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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杜甫咏赞诸葛亮诗的影响和作用
[摘要] 在历代吟诵诸葛亮的诗歌中，杜甫创作的诗篇最多，评价最高，而且影响也最大。杜甫从明君贤相的视角，以道德是非的标准，受民间口碑的影响把诸葛亮推向了人臣的顶峰。同时开启了后世咏怀诸葛亮的先河。《三国演义》选用了杜甫吟赞诸葛亮诗四首，数量虽不大，而意义深刻，影响很大。杜甫咏赞诸葛亮诗已融入武侯祠的文化内涵中，对成都武侯祠的作用和影响尤为显著：确立了成都武侯祠园林景观的基本特征，成为了解成都武侯祠历史沿革的史料来源，成为丰富武侯祠文化内涵的宝贵资料。 [关键词] 杜甫 诸葛亮 咏赞 在历代吟诵诸葛亮的诗歌中，杜甫创作的诗篇最多，评价最高，而且影响也最大。杜甫先后写下了《遣兴五首》（之一、之二） 《蜀相》《登楼》《承闻故房相公灵榇，白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之一）《武侯庙》《八阵图》《谒先主庙》《诸葛庙》《古柏行》《夔州歌十绝句》之九、《咏怀古迹五首》（之四、之五）《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阁夜》《寄从孙崇简》《上卿翁请修武侯庙遗像缺落时崔卿权夔州》等18首咏诸葛亮的诗篇。在中国诗歌史上，创作数量如此之多、而且脍炙人口的咏诸葛亮诗，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杜甫反复地、深情地咏赞诸葛亮，写下十几首咏赞诗，对诸葛亮进行了高度评价。以往学者多注重揭示杜甫咏赞诗的原因，而对这些诗篇的作用和影响有所忽略。本文则试图分析论述这些诗篇对后人认识诸葛亮，对诗歌史和深化《三国演义》主题，对丰富武侯祠的文化内涵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一、把诸葛亮推向人臣的顶峰 杜甫不仅写下咏赞诸葛亮的诗篇最多，而且给予了他无以复加的高度评价。其评价之高，超过了史学家陈寿，开诸葛亮并列古代一流人臣伊尹、吕尚之先河。诸葛亮在年轻时，“每白比于管仲、乐毅”，这是他年轻时的抱负，出山从政后显示的才能、取得的功绩是否如其意呢？史学家陈寿在其《进诸葛亮集表》中说：“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陈寿认为，诸葛亮是可以和管仲、萧何相媲美的贤臣良相，因为他的才干“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南北朝时的北魏大臣崔浩却认为陈寿的这一评价偏高。他说：“（诸葛亮）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人巴蜀，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以赵佗为偶，而以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他认为诸葛亮只可以与西汉初年偏安南方的南越王赵佗为伍，比之为管仲、萧何，过分了。不过，史学界一直认为陈寿关于诸葛亮的这一评价是公允的。缪钺先生指出：“王鸣盛又补充说，陈寿入晋之后，撰次《诸葛亮集》，作表奏上，推许甚至，在《诸葛亮传》中，特附《亮集》目录，并所上书表，以表示尊崇，《传》后评中反复称赞他的刑赏之当，……赵翼也举出许多例证，说明陈寿对诸葛亮推崇备至。”虽然陈寿“很崇拜诸葛亮”，但他仍然实事求是地给予了诸葛亮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也就是说，陈寿以诸葛亮为“管、萧之亚匹”的评价已经到顶了。 杜甫则从明君贤相的视角，以道德是非的标准，受民间口碑的影响把诸葛亮推向了人臣的顶峰。他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五一诗最为明显，最为突出。诗日：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诗中的“宇宙”，指四方上下，古往今来；即是说：诸葛亮名满天下，永垂不朽。诗称诸葛亮为“宗臣”而不是忠臣，因为忠贞这一品质能做到的人很多，而能称为“宗臣”的，包括了他的人品、才干、功勋及受到后世尊崇的程度等多方面，这种为人所敬仰的社稷重臣则是凤毛麟角。如《汉书》曾将萧、曹称为“一代之宗臣”。三国孙吴的张俨也称诸葛亮、司马懿“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三分割据局面也是诸葛亮苦心谋划的结果，虽然如此，而其“才品之高，如云霄鸾凤，世徒以三分功业相衿，不知屈处偏隅，其胸中蕴抱百未一展，万古而下，所及见者，特云霄之一羽毛耳。”“万古”与“宇宙”相呼应，极言诸葛亮为历代人臣中出类拔萃的鸾凤，不可多得，不可多见，仅一二而已。 “伊吕”二人都是开国元勋，萧、曹二人系西汉初年的著名贤相。杜甫认为，诸葛亮是“大名垂宇宙”的“宗臣”，为世人所敬仰；他的才德功勋之高，独步历史长河；同千古帝师贤相伊尹、吕尚相比，不相上下；而西汉名相萧何、曹参就比之逊色多了。只是汉朝气数已尽，使他抱恨而逝，令人痛惜哀伤。此外，杜甫《蜀相》诗的“两朝开济老臣心”，倾情颂扬诸葛亮开创基业、匡济危时所建立的功勋和所尽职责之一片苦心；《八阵图》诗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赞诸葛亮以盖世之才成为三国第一人。杜甫还进一步把诸葛亮与儒家的最高典范周公、孔子相提并论，在《晚登瀼上堂》诗中说：“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杜甫以“伊吕”来高度赞赏、评价诸葛亮，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前人也曾用类似的比喻称颂过诸葛亮。蜀汉后主刘禅在诸葛亮死后的《策诸葛丞相诏》中日：“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朝廷评价：诸葛亮在汉代衰落时建立的丰功伟绩，与前代的伊尹、周公比肩媲美。伊周，即伊尹、周公，两人都曾摄政，主持国政。“伊周”连用在《汉书》中有先例，曾称周勃“为汉之伊周”，所以蜀汉诏书沿用称颂诸葛亮。蜀国的彭羕“于狱中与诸葛亮书日：足下，当世伊、吕也，宜善与主公计事，济其大猷。”彭羕称诸葛亮为当代的伊尹、吕尚，也是因《汉书》中曾出现“伊吕”连用。之后两晋的论者也有这样的评赞。西晋张辅在《乐葛优劣论》中说：“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 虽然前人曾称颂诸葛亮如伊尹、吕尚，不过这些赞誉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造成较大影响。是杜甫写出了“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这样的千古名句后，才真正将诸葛亮推向伊尹、吕尚这样的一流人臣高度，并得到广泛认可，广为流传。因为杜诗一出，在他之后同代和后代的评论中，均弃“管萧”之说而称颂诸葛亮为“伊吕”。这既是对杜甫评价、称颂诸葛亮的认同，更是杜诗的影响所致。 在唐代，杜甫之后有沈迥的《武侯庙碑铭并序》日：“在昔君臣合德，兴造功业，有若伊尹相汤，吕望兴周，夷吾霸齐，乐毅吕燕。”尚驰的《诸葛武侯庙碑铭并序》日：“向令伊、吕并世而生，殷、周易地而处，则太甲不放桐宫，而四海咸理，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为天不假年，忠尽莫就，生居于后，功绩在其下耳。”裴度在成都武侯祠撰写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并序》认为：“陈寿之评，未极其能事，崔浩之说，又诘其成功，此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不其谬与！……铭日：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齐管、晏，摁汉萧、张，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丰约，亦皆然矣。”其后宋明清的评论、诗歌均追随杜诗，将诸葛亮比作伊、吕。兹以诗歌为例，举各代一二首于下。宋代陆游《游诸葛武侯书台》诗日： “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元人胡助《孔明草庐图》诗云：“人物白是伊吕徒，甘服巾帼遮长驱。”明人孙承恩《诸葛武侯》诗日：“堂堂诸葛公，道本伊吕匹。”清人仇兆鳌评论说：“少陵题先主武侯诗，特具论世知人之识，从古诗家所仅见者。”杜甫“伯仲之间见伊吕”的赞誉和评价，淹没了陈寿的“管萧之亚匹”的评判。诸葛亮与伊尹、吕尚为俦的形象因杜诗的影响而深入到士人和百姓的心中。 二、咏赞诸葛亮诗在文学上的影响 杜甫称颂、评价诸葛亮的诗句简要、鲜明、突出，为士人们所认同，很快得到流传。千百年来，杜甫在咏赞诸葛亮诗中表达出的思想、情感，对诸葛亮的崇敬、评判，流露出的惋惜、哀怨，深深感染、影响了士大夫和民众。这一影响在文学上明显而深远。 1、对后世咏赞诸葛亮诗歌的影响。 唐代诗人，主要是杜甫的咏赞诸葛亮诗，开启了后世咏怀诸葛亮诗的先河。《诸葛亮研究集成》一书的《诗词曲赋卷》收录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歌800余首@，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咏赞诸葛亮诗的巨大影响。“千古勋名垂宇宙”“大名宇宙垂芳久”“吞吴遗恨失堪伤”“宗臣鱼水失吞吴”“谁识当年开济心”“伊周伯仲才难得”“锦官城外柏森森”“翠柏黄鹂自古今”“宗臣遗像在”“丞相祠堂桧柏间”“千年古柏传心事”等有杜诗痕迹的这类诗有近百首，形成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鉴于此类诗歌之多，仅举一二如下：宋人王十朋《题诸葛武侯祠》：“我来再拜瞻遗像，泪满襟如老杜诗。”明人杨畅《昭烈祠》： “应忆吞吴丞相恨，不堪吊古少陵诗。翠华想象人何在，伏腊与今感岁时。”清人陈廷敬《题运翁先生忠武志后》：“三同枉顾同鱼水，万古云霄一羽毛。”清人邵墩《武侯祠》：“鱼依方得主，龙卧更何期。伊吕追前代，关张共一时。……应偕孙若子，宇宙大名垂。” 这些咏赞诸葛亮的诗篇，有的是在吟诵诸葛亮时联想到杜甫的诗句，有的是模仿杜诗的写法，有的将杜甫咏赞诸葛亮的诗句嵌进或者化人白己的诗里，有的追随杜诗将诸葛亮比作伊吕，或者伊周。总之，杜甫咏赞诸葛亮诗的影响在这一热潮中处处可见。 2、对《三国演义》的影响。 《三国演义》选用了杜甫吟赞诸葛亮诗四首，分别是《八阵图》、《蜀相》、《咏怀古迹五首》之四、之五，以作为塑造人物、表达主题思想和感情的要素。数量虽不大，而意义深刻，影响很大。诸多三国演义专家著书撰文对此进行了阐述。 郑铁生先生其专著《三国演义诗词鉴赏》中举《蜀相》诗为例说：“此诗是《三国志平话》、嘉靖本《三国演义》、毛氏本《三国演义》共同选取的一首论赞诗。从平话到毛本经过几百年，小说中论赞诗的变化很大，为什么罗贯中、毛宗岗都保留了成书过程中留成下来的这首诗呢？我以为重要的一点是这首杜诗感情之深，概括之强，为小说的议论大大增色。‘三顾’与小说三顾茅庐、‘两朝’与辅佐刘备父子开创基业的情节丝丝人扣，把武侯一生的才德、抱负和功业，凝练成一联诗，既典型又概括，且字字浸泪，行行蘸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警策地写出了历代人民，包括为正义的事业战斗不幸赍志而殁的英雄，对武侯的追思和景仰。这与小说情节流露出来的倾向和感情是十分吻合的。象这样的论赞诗，既把诗歌的优长发挥出来了，又强化了小说思想的深度。”他认为，《三国演义》借用杜诗，是因为作者对诸葛亮的情感心态与杜甫一样，在崇尚、倾慕的同时，表达出强烈的忧患心态。杜甫诗歌对诸葛亮的赞颂，以及表现出的思想情感都深深影响了《三国演义》的作者。 陈翔华先生也在其专著中指出：“罗贯中突出地描写诸葛亮及其故事，在思想上显然承袭杜甫《蜀相》、《咏怀古迹》（五）……等诗意。今见元至治刊本《三国志平话》与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都引杜甫、胡曾等唐人的诗作，成为小说中的艺术描写组成部分。明《清平山堂话本》欹枕集下《夔关姚卞吊诸葛》，除引录杜甫《八阵图》诗外，还写姚卞填词：‘三顾频烦，两朝开济，何处寻遗迹？’‘见说祠堂今尚在，中有参天松柏。巡蜀英谋，吞吴遗恨，俯仰成今昔’等句，也都是从杜甫《蜀相》、《夔州歌》、《八阵图》等变化而来的。以上可见唐代（杜甫）咏怀诗对于后世的诸葛亮故事创作及形象的描写，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毛宗岗在评改《三国演义》后写《读三国志法》，认为该书塑造的诸葛亮形象是一奇，是一绝。他说：“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这简直与杜诗“伯仲之间见伊吕”、“万古云霄一羽毛”一脉相承，可以说是其最好的注脚。 三、对武侯祠的作用和影响 杜甫咏赞诸葛亮诗已融人武侯祠的文化内涵中，对成都武侯祠的作用和影响尤为显著。 1、成为了解成都武侯祠历史沿革的史料来源。 成都最早的武侯祠在少城，西晋时李雄割据四川时所建。现在位置上的武侯祠何时始建，君臣合祀是如何发展而来，现存只有宋绍兴三十年( 1160)任渊的《重修先主庙记》记载了这一状况。碑记说：“成都之南三里许，邱阜岿然日惠陵者，实昭烈‘弓剑’所藏之地。有庙在其东，所从来远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临之。东夹室以附后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别庙，忠武侯在焉。古柏参天，气象甚古。”而这种陵、庙、祠在城南相毗邻的状况是何时形成的呢？这还得从杜甫咏诸葛亮的诗中去探寻。 首先杜甫的《蜀相》诗描述了这一位置上的武侯祠，以后在其他诗中提到这里的先主庙（“船移先主庙，洗药浣花溪。”《绝句三首》其二）；还有后主祠（“可怜后主还祠庙” 《登楼》）。后来在夔州的《古柏行》诗中说：“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将唐代刘备墓旁的先主庙、后主祠，及与武侯祠相毗邻的状况如实勾勒出来，佐证了宋代任渊关于南郊刘备陵庙与武侯祠在一起的记载。因此，《蜀相》和相关杜诗，成为今天研究成都武侯祠君臣合祀历史沿革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武侯祠的专家指出：“（《蜀相》诗）是现存史籍中最早谈到‘丞相祠堂’即成都武侯祠的宝贵史料。它甚至为我们推断武侯祠迁到这里的大概时间提供了佐证！”的确，现在通行的说法，南郊武侯祠的出现在公元五世纪，就是从公元760年的《蜀相》诗中的古柏树龄有两百多年来确定的。 2、成为丰富武侯祠文化内涵的宝贵资料。 武侯祠由祠庙、殿宇、塑像、碑刻、匾联等文化元素组成，而匾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和书法、雕刻结合，与建筑、园林融为一体，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瑰宝。杜甫咏赞诸葛亮的诗句很早就成为匾联内容，融人武侯祠的文化中。这在全国各地的武侯祠中均可看到，不过尤以成都武侯祠为最。成都武侯祠用杜甫咏赞诸葛亮诗句的匾联达12副之多，成为引人瞩目的重要文化特色。 如匾额有：“名垂宇宙”（雍正甲寅，1734年，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书） “开济老臣”（嘉庆17年壬申，1812年，朱怀班题），“先主武侯同閟宫”（清人完颜崇实书），“万古云霄一羽毛”（今人徐悲鸿书）；楹联有：“伊吕允堪俦，若定指挥，岂仅三分兴霸业；魏吴偏并峙，永怀匡复，犹余两表见臣心。”（康熙壬子，1672年，宋可发题）“唯德与贤，可以服人，三顾频烦天下计；如鱼得水，昭兹来许，一体君臣祭祀同。”（嘉庆庚辰，1820年，蒋攸铦题）“诸葛大名垂宇宙，元戎小队出郊垌。”（集杜句，失名）“仰古柏之森森，典型非远；溯大儒之蔼蔼，笑貌依然。”（清人张清夜题）“管乐自居，竞成伊吕；关张同志，已慑孙曹。”（清人张清夜题）“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今人冯灌父书）“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上联用杜甫诗句，今人董必武书）“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今人沈尹默书） 此外，还有以杜甫咏诸葛亮诗句命名的庭院，如取意“隔叶黄鹂空好音”的“听鹂馆”，取义“映阶碧草白春色”的“碧草园”，取义“香叶终经宿鸾凤”的“香叶轩”，取义“树木犹为人爱惜”的“爱树山房”等。馆藏文物中还有大量关于这些杜诗的书法作品、诗意画等，其中不少已被定为国家等级文物。如著名画家陈子庄的大型国画《锦官城外柏森森》，已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千百年来，杜甫咏赞诸葛亮诗以不同的文学艺术形式融人到武侯祠文化中，不少已成为重要的文物，受到人们的喜爱。 3、确立了武侯祠园林景观的基本特征。 唐代成都武侯祠柏树成林，郁郁葱葱，气象不凡。杜甫抓住这一具有典型特征的视角景观，先从远处眺望进而询问，想象古柏深处的丞相祠堂。于是，他以“柏森森”作为武侯祠外景观的重要特征写出名篇《蜀相》。后来在夔州作《古柏行》，又追忆成都武侯祠的古柏“崔嵬枝干郊原古”，赞其高大壮观。杜诗前后的吟咏，使成都武侯祠的古柏额外受人关注。成都武侯祠古柏是何时、何人所植，今已无资料可考。但因杜甫的吟咏，李商隐于大中六年( 852)来拜谒武侯时，专门写下《武侯祠古柏》一诗；段文吕作《武侯庙古柏铭》，刻石立于祠庙；宋代陆游家藏有武侯祠古柏图，因而作《古柏图跋》；田况著《古柏记》，范镇写《武侯庙柏》等等。他们都因杜甫钟情于祠庙的柏树而纷纷撰文赋诗，后来甚至赋予古柏以灵气，将武侯祠的古柏神化。 至于明清时关于吟诵成都武侯祠古柏的诗赋，更是举不胜举。如：明人薛碹《诸葛武侯庙》之七日：“欲问祠堂何处是，锦官城外柏森森。”明代王越在维修襄阳隆中草庐时，增设十处景点。其中即根据杜诗而特别设置“古柏亭”。修好后，他作《隆中十景·古柏亭》诗日：“锦官城外柏森森，几度曾歌杜甫吟”，以此点明修亭的缘由。清人徐本衷《祠堂古柏》诗曰：“祠堂古柏旧垂名，开元老杜倍关情。森森耸翠争凌拔，落落盘踞讶神明。” 杜甫对武侯古柏的吟咏影响既深远又广泛。因此，“‘柏森森’就成为武侯祠之一大胜景，同时也使后来祠庙园林的维护、建设有了一个文化定式。”@现存庙志专章详细记录了清代重建后补种柏树的情况，如康熙十一年、乾隆七年、乾隆三十九年、乾隆五十三年、道光三年、道光六年等历年补种柏树的数目，以及成活多少，均一一记录在案，足以说明柏树在武侯祠的重要地位。杜甫《蜀相》诗第一次把古柏与诸葛亮联系在一起，使苍翠长青、正直坚强的古柏成为诸葛亮的人格品质的写照。古柏从此受到文人雅士的吟赞，“柏森森”成为了成都武侯祠的一种象征，一个文化符号。 历史学家评判历史人物立足于对历史贡献的大小，对历史进程起作用的大小，而文学家、诗人则更多地以道德是非进行评判，不以成败论英雄。所以，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理想，取材相关的史实，描写出一个高大的诸葛亮形象。陈翔华先生指出：唐代诗人咏怀诸葛亮的“目的是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和寄托个人的感慨，而不是作科学的历史评价”。杜甫正是如此，他在寄情抒怀的同时，从期盼明君贤相的角度，有感于士人百姓的口碑把诸葛亮推向了人臣的顶峰，留下了“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功盖三分国”等赞词和评语。这些简要鲜明的赞词、评语，深深影响着后世对诸葛亮的评判、认识；这些名篇佳句，至今仍然在三国文化领域闪烁着耀眼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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