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韩僵“诗史’’艺术比较论

扬之水

杜甫、韩僵“诗史’’艺术比较论

    摘要：杜甫诗歌被称为“诗史”，韩僵诗歌被称为“唐末诗史”，两者在艺术上均取得了突出成就。诗歌体裁方面：杜甫众体兼工，韩倔独擅七律；风格方面：杜诗沉郁而顿挫，韩诗沉郁而自然；语言方面：杜诗凝炼，韩诗平易。二人“诗史”艺术不同，源于二人对诗歌的态度不同，亦与二人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有关。

    关键词：杜甫；韩促；“诗史”艺术

    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诗歌被誉为“诗史”，前人论之甚详，毋庸赘述。韩促作为唐末著名诗人，因其诗歌大量反映唐亡前后的历史及其个人悲慨，亦被后人誉为“唐末诗史”。目前，学界对二人“诗史”内容方面研究较多，而对其艺术成就方面研究较少，所以本文拟对二人“诗史”艺术上的异同及其原因作初步探索。

  一、 体裁方面：杜甫众体兼工，韩偃独擅七律

    杜甫在体现“诗史”这部分作品中，众体兼工。其五言古诗代表作有《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杨伦评价后者说：“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破’者，唯此种足以当之。”“明代高榛《唐诗品汇》五古部分特设“长篇”一卷，仅选五首诗，其中就有这两首诗。可见，这两首诗绝对是唐代五言长篇的压卷之作。杜甫七言古诗代表作有《兵车行》、《洗兵马》等，尤其是《洗兵马》一诗，深为后人叹赏。唐仲言云：“《洗兵马》一篇有典有则，雄浑阔大，足称唐雅。”宋代大诗人王安石选杜甫诗时，就以此诗为压卷。

    杜甫的律诗在全部杜诗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浦起龙《读杜心解》统计，杜诗1458首，其中五律626首，七律151首，五言排律117首，七言排律8首，律诗总数共占杜诗总数的55％左右。尤其是七言律诗，更是戛戛独造。杜甫是唐代第一位大量创作七律的诗人，七律数量超过在他以前出现的七律总和的一半。在形式上杜甫创造了联章体，以便容纳更深广的内容，《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是其中的代表作。杜甫在七绝方面的成就尚有争议，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杜甫的绝句开绝句纪事、议论之先河，实启发了晚唐及宋人的七绝创作，在诗歌史上具有重大作用。

    由上分析可见，杜甫确实众体兼工。还是元稹说得好：“(子美)尽得古今之体式，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据统计，韩俚诗歌中，能体现“诗史”的作品，共42首，其中七律有28首，占一半多。韩促喜欢用七律的艺术形式来写时事，“含意悱恻，词旨幽眇”，用典工切，沉郁顿挫，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钞·七律凡例》中称赞：“唐末七言律，韩致尧为第一。”可见韩僵七律艺术成就之高。仔细品味韩僵的《故都》、《安贫》、《惜花》等诗，确实如此。在韩促诗中，还有一首五言排律，即《感事三十四韵》。邓小军给予此诗极高评价：“淋漓顿挫，字字血泪，洵唐季之实录，唐诗之殿军。”但这还是不能和杜甫的五言大篇相比，一是韩倔五言长诗唯此一首，数量较少；二是此诗字数和杜甫的《自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两首诗的字数相比，也少得很多；最重要的是杜甫五言长诗造诣卓绝，具有极大的开创性，而韩俚此诗则显得开创性不足。

  二、风格方面：杜诗沉郁而顿挫，韩诗沉郁而自然

    历来对杜甫诗歌主导风格的评价就是四个字：沉郁顿挫。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个观点进行阐释并提出质疑。但用“沉郁顿挫”来评价杜甫体现“诗史”的作品，则是符合杜甫诗歌创作实际的。

    用“沉郁”来概括杜甫诗歌风格代不乏人。严羽《沧浪诗话》中言：“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高榛《唐诗品汇·总序》中言：“开元天宝间则有⋯⋯杜工部之沉郁。”但真正对“沉郁”二字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清代的陈廷焯，他的《白雨斋词话》核心批评术语就是“沉郁”，他提出：“诗之高境，亦在沉郁。”然后对“沉郁”进行了解释：“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可见，“沉”就是指感情的深沉而不轻浮，“郁”就是指感情的浓郁而不浅薄，所以“沉郁”就是指感情的深沉浓郁。

    关于韩俚诗歌风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忠愤之气，时时溢出言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于当时靡靡之响”。“忠愤之气，时时溢出言外”，可见其感情浓郁；“性情既挚”，可见其感情深厚。所以，韩俚诗歌风格也可用“沉郁”来概括。

    综上所述，“沉郁”是杜甫韩促“诗史”风格之同。

    我们不必说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等长篇巨制，也不必说《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经典的联章诗，就拿杜甫于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

767年)秋作的《登高》一诗为例：

风急天高猿啸衷，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被胡应麟称为“古今七律第一”的杰出诗篇可谓“沉郁”的代表作。宋人罗大经对此诗颈联进行了深入分析：“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  此诗颈联短短十四字竟然包涵八种愁情，真是千锤百炼，一字千钧。其情感的深沉浓郁可见一斑。清人赵翼说：

“盖其思力深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笔力之豪劲，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无浅语。”  这说的正是杜甫这类诗歌情感的深厚。

    韩偓“诗史”“沉郁”风格的作品可以举大约作于乾元二年(公元912年)的《安贫》一诗：

手风慵展八行书，眼暗休寻九局图。

窗里目光飞野马，案头筠管长蒲卢。

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

举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

    此诗首句写眼前贫居困顿的生活。“手风”指手臂麻痹，“眼暗”指老眼昏花。十四字把诗人身体多病、贫困潦倒、无所事事的情状表达了出来。颔联写室内景物，屋里满是灰尘，案头毛笔里孵出了细腰蜂，可见其生活之懒散，展示了其老病颓唐的心境。颈联表面上以“拙”自嘲，以“捋虎须”自负，含蓄地透露出其在颓唐的外表下一片舍身酬国的胸怀。尾联又回到眼前，满腔的愤懑化作一声喟叹。陈伯海对此诗的思想情韵分析道：“题作《安贫》，实质是不甘安贫，希望有所作为；但由于无可作为，又不能不归结为自甘安贫。贯串于诗人晚年生活中的这一基本思想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复杂心理变化，都在这首不长的诗里得到真切而生动的反映，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可见其“沉郁”的特色。

    虽然二人“诗史”都表现出一种“沉郁”的格调，但表达“沉郁”的方式不同：杜甫“诗史”是通过顿挫的方式，而韩俚“诗史”表达方式则比较自然。“顿挫”一词最早出自于陆机《文赋》：“箴顿挫而清壮。”张铣注：“顿挫，犹抑折也。”抑折就是曲折的意思。可见“顿挫”意思就是指感情的抒发是抑扬曲折的，有波澜起伏千回百折之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长篇巨制自然是“顿挫”的代表作品，我们可以不谈，我们单拿杜甫作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秋的《日暮》一诗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诗日：

牛羊下来久，各已闭柴门。

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

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

头白灯明里，何须花烬繁。

    此诗首句化用《诗经·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一句，但是着一“久”字可让人联想到乡村傍晚时的闲静，而“各已闭柴门”可让人联想到家家户户享受天伦之乐的境况。颔联用拗句，“自”处

本该用平声，却用了去声；“非”字处本该用仄声却用了平声，一拗一救，显得波澜起伏，强化了这种无可奈何的浓厚的思乡情怀。颈联有意用了倒装句，原句顺序应为：“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描绘

景物，凄清洁净，给人以悲凉抑郁之感。尾联幽清凄婉，表面上看是自我安慰，其实却饱含辛酸的眼泪和痛苦的叹息。此诗通过拗句和倒装句式婉转曲折地表达了诗人沉重的情感。

    韩僵“诗史”中没有拗句，也很少有倒装句，有的只是流畅自然，含蓄蕴藉的表达，如晚年寓居南安写的《春尽》一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日：

惜春连日醉昏昏，醒后衣裳见酒痕。

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

人闲易有芳时恨，地迥难招自古魂。

惭愧流莺相厚意，清晨犹为到西园。

    此诗抒发的是身世之感、家国之悲，但表达却是那么自然：首联写惜春之情，颔联写景，物境、心境、身境融为一体，自然婉转；颈联由写景转入抒情；结尾荡开一笔，耐人寻味。细诵此诗，一片自然神行，没有“顿挫”的感觉。

    总之，在“诗史”风格上，杜甫韩倔的共同风格是沉郁；但在表达上，杜诗顿挫而韩诗自然。

   三、语言方面：杜诗凝炼，韩诗平易

    杜甫非常重视诗歌创作，“百年歌自苦”(《南征》)，同时他非常重视炼字，“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所以杜诗语言千锤百炼，精炼准确。欧阳修《六一诗话》有一则记载：

    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陈公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到也。

    “身轻一鸟过”的“过”是飞过的意思，全句意为身体轻盈，像一只鸟儿飞过，用来形容蔡将军的动作轻盈矫健。而“落”、“起”、“下”、“疾”等字均不如“过”字轻盈准确，所以还是“过”字最精炼传神。其实这个句子在整个杜诗中很不起眼，类似这样的句子在杜诗中数不胜数。

    韩诗语言平易流畅。如作于开平四年(公元910年)《自沙县抵龙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

水自潺渡日自斜，尽无鸡犬有呜鸦。

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

    悉心吟诵，韩诗语言自然流畅。其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也都极其平常，但是组合在一起却非常耐人寻味。两个“自”字可见龙溪县一带荒无人烟，冷落凄凉。第三句把“千村万落”比作寒食节，非常巧妙，既写出了村落的特点，也凸显了诗人真切的感受。正如《唐诗评》卷四所评：“此述残破之景，不露圭角，止用数虚字略一挑拨，而景状宛然。”此诗之所以达到这样高的艺术境界，是与他使用平易流畅的语言分不开的。

    不止是写景之作如此，就是韩僵诗中的比喻也不是以奇异见长，相反，他总是用平易的语言把平常事物表达出来，读之感觉很贴切、自然。如作于天佑二年(公元905年)的《碧翠鸟》一诗：

天长水远网罗稀，保得重重翠碧衣。

挟弹小儿多害物，劝君莫近市朝飞。

    诗人写作此诗有一个背景：这年，诗人被朝廷“复召为学士”，他不但不北上朝廷，反而南下远避，可见此诗中的“碧翠鸟”就是喻指诗人自己。碧翠鸟，俗称“钓鱼郎”，常栖息在水边啄鱼，是人人得见的非常普通平常的事物。此诗没有生字、僻字，也没有复杂句式，细诵数过，就是感觉平易自然。

  四、杜甫、韩促“诗史”艺术不同原因探析

    无疑，杜甫、韩俚“诗史”艺术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杜甫千百年来受到了众口交誉的称赞，韩俚诗歌尤其是七律也赢得了后人的赞誉。曹毓德说：

    “诗至晚唐，各体俱不振，独七律不乏名篇，韩致尧完节孤忠、苍凉激楚之音，洵属一时无两。”¨此可谓定评。当代学者陈伯海也说：“纵横开合，清壮浏亮，称得上唐代七律的殿军。”

    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可以说是天才，而韩僵也很有天赋。他们都是早慧的诗人。杜甫在《壮游》一诗中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杜甫七岁就写出咏凤凰的诗篇，九岁就积攒了不少作品，等到十四五岁就出没文坛，得到文坛前辈的高度赞扬，可见杜甫诗才的早熟。韩俚也是如此，他十岁左右的作品就受到他姨父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的称道。李商隐在《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皆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其一云：“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可见韩倔十几岁作诗就那么迅速老道，亦可见诗才的早慧。

    但是，二人天赋相差无几，为什么后来取得的成就却有较大的差别呢?经过比较可以看到，杜甫在诗歌艺术上有很突出的创造性，而韩俚表现出的多是传统的因子。

    从主观上看，二人对诗歌创作态度不同。杜甫把诗歌当做生命，穷毕生精力进行创作。“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可见他学识的渊博；“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可见他精雕细刻，力求出新；“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可见他咬文嚼字，勤奋刻苦。正因为有这样认真投入的态度、大胆创新的精神，所以杜甫才登上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顶峰。而韩俚却没有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诗歌创作上。大约在天佑三年(公元906年)韩俚编辑整理《香奁

集》，他作了一篇《玉山樵人香奁集序》，其中有这样几句：

    大盗入关，缃帙都坠。迁徙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讽为意。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

鸠集，复得百篇，不忍弃捐，随时编录。

    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使韩僵“岂复以吟讽为意”，所以韩俚不可能把精力完全投入于诗歌创作上，从而制约了他诗歌创作的成就。

    从客观上来看，是受到不同时代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当时诗坛环境的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上说：“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这句话正可用来说明杜甫韩倔“诗史”艺术成就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东汉以来，五七言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经过历代诗人的不断创造，终于在盛唐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诗体形式齐备，格律建立；题材多样，基本涵盖了后世诗歌创作的基本题材；艺术手段丰富，如比兴手法的运用、辞藻的华美等等。可见在杜甫登上诗坛时，前辈们在诗歌创作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呼唤着“集大成”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呼唤着另辟新路的创新者的出现，杜甫就是在这个关键时期登上诗坛的。可见没有当时诗坛的大背景，杜甫不会取得那么高的成就。正如莫砺所说：“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圣’，又是受到了那个诗歌史上的特殊时代的玉成。”而韩促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晚唐时代，中兴成梦，士人的生活走向凡俗、走向平庸，心态内敛，但在这样一片诗歌退潮中，韩僵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属不易。

  五、余论

    综上所述，主要由于杜甫韩俚二人对诗歌态度的不同以及二人当时诗坛背景不同，使得杜甫“诗史”艺术，远高于韩俚“诗史”艺术；但是韩俚“诗史”艺术也有自己的特色，他继承了杜甫“诗史”的传统，立足当时时代，也创作出了不少名篇，在某些方面也发展了杜甫的诗歌艺术。由此可以引申出两点结论：

    第一，一个诗人成就的大小不能不受到所处时代(包括当时诗坛发展情况)、个人经历的制约。杜甫、韩僵同是极具天赋的诗人，如果韩俚身处杜甫那样的时代，具有杜甫那样的经历，也未尝不可以创造出杜甫那样的成就。

    第二，一旦一个创作范式得以建立，后来者就只能追求或只能达到“片面深刻”，很难全面超越。杜甫把诗歌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创造了“诗史”范式，那么韩俚作为后来者只能继承并发展其

中的一个方面。

扬之水

一、 体裁方面：杜甫众体兼工，韩偃独擅七律

扬之水

杜甫是唐代第一位大量创作七律的诗人，七律数量超过在他以前出现的七律总和的一半。在形式上杜甫创造了联章体，以便容纳更深广的内容，《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是其中的代表作。杜甫在七绝方面的成就尚有争议，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杜甫的绝句开绝句纪事、议论之先河，实启发了晚唐及宋人的七绝创作，在诗歌史上具有重大作用。

扬之水

韩偓喜欢用七律的艺术形式来写时事，“含意悱恻，词旨幽眇”，用典工切，沉郁顿挫，

扬之水

二、风格方面：杜诗沉郁而顿挫，韩诗沉郁而自然

扬之水

“沉”就是指感情的深沉而不轻浮，“郁”就是指感情的浓郁而不浅薄，所以“沉郁”就是指感情的深沉浓郁。

扬之水

“忠愤之气，时时溢出言外”，可见其感情浓郁；“性情既挚”，可见其感情深厚。所以，韩俚诗歌风格也可用“沉郁”来概括。

扬之水

“题作《安贫》，实质是不甘安贫，希望有所作为；但由于无可作为，又不能不归结为自甘安贫。贯串于诗人晚年生活中的这一基本思想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复杂心理变化，都在这首不长的诗里得到真切而生动的反映，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可见其“沉郁”的特色。

扬之水

虽然二人“诗史”都表现出一种“沉郁”的格调，但表达“沉郁”的方式不同：杜甫“诗史”是通过顿挫的方式，而韩俚“诗史”表达方式则比较自然。

扬之水

“顿挫”意思就是指感情的抒发是抑扬曲折的，有波澜起伏千回百折之感。

扬之水

颔联用拗句，“自”处 本该用平声，却用了去声；“非”字处本该用仄声却用了平声，一拗一救，显得波澜起伏，强化了这种无可奈何的浓厚的思乡情怀。

扬之水

韩僵“诗史”中没有拗句，也很少有倒装句，有的只是流畅自然，含蓄蕴藉的表达，

扬之水

韩诗语言自然流畅。其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也都极其平常，但是组合在一起却非常耐人寻味。

扬之水

不止是写景之作如此，就是韩僵诗中的比喻也不是以奇异见长，相反，他总是用平易的语言把平常事物表达出来，读之感觉很贴切、自然。

扬之水

杜甫在诗歌艺术上有很突出的创造性，而韩偓表现出的多是传统的因子。

扬之水

从主观上看，二人对诗歌创作态度不同。杜甫把诗歌当做生命，穷毕生精力进行创作。而韩俚却没有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诗歌创作上。

扬之水

“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

扬之水

一个诗人成就的大小不能不受到所处时代(包括当时诗坛发展情况)、个人经历的制约。

扬之水

一旦一个创作范式得以建立，后来者就只能追求或只能达到“片面深刻”，很难全面超越。杜甫把诗歌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创造了“诗史”范式，那么韩俚作为后来者只能继承并发展其 中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