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清初南北贰臣文人愧疚自赎心态的差异及成因 摘要:清初大多数贰臣文人无论是诗文中, 还是政治活动、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愧疚自赎心态。南北贰臣文人的这种心态在呈现方式上或显或隐, 有较大差异;主要由三个因素造成:与满洲地区的地理亲缘和李自成政权影响程度不同造成南北贰臣文人分布有差;清政府采取尊满抑汉的政策和党争中南北势力的消长;两者文人内在道德追求与外在社会舆论的差异。 关键词:南北贰臣文人;愧疚自赎;差异 明清鼎革之际, 一部分明朝官员先后归顺清朝, 成为所谓的 “贰臣”。清初贰臣文人无论在政治地位、诗文创作还是对后进新人的奖掖扶植,流风所及, 深有影响。钱谦益 (1582 ～1664) 是明清之际文坛上的执牛耳者, 沈德潜( 1673～ 1769) 言其 “一时帖耳推服, 百年以后,流风余韵, 犹足詟人也”。钱氏开创了虞山诗派。吴伟业 ( 1609～ 1671) 的“梅村体”将叙事诗推上高峰, 在其周围形成了娄东诗派。龚鼎孳( 1615～ 1673) 在京师诗坛一度被拥为“职志”,“这对辇毂诗风的缙绅化起了不小作用”。曹溶( 1613～ 1678) 大力提倡宋诗,对清初诗歌发展多有贡献。周亮工( 1612～ 1672) 爱才好士, 安葬遗民诗人林古度 ( 1580 ～1660) , 为吴嘉纪( 1618 ～ 1684) 、王猷定 ( 1598 ～ 1662) 、汪楫(1626～ 1689) 诸家刻诗集。刘正宗 ( 1594 ～1662) 、薛所蕴 ( 1600 ～1667) 、王铎 ( 1592 ～1652) 等以诗文标举, 清人彭志古云:“长安以诗名者为王先生觉斯、刘先生宪石, 与吾行屋薛夫子, 所谓三大家者也。”他们共同开创了清初诗风,“这种风气主要是相对于单纯模仿汉魏盛唐的明代诗风而言, 它的基本特征是内容上反映社会生活, 抒写真情实感, 艺术上广泛借鉴古人,融汇成为一家。这场革新, 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 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 因而具有进步的意义, 形成巨大的潮流”。 但自幼饱读经书的贰臣文人们, 在“主忧臣劳, 主辱臣死”的甲申巨变中, 相对于“出一朝之命, 以殉国家之难”,“功铭著于鼎钟, 名称垂于竹帛”的忠臣义士, 他们无论在生存的社会舆论环境, 还是自我内心, 都倍受政治伦理道德的鄙夷和煎熬。清初“亡天下”的严峻情势下, 在君亲华夷之辨的严厉语境中, 大多数贰臣文人无论在其诗文中, 还是社会政治活动、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愧疚自赎心态。南北贰臣文人的这种心态呈现方式或显或隐, 有较大差异。究其原因, 不外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与满洲地区的地理亲缘远近和李自成政权影响程度不同, 造成南北贰臣文人分布有差 ;清政府采取尊满抑汉的政策和清初党争中南北势力的消长;两者士人内在道德追求与外在社会舆论环境的差异。 一、南方贰臣文人愧疚自赎心态的呈现 清初南方贰臣文人相对北方而言, 人数所占比重较小, 但其愧疚自赎心态却较为显性, 无论是诗文中还是社会活动方面。 首先,“以诗文传心, 冀后世原心”的诗文创作动机。 入清后, 南方贰臣文人无论致仕归隐还是身在朝堂, 其诗文中常无情剖白, 反省自我。吴伟业说:“吾诗虽不足以传远, 而是中之用心良苦,后世读吾诗即能知吾心, 则吾不死矣。”顺治十年 ( 1653) , 吴氏被清廷强征入仕。之前已有“失路”的忧虑:“寄身苍崖巅, 危苦愁失脚”;“君亲既有愧, 身世将安托 ?”自责不能殉国,“我是淮王旧鸡犬, 不随仙去落人间”。顺治十一年 ( 1654) 在《怀古吊侯朝宗》 中再致其意 :“死生总负侯嬴诺, 欲滴椒浆泪满樽。”死不能报君王知遇, 生又有负朋友承诺, 这样的愧疚在吴氏晚年如同顽疾侵蚀身心, 如《贺新郎 ·病中有感》 :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竞夭, 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 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 问华佗解我愁千结。追往恨, 倍凄凉。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 草间偷活。艾趾眉头瓜喷鼻, 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 竟一钱不值何须说! 人世事, 几完缺 ? 自我“一钱不值”的彻底否定, 如同恶疾,华佗“难将医药治”, 只有“心肝置地”, 满腹愁结! 这种罪孽情结在其《临终诗》中以直白自我灵魂鞭挞:“忍死偷生廿载余, 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 总比鸿毛也不如 。” “受恩欠债”的罪恶感如同 “发狂恶疾”、“胸中恶气”、“垒块”,无法医治, 至死也无法原谅自己。“逡巡失身, 此吾万古惭愧, 无面目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 而为后世儒者所笑 。”临终遗言:“吾死后, 敛以僧帽, 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 曰 `诗人吴梅村之墓' 。”吴伟业以极端的方式自赎身仕两朝的“苦心”。钱谦益深得吴氏隐衷:“泗水秋风, 则往歌而来哭;寒灯拥髻, 则生死而死生。”长歌当哭, 孤灯苦心, 生不如死的愧辱情结成为吴伟业晚年诗文中反复咏叹的主题。 “以诗传心”的创作理念在龚鼎孳诗中也有体现。在《闲居无事托咏写怀用阮公原韵得四十六首》集中体现龚氏对自我内心的拷问, 其中13首用了14个“心”字, 借古人之杯酒, 浇我愧疚之垒块。“良苦心”、“终古心”、“金石心”、“难为心”、“万里心”、“客心”、“伤心”, 与此相连的是“心所悲”、“存其心”、“心茫茫”、“徒心灰”、“心纠纷”, 感叹“方寸不自保, 后世谁见知”。龚氏借古韵抒发愧疚自赎之情, 感慨自己的用心得不到世人理解。余怀 ( 1616 ～ 1695)体谅其心境:“人见之揽辔登朝, 得时行志, 孰公之悲天悯人, 忧谗畏讥,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龚氏不仅在诗中袒露隐衷, 《定山堂文集》卷六《与吴梅村书》将这种精神郁结表述得淋漓尽致 : 庾楼之别, 垂十五年。壬午以前, 犹得时通音驿,运移癸甲, 大栋渐倾, 妄以狂愚奋身刀俎, 甫离狱户, 顿见沧桑, 续命蛟宫, 偷延视息, 坠坑坠堑, 为世惭人……秋至白门, 拜发良书, 欣闻声咳, 蹶然顽懦复起为人, 感念畴囊, 泣焉雨泣。自伤失路,尚为知己所收怜, 使得齿于旧游之末……且身既败矣, 焉用文之, 顾万事瓦裂, 空言一线, 犹冀后世原心, 宣郁遣愁, 亦惟斯道。往在京邸, 与秋岳、舒章诸子, 各有抒写,篇轴遂繁。近年以来, 蓬转江湖, 仲宣登楼, 襟情难忍, 嗣宗怀抱, 歌哭无端。 此文写于顺治七年 ( 1650) 秋, 书中托文抒怀, 以期“后世原心”。其中 “惭人”、“失路”、“身败”、“瓦裂”、“原心”、“蓬转”、“歌哭”与《闲居无事托咏写怀用阮公原韵得四十六首》 中的情感一脉相承, 真可谓椎心泣血 。一般认为钱谦益诗文中“自讳失节”,“反托遗民故老”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 《明旌表节妇从祖母徐氏墓志铭》 中钱氏借颂扬徐氏 “矢节二十四年, 膺旌门之典”, 自责“谦益不忠不孝, 惭负天地,其敢腆然执笔, 贻羞简牍”。顺治十七 ( 1660)年, 族弟欲以长律为其贺寿时, 钱婉言谢绝:“无一事可及生人, 无一言可书册府 ……此天地间之不祥人。”钱氏临终前嘱托黄宗羲 ( 1610～1695) :“惟兄知吾意, 殁后文字不托他人。”故黄宗羲 《钱宗伯牧斋》云:“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 。”钱氏的 “心期传后人”的期待与吴伟业“以诗传心”、龚鼎孳“后世原心”的夙愿, 都真实体现了南方贰臣文人以诗文自剖,愧疚自赎的创作心境。 其次, 援解抚恤故旧, 甚至参与反清活动。南方贰臣文人仕清后与原有故旧, 包括遗民甚至反清志士的交往并未中断。如龚鼎孳与阎尔梅 ( 1603 ～ 1679) 、傅山 ( 1607～1684) 、 陶汝鼎( 1601～ 1683) 、余怀、杜濬 ( 1611 ～ 1687) 、申涵光( 1620～ 1677) 等, 曹溶与顾炎武 ( 1613～1682) 、钱谦益与黄宗羲、归庄 ( 1613 ～ 1673) 、瞿式耜( 1590～ 1651) 等, 相从甚密。对故旧的救助是贰臣文人愧疚自赎的重要一面。吴伟业谓龚鼎孳“身居三公而修布衣之节, 交尽王侯而好山泽之游 。倾囊槖以恤穷交, 出气力以援知己”。阎尔梅因抗清事“为仇家所攀, 复出亡,龚鼎孳救之, 得免”;先后为傅山、陶汝鼎开脱, 即“钱谦益所谓长安三布衣, 累得合肥几死”。康熙六年 ( 1667) 龚鼎孳奏请复江南降黜绅士不下千人, 人为其忧,“公毅然曰:`以我一官赎千万人职何不可?' ”龚氏曾资助朱彝尊 ( 1609 ～ 1709)、 陈维崧 ( 1625 ～1682) ,临终嘱托梁清标 ( 1620～ 1691) 助徐釚 ( 1636～1708) 成名。康熙四年 ( 1665) , 丁耀亢( 1599～ 1669) 因 《续金瓶梅》中有影射清朝事陷狱, 龚氏全力解救, 使其免罪 [ 16] 。顺治十一年顾炎武受诬下狱, 钱谦益力救得释。 ( 事后顾列文通衢自白与钱的关系。) 顺治 十五年( 1658) 钱谦益赎金解张煌言 ( 1620～ 1664) 妻、子出狱;“不独赎苍水妻、子而已, “先生于前后死国之臣, 必经济其家,大声疾呼, 无所顾忌”。正因他们鼎力相助, 使大多身陷囹圄的善类免遭涂炭。 有的南方贰臣文人归隐后甚至还参与反清活动。顺治五年钱谦益因资助黄毓祺 ( ? ～ 1648)起兵海上案入狱;顺治七年寄书瞿式耜 “以隐语作楸枰三局” 为永历朝兴复筹划, 以洗眼方药寄旧辅新建姜公。故瞿式耜说:“盖谦益身在虏中, 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 了如指掌, 绰有成算”。顺治十六年 ( 1659) , 郑成功 ( 1624 ～ 1662) 、张煌言水师北伐, 谦益与之声气相通 。清高宗 ( 1719～ 1799) 对钱氏多次谩骂, “大节有亏, 实不足于人类” ;“尤为可鄙可耻”。这既是维护其封建纲常的政治需求,同时也可折射出钱氏当年从事反清活动的影响。钱谦益以行动自赎, 表明愧疚在其晚年的痛楚之深。 二 、北方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 相对于南方贰臣文人的愧疚自赎心态的显性, 北方贰臣文人大多表现为隐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首先, 运用比兴, 寓“不可直告语” 于诗文。 薛所蕴在《王敬哉诗序》中说:“夫诗性情之文也……先生以哀音谐苦调, 真有触于性情,不可直告语于人, 而于诗抒其悲悼感慨之意者乎?”采用比兴手法,“真有触于性情, 不可直告语于人”的创作现象在北方贰臣文人诗文中普遍存在。如刘正宗的《老妇行》: 东家老妇垂白发,樵爨无力余病骨。岂复有意斗娥眉, 坐守深闺费岁月。 却忆当年初嫁时,含羞对镜理胭脂。但愿同心不重色, 肯学桃李信风吹。 宁知此意竟难明,时移岁换天无情。翠翘珠襦昼零落, 闺中甘逐众人行。 自解悲欢随所遇,红颜自古草头露。至今幸无入宫妒, 裙布钗荆亦已足。 愿将锦瑟与瑶琴,一时并写白头吟。寂寂空房恐虚度,敢道人新不如旧。 刘正宗以年老色衰的妇人自喻,只求郎君“同心不重色”;她自知“同心不重色”是一种奢求, “时移岁换天无情”才是常态, 深谙“自解悲欢随所遇, 红颜自古草头露”, 庆幸“无入宫妒,裙布钗荆”得以保全。徐世昌 ( 1855 ～1939) 说:“宪石簪笔禁近, 躬阅兴亡, 故诗多感伤之概。”诗中老妇正是刘氏等北方贰臣文人真实境况的写照。以夫妇喻君臣关系、士子不遇比女子自伤, 是中国诗歌比兴常用手法。薛所蕴在其 《老妇叹》 中自喻:“天荒地老恨茫茫,背人常拭泪千行。”刘正宗以昭君远嫁荒漠、青冢哀怨自比降清后的内心愧疚:“琵琶马上弹,繁声乱纤指。何如老蓬门,荆布傲罗绮。青冢尚千秋, 哀怨何时止。寄语后来人, 红颜不足恃。”薛所蕴借蔡文姬表达“有才有貌偏如斯,佳人薄命自古惜”的幽曲;王崇简 (1602 ～1678) 借悼内自责“悲予有此日, 愧汝是全身”。此外, 北方贰臣文人常常静夜独思, 拷量自我,“不可直告语于人, 而于诗抒其悲悼感慨之意”。如王铎《独寐》诗: 春风惠然来, 照此素帷光。欲寐不成寐, 如有深彷徨。 虎豹虽已远, 风波在故乡。骨肉屡坎坷, 生死能不伤? 欲归难为归, 欲济河无梁。红颜谁可保, 遭遇亦何尝? 江皋花渐开, 灵鸟鸣西墙。远游竟何事, 只以搅我肠。 耿耿天为曙, 缄泪拥衣裳。 诗人内心悲苦只有在夜深难寐中独自化作默默泪殇。“偃蹇随吾懒, 摊书何所求。伤心歌变雅, 蒙面著春秋。万里悬新月, 孤灯照旧愁。悲来不可绝, 清夜独凭楼。”王崇简寒夜难眠,孤灯彷徨, “蒙面著春秋”, 是其内心愧疚自赎的写照。北方贰臣文人这种愧疚之情的隐晦还与身在朝阁, 惧怕文祸有关。宋征舆 ( 1618 ～ 1667)在《青箱堂集序》 赞扬王崇简为文谨严:“先生汇数年之诗为一集, 一语不合, 一字有瑕, 随即割去;复遍辇侪友, 耑务绳削。”但也从中看出北方贰臣文人对文字的敏感与审慎。 其次, 倾力诗文, 寄情声色, 自赎远祸。 陵谷更替, 宦海诡谲, 人生无常的幻灭感使北方贰臣文人仕清后多倾力诗文, 寄情声色自解。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 说:“( 刘正宗) 自负能诗, 力主历下, 与虞山娄东异帜。挤二陈一死一谪, 而独得善终 。其诗笔力甚健, 江南人选诗多不及之, 门户恩怨之见也 。”正是生存境遇惨烈, 刘正宗多用心诗文, 远身避祸。薛所蕴得其三昧:“无何, 沧桑易位 ……邈如隔世。重寻燕山之盟, 朝夕过从, 余与宪石皤焉两短发翁耳 。回视金华篆炉时如在梦际, 而生平期许亦同枯枿寒灰, 无复著胸臆矣 。乃相与促膝道故,惟是风雅一事共劘切。”顺治十六年顺治帝斥其“器量狭隘, 终日诗酒自矜”。无独有偶, 这种纵情诗文, 沉湎声色成为王铎入清后的自觉选择。钱谦益在其墓志铭中说:“人曰:`公之品逸而端。' 平生规言矩行, 动止有常。既入北廷, 颓然自放 。粉黛横陈, 二八遞代, 按旧曲, 度新歌, 宵旦不分, 悲歌间作。为叔孙昭子耶?为魏公子无忌耶? 公心口自知之, 子弟不敢以间请也。”钱谦益与王铎曾在弘光朝同官交好, 相知颇深。王铎在明朝品行端正, 不阿朋党, 而入清后纵情声色, 颓然自放, 是其“心口自知” 苦闷的外现。顺治五年 ( 1648) 丁耀亢在《王觉斯尚书同诸公就饮邻家恨不得与》 一诗中描述王铎放情声色的场面 :“醉中起作胡旋舞,歌残狼藉鹔鹴裘。主人不敢问名姓, 夜阑秉烛重开瓮 。亦有教坊七八人, 梨园两部声叠陈。念奴商记旧宫曲, 周郎指顾断复续 。殷红击碎玛瑙盘, 腻香乱拥胭脂肉 。”顺治七年, 丁耀亢在《王尚书招听昆山部曲》 记录与王铎观剧的感受:“傀场喜见汉衣冠, 一曲当筵白泞寒 。老去文人耽乐理, 古来贤者隐伶官 。江天月冷时闻籁, 河汉流波不起澜 。梦依扁舟听吴咏, 虎丘石上万人看。”观剧固可怡情, 更因能 “喜见汉衣冠”、“听吴咏” 缅怀故国, 自赎其疚。去世前, 王铎向亲人倾吐心声:“我自兵抢后火船,衰老余生,遭际坎坷, 殊无快意事, 无快意时, 无相对快意之人物……其留以告天下后世, 天下后世读而怜其志者, 只此数卷诗文耳 。”且张缙彦 《依水园后集》 卷二“遗命敛以布衣, 勿封树” 倾力诗文, 纵情声色的背后, 既有远祸全身的懦弱, 更有负愧故国自赎的灵魂苦楚。 三、南北方贰臣文人愧疚自赎心态差异探究 第一, 与满洲地区的地理亲缘和李自成政权影响程度不同, 造成南北贰臣文人分布有差。北方地区与东北三省有着天然的地域亲缘,特别是直隶与山东两省。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相似相邻, 许多东北边民, 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兵服役, 与山东家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 山东盗匪纵横, “烽火不靖, 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东, 比比皆然”。出于自保,许多乡绅组建私人武装。李自成 ( 1606 ～ 1645)占据北京后对降臣大加拷掠, 又 纵兵掳掠 :“抄没勋戚, 锁押百官。追银两或千金、或万金, 昼夜夹打, 惨酷万状”;“沿门掳掠, 抢财物、淫妇女, 反复殆尽。满城百姓, 如在汤火, 片刻难存。”分派到山东等地方的大顺官吏对乡绅、生员、富户如法炮制:“闯官莅任, 则土贼豪恶,投为胥役, 虎借豺藂, 鹰假鹯翼, 以割富济贫之说……一邑纷如鼎沸, 大家茫无恒业。” “其时士宦等威尽矣。”清军入关后, 许多归顺李自成的乡绅, 情势大变, 纷纷转向 。山东籍进士谢启光 ( ? ～ 1658) 因 “贼将掠山东, 逼绅士集饷。启光纠邑人杀伪令, 募壮丁二千余拒守, 贼引去”。1644 年 6 月山东德州明朝进士谢升 ( ? ～ 1645) 率领地方武装 “磔伪州牧吴徽文, 伪防御阎杰”。北方籍官员的家族及田产大都在北方, 出于对李自成政权的心悸, 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维护其既得利益。随着吴三桂引清军 “为君父报仇” 的传檄,乡绅武装转向联合清军消灭农民军 ;称颂清政府“浩荡仁恩, 有逾再 造, 表示“谨 扫境土, 以待天庥”。河南籍明朝进士宋权 ( ? ～ 1652) 率军攻击农民军,宣布:“我封疆臣, 国亡无所属,复故主仇者即吾主也。” 清军入关伊始承诺“各衙门官员, 俱照旧录用”;北方籍大批明朝官员或主动或举荐归顺清朝。1644 年参加清政府并列入《贰臣传》的50名明官员中, 大多是京城行政官员, 且有36 人拥有进士身份。他们供职的地点 2/3在北京, 降臣们的省籍, 山东12人, 占24 %;北直隶7人, 占14%;河南5人, 占10%。南方地区相对遥远, 甲申前后, 大批南籍官吏南逃;南明政权持续十多年,平定较晚, 故贰臣中所占比重较少 。 附:《清史列传·贰臣传》中贰臣文人进士出身的官员共有 60 名, 其省籍一览表 : 省籍 人数 所占比例 山东 19 32% 河南 8 13% 江南 8 13% 直隶 5 8 % 顺天 4 7% 山西 4 7 % 四川 3 5 % 浙江 3 5 % 陕西 2 3 % 江西 2 3 % 福建 1 2 % 湖广 1 2 % 注:据《清史列传·贰臣传》卷78-79, 第6412 -6627 页。 第二, 清政府尊满抑汉的政策和党争中南北势力消长的差异 。 顺治初年, 清朝政府对降清的文官多超擢提拔, 以示重用, 顺治帝宣称 “朕不分满汉, 一体眷遇”。事实上, 无论是现行官僚体制还是心理意识, 政府中“尊满抑汉”普遍存在。内阁尚书的排列以满尚书为首, 即“本朝满尚书, 在汉尚书之前”;凡是同职同级, 必满员居首;假若满汉大学士皆管部务,同样仍“满先汉后”。在实权方面, 满员权重, 汉员居次,“国初定制,设议政王大臣数员, 皆以满员充之”。六部设立后, 虽有满 、 蒙、 汉员各充其职, 但 “向以各部事皆以满尚书为政, 侍郎皆不能异词”。各部掌印官皆为满员, “京堂皆一满一汉, 印归满官”。顺治十六年 ( 1659) 顺治帝提出 “以后各部尚书 、侍郎及院寺堂官, 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 不必分别满汉”。但遭到满洲官员的抵制, 待其死后作为罪状列入遗嘱, 责备他 “渐习汉俗, 于纯朴旧制, 日有更张”;批评他“委任汉官, 即部院印信, 间亦令汉官掌管, 以致满臣无心任事, 精力懈驰”。清君主对汉人降臣也多猜疑。顺治十一年正月十一日, 诏责汉官不思报国:“倘明知而不思报效, 擅敢乱行, 事发绝不轻贷。彼时毋得怨朕, 自贻伊祸耳。” 清初北方地区率先投顺平定, 政府中高级官员南北方的比重发生了巨大变化。明崇祯朝时政府中有 1/3 以上的官吏来自南直隶和浙江, 其中尚书一职南人占 76 %, 北人占 24%。清政府在北京建立之初, 朝廷中北方文官的比重决定性压倒南方。多尔衮 ( 1612～ 1650) 对冯铨 (1595～1672) 信任有加, 大概 “任命这样一位以敌视江南文士著称的人, 与把南人从高级要职中排挤出去的既定政策有关”[ 30] 285 。1646 年冯铨主持科举考试, 录取的373 名进士中, 北人进士有 365名, 占98%, 且状元为山东籍的傅以渐( 是年南方未定, 战争和匪盗等因素, 许多南方士子无法参加科考也是当时南北录取失衡的原因之一)。南北党争中以陈名夏 ( ? ～1654) 和陈之遴 ( ?～ 1662) 为首的南人惨遭清洗, 陈名夏被绞死,家人充军 ;陈之遴一家戍边。因此, 清初政府中的这种格局, 使南方贰臣文人大多南归, 在与故旧相聚中自愧反思, 求得解脱 。 第三, 贰臣文人官员内在道德追求与外在社会舆论环境的差别。 明末清初南方士子集中, 东林遗风无所不在, 士人互相标榜, 意气相向, 有“小东林” 之称的复社成员遍布江南各地。复社志在 “尊遗经, 砭俗学, 俾盛著作, 比隆三代”, 以“致君泽民”为己任。士子之间提倡道义, 砥砺名节, 钦慕东林遗风, “忠臣直士, 名节道义, 天地间之元气也”;对“君子爱国之心, 甚于爱臣节”, 弘济时艰的精神推崇备至。明亡后,江南士民曾发动大规模的反清武装斗争。江南遗民遍布, 立身有节, 强调君亲华夷之辨。顾炎武说:“人伦之大, 莫过于君父 。”魏禧 ( 1624～1681)进一步阐释:“君者, 臣之天。父者, 子之天 。夫者, 妇之天 。天不可逃,则君父夫不可得而背。”王夫之 ( 1619 ～ 1692) 将华夷之辨与君子小人之分并列为“天下之大防”,其重要性超过一家一姓的朝代更迭。南方贰臣文人在仕清前大都是士林人望, 以清流自居 ;仕清后与遗民隐逸之间,或师友, 或同年, 或世交, 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活在这种社会网络中的贰臣文人不仅内心倍受道德煎熬, 而且饱受社会舆论的非议。顺治三年 ( 1646) 钱谦益由朝廷南归, 受到了家乡常熟士民的攻击和羞辱。“牧翁游虎丘, 衣一小领大袖之服。一士前揖, 问此何式 。牧翁对曰 :`小领者尊时王之制, 大袖乃不忘先朝 。' 士谬为谢曰 :`公真可谓两朝 `领袖'矣。' ”吴伟业北上入仕前, 亲友演剧为其饯行, 张南垣借戏文讽刺之:“及演之买臣妻认夫, 买臣唱 `切莫提起朱字' , 涟以扇确几曰:`无窍!' 满堂为之愕眙。”其中“无窍”为吴方言, 实指伟业有负于先朝。这种舆论对于曾经以“立言、立功、立德”自任的贰臣文人们是极大的刺激。 与之相比, 北方贰臣文人大都仕途顺畅, 如冯铨在顺治朝多尔衮、 顺治帝对其信任有加, 先后担任文渊阁大学士、 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中和殿大学士。刘正宗先后担任弘文院大学士、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 其间虽有沉浮,但得以善终。王铎入清官至大学士;王崇简虽未列《贰臣传》, 但为明崇祯十六年 ( 1643) 进士,入清累迁礼部尚书;顺治十四 ( 1657) 年与子王熙 ( 1628 ～ 1703) 同为学士, 顺治皇帝 (1638～1661) 赞曰: “父子同官, 古今所罕。”此外, 他们因身居庙堂,大多将明清鼎革归因为“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顺治六年 (1649) 薛所蕴作 《过苑内辽后梳妆楼》, 借辽后梳妆台兴衰感喟王朝更替:“万事由来与化徂, 俯仰不用频嗟吁 。”刘正宗在和诗 《和行屋过辽后梳妆楼诗》进一步生发:“乃知盛衰是天意, 古往今来等逝川。 逝川渺渺不可极, 繁华消歇同一息。”这种历史的沧桑陵谷和人生的虚无感,无形中消解了北方贰臣文人的道德崇高感, 从而减轻了其心灵的愧辱负罪意识。
|
窥视卡
雷达卡
发表于 2020-1-5 00:01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楼主
发表于 2020-1-6 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