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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胡震亨对唐人诗作的评论 胡震亨对唐代诗人、诗作的评论，主要围绕着风格、诗体、创作技巧等方面来进行。在评点唐诗风格时，沿袭高棅“四唐”分期，按初、盛、中、晚分别讨论。初、盛唐为一卷，李、杜二家别立一目，自成一卷，中、晚唐各自一卷。这不仅显示出胡震亨重视李、杜二家诗歌的观点，意欲矫枉前人论唐诗时，颇重盛唐而忽略中、晚的现象，体现出其对唐诗的整体关注。在评点唐诗诗体时，主要对古诗、乐府、律诗、绝句等诗体进行论评，其中古诗涉及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律诗涉及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排律等。对唐诗创作技巧的评点，主要集中在诗歌的用字、押韵、句法等方面。 第一节 评初、盛唐诗人 胡震亨把初、盛唐合并论之，共评点了包括唐代帝王在内的四十五位诗人。“四杰”、沈、宋、陈子昂、李、杜、边塞诗、山水田园诗的代表诗人，是其评点的重点。对于李、杜二人别立一目，专门讨论，足见胡震亨对李、杜二人的重视。 一、评“四杰”与沈、宋 胡震亨对“四杰”的评点，侧重于其对五言律诗体制风格的确立；对沈、宋的评点，侧重于其对律诗的定型之功。所引诗论，不仅勾勒出初唐律诗发展的自然轨迹，亦体现出胡震亨对“四杰”与沈、宋的赞赏。 “四杰”诗讲究对偶声律，追求词彩工丽及韵调流转。胡震亨引王世贞诗论云：“四杰词旨华靡，沿陈、隋之遗，气骨翩翩，意象老境，故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认为四杰诗虽仍有“词旨华靡”的特征，但诗歌中所表现的“气骨翩翩，意象老境”，实已超越前人，五言律诗的体制风格，正是在他们手中确立。杜甫《戏为六绝句》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方回云：“王、杨、卢、骆，老杜所不敢忽，谓轻薄为文者，哂之未休，然轻薄之人，身名俱灭，王、杨、卢、骆，如江河万古，所不可废也。斯言厥有旨哉！宾王史不书字，武后见其檄文，始咎宰相失人。诗多佳句，近似庾信，时有平仄字不协。此篇乃字字入律，工不可言。”胡震亨认为“四杰”诗各有千秋：“王子安虽不废藻饰，如璞含珠媚，自然发其彩光。盈川视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范阳较杨微丰，喜其领韵疏拔，时有一往任笔不拘整对之意。义乌富有才情，兼深组织，正以太整且丰之故，得擅长什之誉，将无风骨有可窥乎！当年四子先后品序，就文笔通论，要亦其诗之定评也欤！”（卷五）沈、宋对律诗的定型之功，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云：“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律诗。”胡震亨引《新唐书》云：“魏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沈佺期、宋之问，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肯定了沈、宋对于唐代律诗定型的贡献，指出律诗虽肇始于沈约、庾信，但是律诗的真正确立定型，是在沈、宋。沈、宋对“律诗”的贡献正在于“回忌声病，约句准篇”。胡震亨又引孤独及诗论云：“汉、魏之间，虽已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太羹遗味之叹。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糜之功，至是始备。虽去雅寖远，其利有过于古，亦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反映出胡震亨对沈、宋奠定律诗的肯定。胡震亨指出二人在诗体上互有不同：“沈七言律高华胜宋，宋五言排律精硕过沈。”“沈、宋固是并驱，然沈视宋稍偏枯，宋视沈较缜密，沈制作亦不如宋之繁富。”对于后辈学诗，胡震亨认为：“学五言律，勿习王、杨以前，勿窥元、白以后。先取沈、宋、陈、杜、苏、李诸集，朝夕临摹，则风骨高华，句语宏赡，音节雄亮，比偶精严。” 二、论陈子昂“复古反正”的先驱之功 陈子昂是唐诗史上的重要诗人，针对初唐“绮错婉媚”、“彩丽竞繁”的六朝余波， 他主张诗歌创作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历代论者对其重振一代诗风的功绩评价 极高，然亦有持不同意见者。 赞赏的意见略列如下： 卢藏用《唐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云：“宋、齐之末，盖憔悴矣。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庚，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易》曰：‘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泰。’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高度赞扬了陈子昂以“复古”为旗号改革六朝绮靡诗风所做的贡献。杜甫《陈拾遗古宅》云：“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云：“‘能极著述’，‘克备比兴’，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认为著述、比兴二道，作者罕能兼美，陈子昂则是“称是选而不怍者”。韩愈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刘克庄《后村诗话》云：“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体。独陈拾遗首创高雅冲澹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太白、韦、柳继出，皆自子昂发之。”方回《瀛奎律髓》云：“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不但《感遇》诗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朱熹云：“太白五十篇《古风》是学陈子昂《感遇》诗，其间多有全用他句处”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沈宋驰骋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明确指出其影响在沈、宋之上。高棅《唐诗品汇》云：“唐兴，文章承陈、隋之弊，子昂始变雅正，夐然独立，超迈时髦。初为《感遇诗》，王适见之曰：‘是必为海内文宗。’噫！公之高才倜傥，乐交好施，学不为儒，务求真适，文不按古，伫兴而成。观其音响冲和，词旨幽邃，浑浑然有平大之意，若公输氏当巧而用不用者也。故能掩王、卢之靡韵，抑沈、宋之新声，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呜呼，盛哉！”盛赞陈子昂的承上启下之功。胡应麟《诗薮》云：“子昂《感遇》尽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杰出。” 以颜真卿、皎然为代表的不同意见，亦略列如下： 颜真卿云：“沈隐侯之论谢康乐也，乃云‘灵均已来，此秘未见’；卢黄门之序陈拾遗也，而云‘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若激昂颓波，虽无害于过正；推其中论，不亦伤于厚诬。”认为陈子昂诗风激昂慷慨，对于唐代诗坛的复古反正贡献极大，但是不能因此贬低他人。皎然云：“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如陈子昂复多而变少，沈宋复少而变多，今代作者不能尽举。”从“复古通变”的角度批评陈子昂“复多而变少”，沈宋是“复少而变多”，将陈子昂置于沈宋之下。李攀龙则认为其五言古诗一无所取：“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 胡震亨云：“唐人推重子昂，自卢黄门后，不一而足。如杜子美则云：‘有才继骚雅’，‘名与日月悬。’韩退之则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独颜真卿有异论，僧皎然采而著之《诗式》。近代李于麟，加贬尤剧。余谓诸贤轩轾，各有深意。子昂自以复古反正，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正如伙涉为王，殿屋非必沉沉，但大泽一呼，为群雄驱先，自不得不取冠汉史。王弇州云：‘陈正字淘洗六朝铅华都尽，托寄大阮，微加断裁，第天韵不及。’胡元瑞云：‘子昂削浮靡而振古雅，虽不能远追魏晋，然在唐初，自是杰出。’斯两言良为折衷矣。”（卷五）胡震亨通过对初唐诗坛的整体分析，认为陈子昂反对唐初诗歌承袭齐、梁绮靡的风气，倡导“建安风骨”和“风雅”、“兴寄”，以复古为革新，从理论上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其功绩“正如伙涉为王，殿屋非必沉沉，但大泽一呼，为群雄驱先，自不得不取冠汉史”，因此，“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高度赞扬了陈子昂“复古反正”的先驱之功。在初唐诗坛为六朝文学余波笼罩的背景之下，陈子昂创造性地将“汉魏风骨”和《诗经》中的“风雅”、“兴寄”传统结合起来，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诗歌审美理想，主张将劲健清新的思想内容、浓烈昂扬的感情和抑扬顿挫的音韵节律融为一体，将唐代诗歌的审美理想定位于一个崭新的高度，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拉开了序幕。胡震亨对陈子昂“复古反正”先驱之功的评价，是独特而有价值的。 三、以“风骨”论盛唐山水田园诗和边塞诗 对盛唐著名的两个诗歌流派，即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山水田园诗人和以高适、岑参为首的边塞诗人，胡震亨大量引用前人对于唐诗的经典论述，以盛唐诗歌特有的风貌—“风骨”，作为诗歌评判的核心质素, 从中折射出其对山水田园诗人与边塞诗人的评价和定位。 胡震亨对山水田园诗人的评价，着眼于诗人诗歌中所蕴含的“风骨”特质。 评储光羲。引殷璠、苏辙诗论云：“储光羲诗格高调远，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储诗高处似陶渊明，平处似王摩诘。”对储光羲评价颇 高。 评王维。从胡震亨所征引诗论，折射出其对王维的看法与明人基本一致：“右丞诗自有二派：绮丽精工者，沈、宋合调；幽闲古澹者，储孟同声。”“摩诘以淳古澹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及其铺张国家之盛，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又何其伟丽也!” 评孟浩然。孟浩然善以蕴含之“气”，补其“才”之不足。胡震亨通过征引前人诗论，体现出其对孟浩然在盛唐的定位。引殷璠诗论云：“浩然诗彩丰茸，半遵雅调，全削凡体。至如‘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无论气象，兼复故实。又‘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亦为高唱。”引皮日休诗论云：“浩然诗遇思入咏，不钩奇抉异龌龊束人口，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萧悫有‘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孟则有‘徽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谢朓有‘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与古人争胜毫厘。”认为孟浩然诗善用其短。苏轼对孟浩然诗评价不高，认为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陆游亦云：“浩然四十字诗，后四句率觉气索，如岳阳楼、岁莫归南山之类。”王世贞认为孟浩然善以蕴含之“气”补“才”之不足，能偏师而出。胡震亨亦引胡应麟诗论将王维、孟浩然作对比：“仲墨云：右丞他诗甚长，独古作不逮。读其集，大篇句语俊拔，殊乏完章；小言结构清新，所少风骨。孟五言秀雅不及王，而闲澹颇自成局。”侧面反映出胡震亨认为二人诗各有所长。 胡震亨对边塞诗人的评价，着眼于诗歌流派递转嬗变的轨迹。 评王昌龄。胡震亨对王昌龄的七言绝句评价极高：“少伯天才流丽，音唱疏越。七言绝句，几与太白比肩。当时乐府采录，无出其右。”王昌龄的《出塞》，李攀龙取压卷之作，胡震亨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王少伯七绝，宫词闺怨，仅尽多诣极之作，若边词‘秦时明月’一绝，发端句虽奇，而后功尚属中驷，于麟遂取压卷，尚需商榷。”（卷一〇）胡震亨注重诗歌流派递转嬗变的轨迹，如把王昌龄、储光羲二人诗歌相提并论：“王昌龄诗饶有风骨，与储光羲气同体别，而王稍声峻，多惊耳骇目之句。”指出二人虽“体别”，但诗歌皆蕴含“风骨”。 评高适、岑参。高适是胡震亨盛赞的盛唐诗人，不仅品格高，而且诗作蕴含“风骨”：“高常侍性拓落，不拘小节。其诗多胸臆语，兼有风骨，故朝野通赏其文。”“常侍诗气骨朗然，词峰峻上，感赏之情，殆出常表。”胡震亨云：“高适，诗人之达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适议独与管左；白误受永王璘辟，适独察璘反萌，豫为备。二子穷而适达，又何疑也？（卷二五）对高适豁达的处事方式极为赞赏。高适诗诗骨凛然，岑参诗婉缛富有古意：“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遒上，而婉缛过之。选体时时入古，岑尤陡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复，取是而已，尤为正宗。”但就二人诗体，胡震亨认为岑诗更蕴含“风骨”：“岑词胜意，句格壮丽，而神韵未扬；高意胜词，情致缠绵，而筋骨不逮。岑之败句，犹不失盛唐；高之合调，时隐逗中唐。”（卷一〇） 胡震亨对其它诗人的评点，如评崔颢：“崔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为戎旅间语，状采欲埒鲍家。” 评陶翰：“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等，显示出“风骨”这一标准是对盛唐诗人的最高评价。 四、以“本无优劣”评李、杜 李、杜诗歌的优劣之争，自中唐起，便一直是文人争论的焦点。 1、扬杜抑李。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云：“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构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尤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这段话可视为中国诗歌史上扬杜抑李之始祖。白居易《与元九书》云：“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舰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认为无论从思想及艺术上，李均不及杜。及至宋代，编撰、校勘、注释、考订杜诗成为风气，形成了千家注杜的奇观。苏辙《诗病五事》云：“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认为李白人品与诗作均不及杜甫。江西诗派论诗又以杜甫为祖，将杜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2、扬李抑杜。宋代刘攽《中山诗话》记载：“欧公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吏部认唐世文章，未尝屈下，独称道李、杜不己。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而甚喜爱，将由李白超越飞扬为感动也。”扬李抑杜的评论颇为含蓄。扬李抑杜的风气，盛行于明代中期之后，明人祝允明作《罪知录》，论唐诗人，尊太白为冠，而力斥杜甫，认为其诗以村野为苍古，椎鲁为典雅，粗犷为豪雄。杨慎《升庵诗话》云：“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此语亦太馈馈!”并拈出李、杜诗句具体比较：“盛弘之《荆州记》巫峡江水之迅云：‘朝发白帝，慕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杜子美诗：‘朝发白帝幕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李太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虽同用盛弘之语，而优劣自别。……太白述之为韵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类。” 3、李杜并尊。韩愈《调张籍》中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认为时人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做法实乃可笑之至。李商隐《漫成五章》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二才众象共虹霓。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云：“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云：“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皆肯定了李、杜二家诗风格各异，并无优劣的观点。严羽《沧浪诗话》云：“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观点客观。高棅《唐诗品汇》标举盛唐，以李、杜为宗，并无轩轻。前七子大都以李、杜并称相标榜，李东阳《麓堂诗话》将李、杜诗歌同置于最优的“宫声”一档中。后七子则对李、杜诗歌的研究更加深入，谢榛《四溟诗话》并称李、杜达十七次之多，指出可兼学二人之长。王世贞《艺苑卮言》对李、杜诗体阐述尤为详细，具有清晰的诗体流变意识。胡应麟《诗薮》中将李、杜优劣分析得淋漓尽致，并始终在并尊李、杜的视野中，从李杜诗歌风格、诗歌成就等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辨析，从中可见胡应麟在李、杜比较问题上的审慎态度。 经过历代文人数百年的论辩，及至明末，文人关于李、杜之争的思考已相当理性，意见也基本趋同，即并尊李、杜，认为李、杜各有千秋，卓立千古。胡震亨卷六专论李、杜二家，选录历代论者对李、杜的经典评价，通过归纳梳理前人对于李、杜的评价，为其正确评价李、杜，打下了立论的坚实基础。胡震亨对李、杜二人的评论具体如下： 1、评李白。胡震亨征引范传正、李阳冰、孟啓、严羽等人诗论，认为李白才逸气高，诗祖《风》、《骚》，宗汉魏，是诗之仙者：“李白脱屣轩冕，释羁缰锁，自放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秽；好神仙非慕其轻举，欲耗壮心、遣余年；作诗非事其文律，取其吟咏以自适。”“太白耻作郑、卫语，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述，每多讽兴。自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杨、马。千载独步，唯太白一人。”“李白才逸气高。其论诗云：‘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非优哉！’又称：‘粱、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故其集律诗殊少。”“读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率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对李白诗歌成就高度评价。胡震亨对李白乐府论见颇深：“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尝谓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源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遘遇之概，不知其因事传题、借题抒情之本指；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系得其所伐之材舆巧铸灵运之作略。今人第谓太白天才，不知其留意乐府，自有如许功力在，非草草任笔性悬合者。不可不为拈出。”（卷九） 2、评杜甫。胡震亨援引元稹、黄庭坚、胡应麟等人诗论，反映出自唐以来历代文人对杜甫的极度推崇。引元稹诗论：“杜子美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己来，未有如子美者。”引《新唐书·杜甫传》：“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干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称‘诗史’。”引黄庭坚诗论：“子美诗妙处在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入其困惑？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泉林、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引胡应麟诗论：“杜诗正而能变，变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故绝不可及。” 胡震亨对杜甫的评点，受到胡应麟很大影响。如引胡应麟诗论云：“大概杜有三难：极盛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汉、魏至唐，诗家能事都尽，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体，前人末备，伐山导源，为百世师，二也。开元既往，大历系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认为杜甫有“三难”：一是继承之难。在杜甫以前，诗家能事已尽，杜甫兼备众家，集诗家之大成；二是开创之难。杜甫在排律近体诗方面创前人之未备，可为百世师；三是振衰之难。开元诗坛兴盛之后，唐诗有衰退之势，杜甫力挽狂澜，成为诗坛中流砥柱。胡应麟的“三难说”，从中国诗学发展史的高度,对杜甫的地位和价值作了高度评价。胡震亨对杜甫的推崇并非盲从前人，显示出高远眼光和深刻见解：“凡诗初年多骨格未成，晚年则意态横放，故惟中岁工力并到，神情俱茂，兴象谐合之际可嘉赏。如老杜之入蜀，篇篇合作，语语当行，初学所当法也。夔峡以后，过于奔放，视其中年精华雄杰，如出二手。盖或视之太易，或求之太深，或情随事迁，或力因年减，虽大家不免。世反以是为工者，非余所敢知也。”指出杜甫诗歌亦有缺点，虽是大家亦不免。“元微之以杜之铺陈终始，排比故实，大或千言，小犹数百，为非李所及。白乐天亦云：杜诗贯穿古今，覼缕格律，尽善尽美，过于李。二公盖专以排律及五言大篇定李、杜优劣，不知杜句律之高，自在才具兼该，笔力变化，亦不专在排此铺陈，贯穿覼缕也。深于杜者，要自得之。”从中可看出胡震亨对杜甫的推崇。 3、评李、杜优劣。引严羽诗论：“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等篇，太白不能作。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李、杜二人，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引胡应麟诗论：“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李惟超出一代，故高华莫并，色相难求；杜惟兼总一代，故利钝杂陈，巨细兼蓄”胡震亨云：“千载仅有杜诗，千载仅有杜公诗遘耳。凡诗，一人有一人本色，无天宝一乱，鸣候止写承平；无拾遗一官，怀忠难入篇什，无杜诗矣。故论杜诗者论于杜世与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诗者实巧。”（卷二五）从中折射出明末文人对李、杜二家的看法，更趋于客观与理性。胡震亨通过对王世贞等人诗论观点的比较，指出李诗“格高于杜”而“变化”不及。认为二人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风。李白重“气”，故诗歌具有“俊逸高畅”的气势；杜甫重“意”，故诗歌具有“奇拔沈雄”的风格。二是语言。李白诗语言“自然”，故诗风“飘扬欲仙”；杜甫诗强调独具匠心的“独造”，故诗风“慷慨激烈”。三是诗体。李白七言歌行最为专精，五、七言绝句次之；杜甫七言律诗最为杰出，五言律及七言歌行次之。然而后人却多“伏膺少陵”，胡震亨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李杜二家，其才本无优劣，但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又唐人特长近体，青莲缺焉。故诗流习杜者众也。” 第二节 评中唐诗人 胡震亨评点中唐诗人六十三位，选录诗论八十八则。韦应物、大历十才子 、韩、孟诗派、元稹、白居易是其评论的重点。 一、评韦应物 作为大历时期自成一家的著名诗人，韦应物的诗歌创作风格冲淡平和。《唐音癸签》云：“古诗轨辙殊多，大要不过二格：其一以和平浑厚，悲怆婉丽为宗；其一以高闲旷逸，清远玄妙为宗。高闲一宗，在古则陶，在唐则王、孟、常、储、韦、柳诸家。”以陶渊明为宗的闲淡一派，发展递转至中唐，则有韦应物、柳宗元等。胡震亨所引诗论，巧妙勾勒出从唐至明的诗论者对韦应物诗作的批评演变过程。 所引明人以前诗论对韦应物诗歌的评点，主要集中在其意趣闲澹、韵味澄远的诗风。胡震亨首先征引白居易诗论云：“韦苏州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中，皆对韦应物评价很高。《与李生论诗书》中云：“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停蓄、温雅皆在其间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辈诸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王、韦并称，指出二人诗歌在清雅悠远的言语中，传达出高于“遒举”的深厚意蕴。《与王驾评诗书》中云：“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再次王、韦并称，指出二人诗作都具有“趣味澄敻”的特征。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云：“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韦、柳并提。张戒《岁寒堂诗话》中云：“韦苏州诗，韵高而气清；王右丞诗，格老而味长”。胡震亨引刘辰翁诗评点韦应物、孟浩然：“韦应物居官自愧，闵闵有恤人之心。其诗如深山采药，饮泉坐石，日晏忘归。孟浩然如访梅问柳，徧入幽寺。二人意趣相似，然入处不同：韦诗润者如石；孟诗如雪，虽淡无彩色，不免有轻盈之意。”言下之意,韦诗比孟诗具有温润的艺术特质。对韦应物诗歌评价最高的当属朱熹,胡震亨引其诗论：“苏州诗无一字造作，直是自在，气象近道。其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者，以无声色臭味也。”胡震亨选录明人评韦应物诗仅王世贞的一则：“韦左司平淡和雅，为元和之冠。然欲令之配陶凌谢，宋人岂止诗者？”对韦应物诗歌尤其是五言古诗的评价极低。究其原因，在于明代诗论者对唐诗的研究，由风格评论逐渐转向对唐人各种诗体的评论。作为中唐的大家，明代文人对韦应物诗歌的研究，集中在韦应物的五言古诗。明代各种唐诗选本中，选家对韦应物的五言古诗情有独钟，如高棅《唐诗正声》选韦应物二十一首五言古诗，《唐诗品汇》中明确将韦应物置入中唐，但还是“不拘世次”将韦应物的五言古诗列入名家。及至前、后七子，则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何景明云：“故景明学歌行近体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而古作必从汉魏求之。”李攀龙在《选唐诗序》中说：“唐无古诗而有其古诗。”二人所论之意是：唐人所作的五言古诗，是按唐人标准所作的五言古诗，而不是汉魏五言古诗，汉、魏五言古诗才是正宗的古诗。唐代的五言古诗，是无法攀比汉魏五言古诗的。换言之，明人评点唐人五言古诗，实际上仍以汉、魏五言古诗的标准来衡量唐代的五言古诗。王世贞对韦应物五言古诗评价之低，可知其中原因。胡震亨引王世贞诗论，反映出明代复古诗派对“唐代五言古诗”与“汉魏五言古诗”认识的不断深化，亦反映出明代文人辨体意识的增强。 二、以“省净”论大历十才子 大历诗人为矫枉盛唐诗歌重辞藻的特征，故在诗歌的创作上，倾向于富含韵致与细致省净的意向创造，其中大历十才子是胡震亨重点评点的对象。胡震亨云：“详大历诸家风尚，大抵厌薄开、天旧藻，矫入省净一涂。自刘、郎、皇甫，以及司空、崔、耿，一时数贤，窍籁即殊，于喁非远，命旨贵沈宛有含，写致取淡冷自送，玄水一歃，群拨覆杯，是其调之同。而工于浣濯，自艰于振举，风干衰，边幅狭，端诣五言，擅场饯送，外此无他大篇伟什岿望集中，则其所短尔。”（卷七）点出时代的盛衰与诗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因其主要创作倾向和诗风的相近而齐名。胡震亨评“十才子”，见解颇为独特。评钱起：“钱员外体格新奇，理致清赡，芟削浮游，回立莫群。如‘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又‘牛羊上山小，烟火隔林疏’；又‘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标雅古今。又‘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则礼义克全，忠孝兼着，足可弘长名流，为后楷式。”指出钱诗清新闲淡的特点，并与刘长卿、郎士元、李嘉佑诗作比较：“刘结体不如钱厚，写韵自婉；钱选言似逊刘密，树骨故超。郎藻变非富，具有钱之遒上；李笔势欲酣，终乏刘之沉深。当时四子齐名，吾谓斥李令粤佗自帝，存郎附蕞蜀三都，可乎？”（卷七）指出诗歌须蕴含“兴致”，而刘诗最富韵致，朗诗较钱诗更为闲淡，李诗重辞藻但缺乏深沉。对郎士元、钱起二人诗歌，胡震亨指出郎诗闲雅中有韵致，更胜一筹：“朗员外与钱起齐名，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公无诗祖饯，时论鄙之。体调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闲雅。如‘荒城背流水，远雁入寒云’，‘去鸟不知倦，远帆生暮愁’；又‘萧条夜静边风吹，独倚营门向秋月’：可以齐衡古人，掩映时辈。评卢纶：“卢诗开朗，不作举止，陡发惊彩，焕尔触目。篇章亦富埒钱、刘。以古体未遒，屈居二氏亚等。”（卷七）既点明卢诗长处，又指出其诗歌成就小于钱起、刘长卿二人。评李端：“李司马任胸多疏，七字俊语亮节，开口欲佳，故当以捷成表长。”（卷七）评韩翃：“韩员外诗，匠意近于史，兴致繁富，一篇一咏，朝士珍之。如‘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又‘客衣筒布润，山合荔枝繁’；又‘疏帘看雪卷，深户映花关’：方之前代，芙蓉出水，未足为多。”“君平高华之句，几夺右丞之席，无奈其使事堆垛堪憎。见珍朝士以此，见侮后进亦以此。”（卷七）点出韩诗既有迥异于同辈诗人的富贵气派，又有清空淡雅的时代特点。胡震亨指出韩翃诗虽高华直逼盛唐，然亦有过于装饰，流于堆砌之弊，体现出胡震亨对唐诗风貌的独特思考。评司空曙：“司空虞部婉雅闻淡，语近性情，抗衡长文不足，平视茂玫兄弟有余。”（卷七）评耿湋：“耿拾遗诗举体欲真。‘家贫僮仆慢，官罢友朋疏’，浅言偏深世情。上第五相公八韵，宛致可悯，时讶其不当作，何也?”（卷七）指出耿诗的“浅言偏深世情”与诗人性情有关系。评崔峒：“崔拾遗文彩炳然，意思大雅。如‘清磬度山翠，闲云来竹房’；又‘流水声中视公事，寒山影裹见人家’：斯亦披沙拣金，往往见宝。”指出崔峒作诗能够细心挑选，去粗存精。 此外，胡震亨对刘长卿评价很高。胡震亨评刘长卿云：“刘结体不如钱厚，写韵自婉；钱选言似逊刘密，树骨故超。”（卷七）同时征引方回诗论云：“长卿诗细淡而不显焕，当缓缓味之，不可造次一观而已。”认为刘禹锡诗最富韵致。 三、论韩孟诗派的“尚奇” 韩孟诗派是中唐诗坛的一个风格独特的诗人群体，其诗作呈现出新奇、险怪之美。胡震亨所选诗论，韩愈四则，李贺七则，贾岛二则，孟郊四则，李、孟、贾、卢合评一则，显然可见胡震亨对李贺的重视。 评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颇得唐人赞赏。胡震亨征引皇甫湜、司空图诗论，反映出唐人对韩诗的态度：“韩公茹古涵今，无有端涯。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韩吏部歌诗驱驾气势，若掀雷掣电，抉于天地之圾。”胡震亨认为韩愈以文为诗，缺少韵致：“韩公挺负诗力，所少韵致，出处既掉运不灵，更以储才独富，故犯恶韵斗奇，不加拣择，遂致丛杂难观。得妙笔汰用，瑰宝自出。第以为类押韵之文者过。”（卷七）又云：“王荆公云：吟诗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鲵碧海中’，此杜甫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此韩愈所得也。胡应麟云：太白有大家之材，而局量稍浅，故腾踔飞扬之意胜，沉深典厚之风微。昌黎有大家之具，而神韵全乖，故纷拏叫噪之途开，蕴藉陶镕之义缺。杜陵氏兼得之。”（卷七）最后胡震亨引高棅诗论云：“昌黎博大而文，其诗横骛别驱，崭绝崛强，汪洋大肆而莫能止。秋怀数首，及暮行河堤土等篇，风骨颇逮建安，但新声不类，盖正中之变也。”点出时代变化是造成诗歌风貌的改变的原因。 评李贺。李贺才高家贫，运蹇身病；其诗奇诡幽奥、晦涩难懂。胡震亨以独具慧眼的诗学眼光，从李贺诗歌渊源、诗风之争、诗风形成原因三方面选录历代诗论，具体如下： 1、传承之说。自杜牧认为贺诗“盖《骚》之苗裔”，后人便对此争论不休。蔡传认为贺诗深得《楚辞》余韵；胡应麟认为贺诗源自李白：“长吉险怪，虽儿语自得，然太白亦滥觞一二。”张戒《岁寒堂诗话》中亦认为贺诗源自李白乐府：“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 2、诗风之争。李贺诗风，历来论者褒贬不一，褒者如：“玉川之怪，长吉之瑰诡，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李贺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迳。”贬者如：“以平夷恬淡为上，怪险蹶趋为下。如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廊庙则亥矣。”“字字句句欲传世，颇过于刿鉥，无天真自然之趣。通篇读之，有山节藻悦而无栋梁，知其非大道也。”介于褒贬之间的有：“李长吉师心故尔作怪，多有二吾出入意表者。然奇过则凡，老过则穉，此君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3、风格形成原因之说。胡震亨引王思任诗论云：“贺以哀激之思，作晦僻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幽冶溪刻，法当得夭。”王思任是明末重要文学家和思想家，二人为同时之人，胡震亨选其诗论，从中可窥知其中态度。胡震亨云：“自张文昌、郊、岛、长吉以至卢仝、刘叉，并一时游韩公门，长声价。公首推郊诗，与籍游燕无间，岛、贺亦指诱勤奖，若仝与叉，第以好奇，姑收之尔，非真许可若籍辈也。宋人取仝诗与长吉同评，谓‘天地间欠此体不得’，亦失其伦矣。”（卷七）褒贺之意甚显，以为李贺诗成就高于韩愈诸位门人。 评孟郊、贾岛。胡震亨认为孟郊诗作多穷苦之句，无丰腴形象，少鲜润色彩。引前人诗论云：“孟郊诗思苦奇涩，有理致。”“孟郊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诗道本正大，郊自为之艰阻耳。又曰：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胡震亨亦云：“韩公甚重郊诗，评者亦尽以为韩不及郊。独苏长公有诗论郊云：‘未足当韩豪。’后元遗山诗亦云；‘东野悲鸣死不休，高山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卧元龙百尺楼。’详二公之指，盖亦论其大局欤!不可不知。”（卷七）对于贾岛，胡震亨则摘录前人诗论做出如下评价：“贾浪仙产塞苦地，立心亦苦，如不欲以才力气势，掩夺情性；特于事物理态，毫忽体认，深者寂入，峻者迥出。不但人口数聊，于刼灰上冷然独存，寻咀余篇，芊葱佳气，瘦隐秀脉，其妙一一徐露，无可厌敦。”“浪仙诚有警句。观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于寒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四、评元稹、白居易 胡震亨摘录历代有关元稹、白居易的诗论七则。元稹少有才名，与白居易友善，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时称元、白。两人所作，号为元、白体。元稹、白居易诗因浅切易读深受百姓喜爱，元稹曾评：“（白居易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然而唐代有一种看法认为元、白诗品味不高，语言俚俗，不登大雅之堂。专选中唐诗的唐诗选本如《中兴间气集》、《御览诗》、《极玄集》皆未收二人诗。晚唐诗人杜牧引李戡语：“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人雅士，多为其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间接表达了对元、白诗的看法。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评元、白：“元白力就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批评元白诗浅显直露，无韵味。尤袤亦在《全唐诗话》云：“乐天不为赞皇公所喜，每寄一文，李缄之一筐，未尝开。刘梦得或请之，曰：‘见词则回我心矣。’”元代方回对白居易颇为赞赏，认为“白诗自然”，“有味有韵”，《瀛奎律髓》共选唐诗 1200 余首，就中杜诗最多（221 首），其次便是自居易（127 首）。胡震亨引王世贞诗论云：“乐天用语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长。少年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轻看最能易人心手。” 胡震亨对元稹、白居易评价极为客观中肯：“乐府古与俗正可无论，患在易晓易尽，失风人微婉义耳。白尝规元：乐府诗意太切理，欲稍删其繁而晦其义。亦自知诗病概然故云。”（卷七）又云：“诗不改工，老杜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也。今人第哂白香山诗率易，不知其诗亦非草草就者，宋张文潜尝得公诗草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云。”（卷二六） 胡震亨引高棅诗论对张籍、王建的乐府诗给予肯定：“大历以还，乐府不作。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近，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义，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亦唐世流风之变，而不失其正者。”胡震亨也对二人给出了自己的评价：“文章穷于用古，矫而用俗，如史、汉后六朝史之入方言俗语是也。藉、建诗之用俗亦然。王荆公题籍集云：‘看是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凡俗言俗事入诗，较用古更难。知两家诗体，大费铸合在。”（卷七）认为张籍、王建用俗语入诗更难，对其在诗歌上的创新颇为赞赏。 胡震亨对其他诗人的评点，亦颇有心得。评李益：“李君虞生长西凉，负才尚气；流落戎旃，坎壈世故。所作从军诗，悲壮宛转，乐人谱入声歌，至今诵之，令人凄断。”（卷七）指出李益的从军诗悲壮婉转，令人荡气回肠。评李涉：“李涉为人倾斜，无大异。井栏、君子诸绝，间有可观。古风概多疏莽。严沧浪深取之，不知何解？”（卷七）指出作诗首先要重人品。评李绅：“李公垂追昔游诗，大是宦梦难醒；然其揽笔写兴，曲备一生穷泰之感，亦令批卷者代为怃然。”(卷七)认为诗歌创作和诗人的生平、遭际甚为相关。评李约：“李存薄贵公子，亦豪亦恬，虽篇什无多，疏野可赏。”（卷七）评施肩吾：“施肩吾学道西山，自诧群眞之一；而章句尚艳硕，乏韵致，未稔何以御风？”（卷七）指出其诗缺乏韵致，气骨不就。评沈亚之：“沈亚之意尚新奇，风骨末就。以当时有学其体者，故论之。”（卷七）指出其诗作虽立意新奇，但风骨未就。评殷尧藩：“殷尧藩诗有葩艳，微嫌肉丰。鹳鹊楼一律，独茂硕而婉，不愧初盛遗则。”（卷七）认为其鹳雀楼一诗，气势恢弘而有韵致，有初盛唐诗作遗风。评姚合：“姚秘监诗洗濯既净，挺拔欲高。得趣于浪仙之僻，而运以爽亮；取材于籍、建之浅，而媚以蒨芬：殆兼同时数子，巧撮其长者，但体似尖小，味亦微醨，故品局中驷尔。”（卷七）指出姚诗浅切而清新，但局限于体制，亦少韵致。 第三节 评晚唐诗人 胡震亨评点晚唐六十四位诗人，诗论计七十则，其中引前人诗论十五则，余皆自评。其中原因，大概源于历来论者详盛唐略中、晚唐，对晚唐诗人评论甚少。胡震亨评晚唐诗人时，自己的见解明显增多，显然可见其意欲补前人之不足。胡震亨认为晚唐诗人窘于气局，限于才力，时时显露出末世情调。 一、以“才”评小李、杜 杜牧、李商隐是胡震亨颇为赞赏的晚唐诗人，在将二人与温庭筠、许浑的比较中，可见其赏评态度。胡震亨引陈振孙之语云：“杜紫微才高，俊迈不羁，其诗有气概，非晚唐人所能及。”认为杜牧才气纵横，抱负远大，其诗情志高远，笔力挺拔，无论是题旨、意象、还是结构、语言，都呈现特异之处，非晚唐其他诗人所能及。杜牧诗与许浑诗相比：“杜牧、许浑同时，然各为体。牧于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矫时弊；浑诗圆稳，律切丽密或过杜牧，而抑扬顿挫不及也。”认为牧诗俊爽有气势，浑诗整密无骨力，刻意追求对偶生病，使诗无情致：“浑句联多重用，其诗似才得一句便拏捉一句为联者，所以无自然真味。”胡震亨云：“杜牧之门第既高，神颖复隽，感慨时事，条画率中机宜，居然具宰相作略。顾回翔外郡，晚乃升署紫微。堤筑非遥，甑裂先兆。亦繇平昔诗酒情深，局量微嫌疎躁，有相才，无相器故尔。自牧之后，诗人擅经国誉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卷二五）赞惜之情溢于言表。 胡震亨引前人诗论认为李商隐律诗顿挫曲折，有韵致：“李义山博学强记，俪偶繁耨，长于律诗，尤精咏史之作，后人号为西昆体。”所征引的诗论，指出李商隐“才”不如杜牧，但善于用事，因此可补“才”之不足。胡震亨对此亦表示认同：“凡七言律作拗峭语者，皆有所不足也。杜牧之非拗峭不足振其骨，刘蕴灵非拗峭不足宕其致。材愈降，愈借以盖其短。岂唯二子，即少陵之拗体，亦盛唐之变风，大家之降格，而非其正也。”（卷八）胡震亨最后将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许浑四人相提并论，提出自己的精辟简解：“俊爽若牧之，藻绮若庭筠，精深若义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铮铮者。其才则许不如李，李不如温，温不如杜。今人于唐，专论格不论才；于近，则专论才不论格，皆中无定见而任耳之过也。”认为杜牧诗俊爽、李商隐诗精深、温庭筠诗绮丽、许浑诗整密皆为“才”之高下所致。论及温庭筠，胡震亨则有所贬抑：“温飞卿与义山齐名，诗体丽密概同，笔径较独酣捷。七言乐府，似学长古，第局脉紧慢稍殊，彼愁思之言促，此淫思之言纵也。”（卷八）指出温庭筠七言乐府多写艳情，与胡震亨推尊的“诗发乎情止乎礼义”（卷二）的儒家思想相悖，故评价不高。 对李群玉、李频等诗人，胡震亨亦以“才”作为评判标准。评李群玉：“李文山有才健之目，而笔才实拙，通卷难觅全瑜。”（卷八）评赵嘏：“赵渭南才笔欲横，故五字即窘，而七字能拓，蘸毫浓，揭响满，为稳于牧之，厚于用晦。若加以清英，砭其肥痴，取冠晚调不难矣。为惜倚楼只句摘赏，掩其平生。”（卷八）评李频：“李建州诗松活似姚监，其不全似者，意思少，更率于选琢也？。然亦可谓才倩矣。”（卷八）评薛峰：“薛陶臣殊有写才，不虚峻拔之目。长歌似学白氏，虽以此得名，未如七律多警。”（卷八） 二、评皮日休、陆龟蒙诸诗人 时代的衰落必然引起士人心态的改变，并带来诗歌风貌的变化。在评论皮日休、陆龟蒙诗歌时，胡震亨注意到诗歌中所表现的末世基调。皮日休、陆龟蒙是晚唐讽刺小品的代表作家，他们时相唱和，诗作数量很多，编为《松陵集》，以皮、陆并称。胡震亨认为二人诗无气骨，少韵致，不善于使事。评皮日休：“皮袭美未第前诗，尚朴涩无采。第后游松陵，如太湖诸篇，才笔开横，富有奇艳句矣。律体刻画堆垛，讽之无音，病在下笔时先词后情，无风骨为之干也。”（卷八）认为皮日休诗刻意堆垛，先词后情，无风骨，无韵致。评陆龟蒙：“陆鲁望江湖自放，诗兴宜饶，而墨彩反复黯钝者，当系多学为累，苦欲以赋料入诗耳。陶潜诗胸中若不着一字者。弘景识字多，吮毫弥拙矣。参三隐君得失，可证林下吟功。”（卷八）认为陆龟蒙因生活闲适，其诗本应清新明朗，但却黯淡无光，是“苦欲以赋料入诗耳”所致。 对于其他诗人，胡震亨亦注意到末世基调对其诗歌的影响。评郑谷：“郑都官诗非不尖鲜，无奈骨体太孱，以其近人，宋初家户习之。”（卷八）认为郑谷诗骨体孱弱。评吴融：“吴子华诗亦大松浅，与郑都官同一衰体，未易置优劣。”（卷八）认为吴融诗风浅，与盛唐的“骨气胜之”相比，已然落入“衰调”。评雍陶：“雍简州矜负好句，为客所窥。此公工于造联，奈孱于送结，落晚调不振。”指出雍陶诗仅注重艺术上的精雕细刻。评刘沧：“刘沧诗长于怀古，悲而不壮，语带秋意，衰世之昔也欤？”（卷八）指出刘诗有悲凄之情无宏壮之意，正是衰世之音的代表。评曹松：“曹秘书致语似项斯，壮言间似李洞。五字如‘白浪吹亡国，秋霜洗太虚’，‘盘蹙陵阳壮，孤标建邺瞻’；七字如‘吸回日月过千顷，铺尽星河剩一重’，‘城头早角吹霜尽，郭里残潮荡月回’：点缀末运，赖此名场一叟。”（卷八）指出了诗歌的盛衰时与时代的密切关系。”评马戴：“马虞臣‘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风致自绝；然未如‘空流注大荒’为气象。七言‘东谷笑言西谷应，下方云雨上方晴’，虽得法于右丞，各自擅胜，但骨力概孱，不堪通检尔。”（卷八）认为马戴诗虽源于王维，然而诗风过于孱弱。评杜荀鹤：“杜彦之荀鹤俚浅，以衰调写衰代。”（卷八）指出杜荀鹤诗的俚浅。胡震亨在评点诗人时，亦独有心得。评罗邺：“罗邺名场无成，无一题不以寄怨。‘只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人以为牡丹警句也，哪知从忮求本怀中发出来！”（卷八）对其遭遇，寄予同情。评刘得仁：“刘得仁诗思深，合处尽可味，奈笔笨难掉何！天子甥为一名终日哀吟，何自苦？”（卷八）对其身为驸马之子，却科场无名的遭遇，深表惋惜。评周朴：“周朴从苦思中得猛句，陡目欲惊，其不合者亦多可憎，是贯休一流诗。”（卷八）甚是讥讽。评郑谷：“谷有‘诗无僧字格还卑’之句，故其诗入僧字者甚多，昔人尝以为讥。然大历以后，诸公借阿师作吟料久矣。”（卷八）指出郑谷诗从大历诗人处借鉴颇多。 三、评司空图、韩偓 历代论者对司空图、韩偓评价较高。如方回评韩偓云：“致尧诗无句不工，唐季之 冠也。” 胡震亨却认为二人诗格不高，惟不忘忠愤高于其它晚唐诗人。胡震亨指出二人诗浅显有僧人形态。评司空图：“司空表圣自评其集，‘撑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夸负不浅。此公气体，不类衰末，但篇法未甚谙，每每意不贯浃，如炉金欠火未融。”（卷八）又云：“东坡公云：表圣‘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阴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俭有僧态。”（卷八）评韩偓：“韩致尧冶游情篇，艳夺温、李，自是少年时笔。翰林及南窜后，顿趋浅率矣。”（卷八）对于二人的忠义，胡震亨却是极为赞赏。评司空图：“表圣纶阁旧臣，诡隐瞻乌之日；致尧闽南逋客，完节改玉之秋。读其诗，当知其意中别有一事在。此等吟人，未论工拙，要为无负昭陵。（卷八）评韩偓：“余每读韩偓临殁遗所藏召对烛跋，及颜荛、朱葆光诸人正旦狱祠号恸，望拜旧阙事，为泪落。至读罗昭谏请钱镠举兵讨梁，又不禁发上动冠矣。当年误国者，不知几何人，亦又不知易面向何处去。独留此数老，为忠义硕果，亦王泽之犹存，而诗教之未尽坠地也。”（卷二六） 胡震亨在评司空图、韩偓时，有意与广宣等诗人相比。评广宣等诗人：“释子以诗闻世者，多出江南。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风习渐盛，背箧笥，怀笔牍，挟海泝江，独行山林间，翛翛然模状物态，搜伺隐隙，凄怆超忽，游其心以求胜语，若有程督之者。嗜吟憨态，几夺禅诵。嗣后转噉膻名，兢营供奉，集讲内殿，献颂寿长，如广宣、栖白、子蓝、可止之流，栖止京国，交结重臣，品格劳斯，诗教何取？”（卷八）认为对这些交结重臣以求援升的诗僧，其诗歌和人品不值一论。 第四节 评唐诗的诗体与创作技巧 一、评唐诗的各种诗体 对诗体的“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方法，胡震亨开卷即云：“诗自风、雅、顿以降，一变有离骚，再变为西汉五言诗，三变有歌行杂体，四变为唐之律诗。诗至唐，体大备矣。”（卷一）认为历代诗歌诗体存在递变的关系，并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论述古诗向律诗发展演变的脉络：“自古诗渐作偶对，音节亦渐叶而谐。宫体以降，其风弥盛。徐、庾、阴、何，以及张正见、江总持之流，或数联独调，或全篇通稳，虽未有律之名，已寖具律之体。四子承之，尚余拗涩。神龙而后，音对俱谐，诸家概有合作，沈、宋尤为擅场。就中五字之谐差先，故珠英前彦，蚤逗流美之径；七子之谐差晚，故开元右丞，犹存失粘之疵。若乃律既踵古以成律，则古自应追古以存古，故沈、宋未作于孝和之日，射洪已与于天后之朝。是尤气机有先，情籁自启，匪人惟天，一变自不得不尽变者也。律体虽成于唐，实权与沈约声病之说，今录之备考。”（卷一）古诗渐作偶对，音节渐谐，为一变；至六朝“宫体诗”，虽无“律诗”之名，却已具备“律诗”声律对偶之体制，为二变；至初唐“四杰”，仍显“拗涩”，为三变；至神龙年间，已音对句谐，尤以沈、宋为擅场，为四变。胡震亨藉此考查唐、宋、元人集录，详列唐诗的诗体名称： 唐人依声调而分。胡震亨云：“今考唐人集录，所标体名，凡效汉、魏以下诗，声律未叶者，名往体；其所变诗体，则声律之叶者，不论长句、绝句，概名为律诗、为近体；而七言古诗，于往体外另为一目，又或名歌行。举其大凡，不过此三者为之区分而已。（卷一）胡震亨以“声律之叶”与否作为划分唐诗诗体的标准，声律未叶者，唐人称之为往体，又称古体。声律之叶者，唐人称之为近体，又称律体，唐人自创。唐人将七古从古体中另立一目，又称为歌行。这种以“声律之叶”与否的标准，与明人对于诗体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 宋、元人依句式而分。胡震亨云：“至宋、元编录唐人总集，始于古、律二体中备析五七等言为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论：一曰四言古诗、一曰五言古诗、一曰七言古诗、一曰长短句；一曰五言律诗、一曰五言排律、一曰七言律诗、一曰七言排律、一曰五言绝句、一曰七言绝句。”（卷一）宋、元人将诗歌诗体分为古体与近体。古体分为四古、五古、七古及长短句，长短句即前面唐人的“歌行”；近体分为五律、七律、排律及绝句。 明人论诗体，一般分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五排、七排。胡震亨却分得极细：“而诸诗内又有诗与乐府之别，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哀者，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唐诗体名，庶尽乎此矣。”（卷一）又论述了乐府的发展演变：“古人诗即是乐。其后诗自诗，乐府自乐府。又其后乐府是诗，乐曲方是乐府。诗即是乐，三百篇是也。诗是诗，乐府是乐府，谓如汉人诗，同一五言，而‘行行重行行’为诗，‘青青河畔草’则为乐府者是也。乐府是诗，乐曲方是乐府者，如六朝而后，诸家拟作乐府铙歌朱鹭，艾如张，横吹陇头、出塞等，只是诗；而吴声子夜等曲方入乐，方为乐府者是也。至唐人始则摘取诗句谱乐，既则排比声谱填词。”（卷一五）指出诗、乐本为一体，后诗与乐分流而成为诗与乐府。 评五言古诗。胡震亨评唐人五古实际上仍以汉、魏五古的标准来衡量唐代的五古。《唐音癸签》云：“古诗浩繁，作者至众，虽风格体裁，人以代异，支流原委，谱系具存。炎刘之制，远绍国风；曹魏之声，近沿枚、李。陈思而下，诸体毕备，门户渐开。阮籍、左思，伺存其质；陆机、潘岳，首播其华。灵运之词，渊源潘、陆；明远之步，驰骤太冲。有唐一代，拾遗草创，实阮前踪；太白纵横，亦鲍近矱。少陵才具，无施不可，而宪章汉、魏，融冶六朝，洵风雅之大宗，艺林之正朔已。其它诸家，亦概多合作，截长絮短，上方魏、晋不足，下视齐、梁有余。猥云唐无五言，未是定论。”“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泒。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锗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硕、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此两段文字要点有三：一是对陈子昂、李白、杜甫的五古极为推崇，认为二人直追汉、魏五古的地位；二是不认同李攀龙的唐无五古尤其对陈子昂的贬抑的说法；三是认为孟浩然、王维、储光羲、高适、岑参等诗人，虽不能远追汉、魏五古，亦能“截长絮短”。这两段评论详述古诗的发展流变，重视古诗的谱系传承关系，对盛唐五古的繁荣称誉有加。 胡震亨指出五言古诗发展至中唐而渐衰：“五言至元和后，几绝响矣。破瞑别续幽灯，吾爱东野；倾家快鬬碎宝，吾并存昌黎、余子无庸齿已。”（卷九）概括了晚唐五言古诗的风格：“晚季以五言古诗鸣者，曹邺、刘驾、聂夷中、于濆、邵谒、苏拯数家。其源似并出孟东野，洗剥到极净极真，不觉成此一体。初看殊难入，细玩亦各有深意在。就中邺才颖较胜，夷中语尤关教化，驾、濆、谒三子亦多有惬心句堪撃节，惟拯平平，为似学究耳。李于鳞云‘唐无古诗，而有其古诗。’为初盛言则过，以施此数子恰可。”（卷八） 胡震亨对唐人不同风格的五言古诗亦作评点，如以高适、岑参诗相比较：“古诗自有音节。陆、谢体极排偶，然音节与唐律迥不同。唐人李、杜外，惟嘉州最合。襄阳、常侍，虽意调高远，至音节时入近体矣。”“常侍五言古深婉有致，而格调音节，时有参差。嘉州清新奇逸，大是俊才，质力造诣，皆出高上。然高黯淡之内，古意尤存；岑英发之中，唐体大著。”对岑参五言古诗评价极高。认为高适五言古诗虽时有古意，但在格调音节上却已入近体，岑诗清新俊逸，音调高远，堪与李、杜比肩。 评乐府。胡震亨指出唐诗人中拟古乐府以李白成就最高，新题乐府杜甫成就最高。胡震亨对李白乐府评价极高，提出著名的“三难说”：“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抄。尝谓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源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遘遇之概，不知其因事传题、惜题抒情之本指；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繇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作略。今人第谓太白天才，不知其留意乐府，自有如许功力在，非草草任笔性悬合者。不可不为拈出。”（卷九） 胡震亨与胡应麟同尊李、杜乐府，但对于其他诗人乐府，看法却不尽相同。胡应麟对张籍、王建、李贺等人诗极为贬低：“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蜀道难、远别离等篇，出鬼入神，惝怳莫测；石壕吏、新婚别、哀王孙等作，述情陈事，恳恻如见。张籍、王建，卑浅相矜；长吉、庭筠，怪丽不典。昕谓差之厘毫，谬于千里。”胡震亨则认为：“籍、建、长吉之不能追李、杜，固也。但在少陵后仍咏见事讽刺，则诗为谤讪时政之具矣。此白氏讽谏，愈多愈不足珍也。所以张文昌只得就世俗俚浅做题目，不敢及其它。仲初亦然。至长吉又总不及时事，仍咏古题，稍易本题字就新。及将古人事创为新题，便觉焕然有异。递相救不得不然，英雄各自有见也。”（卷九）指出张籍、王建等人虽不能与李白相比，但继杜甫之后皆能发挥乐府讽喻时政的目的。胡震亨论诗不以固定的模式衡量后学之人，其见解比胡应麟更为客观。胡震亨还指出杜甫与李白的乐府各有特色：“拟古乐府，至太白几无憾，以为乐府第一手矣。谁知又有杜少陵出来，嫌模拟古题为赘剩，别制新题，咏见事，以合风人刺美时政之义，尽跳出前人圈子，另换一番钳锤，觉在古题中翻弄仍落古人窠臼，未为好手。‘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两公之谓矣。”（卷九） 评七言古诗。胡震亨将七言古诗与歌行视为一体，持“大歌行”观。《唐音癸签》云：“燕歌初起魏文，实祖柏梁体，白苎词因之，皆平韵也。至梁元帝‘燕赵佳人本自多，辽东少妇学春歌；黄龙戍北花如锦，玄兔城头月似蛾’，音调始协。萧子显、王子渊制作浸繁，但通章尚用平韵转声，七字成句，故读之尤未大畅。至王、杨诸子歌行，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合，傅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自是大备。要惟长篇巨什，叙述为宜；用之短歌，纡缓寡态。于是高、岑、王、李出，而格又一变矣。”胡震亨首先从诗歌发展的角度勾勒出七言古诗发生、发展、繁盛、衰败的过程：“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张、李、沈、宋，稍汰浮华，渐趋平实，唐体肇矣，然而未畅也。高、岑、王、李，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畅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化而大矣，能事毕矣。降而钱、刘，神情未远，气骨顿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余，步骤不足。昌黎而下，门户竞开：张籍、王建之真澹，李贺之幽奇，变风犹未失古；卢仝之拙朴，马异之庸猥，刘叉之狂谲，旁蹊更伤大雅。下至庭筠之流，绮绘渐入诗余；贯休之辈，俚鄙几同俗谚：古意于焉尽矣。”其次胡震亨指出李白、杜甫是作七言古诗的大家：“初唐七言古以才藻胜，盛唐以风神胜，李杜以气概胜，而才藻风神称之，又加以变化灵异，故遂为大家。”关于李攀龙对李白七言古诗的贬低，胡震亨并不认同：“于鳞尝评太白七古，强弩之末出长句为英雄欺人。愚谓句之有长短，始白三百篇，及楚骚、汉乐府铙歌相和等曲。白亦用古法，有所本也。其长句，日出入行错用篇中，蜀道难突用篇首，何尝尽出弩末?于鳞意在坊滥则可，若以论白悲衷。”（卷九）认为李于麟对李白七古的贬低实属诋毁。胡震亨指出歌行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形式可采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有变化，其中当属李白、杜甫成就最高：“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孟襄阳辈才短，故歌行无复佳者。” 评五言律诗。胡震亨认为五律是“唐人因梁陈五言四韵之偶对者而变”（卷一）。在“一变自不得不尽变”的原则下经过四变，至神龙年间才完成定型，表现出“音调流美”，故《唐音癸签》云：“学五言律，毋习王、杨以前，毋窥元、白以后。先取沈、宋、陈、杜、苏、李诸集，朝夕临摹，则风骨高华，句语宏瞻，音节雄亮，比偶精严；次及盛唐王岑孟李，永之以风神，畅之以才气，和之以真澹，错之以清新；然后归宿杜陵，究竟绝轨，极深研几，穷神知化：五言律法尽矣。”唐代大家所作五律，按其风格则分为二格：“五言律体，极盛于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陈、杜、沈、宋，典丽精工；王、孟、储、韦，清空闲远，此其概也。然右丞赠送诸什，往往阑入高、岑；鹿门、苏州，虽自成趣，终非大手。”五律成就最高的当属杜甫：“太白风华逸宕，特过诸人，而后之学者，才匪天仙，多流率意。惟工部诸作，气象巍峨，规模宏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胡震亨指出唐诗人中孟浩然的五律较为特殊：“孟五言不甚拘偶者，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此其占便宜处。英雄欺人，要领未易勘也。”孟诗从声律角度看是五律，从偶对角度看是五古，似律似古。既具音乐美，亦洒脱自然。究其原因，当与近体诗刚刚定型，声律尚宽有关。 评七言律诗。律体是古诗发展演变的的必然趋势，七律亦是唐诗中特殊的诗体形式。 胡震亨云：“自景龙始创七律，诸学士所制，大都铺扬景物，宣诩燕游，以富丽竞工，亡论体变未极，声病亦多未调。开、天以还，喆匠迭兴，研揣备至，于是后调弥纯，前美益鬯，字虚实互用，体正拗毕摄，七言能事始尽。所以遡龙门之派者，必求端沈、宋；穷沧海之观者，还归大杜陵。”（卷一〇）“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高、岑、王、李，风格大备，又一变也。杜陵雄深浩荡，超忽纵横，又一变也。钱、刘稍加流畅，降为中唐，又一变也。大历十才子，中唐体备，又一变也。乐天才具泛澜，梦得骨力豪劲，在中、晚间自为一格，张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实，渐入晚唐，又一变也。嗣后温、李之竞事组织，薛能之过为芟刊，杜牧、刘沧之时作拗峭，韦庄、罗隐之务趋条畅，皮日休、陆龟蒙之填塞古事，郑都官、杜荀鹤之不避俚俗，变又难可悉纪。律体愈趋愈下，而唐祚亦告讫矣。”（卷一〇）评述了七律在唐代的发展、繁盛及衰败。关于七律，胡震亨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1、盛唐名家的排名。胡震亨云：“盛唐名家称王、孟、高、岑，独七言律祧孟，进李颀，应称王、李、岑、高云。”（卷一〇）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是盛唐诗歌的代表人物，但在“七律”一体，胡震亨独不取孟浩然，而推尊李颀。李颀七律作品不多，评价亦不甚高。至明高棅《唐诗品汇》，才把李颀的七首七律收录并列为“正宗”。后胡应麟《诗薮》评七律亦把李颀置于王维之上，胡震亨推崇李颀应受到高棅、胡应麟影响。胡震亨推尊王、李、岑、高为盛唐七律名家，对四家地位高低的排列，是在对四人七律具体比较的基础上，反映出自己的观点。评王维、李颀：“王以高华胜，李以韶令胜。李如琼蕊浥露，含质故鲜；王如翠岭冠霞，占地特贵，王间有失严，无心内游衍自如；李郎无落调，有意中补凑可摘。不独觔两微悬，正复色香亦别。”（卷一〇）评岑参、高适：“岑词胜意，句格壮丽，而神韵未扬；高意胜词，情致缠绵，而筋骨不逮。岑之败句，犹不失盛唐；高之合调，时隐逗中唐。”（卷一〇）评王维、李颀、岑参、高适：“王风调正似云卿，岑茂采堪追廷硕。李存藻不多，既同考功；高裁体欲变，亦类左相，以盛配初，约略不远。惟杜子美无一家不备，亦无一家可方尔。”（卷一〇）由此可见，胡震亨认为虽然王、李、高、岑为盛唐七律名家，但四人的七律皆有瑕疵。如王维诗“高华”却偶有“失粘，李颀诗“韶令”却间或刻意，岑参诗“神韵未扬”，高适诗“筋骨不逮”。因此，若论七律的成就，杜甫更在王、李、岑、高之上。 2、杜甫的七律成就。明人大抵都将杜甫七律置于首位：“七言律独取王、李而绌老杜者，李于鳞也。夷王、李、于岑、高而大家老杜者，高廷礼也，尊老杜而谓王不如李者，胡元瑞也。谓老杜即不无利钝，终是上国武库；又谓摩诘堪敌老杜，他皆莫及者，王弇州也。意见互殊，几成争论。虽然，吾终以弇州公之言为衷。”（卷一〇）胡震亨明确表示唐人七律无人堪比杜甫，将杜甫置于七律之首：“杜公七律，正以其负力之大，寄惊之深，能直抒胸臆，广酬事物之便而无碍，为不屑屑色声香味间取媚人观耳。中间仅有涉于倨诞，邻于愤怼，入于俚鄙者，要皆偶趁机绪，以吐噏精神，材料一无拣择，义谛总归情性，令人乍读觉而貌可疑，久咀叹意味无尽。其夺爱王、李，生异论以此；虽有异论，竟不淆千古定论，亦以此。”（卷一〇）胡震亨探研杜甫七律颇深，指出杜甫七律胜于其他诸家的优点在于：“少陵七律与诸家异者有五：篇制多，一也；一题数首不尽，二也；好作拗体，三也；诗料无所不入，四也；好自标榜，即以诗入诗，五也。此皆诸家所无。其它作法之变，更难尽数。不善学者，多歧为惑，每至失步；善学者一体各占，尽足成家。”（卷一〇） 3、唐代七律的压卷之争。自宋严羽推崔颢《黄鹤楼》为七律第一，唐人的“七律压卷”，一直是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杨慎《升庵诗话》云：“宋严沧浪取崔颢《黄鹤楼》诗评为唐人七言第一。近日何仲墨、薛君采取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堂’一首为第一。”王世贞云：“老杜集中，吾甚爱‘风急天高’一章，结亦微弱；‘玉露凋伤’、‘老去悲秋’，首位匀称，而斤两不足；‘昆明池水’，秾丽况切，惜多平调，金石之声微乖耳。然竟当于四章求之。”王世贞一方面认为当从杜甫的《秋兴》中选择压卷七律，一方面又认为各诗皆有缺点。胡应麟认为杜甫的《登高》是最好的七律：“杜‘风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沈深莫测，而精光外丈，力量万钧。通章句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微有说者，是杜诗，非唐诗耳。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无论是何景明推崇沈佺期的《独不见》，还是胡应麟推崇杜甫的《登高》，共同点就是希望在唐人七律之中，找到一篇完美的典范。胡震亨在前辈诗论基础上，分析上述七律都存在问题，不足以担当七律“压卷”之名：“七言律压卷，迄无定论。宋严沧浪推崔颢黄鹤楼，近代何仲默、薛君采推沈佺期‘卢家少妇’，王弇州则谓当从老杜‘风急天高’、‘老去悲秋’、‘玉露凋伤’、‘昆明池水’四章中求之。今观崔诗自是歌行短章，律体之未成者，安得以太白尝效之遂取压卷？沈诗篇题原名‘独不见’，一结翻题取巧，六朝乐府变声，非律诗正格也，不应借材取冠兹体。若杜四律，更尤可议，风急天高篇，无论结语腿重，即起处‘鸟飞回’亦勉强属对无意味。‘老去悲秋’篇，本一落帽事，又生冠字为对，无此用事法，‘蓝水’一联尤乏生韵，类许用晦塞白语；仅一结思深耳，可因之便浪推耶？‘玉露凋伤’篇，较前二作似匀称，然筋两自薄，况‘一系’对‘两开’，一字甚无着落，为瑕不小。‘昆明池水’前四语故自绝，奈颈联肥重，‘坠粉红’尤俗。况律诗凡一题数篇者，前后皆有微度脉络，此‘秋兴’八首，首咏夔府，二三从夔府渐入京华，四方概言长安，五六七八又各言长安一景，八首只作一首，若相次相引者；通读之始知其命篇之意，与一切贯穿映带之法，未有于中独摘其第一首及第六首能悉其妙，可诧为压卷者。取及此，尤无谓也。”（卷一〇）因此，胡震亨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吾谓好诗自多，要在明眼略定等差，不误所趋足耳。‘转益多师是汝师’，何必取宗一篇，效痴人作此生活!”（卷一〇）认为只要取其精华，而不必拘泥于独取一篇完美的七律来学习。 评排律。排律分为五排与七排，胡震亨认为五排“因梁陈五言长篇而变”（卷一），而七排“唐作者亦不多，聊备一体”（卷一），并引高棅诗论：“七言排律，唐人不多见。如太白别山僧、高适宿田家等作，虽联对精密，而律调未纯，终是古诗体段。惟崔融从军行，言从字顺，音响冲和，堪备一体。”因此七排暂且不论。 论及排律成就，《唐音癸签》云：“沈、宋虽并称，沈排律工者不过三数篇，宋集中篇篇平正典重，赡丽精严，不独昆明一什胜沈也。初学入门，所当熟习。右丞韵度过之，而典重不如；少陵闳大有加，而精严略逊。”认为宋之问排律成就最高，可为后学楷模，沈佺期所工篇不过三，王维神韵有余典重不及，杜甫宏大有加精严略逊。但是沈、宋善作短篇，若论长篇，仍属杜甫成就为高：“排律沈、宋二氏藻瞻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然皆不过十韵，且体在绳墨之中，调非畦迳之外。惟杜陵大篇巨什，雄伟神奇，阖辟驰骤，如飞龙行云，鳞鬣爪甲，白中矩度；又如淮阴用兵，百万掌握，变化无方。虽时有险朴，无害大家。”胡震亨对杜甫极推崇，并认为杜甫对排律的平仄、对仗、押韵运用自如：“次则过接为难。骆宾王边城怀京邑篇‘季月炎初尽，边庭草早枯’；沈佺期扈从出长安篇‘是节严阴始，寒郊散野蓬’。初唐转接法，不过如是。逮老杜法乃益精，如述怀人往事云：‘得丧初难识，荣枯划易该。’赠人入自叙云：‘勋业青冥上，交亲气概中。’融洽中兼之顿挫，又不知费几许炉锤矣!至结语关锁全篇，尤为吃紧，亦惟杜尽善。诸篇不作郑重语收煞，即作洒逸语送之，似先拣下好韵，留为押尾者，细参自见。”（卷一〇）五排发展至中、晚唐，诗人限于才力，再不复初、盛唐盛况：“唐大历后五七言尚可接翅开元，惟排律大不竞。钱、刘以降，气味总薄；元、白中兴，铺叙转凡，所见中唐杨巨源，晚唐李商隐、李洞、陆龟蒙三家，杨则短韵不失前矱，三家则长什尤饶新藻。将无此体限于材即难，曙于法亦自易乎?惟深于诗者知之。”（卷一〇） 评绝句。有关绝句的渊源，胡震亨云：“绝句即六朝所名断句也。五言绝句始汉人小诗，而盛于齐梁。七言绝起自齐梁间，至唐初四杰后始成调。又唐人多以绝句为乐曲。”（卷一）对于唐人以绝句入乐的问题，胡震亨亦作说明：“唐乐府五言绝句法齐、梁，然体制自别。七言亦有作乐府体者，然如宫词、从军、出塞等，虽用乐府题，自是唐人绝句，与六朝不同。”（卷一〇） 唐人绝句成就最高者当属李白、王昌龄，在明代之前，已成定论。高棅《唐诗品汇》云：“盛唐绝句，太白高于诸人，王少伯次之。”胡应麟《诗薮》云：“七言绝，太白、江宁为主。”后人亦据此称王为“七绝圣手”。胡震亨对二人绝句评价极高。引李攀龙诗论评李白：“太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盖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顾失焉。”引王世贞诗论评王昌龄：“七言绝句，王江宁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引胡应麟诗论评李白、王昌龄：“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少伯深厚有余，优柔不迫，怨而不怒，丽而不淫。余尝谓古诗、乐府后，惟太白诸绝近之；国风、离骚后，惟少伯诸绝近之。体若相悬，调可默会。” 自李攀龙推崇王昌龄的《出塞》为七绝压卷之作，便引起颇多争议，赞者如敖英《唐诗绝句类选》中云：“‘秦时明月’一首为唐诗第一”，王世贞《艺苑卮言》亦赞成此论。胡震亨则认为：“王少伯七绝，宫词闺怨，仅多诣极之作，若边词‘秦时明月’一绝，发端句虽奇，而后功尚属中驷，于麟遂取压卷，尚需商榷。”（卷一〇）认为后两句属发议论，不符合绝句的婉转韵致，只能算中品。元人杨载《诗家法数》中曾指出：“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有实接，有虚接。承接之间，开与合相关，正与反相依，顺与逆相应，一呼一吸，宫商自谐。大抵起承二句固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婉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胡震亨正是从绝句的艺术特点发此评论，显示出极为超凡脱俗的审美趣尚。 二、评唐诗的创作技巧 胡震亨对唐诗的评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诗中的用字；不同诗人的相似诗作；唐人诗作与前人诗作的渊源关联情况；纠正前人论诗观点的缺失。 胡震亨评点唐诗的用字时，首先指出杜甫喜用的字：“老杜好用自字，如‘寒城菊自花’，‘故园花自发’，‘风月自清夜’之类；受字，如‘修竹不受暑’，‘吹面受和风’，‘轻燕受风斜’；进字，如‘树湿风凉进’，‘山谷进风凉’；逗字，如‘残生逗江汉’，‘远逗锦江波’；俯字，如‘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长流’；坐字，如‘枫树坐猿深’，‘黄莺并坐交愁湿’。”（卷一一）“杜又用俗字，如‘两个黄鹂鸣垂柳’；‘却绕井边添个个’；用方言里谚，如‘吾家老孙子，质朴古人风’；‘秋客睡可曾着，秋天不肯明’；‘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卷一一）杜甫用字不拘泥于常规，俗字、方言、里谚亦常入诗。刘禹锡则认为用字皆须有来历，胡震亨云：“刘梦得云：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宋考功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常疑之。因读毛诗邓笺吹箫处注云：‘即今卖饧者所吹。’六经惟此中有饧字。吾缘明日重阳，欲压一糕字诗，寻思六经竟未有糕字，不敢为之。”（卷一一）对刘禹锡每用僻字须有来历的说法并不赞同，指出即使刘禹锡自己用字谨严，亦有僻字并无出处：“孟得亦有饧字诗，历阳画事：‘湖鱼香胜肉，官酒重于饧。’盖效宋也，较宋押的更稳。又按，隋书五行志载谣语有月刈禾伤早，九月食糕正好。糕字入诗，始见此。诗有出自可用，何必尽本之六经耶？王弇州云：刘用字谨严如此，然其答乐天有‘笔底心犹毒，杯前胆不豩’。豩，呼关切，此何谓也？”（卷一一） 胡震亨以韩愈、张籍为例，反映自己的观点：“韩愈最重字学，诗多用古韵，如元和圣德及此日足可惜诗，全篇一韵，皆古叶兼用。其赠张籍诗云‘时来问形声’，知籍亦留心韵学者。乃籍诗独不甚用古韵，惟祭愈诗七阳用至八十三韵，古韵几于用尽，却无一韵不押得稳贴，视愈之每每强押者过之。宋吴才老推韩愈为唐一代字学冠，下及白傅、柳州、而未满于籍。夫识字贵善用耳。籍用古韵，即仅此一篇，韵学之深可知矣。才老或未足语此也。”（卷一一）指出用字不必拘泥于常规，只要能妥善运用，便能写出好的诗作。 以相同或相似材料入诗，胡震亨指出不同诗人写出来的诗作亦有优劣之分。如：“九日用茱萸，杜子美云：‘醉把茱萸仔细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仿云：‘学他年少插茱萸。’刘梦得以为更三诗人道之，子美为优。”（卷一一）又如：“‘前逢锦车使，都护在楼兰’，虞世南用为起句，殊未安；不若王摩诘‘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改作结句较妥也。”（卷一一）胡震亨着重对比唐代名家的诗作。评上官仪、张说：“上官仪‘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率尔出风致语，佳耳。张说‘雁飞江月冷，猿啸野风秋’，似有意学之，那得佳？欧公力拟温飞卿警联不及，亦同此。”（卷一一）指出张说虽有意学上官仪，其诗却不如上官仪。后欧阳修学温庭筠亦是如此。评王昌龄、杜甫：“王昌龄龙潭诗：‘百泉势相荡，巨石皆却立。’‘昏为蛟龙怒，清见云雨入。’杜甫万丈潭诗：‘前临洪涛宽，却立苍石大。’‘黑知湾漫底，清见光炯碎。’语不袭而肖，而通篇杜尤雄拔尽善，名家、大家之分也。”（卷一一）就整体诗作而论，杜甫表现的尤为雄拔，可为“大家”，而王诗只能归入“名家”。评韦庄、杜甫：“韦庄诗：‘静极却嫌流水闹，闲多翻笑野云忙’，本于老杜之‘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但多着一嫌字、笑字，觉非真闲，真静耳。”（卷一一）指出韦诗此联本取自杜诗，但因用嫌字、笑字，反而无闲静的意境，不如杜诗。评刘长卿、孟郊：“刘文房：‘已是洞庭人，犹看灞陵月。’孟东野：‘长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语意相似，皆寓恋阙之意，而刘为蕴藉。”指出刘长卿诗更为含蓄。 胡震亨指出唐代诗人的诗作有时难分高下。评孟浩然、杜甫：“孟浩然‘万壑归于汉，千峯划彼苍’，杜子美‘余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对法正同。”（卷一一）又如刘长卿、张籍：“刘长卿余干旅舍云：‘摇落暮天回，丹枫霜叶稀。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征衣？’张籍宿江上馆云：‘楚驿南渡口，夜深来客稀。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旅宿今已远，此行殊末归。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寒衣。’两诗韵同，而意调亦同。”对于张籍仿韩愈诗：“韩退之赠张道士诗：‘臣有平贼策，狂童不难治。恨无一尺棰，为国笞羌夷。臣有胆与气，不忍死茆茨。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遗。宁当不俟报，归袖风披披。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迟。’杜牧亦有书怀诗云：‘北虏坏亭障，闻屯千里师。牵连久不解，他盗恐旁窥。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斯乃庙堂事，尔微非尔知。向来躐等语，长作陷身机。行当腊欲破，酒齐不可迟。且想春候暖，瓮间倾一巵。’并以排调语抒孤愤，意象如一，未知紫微有意祖述，抑或偶尔暗合也？紫微吊赵将军落句‘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与前‘恨无一尺棰’，意亦正同。”（卷一一）认为杜牧诗无论是有意模仿韩愈诗还是偶然为之，都是成功的。评白居易、罗隐诗时，胡震亨认为二人诗句颇相似，仅仅一为顺述语气，一为倒述语气：“白居易咏老柳树：‘但见半夜临此路，不知初种是何人。’罗隐咏长明灯：‘不知初点人何在，只见当年火至今。’语似祖述，而用法一顺一倒不同。”（卷一一） 胡震亨注意到唐人诗作与前人诗作存在渊源与关联。如评李白、高适：“太白‘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达夫‘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似皆从庾抱之‘悲生万里外，恨起一杯中’来。而达夫较厚，太白较逸，并未易轩轾。”（卷一一）指出二人此联似从庾信诗作变化而来，李诗“逸”高诗“厚”。评陈子昂、杜甫：“子昂‘古木生云际，归帆出雾中’，即玄晖‘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也。子美：‘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即仲言‘白云岩际出，清月波中上’也。四语并极精工，卒难优劣。然何、谢古体，入此渐启唐风；陈、杜近体，出此乃更古意。不可不知。”指出陈子昂此联源于谢朓诗作，杜甫此联源于何逊诗作，四人诗皆精工故难分优劣。何、谢诗虽为古体，却呈现出唐近体诗的特征，陈、杜虽为唐近体诗，却透露出古体诗的风格。评韦应物：“韦苏州对残灯诗云：‘独照碧窗久，欲随寒烬灭。幽人将遽眠，解带翻成结。’梁沈氏满愿残灯诗云：‘残灯犹末灭，将尽更扬辉。惟余一两焰，犹得解罗衣。’韦诗实出于沈，然韦有幽意，而沈淫矣。”指出韦诗本源自沈氏，然青出于蓝，高于沈诗。胡震亨认为只要善于运用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便能创造佳作：“‘信惟饿隶，布实黥徒’，班固史赞语也。王维诗有‘亥为屠肆鼓刀人，赢乃夷门抱关者’。‘慨然叹曰，道固不同’，潘岳谏辞也。李白诗有‘秦人相谓曰，我属可去矣’。虽未必相模仿，而语格恰同。诗即有韵之文，在所善用耳。”（卷一一） 对于前人的诗论观点，如宋人讥笑王季友诗浅陋，胡震亨有独特的见解：“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当时原说得太俚，后来便作俗谚相举。宋人以王季友观壁画山水诗‘于公大笑向予说，小弟丹青能尔为’等语为浅陋类儿童幼学者，一拈出便欲喷饭。唐初题画诗未凿窍，故以此等语为工。今则老杜语亦稍稍退位矣。下笔正难。”（卷一一）指出唐初“题画诗”在创作上尚未成熟，故表现较为俚浅，即使在杜甫诗中，亦有以俗语、方言、谚语入诗的情况。诗歌随着时代的流变，其古今标准并不相同，胡震亨指出砭疵古人时，不应一味将古人批评的一无是处。他借杜甫之诗规箴喜好讥议前辈诗作之人：“杜甫云：‘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吾谓今之好讥议前辈诗者宜读此。”（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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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2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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