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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胡适的 “白话唐诗”观 【摘要】胡适认为，白话是 “活”的语言，言文一致，优美而适用。他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维同构视角，发掘、建构了一部中国白话文学谱系，并且指出它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是对唐诗遗产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成分价值的维护。胡适的 “白话文学 (唐诗)”观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资源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关键词】胡适; 白话; 唐诗 一、白话是 “活”的语言 上个世纪 50 年代，美国著名的 《展望》杂志推举出百名当代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胡适荣列其中。被推举的理由是:“发明简体语文”。所谓简体语文即指白话文。“发明”之说不准确，中国的白话不是胡适所发明的，而且古已有之。但是由此既可见胡适对中国现代白话文运动兴起的巨大贡献，也可见西方“他者”对中国语言文学 “形象”认知的肤浅。 胡适对白话文学的感性认识，可以上溯到私塾启蒙时阅读古典白话小说和中学时代写作白话诗文。但是真正对白话及白话文学做理性的思考，进而自觉地鼓吹提倡，那是到海外留学以后才发生的事情。 在美国，当时有人主张 “废除汉字，取用字母”。这与当时国内一些人的相似提法遥相呼应。胡适对此非常反感，开始重视并认真思考这一重要问题。这一激进思想既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又有外国文化殖民主义的色彩。事关民族文化的尊严、保存和传承。所以胡适认为 “此问题至重大”! 针对汉文不便 “教育之普及”的观点，胡适撰写了 《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他认为: 1、汉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汉文，而在教之之术之不完。同一文字也，甲以讲书之故而通文，能读书作文; 乙以徒事诵读，不求讲解之故，而终身不能读书作文。可知受病之源在于教法。 2、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 教死文字之法，与教外国文字略相似，须用翻译之法，译死语为活语，所谓“讲书”者是也。 概而言之，胡适认为，汉文 (此处应指书面语，即文言) 不易作为教育普及的有效工具，主要原因不在汉文本身，而是在于教学方法。“徒事诵读”而不作讲解之法是错误的;应当用讲解之法， “译死语为活语”，即用白话作为转述讲授的工具。 胡适用方法和工具的改革，作为应对西方文化 “兵临城下”的一种方案。由此，白话作为解决西学东进中新挑战的一个工具( “利器”)进入胡适的视野。白话，在胡适最初的思考中，虽然是文言的对立面，但不是作为否定中国文化的工具而考量的，而是作为维护中国文化的工具被提出的。这一点未被以前的论者所注意，而这里面恰恰隐含着胡适在未来一以贯之的深层理路:鼓吹文学革命和提倡新文化，在反对、批判一部分落后文化的同时，也探索、揭示、守护一部分进步文化;消解落后的传统，建构进步的传统，以便再造新的文明。 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 “语言死活论”: 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 (此处所谓 “文字”包含语言和文字两个层面。———引者注) 文言与白话的死、活之说，是一种形象的表述。主要是从语言的社会功能维度考量的。所谓“死文字”是指已基本与口语脱节，仅被少数人使用，而且只存在于部分书面语中的语言。而所谓 “活文字”，则指基本与口语一致，被大多数人使用，可以较多地在书面语中通行的语言。胡适的 “语言死活”言说是以世界语言文字的历史和现实为价值参考坐标的，是一种普世主义思维。 胡适的言说在留美同学中遭遇非难，在与反对者的论争中，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不断深入的思索，获得逐渐成熟的见解。先看看梅光迪的反应: “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之锻炼，徒委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 后来胡适的主张传播到国内，也招致一些激烈的反对: 林琴南说: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则凡京津之稗贩皆可用为教授矣。” 章太炎说: “有农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而世欲更文籍以从鄙语，翼人人可以理解则文化易流，斯则左矣。” 严复说: “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皮黄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遗弃周鼎，宝此唐匏，正无如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为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上述种种议论实质上涉及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一) 白话是否具有美感 (或曰审美性、艺术性)? (二) 文言文学是否即高雅文学、精英文学，代表着一个民族(国家) 的文明高度? 关于这些问题，胡适在对中西语言文学做过考察、比较和深思之后，有着较为系统而明确的见解，他说: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 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 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 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白话可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的诗词、白话的语录、白话的小说、白话的戏剧，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证。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 (小说戏曲尤足比世界第一流文学); 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八股、如札记小说，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 这些说法虽个别地方略有疏漏，但是在两千多年尊尚文言的世风习俗面前，持有此种议论，显示了作者卓越的胆识。从“天演”的结果看，也即从20 世纪的语言演进史、文学演进史的事实来看，真理在胡适一边。 二、中国文学史是白话文学进化史 上述这些认识十分重要，它是胡适此后评判中西文学，提倡文学革命的一块理论基石和逻辑前提。 对于胡适来说，“文学革命”有一个酝酿的阶段;对文言、文言文学予以否定，对白话、白话文学予以肯定，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他在与各种误解、反对意见的思想交锋中完成了理论的探索和建构。 胡适最早明确提出 “文学革命”的主张是在1915 年 9 月 17 日 《送梅觐庄(光迪) 往哈佛大学诗》里: “梅生梅生勿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不久他又在 《依韵和叔永戏赠诗》 (9 月 21 日) 中指出: “诗国革命何自始? 要须作诗如作文。”所谓作诗如作文，是指用散文化的语言即近于语体、文法自然的语言作诗。 1916 年 4 月 5 日，胡适撰写了一篇重要文章，题为 《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他说: 文学 革 命，在 吾 国 史 上 非 创 见 也。……“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凡此诸例，皆足示语录体之用。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 (当时胡适将 《水浒传》 《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都视为元代小说———引者注)。……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 (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 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 ‘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今日之文学，独我佛山人 ( 吴趼人)，南亭亭长 (李伯元)，洪都百炼生 (刘鹗)诸公之小说可称 “活文学”耳。 文中首次通过对中国文学史的纵向审视来发现、揭示 “俚语”、俚语文学传统 (所谓 “天演进化之迹”)，并给予了高度赞扬 (所谓 “活文学”、“第一流之文学”)。 此后胡适沿用这一理念和思路，继续深入考察中国文学史。 如《胡适日记》卷十三 (1916 年) 有 《谈活文学》 一则。他选录李煜、苏轼、黄庭坚、辛弃疾、向镐、吕本中、柳永等例词若干首，《琵琶记》、《孽海记》、长生殿(弹词) 等曲若干段，称其为 “活文学之样本”。 又，卷十四 (1916) 《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一则说:“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选录陆游例作七首。“至于词曲则尤举不胜举。”选录黄庭坚、辛弃疾、柳永例词若干首。又，《杜甫白话诗》一则说 “顷见杜工部亦有白话诗甚多。”选录例作2 首。 又，《宋人白话诗》一则，选录苏轼例诗1首。 又，《王阳明之白话诗》一则，选录例作七首。解释说 “明诗正传，不在七子，亦不在复社诸人，乃在唐伯虎、王阳明一派。正如清文正传不在桐城、阳湖，而在吴敬梓、曹雪芹、李伯元、吴趼人诸人也。此惊世骇俗之言，必有闻之而却走者矣。”又说 “公安派袁宏道之流亦承此绪。”选录例诗2 首。 1916 年 12 月，胡适作 “《文学改良私议》(寄 《新青年》)”，其第八条 《不避俗语俗字》论述道: 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 (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 《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 (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 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 此无可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 “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德之伟业 (……)，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已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此 “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 1917 年 5 月发表的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又对明代以后的状况作了补充: 此白话文学之趋势，虽为明代所截断，而实不曾截断。语录之体，明、清之宋学家多沿用之。词曲如 《牡丹亭》 《桃花扇》，已不如元人之通俗矣。然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吾徽之 ‘徽调’与今日 ‘京调’ ‘高腔’皆是也)乃起而代之。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亦未可知。此亦由文言而趋于白话之一例也。小说则明清之有名小说，皆白话也。近人之小说，其可以传后者，亦皆白话也(笔记短篇如 《聊斋志异》之类不在此例)。故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 至此为止，通过 “一分一分的证据”结合“高远的想象力”，胡适已经于封建社会官方通行和士大夫推崇的文言体韵文散文之外，另外发现、揭示了一个新的文学谱系———白话文学系统。与同时期的学者谢无量所撰的文学史对照，可以看到，谢氏的著作还是沿袭封建时代的“文统”，一部中国文学史基本上就是文言文字的历史。胡适则反之，不仅梳理出一个 “一线相承，至今不绝”的白话文学新谱系;而且认为 “以今世历史进化眼光观之”，它是 “中国文学之正宗”。在当时，这的确是 “惊世骇俗之言，必有闻之而却走者”。在文学史观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正像作者所自谓，犹如 “‘哥白尼革命’。” 胡适在 《国语文学史》(1922) 《白话文学史》(1928)里，对白话文学谱系做了更为丰富的钩稽、论证;更为自觉地建构出一部白话文学通史。 胡适把 “白话文学”的义界做了适度扩展，将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也包括在内。于是他说，《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 “白话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需要说明的是，胡适所谓的 “白话文学”，不等同于 “俗文学”，前者比后者范围要宽广得多。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与郑振铎的 《中国俗文学史》比读，即可见两者区别;“俗文学”基本上是等于 “民间文学”。 白话唐诗: 普世价值坐标里的重新诠释 以上面的新视角、新认识为逻辑前提，他对唐代诗歌作出了新的考察、新的诠释，给予了充分肯定。 《白话文学史》第十一章 《唐初的白话诗》云: 我近年研究这时代的文学作品，深信这个时期是一个白话诗的时期。 七世纪中出了三五个白话大诗人 (王梵志、王绩、寒山)。 第十二章 《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云: 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能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 这一时期的 “几个乐府大家” 有: 高适、岑参、王昌龄、王维、李白、杜甫。这是从乐府出来的新体诗:五言也可，七言也可，五七言夹杂也可，大体都是朝着解放自由的路上走，而文字近于白话或竟全用白话。 第十三章 《歌唱自然的诗人》云: 在文学史上，崇拜自然的风气产生了一个陶潜，而陶潜的诗影响了千余年歌咏田园山水的诗人。其间虽然也有用那不自然的律体来歌唱自然的，然而王维孟浩然的律诗也都显出一点解放的趋势，使律诗倾向白话化。这个倾向，经过杜甫白居易的手里，到了晚唐便更显明了，律诗几乎全部白话化了。 第十四章 《杜甫》云: (白话诗多从民歌、打油诗出来)，杜甫最爱作打油诗遣闷消愁，他的诗题中有 ‘戏作俳谐体遣闷’一类的题目。他做惯了这种嘲戏诗，他又是个最有谐趣的人，故他的重要诗 ( 如《北征》) 便常常带有嘲戏的风味，体裁上自然走上白话诗的大路。 第十五章 《大历长庆间的诗人》云: 韩愈是个有名的文家，他用作文的章法来作诗，故意思往往能流畅通达，一扫六朝初唐诗人扭扭捏捏的丑态。这种 ‘作诗如作文’的方法，最高的地界往往可到 ‘作诗如说话’的地位，便开了宋朝诗人‘作诗如说话’风气。后人所谓的 ‘宋诗’，其实没有什么玄妙，只是 ‘作诗如说话’而已。 第十六章 《元稹白居易》云: 元稹说: “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其词直，……” ( 《新体乐府自序》) 白居易说: “其词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新乐府自序》) 要做到这几个目的，只有用白话做诗了。元白的最著名的诗歌大都是白话的。 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重维度来审视唐诗，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并且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不仅是肯定了唐诗的价值，也是维护了具有普世价值的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其学术史意义和思想史意义都非同寻常。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中 “国人的导师”、 “搴旗的健儿”，既有引领一代新潮的先锋性，又有俯瞰古今、环顾天下的跨越视野。 胡适对白话文学谱系的发现、建构，对白话唐诗的定位、诠释和褒扬，是基于对东、西方的语言文学演化史的 “通例”的发现和把握，也就是说，是放置于普世主义的价值坐标之中加以考量的。 这种文学史思想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如前所引)，但主要可能还是得益于西方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胡适留美时，专修过西方文学，对 “他者”的语言和文学史有相当多了解。据其 《留学日记》可知，他直接受到了司雪儿《文艺复兴》的影响。请看胡适所作的阅读该书的笔记: 中古之欧洲，各国皆有 其 土 语，而 无 有(其土语) 文学。学者著述通问，皆用拉丁。拉丁之在当日，犹文言之在吾国也。国语之首先发生者，为意大利文。…… “俗语” 之入文学，自但丁始。……其所著 《神圣喜剧》及《新生命》，皆以 ‘俚语’为之。前者为韵文，后者为散文。从此开‘俗语文学’之先，亦从此为意大利造文学的国语，亦从此为欧洲造新文学。 稍后但丁者有皮特赖及包高嘉两人。皮氏……所作白话情诗风行民间，深入人心。包氏工散文，其所著小说，流传一时，皆以俗语为之。遂助但丁而造意大利文学。 此后有阿褒梯者，博学多艺。其主张用俗语尤力。其言曰: ‘拉丁者，已死之文字，不 足以供新国之用。’故(阿) 氏虽工拉丁文，而其所著述乃皆用俗语。 继阿氏者，有诗人鲍里谢那及弗罗连斯之大君罗冷槎。……两人所作俗语诗歌皆卓然成家。俗语入诗歌而‘俗语文学’真成矣。 此外名人如大主教彭波著 《用俗语议》，为俗语辩护甚力。 意大利文自但丁以后不二百年而大成。此盖由用俗语之诸人，皆心知拉丁之当废，而国语之不可少，故不但用以著述而已，又皆为文辩护之。以其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著作，故其收效最速。 …… 法国国语文学之发生，其历史颇同意大利文学。……此外德文、英文之发生，其作始皆极微细，而其结果皆广大无量。今日提倡白话文学者，观于此，可以兴矣。 赫胥黎和杜威的学说在方法论上对胡适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相信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着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赫胥黎的 “存疑主义”引导他对“神州文学久枯馁”的原因加以深思，质疑，抨击清末民初依然 “模仿古人”的桐城派末流和同光体诗派。杜威的实验主义启发他经过长期反复的理论探索、创作尝试，使富有 “高远想象力”的白话文学史的 “假设”获得证实和建构。 胡适从赫氏和杜氏学说里接受了另外一个著名的科学思想———进化论。前文已及，1916年 4月胡适撰写的 《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 和1916 年 12 月所作 《文学改良私议》(发表时题为 《文学改良刍议》)中都明示新的文学史观使用了 “天演进化”、“历史进化”的理论。 赫胥黎是著名的达尔文进化论的主张者。胡适于少年时代在上海求学时既已学习了作为教材的赫胥黎著、严复译的 《天演论》; 他改名为适、取字适之，是其思想与进化论联系的一个象征。当然更多的接受应该是在美国留学期间。因为对胡适一生影响最大的实验主义哲学与进化论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胡适在 《实验主义》一文中解释说:“这种新哲学完全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这些科学基本观念之中，有两个重要的变迁，都同实验主义有绝大的关系”。第一是科学家对待旧的“科学律例”的迷信观念发生了变迁。第二是科学家对待 “物种”的观念发生了变迁，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论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评哲学上的问题，拿来讨论真理，拿来研究道德。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 ‘历史的态度。怎么叫做 ‘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观念、一种思维工具植根于胡适的思想深处，并统摄了他关于文学和文化的过去、当下以及未来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总括、判断和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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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6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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