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22-7-23 15:55 编辑
诗经中的女性性格 关键词：诗经 女性 婚姻 两性关系 摘要：通过品读《诗经》中形形色色的女性以及她们对爱情，对男子的态度和对婚姻的理解，选择不同的视角看待女性，体现她们的可贵品质和性格特征，以及一些通过对女性的描写所反映出的当时的社会现象。 女性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各式各样女性的形象都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据统计《诗经》中涉及女性形象的诗歌大约101首，约占《诗经》总篇目的三分之一。 同样在 “诗三百”中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中不乏一些弃妇，思妇，怨妇的形象，同样也有敢于反抗权势，勇于追求自身幸福的女性形象。据统计《诗经》中涉及女性形象的诗歌大约101首，约占《诗经》总篇目的三分之一，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称《诗经》是一部描写女性的作品。 诗经可以说是一部描写女性形象的百科全书，《诗经》中有天真烂漫，大胆坦率的少女和矜持深沉、羞怯痴情的恋女等。也有思念远方的征人的思妇形象。其中有《摽有梅》中那样的大胆追求爱情，渴望婚姻的女性，其中的“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表现了女子期待有爱人来提亲的迫切心情，龚橙《诗本义》说“《摽有梅》，急婿也”，体现了女子对于婚姻与爱情的渴望。也有被抛弃的无限哀愁的怨妇形象，如《卫风·氓》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诗经》中女子对与爱情的直接表白与泼辣甚至更甚于男子。？《褰裳》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大胆地表达了对男子的态度，说出了难道你不想我，就没有人想我这样的话，甚至还有些理直气壮，简单的言语便给读者勾勒出一幅敢于追求爱情，性情豪爽的辣妹子的形象，不扭捏做作，不低级庸俗，让人看了觉得可亲可爱。而在《行露》中的女子，面对暴力权势的不卑不亢，决不屈服的美好品质。“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表现女子不畏强暴，追求独立的人格尊严的精神。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时间中很长时间对于婚姻和封建礼教是非常看中的，对于女子的约束也是很多，女子要做贞洁烈女，要从一而终，要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对于女性来说她们没有可能挑选自己的如意郎君，婚姻大事也要听命与父母、媒人，很多女性都是在新婚之夜才底一次见到了自己的新郎。可为《诗经》中很多篇幅描写的女子追求爱情的表达是如此直白而炽烈，如此毫不避讳。这要从当时婚姻礼教的大背景开始说起。首先人类婚姻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原始群婚、按辈分划分的族内血缘婚、同一氏族部落的男女不得通婚的族外伙婚（恩格斯称之为普那路亚家庭）、一个男子或女子在众多的妻子或丈夫中往往有一个主妻或主夫的对偶婚及一夫一妻的专偶婚。《诗经》时代大致是由对偶婚向专偶婚过渡的阶段，对偶婚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的婚姻形态。由母系氏族社会的一妻多夫，发展为男女双方各自有一主妻或主夫的同时，还可以有若干临时的异性朋友，也就是一妻多夫与一夫多妻并存。由于主夫、主妻的婚姻相对稳定，所生子女已经能够确认自己的父亲，再加上频繁的战争使男女失衡，且男性具有生理优势，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男性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对偶婚也由最初的一妻多夫逐渐演变为一夫多妻而成为父系氏族社会的主要婚姻形态。专偶婚则是进入奴隶社会之后的婚姻形态，是财产私有制的产物，生育合法的子女以继承财产成为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而在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期，这期间开创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传统，建立起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其中包括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而在周礼中的“男女有别”主要指性别分工与社会地位而言，但贞节观念已有出现。而在西周时期是束缚女性的封建道德观念的萌芽期。然而，这种原则在当时不管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讲都只是一种道德理想。理论上，礼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情欲的合理性，实践上，礼对于不同地域和社会阶层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同时原始群婚的遗风尚存，而《周礼·地官·媒氏》所载的“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表明官方为适龄男女恋爱择偶提供了相当的自由，对两性关系的限制可以说是极为宽松的。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女孩子敢于大胆地向心仪的男孩子表达爱慕之情会有“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的诗句。而在一些诗中，从生情到谈情，从情到性的过程自然而直接，没有什么礼教的约束。而贵族阶级的许多行为有甚于此，《鄘风》《齐风》《陈风》中就分别反映了卫宣公强占儿媳、齐襄公与其妹私通、陈灵公淫于夏姬的事件，这类荒唐乱伦的行为没有受到任何实质上的追究，而对此类“失节”行为的指责也多与政治或伦理相联系，较少从婚姻规范而言。可见，在“礼教”要求相对严格的上层社会，其中女子的贞节观念也十分淡薄。其中像《褰裳》这样女子对男子直接炽烈的邀请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礼教的束缚和父母之名、媒妁之言的痕迹。同样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才培养出了那样豪爽，泼辣，敢说敢做，敢与邀请男孩子的女性形象。所以才有了《野有死麇》中的“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和“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对此顾颉刚对此发表看法为“这分明是一个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对于一向说出的恳挚的叮嘱。”而胡适则说“‘性的满足’一个名词在此地尽可不用，只说那女子接受了那男子的爱情，约他来相会，就够了。”“《野有死麇》一诗最有社会学上的意味。初民社会中，男子求婚与女子，往往猎取野兽，献于女子。女子若收其所献，即是允许的表示，次俗至尽犹存于亚洲、美洲的一部分民族之中，此诗第一第章说那白茅包着的死鹿，正式吉士诱佳人的贽礼也。”这种露骨地描写男女欢会的篇章在文人艳情诗中是少见的。从儒家正统的诗学思想来看，这些诗歌连同文人艳情诗往往被斥为“郑卫之音”“亡国之音”，是风俗浇薄，人心不古的征兆。但比较公允地评价中国古典艳情诗，我们可以借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论《玉台新咏》的话语：“岁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于敦厚温柔之道，未可概以淫艳斥之。” 《诗经》中女性的形象不仅被应用于表现爱情，还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一些社会现实，表现了思念出征丈夫的如《卷耳》中“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痛矣，云何吁矣。”和《君子于役》中“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通过女子之口，流露出对远方征人的牵挂与对战争的不满。《诗经》对女性又是怎样的评价呢？《诗经·大雅·瞻卬》中有“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徒降自天，生自妇人。”和《十月之交》中“艳妻煽方处”就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就有了“女人祸水论”这样的思想。可见将王国之灾推卸到女人头上在《诗经》时期便已出现。在《孔子·阳货》中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可见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时代已经存在了。 《诗经》为我们展现了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让我们为她们动容之余同时品读出属于那个时代的烙印，解读出中国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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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23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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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25 1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