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品汇》李白杜甫并尊观折探

扬之水

《唐诗品汇》李白杜甫并尊观折探

    [摘要]《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棅编选的大型唐诗选本，其承变前人，定型“四唐”，独创“九品”，宗法盛唐，推尊李、杜。高棅认为李诗是盛唐正音，故始终让李白端坐“正宗”；杜诗异于众唐人，但“集大成”，故专为杜甫设立“大家”。这是对前人李、杜优劣之争的总结、拓新和实践，其透露出高棅的李、杜并尊观，也反映出高棅独特的唐诗正变观和通达进步的诗史正变观。《唐诗品汇》立足李、杜，前疏后导，既弥补了之前唐诗选本的缺憾，又对后世唐诗选本影响深远。

    [关键词]《唐诗品汇》 李白 杜甫 并尊 影响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棅编选的大型唐诗选本，总选681家5840首。它深受宋、金、元崇唐思想浸染，上承严羽诗学思想，近秉闽派贤人诗论，既采撷元杨士弘等诸家唐选精华，又承变先哲编纂种类和分门别品，宗法盛唐，推尊李、杜，审音辨体，倡导“格调”，体例周详，风格多样，评选结合，自成一家。全书以初、盛、中、晚“四唐”分期为经，以“九品”品第为维，辅以唐诗各种体裁，通选全唐，点面结合，纵横交错，形成有条不紊的唐诗发展网状结构，动态呈现出以盛唐诗为标准的诗学史观。 “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对后代唐诗选本、唐诗研究、诗学思想等影响深远。

    高棅标举盛唐，认为盛唐诗“神秀声律，粲然大备”、“声调最远，品格最高”。“九品”有“正宗”、 “大家”、“名家”、“羽翼”四品位居盛唐，而“正宗”和“大家”更是盛唐之极品。《唐诗品汇》始终让李白高居“正宗”，为杜甫专设“大家”，透露出高棅特有的李、杜并尊观。

    李、杜高下之争历史久远，中唐以来就有不同看法。中唐顾陶《唐诗类选》中已经尊称“杜李”。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又“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摹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稹应杜甫孙杜嗣业之请，为杜甫作墓志铭，不排除谀墓倾向。他力赞杜诗对前人的全面继承，又以杜甫擅长的格律诗（尤指出长篇排律）为标准，去衡量李白诗歌，这是不公平的，当然这也可能与元、白喜写“千字律诗”的个人爱好有关。

    李、杜并尊始于中唐韩愈，韩愈对李、杜的并尊，似乎有针对元、白扬杜抑李之意。韩愈在《调张籍》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接着阐述其对李、杜的昼思夜梦和神往，赞美李、杜诗歌阔大气势：“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破。”《荐士》诗云：“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石鼓歌》、 《城南联句》、《醉留东野》、《感春四首》等诗均李、杜并称，且无轩轾之意。

    韩愈后，由宋至元，聚讼纷纭，扬杜抑李者如王禹偁、王安石、苏辙；扬李抑杜者如杨亿、欧阳修、曾巩；李、杜并尊者如苏轼、张戒、严羽。如王安石《四家诗选》以杜甫为第一、李白居第四。北宋人取宗唐人对象各异，至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独尊盛唐，专法李、杜，“诗辨”谓学李、杜为“正路”、“向上一路”。“诗评”云：“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又“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严羽看到二公不同风格和特点，指出其各有所长。金代人对唐、宋诗冷静思考、自觉体认，在比较中认可唐诗，金末赵秉文明确提出要以李、杜为法。迨元，诗坛沉浸在一片唐音之中，宋调别响已很少。元末杨士弘编选的唐诗选本《唐音》，更体现出以盛唐为宗的鲜明倾向，遗憾的是其没选李、杜诗。

    高棅继承宋、金、元崇盛唐、尊李杜思想而求变。他视“正宗”为代表盛唐诗风的典范，如五古列李白等为“正宗”，并认为“使学者入门立志取正于斯，庶无他岐之惑矣”，类似严羽“诗辨”所阐发。高棅让李白始终端坐“正宗”，为杜甫专设“大家”，实并无高下之分，其是对韩愈、严羽的沿革。 “正宗”是从风格上体认的，所以李白之外，还安排其他诗人人“正宗”，虽有的仅一首，但就某种诗体而言，高棅认为其能代表盛唐之音；而“大家”则不然，除杜甫外没有任何作家人其品。

    兹统计《唐诗品汇》所选“正宗”、“大家”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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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正宗”，各体共有诗人16人，其中李白1人各体选诗共398首，较“正宗”其他15人选诗总和353首，多出45首，占“正宗”、“大家”总选诗量比重最大(38.57%)，这印证出高棅对李白的推崇。杜甫五古、七古人选诗量较李白少，五律、五言排律、七律都远超过李白选诗量。李白擅长古体，杜甫长于近体，这体现高棅对体裁取舍的精密，及对诗人风格的准确把握。杜甫各体总选诗量（281首），逊于人选“正宗”其他诗人选诗总和（353首），但是《唐诗品汇》给予杜甫崇高地位，为他一人独设盛唐“大家”品目。再看李、杜各体占的卷数比重，杜甫一人在全书中占6卷，李白5卷，可见杜甫受重视程度。《唐诗品汇》一书，“正宗”、“大家”共设18卷，占全书总卷数的20%；总选诗量1032首，占全书总选诗量5840首的17.68%。

    《唐诗品汇》具有汇评性质，览其评语，李、杜并尊观昭然可见。“历代名公叙论”引“浚仪马伯庸语：‘枕藉骚选，死生李、杜矣。”’又“蜀郡虞集云：唐人诸体之作与代终始，而李、杜为正宗”。

     高棅转益多师、为己所用。杜甫“大家”是从“集大成”角度而言，高棅认为杜甫古诗、近体“无所施而不可”、“极矣”。他不因元稹尊杜抑李而偏废李白，而是汲取元稹对杜甫评价为己所用。五古叙目引元稹语认为杜诗“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是“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七古引王安石话认为杜甫“光掩前人，后来无继”。高棅总结前人、积极思考，结合王安石评语审视杜诗，感到杜甫诸诗，如《哀江头》、《哀王孙》、《古柏行》、《剑器行》、《渼陂行》、《兵车行》、《洗兵马行》、《短歌行》、《同谷七歌》等篇，皆确风格各异、形式多样。

    高棅跳出前人李、杜优劣之争窠臼，重新审视李、杜，认为扬杜抑李和扬李抑杜都有失公允。他丝毫不以二公长短为据去评其高下，而是看到李、杜不同体裁诗歌各有擅长。既认可杜甫五古的“集大成”，又赞李白“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称李诗是“神秀声律，粲然大备”盛唐诗的典型代表；七古赞李白“长篇短韵，驱驾气势，殆与南山秋色争高可也，虽少陵犹有让焉”，又看到杜甫七古的“无施不可”；律诗是杜甫擅长体裁，五律虽认为杜甫“律法变化尤高，难以句摘”，仍不影响将“气象雄逸”的“盛唐律句之妙者”李白安排人“正宗”；五言排律对杜甫褒扬，“排律之盛，至少陵极矣，诸家皆不及。诸家得其一概，少陵独得其兼善者”，并举杜诗《上韦左相》，《赠哥舒翰》、《谒先主庙》等篇，认为“其出入始终，排比声韵，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所施而不可”，但还是不妨碍把“声律之备”的李白人“正宗”；七律认为李白等盛唐诸家“声调最远，品格最高”，恰符合高棅理想诗歌“正”之标准，故还让李白入“正宗”。杜甫因“七言律法独异诸家”，但篇什盛，是“小家数不可仿佛耳”，强调的还是“兼善”，仍居“大家”。

    《唐诗品汇》 “正宗”李白总选诗398首；“大家”杜甫总选诗281首，若加上五、七绝“羽翼”的15首，全书总选杜诗296首。李诗超过杜诗102首。比对上表李、杜各体选录诗量，五古：李196首，杜84首；七古：李76首，杜53首；五绝：李23首，杜8首；七绝：李39首，杜7首。五、七古，五、七绝，李白选诗量超过杜甫。再看律诗，五律：杜82首，李46首；五言排律：杜25首，李12首；七律：杜37首，李6首。律诗选诗量杜甫超过李白。可见李、杜各体选诗量互有胜出，高棅虽并尊李、杜，但总选诗量似乎又昭示出他对李白的偏爱，这反映出高棅安排李、杜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上承严羽，认为李诗是盛唐正音，最能代表盛唐诗风。 “历代名公叙论”引“诗辨”语：“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以此观点衡量李、杜诗，自然诗风“飘逸”、想象丰富、浪漫奔放的李白更符合“正宗”条件。相比之下，体裁明密、格局精严、有矩可寻、法度缜密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只能人“大家”了。另一方面视杜诗“理趣甚异”、“独异诸家”，与严羽说的“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一致。“正宗”所选诗多描山摹水、应制赠别、登高念远之作，参以“不以世次拘之”人“名家”的刘长卿、钱起、韦应物，及居“名家”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选诗风格，可见高棵喜清新飘逸、闲适淡雅之诗，其自己作诗也多此倾向。这是他个人爱好所致，也是闽派尚俊逸清空诗风的熏陶。李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故全人“正宗”；杜诗铺陈排比、体势多变、炼字炼句、现实性强，但却是“兼善”、尽“体势”、兼“独专”、“无施不可”、“集大成”，故专列“大家”。

    《唐诗品汇》李、杜并尊，透露出高棅唐诗正变观。严羽论诗，除唐诗“五体”外，鲜及唐诗正变。高棅则不然，他认为“正宗”是全书“根本”，其既上接风雅之正，又代表唐诗之“正”。“历代名公叙论”引《诗法源流》语：“唐陈子昂、李太白、韦应物之诗，犹正者多而变者少，杜子美则正变相半。”较“三百篇”，李白等盛唐诗都不能算是纯粹的“正”，李、杜差别只是正多变少、正变相半而已。杜诗是盛唐“正”中之“变”，但其变而不失“正”，相对于晚唐之“变”，其“正”多“变”少，还属于“正”的范畴，仍能代表唐诗之“正”。而晚唐诸公已是有意探寻诗歌形式和内容之“变”，相对于李、杜，他们已属大“变”，是“变态之极”。这样就以李、杜并尊为基点，建立起以盛唐一代诗歌为“正”，初唐为“正”之渐始，中唐为“正”之接迹，晚唐为盛唐之“变”的“一代诗体观”。

    李、杜并尊还进一步反映出高棵通达进步的诗史正变观。《沧浪诗话》“诗体”分唐以前诗体为“四变”，认为风雅之诗是“正”，“一变”而为骚体诗，“再变”为汉代五言诗，“三变”为六朝七言歌行，“四变”为唐代律诗。这种诗体之“变”含有以风雅之“正”为基准，衡量历代之“变”意思，即一“正”统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可演示为“正——变——再变”过程，将诗体的演进看成机械平面推进。高棅由李、杜并尊生发，视诗体发展史为动态立体演变架构。他认为相对于前代诗歌，唐诗也是“变”，只是“正”之“变”而已。前代至唐，诗歌正变可粗略概括为“正——变——正”的公式，前一个“正”是风雅之正，或者说汉魏诗体之“正”，后一个“正”是指唐诗之“正”，而李、杜恰是唐诗之正的最高代表。这就不同于严羽简单意义上的“正——变——再变”观点，而类似于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法命题。正变盛衰似乎可循环，但唐诗此“正”和风雅之“正”是同中有别，它类似哲学中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应用，后之“正”不可能是前之“正”翻版，而是变中之“正”，是螺旋上升和趋时之“正”。其将李、杜并尊提到整个诗歌发展史层面上衡量、定位，更见真切具体，颇具价值意义。

    《唐诗品汇》立足李、杜，前疏后导，既弥补了之前唐诗选本的缺憾，又对后世唐诗选本影响深远。现存13种唐人选唐诗录李、杜诗的仅三种：殷瑶《河岳英灵集》选李诗13首，没选杜诗；韦庄《又玄集》选李诗4首、杜诗7首；韦毅《才调集》选李诗28首，没选杜诗。迨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赵师秀《众妙集》、刘克庄《唐五七言绝句》不选李、杜诗，柯梦得《唐贤绝句》选李诗4首、杜诗6首；金元好问《唐诗鼓吹》不选李、杜诗；元杨士弘《唐音》李、杜不录。可见《唐诗品汇》之前唐诗选本李、杜并选的较少， 《又玄集》李、杜诗选录不仅量少，且不分体；唐绝句选本限于体裁，不易见李、杜诗真貌。高棅之前唐诗选本要么主选一个时期，要么单选某体，要么详略不侔，皆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通选全唐，更不能还李、杜诗真实地位。唯《唐诗品汇》通选“四唐”、独创“九品”，并结合各体大量选录、极力推尊李、杜诗，不仅更接近唐诗全貌，而且精准定位出李、杜在唐诗大系上的坐标。

    明、清两朝唐诗选本盛行，它们对《唐诗品汇》并尊李杜、宗法盛唐、通选“四唐”、众体兼备等多有效法。明李攀龙《古今诗删》选唐诗部分，不仅继承《唐诗品汇》入选作家、作品及选目顺序不变，以盛唐诗为选录重点，而且大量选录李、杜诗，总选李诗57首、杜诗76首，居入选诗人之冠；明唐汝询《唐诗解》 “凡例”明确说自己是“一遵《品汇》之例”总选李诗167首、杜诗138首，李白五古、五绝、七绝选诗居各家之冠，杜甫七古、五律、七律、五言排律选诗位诸人榜首，且五古、七古、五律选诗数量前二名皆为李白、杜甫。《唐诗解》受《唐诗品汇》影响确然。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赞美高棅单列杜甫为“大家”的安排“具有特识”。沈氏沿袭高棅，称呼杜甫为“大家”，且对杜诗评价也如出一辙，他们皆认为杜诗是变体，但又都认可杜诗的“集大成”和忠君爱国。

    《唐诗别裁集》接踵《唐诗品汇》，让杜甫与李白并肩争辉，并说“是集以李、杜为尊”。不过《唐诗别裁集》接受中有变化，若说高棅站在崇正黜变诗学立场，安排杜诗时还持矛盾心理，那么沈氏选杜已走出此囿，以更为通达的审美视野和标准，大量选录杜诗，并毫不犹豫地对杜诗变体形成的审美特征大加赞美。选诗数量上，《唐诗品汇》选李诗较杜诗为多，《唐诗别裁集》则以杜诗为冠；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继承《唐诗品汇》以李、杜为尊，二书不仅选李、杜诗歌最多，而且对他们评价最高。与《唐诗别裁集》相似，《唐诗三百首》继承《唐诗品汇》而有新变，其选杜诗39首，为全书77家之首，选李诗29首位居其二。要之，后代唐诗选本，无论是亦步亦趋，还是沿袭变化，都共同体现出《唐诗品汇》李、杜并尊观的影响所在。至今，人们还视李、杜为唐诗星空中的双子星座，溯其源，仍本《唐诗品汇》矣。

    高棅“潜心于诗”、“历十数年”编成《唐诗品汇》，以真实可感的唐诗选本为载体，实践了严羽等先哲诗论，并超越了前贤唐诗选本，以实际行动为李、杜并尊奠定了坚实基础。《唐诗品汇》认为李、杜二人各擅胜场，不分高下，李诗更能代表盛唐正音，故始终入“正宗”，杜诗虽异于众唐人，但“集大成”，故专设“大家”。这种并尊安排独具匠心，是客观公正、冷静清醒的审思结晶，符合李、杜诗歌成就的历史真相，泽被后代，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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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棅标举盛唐，认为盛唐诗“神秀声律，粲然大备”、“声调最远，品格最高”。“九品”有“正宗”、 “大家”、“名家”、“羽翼”四品位居盛唐，而“正宗”和“大家”更是盛唐之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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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棅让李白始终端坐“正宗”，为杜甫专设“大家”，实并无高下之分，其是对韩愈、严羽的沿革。 “正宗”是从风格上体认的，所以李白之外，还安排其他诗人人“正宗”，虽有的仅一首，但就某种诗体而言，高棅认为其能代表盛唐之音；而“大家”则不然，除杜甫外没有任何作家人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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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擅长古体，杜甫长于近体，这体现高棅对体裁取舍的精密，及对诗人风格的准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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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棅转益多师、为己所用。杜甫“大家”是从“集大成”角度而言，高棅认为杜甫古诗、近体“无所施而不可”、“极矣”。他不因元稹尊杜抑李而偏废李白，而是汲取元稹对杜甫评价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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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棅安排李、杜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上承严羽，认为李诗是盛唐正音，最能代表盛唐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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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视杜诗“理趣甚异”、“独异诸家”，与严羽说的“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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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品汇》李、杜并尊，透露出高棅唐诗正变观。严羽论诗，除唐诗“五体”外，鲜及唐诗正变。高棅则不然，他认为“正宗”是全书“根本”，其既上接风雅之正，又代表唐诗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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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杜并尊为基点，建立起以盛唐一代诗歌为“正”，初唐为“正”之渐始，中唐为“正”之接迹，晚唐为盛唐之“变”的“一代诗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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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品汇》立足李、杜，前疏后导，既弥补了之前唐诗选本的缺憾，又对后世唐诗选本影响深远。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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