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仔与张戒诗学观之比较 摘要：《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岁寒堂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二书的诗学观不无相合之处：论诗崇尚诗骚、汉魏，称道渊明；高度肯定李、杜、韩、白等人之诗；肯定宋四家的转益多师。但其差异性更是显而易见：胡仔论诗兼取唐宋。认为诗歌代有才人。肯定了宋诗的成就及新变精神；张戒论诗宗唐黜宋，认为诗以代降，代不如人。尤其是对苏、黄的批评，前者体大包容，后者精深激切。二人对宋诗的健康发展都功不可没。 胡仔与张戒生活的时代大体相当。二人在《苕溪渔隐丛话》⋯(以下简称《丛话》，分前后两集)与《岁寒堂诗话》中都对陷人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进行了深刻地反思，试图为其健康发展指出向上一路。他们的诗学观虽有相通相合之处。但差异性却更为明显。这些不仅显示出两人对宋代诗学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且又深刻地影响到后人对宋代诗学不同的批评态度。前人对此少有互参，故笔者不揣浅陋，加以比较，以期对宋代诗歌的创作与理论批评有更深地体认。 一、胡仔与张戒诗学观之相合处 胡仔与张戒诗学观相合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唐前诗歌的尊崇；二是对唐李、杜、韩、白等人诗歌的评价，三是肯定宋四家等人的转益多师。这些是二人在宏观上的共识。 (1)论诗崇尚诗骚、汉魏，推尊渊明，这是胡、张二人的共识。胡仔《丛话》论诗首列国风汉魏六朝诗。他推重《诗经》的朴拙美，看到黄庭坚等人醉心于《诗》与《楚辞》；他肯定汉魏风骨，指出李、杜、韩三大家之诗皆沾溉于此。张戒则径直将国风汉魏六朝诗的地位置于唐宋诗之上(详见下文)。 唐前诗人，胡仔最心仪的是陶渊明。他对渊明安贫乐道、守节不污的固穷精神，卓尔不群、迥出流俗的人格魅力，自然旷达、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平淡自然、质朴无华的诗歌语言，浑然天成、物我浑融的诗歌境界，诗酒人生、宠辱两忘的名士风流等都爱之有加。 苕溪渔隐日：“钟嵘评 渊明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余谓陋哉斯言，岂足以尽之。不若萧统云：‘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尽之矣。” 张戒则不论陶明其人，只论其诗。他认为陶诗淡而有味，难以企及。 味有不可及者，渊明是也。 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 相比之下。他最钟情的还是“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曹子建，认为其诗以韵胜场。胡仔论诗喜自然平淡之风，对子建评论甚少，二人之趣同中见异。 (2)对于唐代诗人，胡仔推尊盛唐之李、杜，中唐之韩、白四大家，这从他们在《丛话》中所占的比例不难看出(分别为二卷、十三卷、四卷、三卷)。他在《后集·序》中称：“开元之李、杜，元韦占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与之相似，张戒对盛唐李、杜两大家也极为推崇。他认为：“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这已经把李、杜抬到傲视古人的高度了。又言：“至于李、杜，尤不可轻议。”张戒认为：虽然欧公与鲁直对太白诗皆有称道，但相比之下，后者更为具眼。至于介甫以“识见污下”目之，则有失公允。 欧阳公喜太白诗。乃称其“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此等句虽奇逸， ⋯ ⋯鲁直云“太白诗与汉魏乐府争衡”，此语乃真知太白者。王介甫云：“白诗多说妇人，识见污下。”介甫之论过矣。孔子删诗三百五篇，说妇人者过半，岂可亦谓之识见污下耶? 关于李杜之争。两人皆不满元稹扬杜抑李之论。他们虽然将李、杜并举，但在诗学取向上，都更为尊杜，这也反映出宋代诗歌创作与批评共同的价值取向。胡仔赞叹太白造语清奇及泣鬼神的艺术效果，也称道其飘逸自然的诗风，但他论诗更直接标举以老杜为宗。 苕溪渔隐日：“余纂集《丛话》，盖以子美之诗为宗，凡诸公之说，悉以采摭，仍存标目，各志所出。今更拾遗，类次为一，以便观览焉。” 张戒虽然认为退之将李杜并举乃是公论，实际上，他更推崇杜诗能独步古今，尤其是其遣词命意处。 元微之尝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而复以太白为不及。故退之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退之于李、杜但极口推尊，而未尝优劣，此乃公论也。子美诗奄有古今，学者能识《国风》、《骚》人之旨，然后知子美用意处，识汉魏诗，然后知子美遣词处。至于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在子美不足道耳。” 他还借山谷之言。表达自己推重老杜之心： 山谷晚作《大雅堂记》，谓子美死四百年，后来名世之士，不无其人，然而未有能升子美之堂者，此论不为过。 张戒对杜诗的肯定，还表现在他对李、杜、韩三家的比较中。虽然三人皆负才力，但退之崛奇可学，太白天仙之词不可学。至于杜诗除气格可推外，其委婉得体又是李、韩所奠及。 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韩退之是也。意气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态，太白多天仙之词，退之犹可学，太白不可及也。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气吞曹、刘，固无与为敌，⋯⋯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礼。(同上) 对于中唐的韩愈。前人历来毁誉参半。胡仔肯定了韩诗的新变精神： 东坡云：“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 《雪浪斋日记》云：“王逸少于书知变，犹退之于诗知变，则一洗万古凡马空也。” 他看到昌黎“以文为诗”之于宋代诗学的深刻影响，也体察到宋代诗坛对此不同的接受心态。 《隐居诗话》云：“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 、李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下谈诗，存中日：‘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吉甫日：‘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甫，四人交相诘难，久而不决。公择忽正色谓正仲日：‘君子群而不党，公何党存中也?’正仲勃然日：‘我所见如是。顾岂党邪!以我偶同存 中遂谓之党，然则君非吉甫之党乎?’一座大笑。” 张戒的态度比较客观。评价也更深人：他既肯定了退之才大气雄，也称道其变态百出的创新精神。不过比起太白的豪逸。退之则廊庙气过重，而杜诗之雄又可兼韩诗之豪，故张氏以为当屈韩诗第三。 韩退之诗。爱憎相半。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自陈无己辈皆有此论。然二家之论俱过矣。以为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者，谈何容易耶?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 苏黄门子由有云：“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韩之豪也。”此论得之。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选。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敌，然二豪不并立，当屈退之第三。 至于中唐白居易之诗，张戒不满“其词浅近，其气卑弱”。因为他“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也。后来诗人能道得人心中事者少尔，尚何无余蕴之责哉”(同上)。因为张戒论诗与胡仔一样，都讲求含蓄之美。乐天之诗追求尚实、尚俗、务尽，结果却过犹不及。胡仔也指出白诗浅易乃从锤炼中出： 苕溪渔隐日：“乐天诗虽浅近，不至尽如《冷斋》所云。余尝于一小说中曾见此诗，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栽之《诗话》，是岂不思诗至老妪解。乌得成诗也哉?余故以文潜所言正其谬耳。” 但对其词格的卑下，张戒批评得更为直接深刻： 世言白少傅诗格卑，虽诚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张籍诗，⋯⋯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尔。 梅圣俞云：“状难写之景，如在 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 (3)在诗歌接受方面，张戒也看到宋人对前人的自觉学习。他们的取法对象呈现出差异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状况。介甫学三谢，山谷学子美，欧公兼取韩、李，子瞻博采梦得、乐天、太白三家，晚又倾心于渊明。 黄鲁直自言学杜子美，子瞻自言学陶渊明，二人好恶，已自不同。鲁直学子美，⋯⋯子瞻则又专称渊明，且日曹、刘、鲍、谢、李、杜诸子皆不及也。 欧阳公诗学退之，又学李太白。王介甫诗，山谷以为学三谢。苏子瞻学刘梦得，学白乐天、太白，晚而学渊明。鲁直自言学子美。(同上) 其实，介甫诗歌在句法、气格等方面学习杜诗，所得处甚多。在这方面，张戒所论未及胡仔具体深人。 苕溪渔隐日：“半山老人《题双庙诗》云：‘北风吹树急，西日照窗凉。’细味之，其托意深远。非止咏庙中景物而已。盖巡、远睢阳，当时安庆绪遣突厥劲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谓‘北风吹树急’也。是时，肃宗在灵武，号令不行于江、淮，诸将观望。莫肯救之，所谓‘西日照窗凉’也。此深得老杜句法。” 胡仔更称道介甫诗清婉闲适的风味，读之令人唱叹有致： 苕溪渔隐日：“荆公小诗。如‘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爱此江边好，留连至日斜，眠分黄犊草，坐占白欧沙。 日净山如染，风喧草欲熏，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观此数诗，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也。” 严沧浪谓 ：“荆公绝句最高，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此论其实已有所本。 二、胡仔与张戒诗学观之相异处 胡仔与张戒诗学观的差异乃至对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诗学的发展观；一是对待宋诗的态度。这些差异是宋代诗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在诗学批评领域的一种必然反应。二人不同的批评态度。是其不同的价值取向的直接表现。它们又都深刻地影响了宋代诗学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1)诗歌的发展总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对于古今诗人，无论是一句，一联，还是一篇，凡有可观者，胡仔都给予了应有的肯定。这从他所列举的众多诗人的名章佳句中可以看出： 苕溪渔隐曰：“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虽其余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播传于后世，脍炙于人口者，终不出此矣，岂在多哉?⋯⋯凡此皆以一篇名世者，余今姑叙其梗概如此。若唐之李、杜、韩、柳，本朝之欧、王、苏、黄，清辞丽句，不可悉数，名与日月争光，不待摘句言之也。其余诗人，佳句尚多，犹恐一时记忆有遗忘者，继当附益之。” 他不仅将宋四家与唐诗大家并举。认为其名皆可与日月争光，而且又称“开元之李、杜，元事占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 张戒却认为诗歌的发展是以代而降，代不如人。他甚至将国风汉魏六朝诗的地位统统置于唐宋诗之上： 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 ，⋯⋯ 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学者须以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 他这种格以代降的诗学观还通过与友人对话的方式间接地表现出来： 乙卯冬，陈去非初见余诗，日：“奇语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诗耳。”余以为然。及后见去非诗全集，求似六朝者，尚不可得，况建安乎?词不逮意，后世所患。邹员外德久尝与余阅石刻，余问：“唐人书虽极工，终不及六朝之韵，何也?”德久日：“一代不如一代，天地风气生物，只如此耳。”言亦有理。(同上) 此论无疑是在削唐宋人之足以适古人之履，故有失公允而不能服众。 (2)胡仔论诗兼取唐宋，他对以苏 、黄为代表的宋诗的成就及宋人的新变精神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此截然相反，张戒对宋诗的态度不仅仅是批判，实际上是否定，他尊唐黜宋。 《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同上) 他对苏轼以议论为诗、黄庭坚过于求奇的批评切中肯綮，这一点胡仔也指出过。但他得出的诗歌“坏于苏、黄”的结论，显然过于偏执。“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至于说“苏、黄习气尽除，方可论唐诗”，更暴露出张戒观点的偏激。他无疑将苏、黄一棒子打杀，全然无视他们创新求变的努力。后人学苏、黄而不能扬长避短，怎能完全归咎于二人?如杨万里、陆游、姜夔等。皆从黄山谷诗人．又跳出藩篱，自成一体。张戒对此又做何解释呢? 在诗歌技巧的运用上，如用事押韵方面，胡仔虽然也看到苏、黄偶有失当，但更多的是持褒扬的态度。张戒对此做出了全盘否定： 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以押韵为工，始于韩退之而极于苏、黄。⋯⋯用事押韵，何足道哉!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 其实张戒也清楚：使事用韵，子美、退之已为宋人开先，他对二人并无菲薄之辞，而是皆归咎于苏、黄，甚至连同后人的过错。这实在令人费解。虽然他对苏、黄有过肯定之辞，但实在是微乎其微。 五言律诗，若无甚难者，然国朝以来，惟东坡最工，山谷晚年乃工。山谷尝云：“要须唐律中作活计，乃可言诗。”虽山谷集中，亦不过《白云亭宴集》十韵耳。张文潜与鲁直同作《中兴碑诗》，然其工拙不可同年而语。鲁直自以为入子美之室，若《中兴碑诗》，则真可谓入子美之室矣。(同上) 在更多情况下，张戒表现出的是一种厚古薄今的态度——或者谓王、苏气概难与太白相匹。或者谓苏、黄使用俗语不如子美自然。 介甫、东坡，皆一代宗匠，然其词气视太白一何远也。 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同上) 在他看来，宋人与子美相比，各方面都只能甘拜下风。如在语言使用方面，虽然宋四家或巧或奇，或快意或放意，各有所长，但张戒认为他们都不如老杜能随境造语，将一切景语变成情语，无意不可人，无事不可写。 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惟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遏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同上) 其实，宋人“以文字为诗”的风尚。正是他们学杜的结果。胡仔论诗以老杜为宗。他指出了欧公有失快直、山谷过于出奇等问题．也看到杜诗语言兼各家之所长： 《后山诗话》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认宋四家在语言方面的新变精神。他肯定了欧公以气格矫昆体繁富之功；赞叹荆公晚年诗歌精工浑成，唱叹有致；指出苏诗风格晚年趋于陶诗的平淡自然：称道山谷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诗歌追求。即便是刻意学习老杜的黄山谷，张戒亦谓“鲁直学子美，但得其格律耳”。在他看来：山谷学到的不过是杜诗的皮相，至于其精髓，却是他终生难以企及的。 子美之诗，得山谷而后发明。⋯⋯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鲁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仁日：“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余日：“活则活矣，⋯⋯《壮游》、《北征》，鲁直能之乎?如‘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却见骨，天地终无情’，此等句鲁直能到乎?”居仁沈吟久之日：“子美诗有可学者。有不可学者。”余日：“然则未可谓之得髓矣。” 胡仔则指出山谷在句法方面规模老杜并能自成一体，在拗律使用方面，他也发扬了老杜的新变精神。 苕溪渔隐日：“诗破弃声律，老杜自有此体，⋯ ⋯老杜七言如《题省中院壁》、《望岳》、《江两有怀郑典设》、《昼梦》、《愁强戏为吴体》、《十二月一日》三首。鲁直七言如《寄上叔父夷仲》、《次韵李任道晚饮锁江亭》、《兼简履中南玉》、《廖致平送绿荔支》、《赠郑郊》之类是也。此聊举其二三，览者当自知之。” 不仅在艺术上无法达到杜诗的高度，在思想的雅正方面，张戒认为山谷更是难望老杜之项背。他不仅否定了山谷，也否定了古今众多有成就的诗人，实在令人愕然。 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 ⋯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此正所谓邪思也。鲁直专学子美，然子美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岂可与鲁直诗同年而语耶? 事实上，山谷之“冶容”正通于老杜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杜诗动成法言，放旷语少，读之使人不欢。这些缺憾却是张戒未曾提及的。他从教化的角度出发，肯定并推崇杜诗；在审美方面，他不仅没有认可山谷，甚至是否定了他对诗歌艺术技巧或形式美的追求。他给宋人指出抗衡李、杜的道路，还是要从汉魏古人学起，反对屋下架屋。 人才高下，固有分限，然亦在所习，不可不谨，其始也学之，其终也岂能过之。屋下架屋，愈见其小，后有作者出，必欲与李、杜争衡，尝复从汉、魏诗中出尔。(同上) 这在积极的方面影响到严羽“取法乎上”的诗学思想，但其尊唐黜宋的诗学观也影响到严羽。使其批评态度更为偏激，居然到了‘‘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程度。 胡仔对于学诗，反对因循，提倡变化，要求自出机杼，因此他高度肯定了山谷不蹈袭前人的创新精神。 苕溪渔隐日：“学诗亦然，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鲁直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诚至论也。” 他为宋诗指出的是“师少陵而友江西”的发展道路： 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 这些都使他与张戒的诗学观看似相像，实则悬远。 三、结语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胡仔与张戒对宋代诗学的积极思考，尤其是对苏、黄为代表的宋代诗学的批评。《丛话》体大包容，体现出胡仔宽广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客观的态度、理性的思辨等；《岁寒堂诗话》精深激切，表现出张戒批评意识的增强、批评体系的完整、批评目光的犀利、批评层面的深人。二书对宋代诗学的发展都起到了补弊纠偏的作用。二人都试图给宋诗的健康发展指出向上一路。同时，他们也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构建。无论于其时，还是于后世，二人两书皆功不可没。
| 
窥视卡
雷达卡
发表于 2019-10-27 01:16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19-10-27 21:56
楼主
发表于 2019-10-28 1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