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问诗歌艺术接受述论

扬之水

宋之问诗歌艺术接受述论

   摘要：自唐以降历代诗学批评家对宋之问诗歌艺术进行了评点阐释，而这些品评不仅零星散落、琐碎细杂，而且存在片面随意、概念模糊等问题。系统梳理诗评家对宋之问诗歌艺术的零星点评，可以呈现宋之问诗歌艺术的阐释历史，即不同时代不同诗学观念背景下宋之问诗歌艺术的接受情形。

   关键词：宋之问；歌艺术；诗评家；接受；诠释

   宋之问是初唐诗坛重要的诗人，武后时期有代表性的台阁文人。他创作了大量格律精严的近体诗，为律诗的定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唐代近体诗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唐以降历代诗评家给予他很高评价，肯定了他的诗歌艺术成就。

   历代诗学批评家对宋之问诗歌艺术的评点存在着琐碎细杂、片面随意、概念模糊的问题。本文将诗评家对宋之问诗歌艺术的零星思考作系统梳理，把碎金散玉串成整体，对宋之问诗歌艺术的阐释历史作深入诠释和系统演绎，以期揭示在不同时代不同诗学观念背景下宋之问诗歌艺术的接受情形。

  一、 唐宋时期：提纲挈领式的诗史定位— —“律诗龟鉴”、“诗歌第四变”

   纵观千余年的诗学批评史，诗评家对宋之问诗歌的评价颇高。最早给宋之问在诗史上定位的是中唐诗人释皎然，他对宋之问在诗史上的地位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自有唐以来，宋员外之问、沈给事俭期，盖有律诗之龟鉴也。但在矢不虚发，情多、兴远、语丽为上，不问用事格之高下。宋诗日：“象溟看落景，烧劫辨沈灰。”沈诗日：“咏歌《麟趾》合，箫管《凤雏》来。”凡此之流，尽是诗家射雕手。假使曹、刘降格来‘作律诗，二子并驱，未知孰胜。

皎然以前，尽管有许多读者接触到了宋之问的作品并作过评点，但是他们没有给后人留下较有影响的评价。皎然这段话高度赞扬了宋之问、沈俭期的律诗艺术成就及诗史地位，把宋、沈律诗作为创作典范(“龟鉴”)来推许。该见解非常独到，起到了为宋之问诗歌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指引接受方向的作用，皎然成为了宋之问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

   以后诗学评论家们始终围绕宋、沈在律诗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来评价宋之问在诗史上的地位。唐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一交，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这是“律诗”之名见于文献的最早记录。显然，元稹对沈宋的评价没有超出皎然的评价范围。宋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宋之问传》云：“魏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俭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沈、宋’。”进一步指出沈宋律诗的基本特征及时人学习沈、宋诗歌创作的情形，足见宋之问在当时诗坛的地位和名声。再看南宋严羽和陈振孙的评价：

   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

    自沈约以来，始以音韵、对偶为诗，至之问、俭期，益加靡丽，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唐律盖本于此。

严羽视沈、宋律诗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第四变，陈振孙说“唐律盖本于此”，即言沈、宋为唐律之滥觞。两位著名诗评家的意见，与前述皎然“律诗之龟鉴”、“诗家射雕手”的评价互为表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唐宋时期的诗评家对宋之问诗歌的评点是提纲挈领式的话，那么明清时期的诗评家则自觉运用诗学理论(正变论、格调说)对宋之问诗歌进行了全方位品评。

  二、明清时期：成就、风格、体式的全方位阐释

    1．以正变论成就

   为了加强对唐诗发展流变的认识，明代高栎引申了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之说，将唐诗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将《唐诗品汇》中人选的作家和作品，按时期和体裁区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旁流等九格，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馀响，方外异人为旁流。高秉在九格的论述中把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和九格结合起来，通过正和变的辩证关系，进一步阐明唐

诗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确立了以正变为核心的诗学理论。高秉《唐诗品汇》将宋之问各体诗歌归人到“九格”当中的“正始”类，意为宋之问诗歌在唐诗发展过程中尚处于形成阶段(显然与严羽、陈振孙等对宋之问诗歌进行评价的方式有所不同)。这种归类编排本身就是对宋之问诗歌的品鉴。

   受其影响，明代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著名批评家均惯于以正变论来品评诗人诗作，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诗学思潮。王世贞《艺苑卮言》云：“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胡应麟《诗薮》云：

   五言律诗，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神龙以还，卓然成调。沈、宋、苏、李合轨于先，王、孟、高、岑并驰于后，新制迭出，古体攸分，实词章改革之大机，气运推迁之一会也。

   胡氏认为“四杰”的五言律诗“靡缛”、“拗涩”，不应排在“九格”中的“正始”类。如此贬抑似为太过，但他指出律诗在神龙年问经沈、宋等人的努力，才得以最后形成，和王世贞所言“至沈、宋始可称律”是一致的。明许学夷对此看法亦表示了赞同，他说：“王元

美以华藻整栗归沈、宋，又云：‘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是矣。”不仅如此，许氏进而还把沈、宋律体视为“正宗”，他说：“沈宋才力既大，造诣始纯，故其体尽整栗，语多雄丽，而气象风格大备，为律

诗正宗。此五言之七变也。”

   从高秉到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明代几位著名诗评家都喜以正变论宋之问诗歌，并将其诗归为“正始”，甚至是“正宗”。

   2．以审美趣味论风格和体式

  初唐诗坛盛行应制诗，诗歌创作不仅注重词藻的富赡华丽，声调的铿锵和谐，而且讲究体制的庄严恢宏，对仗的精工俪密。宋之问和沈俭期是武后时备受恩宠的宫廷诗人，为达到以诗取宠附媚、以诗赋

讨得荣名利禄的目的，他们在宫廷时期或奉和、或扈从、或侍宴、或代人操笔，创作了大量应制诗，其格律之精严，韵律之和谐，在初唐诗人诗作中是无与伦比的。在诗评家的接受观念中，“沈宋”就是近体律诗的代名词。发展到“沈宋”才Et趋完备成熟的律体诗歌，在音韵、对偶、字句、章法上有着特定的要求。循体成势，新的结构现象出现，势必会伴随一种新的风格与体势。

   典丽、精工、整严，这是明清诗评家对宋之问诗歌风格的概括。最早确立了初唐“高华典重”说的是高秉，其《唐诗品汇》所录初唐诗作多为景龙应制诗。笔者统计，《唐诗品汇》选录宋之问的诗歌多达79首，其中应制诗约为50％，可见高栎事实上将宋之问视为初唐“高华典重”诗风的代表之一。王世贞称宋之问诗歌“华藻整栗”。胡应麟《诗薮》和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屡次评点宋之问诗歌的风格：

   五言律体，极盛于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陈、杜、沈、宋，典丽精工；王、孟、储、韦，清空闲远。此其概也。排律，沈、宋二

氏，藻赡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

    接迹王、杨，齐肩沈、宋，则李峤、苏颇、张说、九龄最著。诸公才力，大都在鲁、卫间。必求甲乙，则苏、李之整严，略输沈、宋；二张之藻丽，微逊王、杨。

    沈、宋应制诸作，精丽不待言，而尤在运流宕之气。此元自六朝风度变来，所以非后来试帖所能及也。

胡应麟对初、盛唐五言律诗的风格进行了分类，将宋之问诗归为“典丽精工”类。胡氏认为苏颞、李峤诗不及沈、宋诗严整；翁氏认为沈、宋应制诸作不仅精工。而且明显少了“六朝风度”，——骈俪有余而声韵不够工稳的诗风，可为后来试帖诗的典范。可见，胡、翁认为宋诗的“平正典重”、“赡丽精严”似乎达到

   对于宋之问诗歌风格典重精严的原因，明清诗评家们也进行了探讨。高楝认为宋之问诗歌高华典重是应制使然。清钱木庵同意此说，其《唐音审体》云：“唐人自沈、宋而后，应制皆律诗也。五言七言，

用韵多少，虽无定格，未有以古调歌行应制者，盖取其庄重也。”不仅认为宋诗之精工与初唐盛行应制诗关系密切，而且指出了沈宋此类创作对后人的开启作用。

   清人吴乔不完全赞同高秉和钱木庵的看法，其《围炉诗话》云：

  《品汇》又多收景龙应制诗，立初唐高华典重之说。钱牧斋谓“人介于两间，不可截然划断”，是矣，犹未穷源。盖人作诗，随题成体，非有一定之体。沈、宋诸公七律之高华典重，以应制故，然非诸诗皆然，而可立为初唐之体也。如南宋两宫游宴，张抡、康伯辈小词，多颂圣德、祝升平之语，岂可谓为两宋词体耶?诗乃心声，心由境起，境不一则心亦不一。言心之词，岂能尽出于高华典重哉!是以宋之问《遇佳人》，则有“妨女犹怜镜中发，诗儿堪感路旁人’’。

吴乔肯定了宋之问诗歌高华典重的风格与应制有着重要关系，但同时他亦认为作家诗歌典重风格的形成还与其他因素有关。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说明：从实例来讲，南宋词人张抡、康伯的词作虽“多颂圣德、祝升平之语”，但不能以之代表两宋主体词风，又如宋之问《遇佳人》就是一首真率、清丽之作；从审美角度来讲，物境影响诗人主体感受，“境不一则心亦不一”，不同的物境引发不同的主观感受，抒发诗人内心微妙而复杂情感的诗歌，其体式和风格在一定程度上要服从于主体情感申发的需要。

    3．以格调论风貌

   明清诗论家喜以格调论诗。后七子中谢榛宗法盛唐，强调气格。王世贞倡言学习汉魏、盛唐，他说“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鄙薄宋诗主要是因为它的格调不如唐诗。王世贞以格调为中心，从才思来谈格调，触及诗歌艺术境界，呈现出诗歌新论的色彩，开创了诗歌批评新局面。胡应麟继王世贞之后，极力主张“格调说”，并以诗话著引的方式阐释其说。试看他对宋之问诗歌风格的阐释，其《诗薮》外编卷“唐下”云：

   诗最可贵者清，然有格清，有调清，有才清。才清者，王、孟、储、韦之类是也。若格不清则凡，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俗。王、杨之流丽，沈、宋之丰蔚，高、岑之悲壮，李、杜之雄大，其才不能概以清言，其格与调与思，则无不清者。王、杨、卢、骆以词胜，沈、宋、陈、杜以格胜，高、岑、王、孟以韵胜。词胜而后有格，格胜而后有韵，自然之理也。

胡氏认为宋之问诗歌格清、调清、思清，尤以格胜，相较于初唐“四杰”，宋诗则更显流宕，更为灵动。

  许学夷继承了王、胡之“格调说”，其《诗源辨体》将该理论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地步。他高度赞赏“沈宋”体，说五言律诗到沈、宋，“气象风格大备，为律诗正宗”。南宋严羽以“妙悟”论诗道，分“透彻之悟”和“一知半解之悟”，论及沈、宋体诗时说：“(沈、宋律诗)造诣虽纯，而化机尚浅，亦非透澈之悟。”对此，曾有人提出疑惑：“沈宋五七言律，化机尚浅，而以为正宗；钱(起)刘(长卿)诸子，化机自在，而以为正变，何也?”对此，许学夷用“格调说”作出了完美的解释，他说，钱、刘尽管“化机自在”，却因根本不厚，才为“正变”；而沈、宋律诗虽然“化机尚浅”，但抓住了“气象风格”这一诗之根本，因而可以为“正宗”。但是这并不说明胡应麟、许学夷等诗论家认为宋之问诗的气格、风骨就能与李、杜诗歌相媲美，事实上，他们对宋诗中所遗存的齐梁以来的绮靡之风亦是看得很清楚的。许学夷《诗源辩体》云：

  初唐七言古，自王、卢、骆再进而为沈宋二公。宋调虽渐纯，语虽渐畅，而旧习未除。此七言之七变也。⋯⋯七言律始于梁简文、庾信、隋炀帝，至唐初诸子，尚沿梁陈旧习，惟杜、沈、宋三公，体多整栗，语多雄伟，而气象风格始备，为七言律正宗。然析而论之，杜独挺苍骨，是唐律之始；宋间出靡调，犹是六朝之余。

许学夷指出宋之问诗歌“调虽渐纯，语虽渐畅”，但“旧习未除”、“间出靡调”。对此，胡应麟《诗薮》谈了自己的看法：“初唐七言律缛靡，多谓应制使然，非也，时为之耳。”胡氏不仅注意到了宋诗缛靡的一面，而且进一步说明了个中原因，即宋诗的缛靡是初唐诗坛绮靡诗风的影响所致。

   翁方纲《石洲诗话》云：“沈、宋律句匀整，格自不高。杼山目以‘射雕手’，当指字句精巧胜人耳。”所谓“律句匀整”、“格自不高”，其实际所指大概与胡、许的观点相同。

   4．以比较论伯仲

   纵观历代诗论家对宋之问其人其诗的评论可以发现，他们总是将宋之问和沈俭期相提并论。从皎然《诗式》、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新旧《唐书》的沈、宋并称，到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第一次明确将沈、宋诗风确立为“沈宋体”，向来都是沈、宋并称。元辛文房《唐才子传》云：“语日：‘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唐诗变体，始自二公，犹汉人五言诗始自苏武、李陵也。”

   然而，沈、宋“虽两人并称”，却“有不能强同处”，这一点许多诗论家早已注意到。最早对宋、沈进行比较的是明代胡应麟，他说：

   沈、宋本自并驱，然沈视宋稍偏枯，宋视沈较缜密。沈制作亦不如宋之繁富。沈排律工者不过三数篇，宋则遍集中无不工者，且篇篇平正典重，赡丽精严。

胡氏认为，较之沈俭期，宋之问律诗的声韵更加工稳，音调更为流利，这是对沈、宋诗歌特点评判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许学夷亦认为，倘要比较宋、沈七言古诗，则“沈气为促，宋实胜之”。清田雯《古欢堂杂著》对于沈、宋的评价也与胡、许一致：“自苏、李以来，古之诗人各自匹耦。然李、杜并称，其境大异；王、孟则同矣，皮、陆又同矣，韦、柳又同矣，刘、许又同矣。此外颜不及鲍，阴不及何，沈不及宋，元不及白，岛不及郊。”

   可见，诗论家总是把沈、宋相提并论，大体上认为沈、宋可以“比肩”，若真要将其评出个伯仲，则一般认为“沈不及宋”。

   据上所述可知，不同时期的诗论家对宋之问诗歌特点的评论不尽相同，或提纲挈领，整体观照；或以正变论诗，以格调论诗，而且后代明清诗论家的评诗内容和评诗方法总体上要超过前代宋元，客观上形成了宋之问诗歌艺术阐释史的逐步深化。从阐释对象及效果来看，诗评家多把目光集中在宋之问格律精严的应制奉和诗上，这固然是必要的。然而他们极少关注宋之问贬放时期所写的抒情诗，实为憾事。事实上，宋之问写于僻远蛮荒之地的贬谪诗，如《高山引》、《桂州三月三》、《题老松树》、《绿竹引》、《晚泊湘江》等抒情诗作，或五古，或七言歌行，皆与其宫廷应制诗的风格迥异，呈现出另一派艺术天地：或反映诗人生命沉沦的悲吟，或宣泄诗人的愤懑幽怨。这类诗歌情感真挚，笔法老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诗评家忽视宋之问贬放诗歌的这种片面接受情形，或许正是宋诗阐释史上出现的不尽人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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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给宋之问在诗史上定位的是中唐诗人释皎然，他对宋之问在诗史上的地位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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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这段话高度赞扬了宋之问、沈俭期的律诗艺术成就及诗史地位，把宋、沈律诗作为创作典范(“龟鉴”)来推许。该见解非常独到，起到了为宋之问诗歌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指引接受方向的作用，皎然成为了宋之问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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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视沈、宋律诗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第四变，陈振孙说“唐律盖本于此”，即言沈、宋为唐律之滥觞。两位著名诗评家的意见，与前述皎然“律诗之龟鉴”、“诗家射雕手”的评价互为表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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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唐宋时期的诗评家对宋之问诗歌的评点是提纲挈领式的话，那么明清时期的诗评家则自觉运用诗学理论(正变论、格调说)对宋之问诗歌进行了全方位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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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秉在九格的论述中把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和九格结合起来，通过正和变的辩证关系，进一步阐明唐 诗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确立了以正变为核心的诗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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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影响，明代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著名批评家均惯于以正变论来品评诗人诗作，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诗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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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认为“四杰”的五言律诗“靡缛”、“拗涩”，不应排在“九格”中的“正始”类。如此贬抑似为太过，但他指出律诗在神龙年问经沈、宋等人的努力，才得以最后形成，和王世贞所言“至沈、宋始可称律”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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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秉到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明代几位著名诗评家都喜以正变论宋之问诗歌，并将其诗归为“正始”，甚至是“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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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和沈俭期是武后时备受恩宠的宫廷诗人，为达到以诗取宠附媚、以诗赋 讨得荣名利禄的目的，他们在宫廷时期或奉和、或扈从、或侍宴、或代人操笔，创作了大量应制诗，其格律之精严，韵律之和谐，在初唐诗人诗作中是无与伦比的。在诗评家的接受观念中，“沈宋”就是近体律诗的代名词。发展到“沈宋”才Et趋完备成熟的律体诗歌，在音韵、对偶、字句、章法上有着特定的要求。循体成势，新的结构现象出现，势必会伴随一种新的风格与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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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丽、精工、整严，这是明清诗评家对宋之问诗歌风格的概括。最早确立了初唐“高华典重”说的是高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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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对初、盛唐五言律诗的风格进行了分类，将宋之问诗归为“典丽精工”类。胡氏认为苏颞、李峤诗不及沈、宋诗严整；翁氏认为沈、宋应制诸作不仅精工。而且明显少了“六朝风度”，——骈俪有余而声韵不够工稳的诗风，可为后来试帖诗的典范。可见，胡、翁认为宋诗的“平正典重”、“赡丽精严”似乎达到    对于宋之问诗歌风格典重精严的原因，明清诗评家们也进行了探讨。高楝认为宋之问诗歌高华典重是应制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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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乔肯定了宋之问诗歌高华典重的风格与应制有着重要关系，但同时他亦认为作家诗歌典重风格的形成还与其他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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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以格调为中心，从才思来谈格调，触及诗歌艺术境界，呈现出诗歌新论的色彩，开创了诗歌批评新局面。胡应麟继王世贞之后，极力主张“格调说”，并以诗话著引的方式阐释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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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认为宋之问诗歌格清、调清、思清，尤以格胜，相较于初唐“四杰”，宋诗则更显流宕，更为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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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认为，较之沈俭期，宋之问律诗的声韵更加工稳，音调更为流利，这是对沈、宋诗歌特点评判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许学夷亦认为，倘要比较宋、沈七言古诗，则“沈气为促，宋实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