离。此处，“落花”不再与诗人主体情感紧密地相系，而更近于一个被观察的对象。而在这样一个整体语境中，所谓“昨日不知今日异，开时便有落时催”，也就更近于一种对生命循环过程的自然体认了。不过此诗以“老子与渠忘未得”结，尚仍显得没有彻底摆脱“物”对“我”的感染。而下面这首，意味便确实有所改变了：　　

打失郊原富与荣，群芳力莫与时争。

将春托命春何在，恃色倾城色早倾。

物不可长知堕幻，势因无赖到轻生。

闲窗戏把丹青笔，描写人间懊恼情。

    “恃色倾城色早倾”、“势因无赖到轻生”，此处，沈周既是在观看落花的消逝，又是在回忆人世舞台上一出出变幻莫测的悲喜剧。不过结末一句“闲窗戏把丹青笔，描写人间懊恼情”，其实等于是把他那种旁观者、玩味者的地位确定下来了——以此种表达作结，便说明，这里的创作主体不管怎样吟咏所谓一出出悲喜剧，却始终不愿忘我地进入其情境中。可以说，在此诗中，落花意象，已经不再单单是脆弱生命的象征。从它的幻灭中，作者想到了某种人生哲理。不过体味此种哲理，与其说是令他产生伤感，不如说是让他认清生命的真谛，然后依旧从容地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在其他篇章中，他同样有以“譬眼兴亡供一笑，竟因何落竟何开”或“来岁重开还自好，小篇聊复记荣枯”作结者，它们均令诗情不至偏向惜春伤怀的轨道。再举沈周组诗中的两首为例：　

供送春愁上客眉，乱纷纷地伫多时。

拟招绿妾难成些，戏比红儿煞要诗。

临水东风撩短鬓，惹空晴日共游丝。

还随蛱蝶追寻去，墙角公然有半枝。

十分颜色尽堪夸，只奈风情不恋家。

惯把无常玩成败，别因容易惜繁华。

两姬先殒伤吴队，千艳丛埋怨汉斜。

    消遣一枝闲拄杖，小池新锦看跳蛙。　　

    在这两篇作品中，感伤情绪，似乎已经渐渐让位于对人生乐趣的捕捉。第一首虽然开头便写了“供送春愁”，可此后诗情却是逐渐偏离了“愁”的轨道。尾联不是落在感叹残红遍地上，也不是落在平静地体认生命哲理上，而是通过写蛱蝶作伴、觅得残花，流露出一种喜悦的心情。至于第二首，同样如此。它的首尾两联，让中间两联所包蕴的感伤情绪一下子变得虚弱无力了。首联的描写，在有意无意中带上了戏谑的味道。“只奈风情不恋家”这样的刻画，让落花意象再无一点悲剧色彩——它在此处，被比喻成了活泼淘气的思春女孩儿。而从尾联的表达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沈周此诗处，对现实生命乐趣的玩味到底压倒了伤感的情思。“消遣一枝闲拄杖，小池新锦看跳蛙”，对他来说，落花固然象征着春天生命的结束，可随着时令的变幻，生活中却又有其他事出现，等待他品味——没有了春花，他还是能自得其乐，安然自在地拄着手杖，去夏天的池塘边“看跳蛙”。而我们若仔细琢磨，其实不难发现，沈周《落花》涛的字里行间，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生命世界一种情趣化的观察以及把握习惯。不管诗歌各自主旨是什么，此种习惯似乎总要不时地跳出来，吸引读者的视线。它们的无处不在，更让人感觉到，沈周的三十首《落花》，是不可能真正成为对生命悲剧痛彻心肺的咏叹的。我们看到，沈周笔下的落花意象，并不总是以娟秀纤弱为特征——有时它更显得活泼淘气；而在他眼里，落花和它身边的景、物，又往往一起人格化了——它们不是无生命的存在，而是扮演着人的角色、演出着一幕幕有趣的生活故事，在他的脑海中，化成无数有趣的场面：“莽无留恋墙头过，私有徘徊扇底来。”“随风肯去愁新嫁，弃树难留绝故恩。”“亭怪草玄加旧白，窗嫌点易乱新朱。”“红芳既褪仙成道，绿叶初荫子养仁。偶补燕巢泥荐宠，别修蜂蜜水资神。”“急搀春去先辞树，懒被风扶强上楼。鱼沫喣恩残粉在，蛛丝牵爱小红留。”

    这样的语句频频出现，其实正是在说明，沈周心中的外部世界，归根结底是充满情趣、值得玩味的；而绝不是灰暗无聊、了无生机的。如此，我们可以讲，读沈周《落花》组诗，读者绝不至于被铺天盖地、无边无际的愁和怨包围；因为沈周内心深处这种对生活的玩味意识、这种求趣意识，令他的诗即便是存在向感伤的方向上用力的意图，也到底不能真正传达出凄神寒骨的幽怨感。还可看到的是，沈周所描画的这些情境，一方面确实充满了活力，另一方面也绝无什么“格调”可言。换句话说，透过这些描写，我们似乎可以窥得沈周的某种自然流露出的创作意识：他根本无意充分发挥诗的比兴功能，令自己的落花诗真正在内容上寄托深远、意旨幽微；更不想有意地借写落花而传达某种高远的人生境界。在他这里，落花常被想象成女子，而落花和其他自然物的关系，也总是被想象成一种情爱关系。这些，都是最为贴近世俗趣味，而相对远离雅士情怀的。而他似乎也就以表达这种情绪为满足，笔笔不离这类世俗的情趣，他的落花诗，也就缺少雅丽的境界，而是在通俗活泼上，表现出自己的特征了。　

二

    那么，与沈周相比，唐寅的《落花》又有怎样的风貌呢？唐寅写落花诗，一个最令人难忘的印象恐怕便是，虽然是在咏物题下挥毫，但他似乎对所咏之物的具体形貌、情态并不很感兴趣。在沈周笔下，少不了对落花本身样态的描画，少不了因之而产生的活泼想象。而唐寅则既不像沈周那样饶有兴致地从自然景致中捕捉情趣，更不想充分发挥落花本身的象征作用。对他来说，落花似乎只不过是一个写作名目而已。在这个名目之下，他往往直陈心迹，一边直白地感叹着时光的流转，一边尽情诉说着人生的苦闷和烦恼，而没有细腻的体物意识。沈周的吟咏，不管是伤感的、达观的、还是充满情趣的，始终不离自我的小天地；而唐寅一下子就把诗情引到了对外部世界的抱怨上：　　

今朝春比昨朝春，北阮翻成南阮贫。

借问牧童应没酒，试尝梅子又生仁。

六如偈送钱塘妾，八斗才逢洛水神。

多少好花空落尽，不曾遇着赏花人。

    至于他对心中伤感的表达，也往往比沈周要夸张得多。在沈周那里，心境最为痛楚时，也不过是写到“伤春今已鬓如丝”这种程度。而在唐寅处，便大大不然了：　　

春归不得驻须臾，花落宁知剩有无。

新草漫浸天际绿，衰颜又改镜中朱。

映门未遇偷香掾，坠溷翻成逐臭夫。

无限伤心多少泪，朝来枕上眼应枯。

花朵凭风着意吹，春光弃我竟如遗。

五更飞梦环巫峡，九畹招魂费楚辞。

衰老形骸无昔日，凋零草木有荣时。

    和诗三十愁千万，此意东君知不知？　　

    像上举第一首“无限伤心多少泪，朝来枕上眼应枯”这两句，绝不是沈周式的表达方法。而上举第二首，乃是前引沈周《落花》三十首终章的和作。比起沈周“莫怪流连三十咏，老夫伤处少人知”那种含蓄的表达，“和诗三十愁千万，此意东君知不知”当然是更直接、更猛烈地刺痛读者心灵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唐寅还经常通过对一些意象群的描写，为其作品渲染出一种孤寂清冷的氛围，如：“收灯院落双飞燕，细雨楼台独啭莺。”“鹤篆遍书苔满径，犬声遥在明月村。”“灯照檐花开且落，鸦栖庭树集还惊。”看来在他那里，自然世界似乎并不像沈周眼中那么有趣。他既没有沈周那般饶有兴味地描绘落花情态的耐心；也多半缺乏沈周那样的拟人化想象。与沈周的“鱼沫喣恩残粉在，蛛丝牵爱小红留”那类描写相比，他上面的诗句，确实少了通俗活泼的气息，而多了几分凄凉。而他的有些《落花》诗的意蕴，又不只是“凄凉”二字所能形容的：　　

能赋相如已倦游，伤春杜甫不禁愁。

醉方头扶残中酒，面对飞花怕倚楼。

万片风飘难割舍，五更人起可能留。

    妍媸双脚撩天去，千古茫茫土一丘。　　

    在诗中，唐寅写出了颓废的醉酒才人的形象；而沈周诗中哪怕整体气氛伤感到极点，也没有这样的形象出现。值得注意的远不止此。我辈心中，总对落花意象的基本特征有一普遍的美感经验。那总是和轻盈、文秀一类样态结缘的。而上诗尾联“妍媸双脚撩天去”一句的想象，没有一丝美感，更没有一点情趣可言，真可算是对此类普遍经验肆无忌惮的嘲弄。至于结句“千古茫茫一土丘”，则为全诗加上了格外阴沉的结尾。沈周或许未尝不会想到唐寅所说的这些；可对于生命易逝、命运无常这些永恒的悲剧，他在诗中不过是点到为止。而唐寅的诗句，则坦白、清晰地传达出一种幻灭感。这在其落花诗的其他篇章中，也有过多次表现：“绕树百回心语口，明年勾管是何人？”“好知青草骷髅冢，就是红楼掩面人。”“人生自古惜七十，斗酒何论价十千。”“仙尘佛劫同归尽，坠处何须论厕茵。”读者亦可品味此章：　

春尽愁中与病中，花枝遭雨又遭风。

鬓边旧白添新白，树底深红换浅红。

漏刻已随香篆了，钱囊甘为酒杯空。

向来行乐东城畔，青草池塘乱活东。

     （原注：活字疑误，但活东是虾蟆声不误）。　　

    沈周笔下，也写人世无常，但“钱囊甘为酒杯空”这样的疏狂放纵之语，却是他无论如何都道不出的。至于读到唐诗结句时，我们可能会不由想起前面沈周的“小池新锦看跳蛙”。它和这里的“青草池塘乱活东”真在诗情上形成了巨大反差。前者流露出一种宁静生活中的愉悦，而后者则是一种放肆无羁的凋侃。唐寅此处与沈周相近之处，在于不避俚词俗语（甚至连模仿蟾蜍叫声的拟音词都能人诗）。而与沈周不同的是，同样是写求乐，沈周写得是饶有情趣的，而唐寅便是充满了宣泄感。他似乎不是在细细品味生活的美与趣，而是在尽情的发泄中寻求短暂的快慰；这背后，隐藏着一种灰暗的情绪。不过在唐寅的《落花》中，也偶有这样的作品：

春来赫赫去匆匆，刺眼繁华转眼空。

杏子单衫初脱暖，梨花深院自多风。

烧灯坐尽千金夜，对酒空思一点红。

    倘是东君问鱼雁，心情说在雨声中。　　

    此诗在疏朗流利中略带蕴藉之致，通篇不着一个愁字、怨字，但心境的烦闷无聊、因时光飞逝而产生的莫名焦虑，却表现得活灵活现；而且，前引几首中那颓废甚至充满幻灭感的情绪，在这里也无影无踪。无怪乎王夫之读到它时曾击节称赏。　

三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沈周、唐寅的《落花》组诗，既有近似之处，又各具特点。从语言风格上来看，两者的作品都通俗活泼、不避俚辞、不尚雕琢。其实上述特点，正是其整体诗歌美学观念的反映。成化至正德间，吴门文苑存在着一种任情写心、不计工拙的诗歌创作倾向，而在该文人群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沈周、唐寅正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沈周自言“画本予漫兴，文亦漫兴”。其诗被文徵明赞为“缘情随物，因物赋形，开阖变化，纵横百出，初不拘拘乎一体之长”；在格调派处，则被认为“如老农老圃，无非实际，但多俚词”。而唐寅为诗，更是遭到了格调派“如乞儿唱莲花落”这样的讥讽，给后人留下“纵笔疾书，都不经意”的印象。可以说，他们在平日创作中，重视的是诗情随意不羁的表达，而非形式风格的雅正完美；在这种创作观念指引下，写落花之时，他们显然是有感则发、很少考虑让文辞靠近前人典范的。当然，若细加玩味，则二人仍有差别。即便是俚俗，沈周的语言风格，也仍然比唐寅显得质朴、从容；而唐寅就更显流利疏宕。而进一步来说，二人落花诗的情感内蕴，又显然并不一致。相比之下，沈周虽讲愁讲怨，却压抑不住心底活泼的情趣；而唐寅则哀怨甚深，甚至表现出幻灭意识。探求这方面差异的原因，当然离不开分析他们的生活境况与心态特征。终身隐居的沈周，乃是不求仕进、但求享受生命乐趣之人。写作《落花》诗时，他已年近八十，知足保和的意识尤其明显。这样看来，他写出如此风貌的作品，实不足为奇。至于讲唐寅的《落花》诗，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他人生的遭遇。虽然比沈周年小四十三岁之多，可他却经历了沈周从未体验过的人生磨难。弘治十二年（1499），他以乡试解元身份赴京会试，却因徐经科场案而受累下狱，一下被彻底断绝功名之路。本就性格张扬外向的他，经历这次打击之后，怨愤情绪不能不屡屡爆发；而极度的怨愤，也会演变成对人生极度的失望。到弘治十七年，借写落花这一题材，他正好把胸中磊块倾倒而出；至于是否离题、是否典雅，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然而仅仅观照沈周、唐寅二人作品本身，我们的论题还不算完整。落花主题写作既然久已有之，则我们便须对这一写作传统有所了解；如此，方可知晓沈、唐相关作品在这一传统中的意义色彩缤纷的花朵，乃是自然界中美的精灵。而落花，又往往引起人们心中别样的情思。花在风中的缓缓飘落，比起在枝头生机勃发的怒放，更显出轻柔、婉约。不过它的随风而尽，似乎又在诉说一个无可抗拒的生命悲剧：美，往往脆弱易逝。而在诗人笔下，落花这一意象，也就常具有两方面意蕴。一方面恐怕是表现在“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或“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等知名诗句中的。在这样的诗句中，落花意象，主要发挥的是其轻柔、舒缓的审美特征，主要是起到烘托宁静、闲适之气氛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在“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或“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等诗句里，落花，就主要表现出其飘零孤寂的象征意味。有它在诗句中点染，则诗的整体意境，便进一步加重了惆怅、哀怨的味道。

    那么，当落花不再仅仅是一个意象，而是成为诗歌咏叹的主题后，这类所谓落花诗，又具有哪些基本特色呢？

    落花诗创作的真正兴盛，恐怕是中晚唐的事情。相比之下，中晚唐诗人整体上缺乏其盛唐前辈那种恢弘阔大、充满青春活力的生命气质；而其作品也在格局上难比盛唐气象。不过，他们对内心世界的表现、对深婉细腻的个人情感的捕捉，却毕竟更上一层楼。而落花主题的创作，其实就是他们这方面成就的一个典型代表。中晚唐及此后的落花主题诗，基本上可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白居易式的，其特征是把感伤情怀直接袒露出来，也惟以表达感伤为目的，语言以晓畅流利为特征。如：　

漠漠纷纷不奈何，狂风急雨两相和。

晚来怅望君知否，枝上稀疏地上多。

（白居易《惜落花赠崔二十四》）

    另外一类，就是李商隐、韩偓式的。这类作家立足于“咏物”，充分发挥诗歌的比兴功能。他们的诗情，往往宛转深挚、意蕴复杂，不单是触物伤怀，而且还时常寄托着对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生命悲剧的思索；有时，尚流露出对雅洁、执著的生命品质的讴歌。他们的相关作品体物工切，意脉精细，在章法上策应照顾、开阖对仗、总揽分承等等一一中节；其佳作本身完全当得起咏物佳篇“不即不离、不粘不脱”的评价标准。其语言风格，也就往往比白居易一派典丽、精工。姑举其代表作为例：　

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参差连曲陌，迢递送斜晖。

肠断未忍扫，眼穿仍欲稀。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

（李商隐《落花》）

晴暖感余芳，红苞杂绛房。落时犹自舞，扫后更闻香。

（李商隐《和张秀才落花有感》片段）

皱白离情高处切，腻红愁态静中深。

眼随片片沿波去，恨满枝枝被雨淋。

总得苔遮犹慰意，若教泥污更伤心。

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荫。

（韩偓《惜花》）

    后来宋代的宋祁名作《落花》，无疑继承了此类风调：　　

坠素翻红各自伤，青楼烟雨忍相忘。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

沧海客归珠迸泪，章台人去骨遗香。

可能无意传双蝶，尽付芳心与蜜房。　

    同上面所论及的落花主题写作传统比较，沈周、唐寅组诗的意义也就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了。他们的作品，与李商隐等的传统并不一致。虽然已有典范可供参照，但是他们似乎仍然更愿意平白、真实地道出自身的想法和感受，而无意以传统为榜样，特别追求主题的提升。无论是在沈周还是唐寅的《落花》中，我们都看不到“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落时犹自舞，扫后更闻香”，“已落犹成半面妆”这样深远、隽永的立意。他们很少着力营造雅丽的审美氛围，同时，也无意去从落花意象中提炼高洁的人格精神。再进一步看，就沈周作品而言，他固然有不少“体物”之诗句，不过与李商隐等人作品一比即知，他们体物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沈周总是着力发掘落花及与其相关之意象的情趣化特征，而且此种情趣一般不脱离世俗人生的男欢女爱、聚散分合，更偏向单纯的“缘情”，而缺乏在“兴寄”层面下功夫的兴趣；同时，也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玩味意识。而李商隐一派作家一般是要在刻画落花本身飘零、脆弱的情态上作功夫，并着力发掘意象中高洁、孤独的象征意义；这样，他们的体物，总还是带着贵族式的审美追求和人格想象。而若就唐寅作品来说，其风貌又一样与李商隐不同。他甚至很少在体物上着力，而是把落花诗写作变成尽情发泄人生怨气、苦闷的途径；至于其诗中的情感，则更显得狂荡、放纵、颓废，而绝无一丝典丽、深婉、雅洁。可以说，沈周、唐寅的落花诗，其实是远离了理想化、古典化的审美追求。不过这也从某种意义上摆脱了一种因“取法乎上”而导致的矫饰，表现出对自我情感之真的坦率表达；如此，便脱离了在咏物诗中拥有强大势力的李商隐范式，贴近了世俗人间的情感需求。而与同样是反古典的白居易式落花诗写作相比，他们依然是具有独到之处的。白居易式的咏落花，主题一般比较单调，它们基本停留在对嗟老伤时这类人生普遍性情感单纯、直白的咏叹上。相形之下，沈周诗歌的活泼、趣味、想象力，均前进了一步，虽然不够“雅正”，但显然要比白居易丰富。而唐寅表达人生虚无、荒诞感受时所体现出的深度和力度，就更是白居易所难以拥有的了。

    再进一步看，沈、唐二人的《落花》组诗写作，又典型地表现出他们与同时期格调派诗歌思潮截然不同的美学理想，从而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诗在弘治、正德前后多样共生、复线发展的事实。所谓明代格调派，乃是古典诗歌美学精神的守望者。他们希望诗歌创作实现真实情感与古典形式风格的完美统一。因此，他们的诗歌理论与实践追求，就带有典型的理想主义精神。与此同时，他们也是用一种严肃的眼光看待诗歌创作本身意义的。对于他们来说，诗歌写作具有庄严的使命感，其主题和表现方式均有严格的衡量尺度。从现存李梦阳、何景明的诗集中不难发现，他们这些格调派的领袖人物，确实很少组织大规模的倡和活动，而他们似乎同样对“落花”这类容易偏向伤感、偏向轻艳的题材缺乏兴趣。至于对世俗生活、世俗情感的体验，他们亦比较隔膜——他们并非没有描写世俗的诗，不过更多地是站在观察者的角度上；而且，常常要给这类当代的情感披上古典形式的外衣。这样看来，沈、唐《落花》组诗写作在其时代中的意义就更为明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了日益兴旺的格调派之外的一种诗歌美学趣味，潜藏着格调派所难以涵盖的人生理想与追求。对于沈周、唐寅来说，缘情体物是天然合理的，自由表达心中的感受同样不应遭到质疑。如果说格调派的美学精神趋向于典范化，则他们此处表现出的美学精神就趋向于反典范化；如果说格调派对诗歌创作持有一种庄严、崇高的理解，那么他们就是在消解这种庄严、崇高，而在有意无意中令其回归真实、自然的本色。相对格凋派，尤其是“前七子”，他们的这类诗篇最直接的诉说便是——远离典范，回归心灵。从这里，我们自然会看到，明代中期的诗界，实给后期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日后盛极一时的性灵派思潮，也的确可谓酝酿已久，非骤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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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便是借吟咏落花散乱飘零的形态而生发出对“美好事物难久存”的叹息。落花在这里，自然不仅仅是物象，更是美丽而脆弱之生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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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途径，便是在诗中将自然物之永恒有序与人生的变幻无常对比写出。如此下笔，便是把落花之“落”看作自然生命周而复始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样，“落”便不意味着死亡，而是意味着给下一次新生做好准备。可是，与自然之物的生生不息相反，人的生命流程，却是一去不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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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具体的吟咏中，却常常自然地流露出另外一种意识，那便是随顺自然、委运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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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整体语境中，所谓“昨日不知今日异，开时便有落时催”，也就更近于一种对生命循环过程的自然体认了。不过此诗以“老子与渠忘未得”结，尚仍显得没有彻底摆脱“物”对“我”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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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令他产生伤感，不如说是让他认清生命的真谛，然后依旧从容地生活在现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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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落花》涛的字里行间，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生命世界一种情趣化的观察以及把握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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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笔下的落花意象，并不总是以娟秀纤弱为特征——有时它更显得活泼淘气；而在他眼里，落花和它身边的景、物，又往往一起人格化了——它们不是无生命的存在，而是扮演着人的角色、演出着一幕幕有趣的生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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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的某种自然流露出的创作意识：他根本无意充分发挥诗的比兴功能，令自己的落花诗真正在内容上寄托深远、意旨幽微；更不想有意地借写落花而传达某种高远的人生境界。在他这里，落花常被想象成女子，而落花和其他自然物的关系，也总是被想象成一种情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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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周笔下，少不了对落花本身样态的描画，少不了因之而产生的活泼想象。而唐寅则既不像沈周那样饶有兴致地从自然景致中捕捉情趣，更不想充分发挥落花本身的象征作用。对他来说，落花似乎只不过是一个写作名目而已。在这个名目之下，他往往直陈心迹，一边直白地感叹着时光的流转，一边尽情诉说着人生的苦闷和烦恼，而没有细腻的体物意识。沈周的吟咏，不管是伤感的、达观的、还是充满情趣的，始终不离自我的小天地；而唐寅一下子就把诗情引到了对外部世界的抱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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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还经常通过对一些意象群的描写，为其作品渲染出一种孤寂清冷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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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沈周不同的是，同样是写求乐，沈周写得是饶有情趣的，而唐寅便是充满了宣泄感。他似乎不是在细细品味生活的美与趣，而是在尽情的发泄中寻求短暂的快慰；这背后，隐藏着一种灰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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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风格上来看，两者的作品都通俗活泼、不避俚辞、不尚雕琢。其实上述特点，正是其整体诗歌美学观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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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沈周虽讲愁讲怨，却压抑不住心底活泼的情趣；而唐寅则哀怨甚深，甚至表现出幻灭意识。探求这方面差异的原因，当然离不开分析他们的生活境况与心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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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恐怕是表现在“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或“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等知名诗句中的。在这样的诗句中，落花意象，主要发挥的是其轻柔、舒缓的审美特征，主要是起到烘托宁静、闲适之气氛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在“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或“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等诗句里，落花，就主要表现出其飘零孤寂的象征意味。有它在诗句中点染，则诗的整体意境，便进一步加重了惆怅、哀怨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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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及此后的落花主题诗，基本上可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白居易式的，其特征是把感伤情怀直接袒露出来，也惟以表达感伤为目的，语言以晓畅流利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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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类，就是李商隐、韩偓式的。这类作家立足于“咏物”，充分发挥诗歌的比兴功能。他们的诗情，往往宛转深挚、意蕴复杂，不单是触物伤怀，而且还时常寄托着对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生命悲剧的思索；有时，尚流露出对雅洁、执著的生命品质的讴歌。他们的相关作品体物工切，意脉精细，在章法上策应照顾、开阖对仗、总揽分承等等一一中节；其佳作本身完全当得起咏物佳篇“不即不离、不粘不脱”的评价标准。其语言风格，也就往往比白居易一派典丽、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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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总是着力发掘落花及与其相关之意象的情趣化特征，而且此种情趣一般不脱离世俗人生的男欢女爱、聚散分合，更偏向单纯的“缘情”，而缺乏在“兴寄”层面下功夫的兴趣；同时，也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玩味意识。而李商隐一派作家一般是要在刻画落花本身飘零、脆弱的情态上作功夫，并着力发掘意象中高洁、孤独的象征意义；这样，他们的体物，总还是带着贵族式的审美追求和人格想象。而若就唐寅作品来说，其风貌又一样与李商隐不同。他甚至很少在体物上着力，而是把落花诗写作变成尽情发泄人生怨气、苦闷的途径；至于其诗中的情感，则更显得狂荡、放纵、颓废，而绝无一丝典丽、深婉、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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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唐寅的落花诗，其实是远离了理想化、古典化的审美追求。不过这也从某种意义上摆脱了一种因“取法乎上”而导致的矫饰，表现出对自我情感之真的坦率表达；如此，便脱离了在咏物诗中拥有强大势力的李商隐范式，贴近了世俗人间的情感需求。而与同样是反古典的白居易式落花诗写作相比，他们依然是具有独到之处的。白居易式的咏落花，主题一般比较单调，它们基本停留在对嗟老伤时这类人生普遍性情感单纯、直白的咏叹上。相形之下，沈周诗歌的活泼、趣味、想象力，均前进了一步，虽然不够“雅正”，但显然要比白居易丰富。而唐寅表达人生虚无、荒诞感受时所体现出的深度和力度，就更是白居易所难以拥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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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格调派的美学精神趋向于典范化，则他们此处表现出的美学精神就趋向于反典范化；如果说格调派对诗歌创作持有一种庄严、崇高的理解，那么他们就是在消解这种庄严、崇高，而在有意无意中令其回归真实、自然的本色。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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