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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再认识 王维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是什么？这是每一个王维诗歌研究者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应该说自八世纪后期至今，不少学者都曾论述过这个问题，本文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管之见，请方家指正。 一 对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前人总结了许多。笔者依据《王右丞集笺注》卷末的附录材料，除掉其中关于“诗中有画”的言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清逸。杜佑《文献通考》：“维诗清逸，追逼陶谢。”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云：“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流之贯达。”《诗人玉屑》：“为诗欲清深闲淡，当看韦苏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诘、贾长江。”二、秀雅。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之八中说他“最传秀句寰区满”；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卷上说：“维诗词秀调雅。”储光羲《答王十三维》“是日归来暮，劳君奏雅章。”《西清诗话》：“王摩诘诗，浑厚闲雅，覆盖古今。”《瀛奎律髓》：“雅净。”《广信吕夔王右丞集考》：“其为律绝句，无问五七言，皆庄重闲雅，浑然天成。”《史鉴类编》：“辞情闲畅，音调雅驯。”三、淡远。《岁寒堂诗话》：“格老而味长。右丞诗格老而味远，不逮苏州，至其词不迫而味甚长，虽苏州亦不及也。”《四友斋丛说》：“格调既高，而寄兴复远。”《瀛奎律髓》：“简而有味。”《鹤林玉露》：“朱文公曰：‘律诗如王维、韦应物辈，自有萧散之趣。’”《广信吕夔王右丞集考》：“至于古诗，句本冲淡，而兴则悠长，诸词清婉流丽，殆未可多者。”《李杜诗纬》：“淡而浓，近而远。” 前贤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用“清”、“秀”、“远”三个词语足可以概括。所谓“清”，就是指王维诗歌的意境和风格具有一种清爽美好、雅洁不俗气的特征；所谓“秀”，就是指王维诗歌语言的清新秀丽；所谓“远”，就是指王维诗歌的立意高远，且整体风貌上给审美者一种咀嚼不尽的言外之意。但笔者认为：仅用这三个词语还不足以概括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还必须加进一个“和”。 “和”是古代艺术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与审美理想，先秦儒、道两家的思想中都有精辟的论述。儒家所论之“和”立足社会人事，强调用“仁”与“礼”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并将以“仁”和“礼”节之的“允执其中”作为“和”的最高境界；道家所倡导的“和”，则是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上，将天地之“和”作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高旨归。因此，儒家倡导的“和”是一种人为的“和”，道家倡导的“和”则是一种自然的“和”。而自魏晋六朝以后，禅宗以空性参破天地物我合一的思维方式，同道家摈弃自我欲念通过“心斋”、“坐忘”的修炼途径而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方式相互结合起来，发展、补充、丰富了“和”的内在意蕴，并以超过儒家之“和”的影响力，深刻影响、制约、规范着后世士人的心态及其艺术创作。所以，考察起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真正能达到儒释道三家结合所倡导的“和”的境界的最早的诗人，非王维莫属。 二 诗以言志，王维心态的变化与其诗歌创作的变化表里相依存，且非常突出。 王维的心态与其身世、时代，尤其是经历的变化密切关联。王维的青少年正处在历史上开元盛世最繁荣鼎盛的时期。十九岁中京兆府试解头，二十一岁与弟弟王缙一起又擢第的王维，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干名利”之心异常强烈。尽管时隔不久，他便被贬济州司仓参军，之后又被放淇上做微官，从而多次萌发过“解印归田里”（《济上四贤咏三首•崔录事》）的愿望，但他并没有泯灭心存魏阙的热望，依然用手中之笔倾诉、揭露、抨击开元社会中“童年且未学，肉食鹜华轩”（同上，《郑霍二山人》）、“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洛阳女儿行》）的不合理的阴暗面；抒发着“明时久不达”（《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的怀才不遇的愤慨和不平；总是幻想着建不世之功业“一战立功勋”（《老将行》）。从《上张令公》和《献始兴公》这两首诗，就可以看出诗人仕进心情之急迫和得官后对张九龄无尽的感激之情。因此说开元二十五年以前的诗人，“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不遇咏》），正是他积极进取、昂扬向上、不懈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主体心态的自我表白。在这种情况下，他早年的心态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和冲突，带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因而诗歌内容中也充满了多种尖锐的无法调和的——社会与个人（用与弃）、个人与个人（隐与仕）和“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偶然作六首》其三）的自然与个人（近与疏）之间——矛盾冲突；诗风也明显地表现出多样性特征：既有雄浑、悲壮的，也有清秀、绮丽的。这样，他早期诗歌的艺术特色就没有体现出“和”的特征。但按照古今惯例，总结诗人的艺术特色依据的是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诗歌。王维早期诗歌在艺术上正处在发展阶段，不能代表其艺术成就，故，本文在此对其早期的诗歌也同样采取忽略不计的态度和方法。 现实社会的日趋黑暗、政治靠山的失势、理想抱负的难以实现，小弟已娶、小妹长成、家庭经济负担的减轻，特别是爱妻的去世等外在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王维“逝从断荤腥，不复婴世网。浮名寄缨佩，空性无羁鞅”（《谒璇上人》），名利进取之心日益淡薄。于是，他要在“空门”中消解自己的“几许伤心事”，要在白云、清泉、和风朗月中“发我遗世意”（《赠从弟司库员外絿》），他过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潇洒优游、循性率意的日子，与鸟兽、云霞、虚白相亲相嬉静悟机心和清净之理……在处世上，“他不愿巧谄以自进，但又不干脆离去。他不甘同流合污，但又极力避免政治上的实际冲突，把自己装点成不官不隐、亦官亦隐的‘高人’，与统治者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始终为统治者不忍弃”。王维后期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已达到“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大隐”境界，进入了一种“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的“大和”之境。“而‘大和’的特点是物我合一，它在审美心境上表现为超越功利，空明澄净。”王维后期生活中形成的这种超越功利性的“和”的心态，前人曾经用“心融物外，道契玄微”“高人王右丞”“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等话语加以阐说和赞扬。王维中晚年所形成的这种心态，并不是简单地受道家、佛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更重要的是“在学佛的同时，也学道，往往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之后的必然产物，换句话来说，这是他综合接受佛学的“空”和道学的清净无为思想影响的必然产物。王维后期的心态进入了“和”的境界，所创作的诗歌也代表了他一生的最高成就。 三 王维后期，由于心态的“和”，一方面使得他带着这种“和”的心态去观察自然与社会，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心态的过滤，使得他诗歌中的自然物象和社会事象也呈现出“和”的状态特征。在他后期诗歌中，自然界的物象虽然各有各的特点，如幽篁、青松、清溪、山月、夕阳、飞鸟、长河、春涧……且相互错杂，但这种错杂无一不笼罩于《庄子•天地》托言老子所云：“夫道，渊乎其居也，襰乎其清也。……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的“无声之中”的“和”，以及“我今深达真实空，知此色相体清净”（《西方变画赞》）的“真实空”之中。许多研究者都曾指出：王维后期诗歌的境界中含有一种静，一种永恒的静。老子云“唯道集虚”，静者，正是悟道得道的前提心境和条件，但又是通过自然界的和谐相生来显现的。王维诗歌中千差万别的自然界中的物象，正是通过“道”、“空”的精神之“和”得以和谐与统一。或许以《鸟鸣涧》为例能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桂花、夜、春山、月、山鸟、春涧，本来毫无关涉，但是在本诗中却相互影响，互为表里：“运动着的时空景象都似乎只是为了呈现那不朽者——凝冻着的永恒（按：指常住不灭的本体佛性）。那不朽，那永恒似乎就在这自然风景之中，然而似乎又在这自然风景之外”。不管是“风景之中”还是“风景之外”，自然界中千差万别的事物就在这“本体佛性”中达到了“和”的状态。阮籍在《达庄论》中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王维后期的山水诗歌中，很少描绘那些不出名的小山丘，所歌咏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其山东接骊山太华，西连太白，至于陇山，北去长安城八十里，南入楚塞，连属东西诸山，周四数百里，名曰福地”的终南山和其局部景观，所描绘对象的本身实际上就已寓含有“山静谷深”的性质。在那些不是写终南山之景象的诗歌中，诗人也非常注意突出地描绘山深景静。如《燕子龛》《青溪》《新秦郡松树歌》等。在描绘具体细小的自然景物时，诗人除了常将动态的物象与静态的物象对列以动衬静显示出物与物之间较低层次的“和”之外，还常常以周流不滞最足以代表动的水、厚重不迁最足以代表静的山组合在一起，作为最高层次的运用；并以山、水所象征的动静，来显示出自然界事物在哲学意义上的“和”。 王维后期诗歌中作为审美对象入诗的客观社会事象，一反过去“今人作人多自私”的特点，而是一派没有尘世纷扰、争斗、冲突，只有勤劳、善良、友爱、和睦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你看那：“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渭川田家》），“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田园乐七首》之三），“轻舟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临湖亭》）……在诗人“和”的心态观照下的社会生活，似乎是人人都在自由地呼吸、自由地劳作、和睦相处，没有一丝一毫的尔虞我诈和剥削压迫，真正是《桃源行》中所描绘的超越尘世的世界。诗人所描绘的社会生活不仅是儒道两家所追求的理想的大同社会生活图景，也是佛教七宝莲台琼楼莲花极乐世界的缩影。 “和”作为王维诗歌艺术特色中的一个有机构成，还体现在他晚期诗中审美主客体的关系上。传统诗学认为：审美主客体的相合，主要是用情与景的范畴来表示。其相合的最为显著的两个特征是：“物我合一——‘我’的存在”和“物我合一——‘我’的消匿”。在这两个特征中，前者或“是将主体的道德属性赋予客体”，或是主体“将自己积蓄已久的情思倾泻于客体之中，使客体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诗歌中呈现的是“有我之境”；后者则“在于摈弃自我，汇入无穷大化之中”，“是主体抛弃了各种功利因素，真正契入对象的内在精神之中，与对象合为一体，在‘至一’中得到了统一，形成出神入化的意境”，在诗歌中呈现的特点是“无我之境”。陈铁民先生认为王维诗歌中景中有“我”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景中有“我”对景物的感受。其二，景中有“我”的思想感情。其三，景中有诗人的自我形象，但自我形象是就内在的精神、气质方面说的，而非指形貌的特征而言。其四，景中有“我”的审美追求。综合起来看，陈先生所说的四个方面中，前二者就是所谓的“物我合一——‘我’的存在”的境界；后二者就是“物我合一——‘我’的消匿”的境界。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我们结合王维后期的诗歌作品尤其是山水田园诗来看，王维诗歌中的“无我之境”明显地要比“有我之境”更为显著而突出。 艺术表现手法是王维诗歌达到“和”的审美境界的途径。他的诗歌中主要采用的方法体现在两个方面：以意为主，以一总万；艺术创作辩证手法的突出而显著的运用。 历史上的盛唐，各种各样的内外部条件形成了盛唐人一种开放性的时代社会心理，铸就了他们巨大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种心理又反过来促使盛唐诗人去广泛吸收、借鉴、创造性地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王维也很难超越这种时代心理的影响。他是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少见的一个通才，不仅集音乐家、书法家、诗人、画家于一身，且更是虔诚的佛徒。顾起经在《题王右丞诗笺小引》中说王维：“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猎百氏；于史、子、苍、雅、纬候、钤决、内学、外家之说，苞并总统，无所不窥，尤长于佛理。故其袬藻奇逸，措思冲旷，驰迈前榘，雄视名奔。”如此丰厚广博的文化素养，不仅在他的诗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五色成文而不乱”，让接受者从他的作品中领略多种艺术素养整合后所带来的艺术魅力。“融画法入诗法”不仅使他的诗歌在写景上达到“诗中有画”的境界，而且他还将这种特点与其他的素养敷理举统水乳浑然于一起。应该说这是王维吸收借鉴了诗歌传统中以意为主、以一总万的必然结晶，是他高超卓荦的艺术创造力的显现，也是盛唐培育诗人们所共同具有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一种巨大的社会成功。 古代艺术理论非常强调运用辩证的方法来达到“和”的境界。《周易•系辞》说：“叁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而成天下之文。”《国语•郑语》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老子》继承了这种观点，并有所发展：“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把相反相成作为天地万物的法则，强调在差异和变化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调节来达到和谐优美的境界。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讲的：“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就是认为只有将众多不同的因素依照一定的规律组合在一起，才会有美的产生，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准则和方法。依照这种准则和方法，古代艺术家们创造了内含精奥微妙、类型极多的艺术辩证手法，如：动与静、形与神、虚与实、藏与显、多与少、大与小等。这些问题，许多学者对此已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拙著《诗情画境》第八章中也有专门论述，故本文从略。 将“和”与“秀清远”这三个词语结合起来看：“秀清和远”分别从创作主体角度、创作层面角度、审美接受角度对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了精练概括的总结。既注意了对他诗歌的局部特色的关注，也没有忘记对他诗歌整体的关注；既注意了他诗歌中的情感因素，也没有忘记他诗歌中的情感表达方式。 四 艺术家在思想、经历、个性和社会诸因素综合影响下所形成的心态，犹如人的指纹很难雷同，且当它一旦定型，不仅无法遽然改变，而且会默默地指导、规范着这个个体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和艺术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心态不同，其艺术创作所呈现出的艺术特色也就不同。下面简单地比较一下杜甫、孟浩然、王维在心态上的不同处，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诗歌艺术特色的不同，从而说明“秀清和远”作为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独具性。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受家庭和时代风气的影响，他一生不管穷达都在恪守着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当然，由于时代风气的熏染，其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掺杂有释、道思想，但这不是其主流），而且越是年老，也就越是固着，亦即他自己表白的“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儒家思想浸淌在他的血液之中，形成了他强烈而又固着的社会、历史责任感、时代使命感，以及浓烈的贯穿了他一生始终的带着明显功利目的的具有“超我”性质的忧患心态。 孟浩然一生生当盛世，“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的古训，促使他感到“端居耻圣明”，不甘终老草莽“徒有羡鱼情”（《临洞庭》）。但另一方面由于早年家乡“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的秀丽山水和“沿涧自有趣，何必五湖中”（《北涧泛舟》）优游自在的生活以及“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登鹿门山怀古》）隐士高人生活等因素对他的长达四十年的熏染，使他内心深处养成一种“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的情结，所以，他的心态中有着明显的矛盾着的两重性：一方面希望能够建功立业，有着功业未建怀才不遇的痛苦和愤懑；另一方面又有着对山水自然的留恋与喜爱的情结。 三人心态的不同，使得诗的语言、情感、意象、意境和风格等也各不相同。杜诗语言沉着劲健，孟诗语言清淡，王诗语言清秀；杜诗情感沉郁，孟诗情感旷达，王诗情感平和清逸；杜诗意象带有道德的“我”的映射，孟诗意象玲珑中有兴象故实，王诗意象了无自我，物我消融；杜诗意境沉郁博大，孟诗意境清淡中时有壮逸高唱之气，王诗意境清雅淡远；杜诗风格沉郁顿挫，孟诗风格清而旷，王诗风格则秀清和远。掩卷遐思他们的诗歌，杜诗中存在着审美主体与社会、自然，审美客体中人与自然、社会的强烈的矛盾冲突，且是一种超出了儒家“允执其中”的“中庸”之“度”的冲突；孟诗中从始至终虽然有着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审美客体中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但是也存在着强烈的矛盾冲突，只有王维虽然早年有着冲突，但却在后期消解了这些矛盾与冲突进入一种平和合一的境界。因而，杜甫与王维在艺术特色上俨然两派；孟浩然虽然在心态上与王维有着相似之处，且诗歌的很多因素也有极为近似的地方，但由于心态中的主导思想（孟的主导思想是儒、道的结合为主）的不同，且由于二人才力高下的不同（苏轼说孟浩然“韵高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终无材料”），所以，孟诗的艺术特色尽管略有王维“秀”“清”“远”的特点，却缺少王维“和”的特点。 综上所述，“秀”“清”和“远”当是王维诗歌所独具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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