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朱思丞 于 2018-10-19 10:01 编辑
前不久，兰州交通大学唐翰存副教授，发表了《文学病象之“旧体诗垂死病”》一文，引起旧体诗爱好者的强烈不满。唐教授的文章我认真读了一遍，虽然有些观点值得我们反思，但总体看，唐教授不仅对旧体诗缺乏研究，对新诗也缺乏了解。文章并没有拿出“旧体诗垂死病”的证据，也没有“新诗复兴”的依据，所以，给人的感觉不过是强词夺理一厢情愿，或者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罢了。比如，唐教授认为，“一般老百姓能记起来的旧体诗词是‘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白日依山尽’，还是一千多年前的东西。对于当代人写的旧体诗词，他们可能一句也想不起来，更别说家喻户晓了。”其实，如果唐教授能够真的能抽空问问“一般老百姓”，可能就会明白他们更不知道当代人写的新诗。我曾经对这个问题专门做过调研，如果一般老百姓真的还能记得几首新诗的话，除了教科书上的外，可能也就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等那代人的作品。同时，唐教授还认为“当代旧体诗的一大毛病，就在于它还死抓住韵不放手，因为要押韵，很多时候就以韵害意，弄得雕琢无比，生活气息窒息。”这种连三岁小孩都懂得押韵更有诗味的道理，可能唐教授因为研究得过于深奥，反而弄不懂基本道理了。其实，“一般老百姓”之所以能够记住徐志摩、戴望舒的作品，就是因为这些诗保留了韵脚、节奏等声律美。当代人的诗，尤其是近年来一些自以为占据主流地位所谓的“诗人们”，砸碎传统写的各种体、各种派，老百姓根本就不买账，因为“很难看”。从这个点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年传统诗词的圈子越来越大，而新诗的读者再快速萎缩。 新诗发展到今天，不得不承认离读者似乎越来越远。黄教授认为旧体诗像一块遮羞布，那么，我倒觉得新诗越来越像一块裹脚布。其实，这些年对新诗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尤其是不少文坛“大腕”也纷纷对当前的新诗提出质疑，比如，评论家谢冕先生指出“（新诗）有垃圾化倾向”，文化大家季羡林认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诗坛泰斗流沙河先生也指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在社会引起了强烈争议。这种形势下，一些文学杂志开始以包容的态度直面新诗问题，从2001年《山西文学》发表《世纪之骗——中国新诗》，到2016年《雨花》杂志刊登杜生喜先生的来信，期间批评声音不胜枚举。尤其是杜先生认为许多新诗“语言晦涩，看似深奥实质狗屁不通，读之令人头昏脑涨”，这种看法代表了许多读者对当前新诗的印象。不少大学教授也在研究新诗的困境，2006年，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珂发表了《中国新诗向何处去》，2016年，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苇风发表了《新诗的尴尬——中国文人诗歌演进的必然结果》等论文，对新诗沦落的原因提出了很有深度的分析。但是，这些文章在诗坛并没有引起关注。我曾写过一篇《新诗，请给我一个喜欢的理由》的文章，一些诗友看过后就此事与我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普遍不满当前新诗贫瘠的思想、拗口的表达，有人甚至怀疑“文化界有汉奸，用三俗文化摧毁国人的精神和意志”。实际上，普通读者的喜好最应该代表新诗正确的发展方向，但遗憾的是，主流诗歌杂志对此一直视而不见。 这就导致新诗发展不断偏向，最终离大多数群众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越来越远，并逐渐被群众抛弃，但新诗界似乎并不愿直面这些问题。一些诗人把责任推给读者，埋怨读者的欣赏层次，抱怨当前网格化、快餐式的文化消费习惯，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从近年看，古典诗词的读者群呈扩大趋势，群众实际上并没有淡化对内心美的追求。如果我们的主流媒体、诗人们不首先反省自身，对症下药，只能越病越重。我曾和许多诗友进行交流，大家均认为当前不少新诗实际上背离了作为文学的最起码的美学标准。尤其在情感表达上，本来以白话写诗，是为了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但现在，随手翻看一些主流诗刊，充斥着各类语言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的诗歌。比如： 这首是某“著名诗人”发表在江苏某“著名期刊”的一首诗。如果这也是诗，不仅麻木无情，也违背了诗歌基本的表达习惯和群众的阅读习惯，甚至抛弃了人们起码的审美习惯，让诗变得猥琐、怪异，造成普通群众对新诗的偏见和误解。类似的还有： 有人讲新诗赋予了诗人“自由表达”的权利，胡适也讲新诗要有“绝端的自主”，但并不意味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辞海》解释诗歌：“文学的一大样式。运用有一定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文学体裁。感情充沛，想象丰富，语言凝练而富形象性。一般分行排列。按内容性质，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按语言组合有无格律，可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按押韵与否，又可分为有韵诗和无韵诗。”这个定义首先强调诗歌要有思想情感，这与“诗言志”是一致的。实际上，胡适所言的“绝端的自主”，是通过形式的“自主”，达到思想的“自由”，毕竟，旧体诗严格的格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的表达，胡适是想通过打破形式的枷锁，去释放自由的思想。所以，新诗第一位的特征应该是其自由奔放的思想，可以直抵人心。但现在，形式自由了，思想却越来越空洞与矫情，在许多群众看来，当代的一些诗歌成了分行的废话。 另一种需要警惕的是新诗的低俗化、恶俗化倾向。曾经风靡一时的“下半身写作”“脑残体”“乌青体”，不仅道德败坏、节操尽失，实际上也是精神空虚的一种表现。但遗憾的是这些宣扬色情、丑恶、低俗的诗，反而被一些人大肆追捧，甚至奉为经典。有的诗人大言不惭地高喊“我们就要低俗”，扬言“以低俗去颠覆传统”，不少主流媒体为其摇旗呐喊，让人不断怀疑诗歌真正的价值存在。这两年，某大红大紫的“脑残诗人”代表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单凭诗题就背离了诗歌本身的美学意义。宣传色情、低俗的诗歌，绝不是感情充沛，用低级趣味去博取读者眼球，恰恰是感情贫瘠的表现。由于没有足够的才力用自己的作品感动读者，就想法设法以“审丑”出位，达成快速“出名”目的，造就了一大批所谓的诗人们歪曲变形的审美观。所以，当今诗坛类似这样的诗也随处可见：
虽然社会上对这类诗批评如潮，但也有人以“源于生活”“源于内心”对此大加褒扬，轰轰烈烈的争论中，我们看到了“脑残诗人”更“前卫”的作品《读朵渔的诗》，诗中不乏这样的句子：“产生了和他交合的冲动”、“和他做爱应该在雨里完成”、“事后他一定会记下他阴茎的状况”。大家瞠目结舌中，有所谓的诗人立刻指出这首诗是“对一个异性最好的赞美和肯定”——当前整个新诗界可能就是这样的生态环境，不断突破道德和审美底线，不断有一批人因此“出人头地”，而这些人、这些诗总是被冠以“真实”的头衔。其实，“真实”不是不讲原则、不知廉耻，“真实”也从来不是艺术的本质，就像有评论家指出，一个画家画一堆大便，即使再逼真，那是艺术品吗？宣扬低俗、色情，以及暴力、犯罪等的“诗”，其实是所谓的“诗人们”用自己卑鄙、狭隘的心胸，去玷污诗的圣洁、去摧毁社会的道德体系。这些诗可能使其暂时收获了名利，但这种风气不仅伤害了新诗本身，对民族文化也是一种莫大的摧残。 同时，新诗发展到今天的另一个症结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规范。任何一种文体，都应该有特殊的文体规范，而新诗发展历经百年，新诗界不仅没有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准去评判诗的优劣，甚至对什么是新诗也纠缠不清。目前，从总体看，新诗散文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新诗表达越来越凌乱、冗长，群众眼中的诗歌成了分行排列的散文，有人称只要会按回车键就能写诗，甚至还有人发明了“写诗软件”，月产出“25万首左右”。这种散文化的写作，使当代诗人不再像传统诗词创作那样注重“炼字”“炼句”，而过度强调“自由”，也让越来越多的新诗作品丢弃了抒情和想象这个诗歌的特有质地，而倒向一种毫无诗意的生硬化写作体验之中。林庚先生讲：“诗如果没有形式，诗就是散文、哲学、论说，或者其他什么，反正不是诗。”周苇风教授也认为：“新诗在形式上已经失去了诗歌的名分，再无思想上的深度和高度，当代诗歌自然不免有被逐出中国文学王国的危险。” 当然，当今诗坛也不乏好诗，但我们悲哀地看到大量伪诗、赝品大行其道，好诗大多沦落在民间和一些“非主流”的刊物上。导致这种现象诗歌界的“主流媒体”难辞其咎，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旗帜，代表着一种导向，如果它们把新诗引向错误的方向，新诗可能真的会消亡。然而，我们不仅要问，普通群众都看不好的诗，难道在“主流媒体”的编辑们眼中是另一番风景？其实，许多编辑和一些作者一样，本身缺乏生活体验，封闭在“象牙塔”，不深入群众、不了解群众，种出来的诗怎么可能会有根呢？封闭也带来了浮躁，新诗界很少听见有见地的批评声音，诗歌评论大多云里雾里、玄幻莫测，没有人愿意深入研究诗歌本身，但在外围却做足了功夫，这也是新诗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形成独有的文体范式和文本标准的原因。许多所谓的“创新”，也不过是借创新之名，或以怪异标新，或靠低俗炒作，甚至不惜出卖人格赚眼球，把诗歌玩弄于胯下，无原则、无底线地透支着群众对诗歌的好感。实际上，新诗界也是文学界最嘈杂的一个群体，派别林立，炒作成风，花样百出，“美女诗人”“鲜肉作家”满天飞，功夫都花在了“诗外”，不看作品看表演，谁都可以自称诗人，整个诗坛乌烟瘴气、不见天日。所以，有人讲，当前一些所谓的“著名诗人”，都是大众传媒学的专家，却是诗的外行。 因此，新诗实际上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必须以猛药去疴。当前，最大的药方可能就是回归传统。一直以来，中国新诗对西方马首是瞻，上世纪还曾出现了“翻译体”诗歌。实际上，抄袭和模仿国外，绝不是新诗健康发展之路，一些新诗表现出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语言形态，绝不是创新，而是一种消化不良。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脉，任何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丢失根本不会有发展。新诗回归传统就是要贴近长期以来普通群众对诗歌形成的基本审美观，让诗歌真正契合群众对诗美感的理解和情感的认同。因为群众和生活才是艺术生存的土壤，任何艺术脱离群众就意味着死亡。从新诗发展看，从1917年胡适的《尝试集》开始，到上个世纪90年代，新诗在社会上也曾产生过极大影响。那些有影响的诗人、有影响的作品，实际上无不厚植着传统文化的底蕴。我们曾对当前大中院校的学生进行调研，他们之中喜欢诗的人不仅知道余光中、席慕蓉、海子，甚至能够背诵《乡愁》、《再别康桥》、《雨巷》等那代人的作品。所以，真正能走进群众的诗人从来都不是外来文化的“舶来品”。回归传统，对新诗形成自己的文本规范和标准也大有裨益。传统诗词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格式规范，这些格式规范历经千年，不仅文人们引为典范，就其形成的美学标准看，在广大群众中也有高度的文化认同。如果真正以群众审美观构建起新诗的美学标准，那么，今天那些下流、猥琐、无病呻吟的“伪诗”、那些靠炒作、走穴、拉帮结派走红的“伪诗人”，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诗歌也就真正回归了本位。当然，回归传统并不意味着“复古守旧”，新诗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有所发展。但是，创新一定要符合诗歌本身的美学规范、契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惯，这是基本要求。 我一直认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标志性的文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容易形成标志性文体的就是新诗。但是，当前一些所谓的诗人辜负了这个时代，把新诗逼进了死胡同。我们必须让诗回归本原，否则，我们不仅对不起新诗，也对不起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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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9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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