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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诗闲适意趣的文化审美视境 摘要：朱熹诗的闲适人生意趣不仅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而且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蕴，其主要体现为：舞雩归咏之乐、卜居之趣、诗酒风流和禅悦之思。朱熹诗呈现的朱子闲适之趣与儒家文化中“乐以忘忧”的精神、道家的适性逍遥、释家的随缘任运及中国诗酒文化内蕴的雅适之趣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关键词：朱熹；诗；闲适；文化；审美 朱熹以经学、理学盛名，加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以“无欲”、“无我”、“无情”为其理想的人格境界，此深邃宁静、敬畏自守的道学夫子形象似与闲适之意趣并无关联。然而，在其作为理学家所凸显的理性主义道德理想的群体关怀价值背后，朱熹又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其一千多首诗歌是个体生命气质禀赋的艺术抒写，特别是他在诗歌艺术世界中所呈现出的闲适的人生意趣，更可见其迥异于哲学层面的朱子形象的洒落个性。 一、“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舞雩归咏之乐 几乎所有理学家都对“孔颜乐处”和“曾点之乐”颇为神往。朱熹虽对曾点之志表现出的闲散有过微词，但他对舞雩归咏所体现的人的道德精神与自然界的化者之道合二为一的境界是颇为激赏的。《论语·先进》载：孔子使弟子各言其志，曾点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朱熹曾从道德意义的层面对此进行解释，认为曾点之学已洞见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因此，举手投足无非顺理而动，潇洒超脱，最有“圣门气象”” 。可见，朱熹对此是赞赏和向往的：“曾点之志，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 ‘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不仅如此，朱熹还在诗歌中涵咏这一无滞无累、洒落逍遥的舞雩归咏之乐：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曾点》) 显然，这已不是单纯的道德精神的理性描述，而是融道德精神与审美体验于一体的精神境界的诗性描绘，是“天人合一”境界的艺术表现，在这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寄寓着诗人对自在、自得、自乐的精神追求，其创作的大量山水诗，也充分表现出诗人对此的向往。如“平生山水心，真作货食饕。”(《自上封登祝融峰绝顶次敬夫韵》)“誓将尘土纵，暂寄云水乡。封章倘从欲，归哉澡沧浪。”(《游庐阜董役卧龙作》)“仰空韵笙竽，俯槛坚琳谬。幽听一以会，悠然与神谋。”(《题吴公季风泉亭》)这些诗歌都表现出朱熹心向自然、于山水之中寻求优游、闲适的人生意趣。在中国哲人的观念中，自然山水、天地万物都充满了天理生机、造化之心，游历山川、吟赏烟霞的过程也是自然之道与我之元气的交流过程。程颢在《识仁篇》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指的是仁者的境界，即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朱熹也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它强调的依然是“天人合一”之境。正是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中，诗人徜徉于自然山水，悠然从容地融人自然之道，享受着舞雩归咏的乐趣，如“赏惬虑方融，理会心自闲。⋯‘悠然惬幽趣，不觉几朝夕。⋯‘俯仰契幽情，情神顿潇洒”等诗句都是其这一情怀的艺术抒写。 朱熹一生为官之日仅9年有余，因此，除了著述讲学，稍有闲暇，便携友游历山水，悠游于自然山水之问，在与自然风物产生的偶然契合中获得审美愉悦，颇有曾点吟风弄月以归之意。 二、“兹焉毕暮景，何必营菟裘”——卜居之趣 如果说登山临水是诗人“与物同体”适意人生的动态追求，那么于青山绿水之间兴书院、建精舍著述讲学的“卜居”之趣则是其闲适情怀的静态表现。 “卜居”语出陶渊明《移居二首》：“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邻。”逯钦立注：“卜宅，用卜筮办法选取吉宅。嵇康有《难宅无吉凶论》，主张卜宅。”至六朝后，卜居多指文人们乐山爱水欲罢不能、不离不弃而居之。但朱熹的卜居之趣又有新的内容： “卜居平山下，俯仰三十秋。终然村墟近，未惬新期幽，近闻西山西，深谷开平畴。茆茨十数家，清川可行舟。风俗颇淳朴，旷土非难求。誓捐三径资，往遂一壑谋。伐木南山颠，结庐北山头。耕田东溪岸，濯足西溪流。朋来即共欢，客去成孤游。静有山水乐，而无身世忧。著书俟来哲，补过希前修。兹焉毕暮景，何必营菟裘。”(《卜居》) 此诗颇有陶渊明《归园田居》之韵味。《朱子可闻诗集》卷二说《卜居》诗：“章法如层波叠浪，曰‘誓捐资’、日‘伐木’、‘结庐’以及‘朋来’、‘客去’、‘补过’、‘著书’都是从胸中打算，为题中‘卜’字生情，到底不使一实笔。”然而，笔者以为事虽非实事，然其为“卜”字所生之情是真情。诗人饶有兴致地在诗中言说自己卜居“西山西”(即云谷)的原因、描绘所卜之地优美清幽的环境、动手建卜居住宅(即云谷晦庵)的乐趣及寄情山水、潜心著述的卜居情怀。从诗中可见，朱子之卜居之趣有以下特点。 (一)可游复可居之乐 《黄氏日抄》卷三四说：“《卜居》喜云谷之成。”这表明朱熹因对云谷之喜爱而作诗吟咏。诗人对云谷的喜爱一是因云谷景色极佳，有怡情养性的游赏之乐：谷深景幽——充满了大自然的神秘，具有游之的冲动；谷外田地平坦——视线开阔，有心旷神怡的感觉；川流清澈、泛舟而行更是平添了游于青山绿水问的自在和适意，此为“游”之乐。二是云谷适宜居住：诗中言及云谷之深、云谷之旷以及“誓捐资”、“伐木”、“结庐”、“耕田”、“著述”、“补过”等种种生活情致的设想都透发出云谷不仅环境清幽，“无车马喧”的居住烦恼，而且颇有“躬耕自资”的地理环境和物质基础。游而居之、居而游之与登山临水的审美乐趣相比，显然多了一层生活乐趣。 (二)独善与兼济圆融自足之意趣 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隐者代表着一种恬淡、闲适、高洁、超逸的人格精神。朱熹虽是旷世大儒，却也与佛道极有渊源。在其“兼济天下”之志无法实现而深感无奈之时，也问或有归隐之意，正如此诗所云：“誓捐三径资，往遂一壑谋。”因此，朱熹之卜居多少也包含了诗人的归隐之意。而这种廉退自好的人生哲学是与朱子的兼济之志结合在一起的。其诗云：“著书俟来哲，补过希前修。”如果说陶渊明归隐的乐趣在于躬耕自资，那么朱熹归隐之乐则在于著书立说。相比较而言，前者的独善是自我的完善，有一种急流勇退之意味；而后者就不仅仅是自我的完善，著书立说的实质在于通过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对自我与他人共在世界的整体拯救，这里又有人世之精神了。而且诗人对此似乎很投入——“兹焉毕暮景，何必营菟裘”：在著述中与上古圣贤的交流，连告老退隐的居处也不费心思了。 朱熹一生书院教学“卜居”多处，但所选之地都表现出“与造化俱游”的情趣。优游于山石林泉之间，寓著述、启迪、点化于休息、游乐之中，此种闲适之趣既充满了可游复可居之乐，也是兼济与独善得以圆融自足的表现。 三、“酒浊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诗酒风流 中国诗歌史上，诗与酒的关系经历了诗酒分离(以阮籍为代表)到诗酒一体(以陶渊明为代表)，再到诗酒一体并融精神追求、生活习性与诗的创作为一体(以李白为代表)的发展历程。至宋代，出现了“诗酒风流”之说，将诗、酒与士人风度结合在一起：“身外虚名一羽轻，封侯何必胜躬耕。田园活计浑闲在，诗酒风流属老成。”(金·元好问的《鹧鸪天》)。诗酒风流是中国文人闲情审美追求的又一独特表现。朱熹虽为理学家，亦性好嗜酒，且常常诗酒并兴：“谁知方外客，亦爱酒中仙。共踏空林月，来寻野渡船。醉醒非各趣，心迹两忘缘。江海情何限!秋生蓬鬓边。”(《知郡傅丈载酒幞被过熹于九日山夜泛小舟弄月剧饮二首》其二)唐代有“饮中八仙”，中以饮者的典型人物李白为代表。李白之诗酒风流已臻至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之狂醉心态的审美境界。朱子诗中言己“亦爱酒中仙”，足见其对此境界之神往。然而不同文化类型与不同性格气质类型的土子文人其诗酒风流亦自是有别。朱熹虽在诗中常言“杯深”、“酒醉”，但其诗酒风流并非滥饮狂喝式的放诞，而是更多地体现为清兴雅趣。如上文诗中称己为“方外客”，又言“醉醒非各趣，心迹两忘缘”，这些都体现出诗人不论醉、醒，都高趣不改及精神、举止均超凡出尘的自在悠闲。又如“喜兹烦抱舒，未觉杯酒深。一为尘外想，再抚丘中琴。”(《赵君泽携琴载酒见访分韵得琴字》)“便赋新诗留野客，更倾芳酒酹花神。”(《次秀野韵五首》其一)“结庐倚苍峭，举觞酹潺涯。临风一长啸，乱以《归来篇》。”(陶公醉石归去来馆在归宗西五里》)等诗句均是诗人清新雅兴怀抱的艺术抒写。可见，酒，在朱熹看来，是欢娱的符号，并非排忧浇愁的工具。 朱熹诗酒风流的清兴雅兴还常常表现为诗、酒之趣与行山游水的雅兴融为一体，如“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酒浊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醉下祝融峰作》)“危亭披豁对苍霞，策杖重来日未斜。满目江山一尊酒，吟诗莫遣太雄蒋。”(《晚饮列岫》)“酒酣清啸发，浪涌初月上。”(《暇日侍法曹叔父陪诸名胜为落星之游》) 由此观之，朱子之饮，是随性之饮，或行饮，或止饮；或独饮，或与人共饮，且常常诗酒并举。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而酒亦善醉，诗酒相连即是一“醉”的境界。何为“醉”?卢重玄注《列子·汤问篇》云：“人以气为生，故日好声也。出人之息，故云不辍，饮食真慧，无杂思，故云醉也。”可见，“醉”是心志浑然、无杂思秽虑的美好境界。诗人徜徉于诗之雅与酒之美水乳交融的“醉”境中，是何等活泼跳跃的兴致情趣!其清雅之性又是何等闲适!正如陈荣捷先生所言：“朱子教学，是其最快乐处。闲情逸趣，则在旅游与诗酒之兴。” 四、“超然与道俱”与“所慕在玄虚”——禅悦之思 朱熹诗体现朱子闲适人生意趣的另一表现就在于对禅境的独特体验和对道境的向往。 从朱熹的家学师承经历看，他除有着系统的儒学受教经历外，亦有佛老之学的根基。其父朱松继承家风，一生广交道士禅师，吟诗论文，谈禅说法，使朱熹从小耳濡目染佛老之说；其叔朱槔以佛道处世的人生态度对少年朱熹亦有强烈影响。而朱熹师从的武夷三先生均好交游佛老之徒，且朱熹对道、禅两家学理也下过工夫，结识道谦和、接受道谦主悟的“昭昭灵灵底禅”及多次造访武夷冲佑观，求道问法，都表明朱熹对道禅的浓厚兴趣。 朱熹现存诗作有不少的作品是咏叹其体禅悟道的闲适之趣的，特别是收在《牧斋净稿》中的40多首诗，半数是咏叹佛老的。这些诗作从咏叹的主题大致可分2类：(1)是抒写禅境清净空灵的独特体验，如“抱疴守穷庐，释志趣幽禅。即此穷日夕，宁为外务牵?”(《夏日二首》其一)“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呜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久雨斋居诵经》)这些诗以悠远冲淡的诗境传达了诗人摒弃世俗人情，沉浸于佛家之清净无累的境界中，身心晏如。(2)抒写诗人神游道境的逍遥自在，如“道若大路然，奈此人好径。即事昧本心，离动觅真静。安知濠上翁，妙入玄境中。偶寄郡斋闲，无欲民自正。(《濠上斋二首》其二)“脱却儒冠著羽衣，青山绿水浩然归。看成鼎内真龙虎，管甚人间闲是非。”(《南乡子·叔怀尝梦飞仙，为之赋此，归日以呈茂献侍郎，当发一笑》)这两首诗从不同层面描绘了诗人对道境的体验：“濠梁闲趣”是一种典型的闲适情趣，第一首诗中诗人以豪梁为斋名，且以濠上翁自喻，自云“妙人玄境中”，可见朱子之情致；第二首诗则更是道尽诗人对道家羽化登仙玄虚之说的神往和返本归元、静 守一心的自在与惬意，正如赖爱清所云：“只有超越功利的天机清妙者，才能达到自由本真的归心之境。”显然，朱熹把求道学仙看成是山林高蹈的一种形式，以审美的眼光审视道教清净无为的生活方式。 对于朱熹来说，道、禅本为一家，只是前者之虚无论不如后者之空寂说微妙，但二者都难于安放儒家人世的“实理”，然道家之“坐忘”、“心斋”之学和禅家之虚心静虑的心性之学与儒家之正心诚意的心性纯养之学有其圆融相通之处。正如他在《再题西林可师达观轩》所云：“古寺重来感慨深，小轩仍是旧窥临。向来妙处今遗恨，万古长空一片心。”诗人以“禅家之语道出了儒家以包罗万有之心‘于发用处求之’的思想”。 ，因此，朱熹禅悦之思所体现的闲适意趣有2点值得注意。 第一，朱熹之好庄禅是自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的，这与苏轼等经历了人生坎坷的中晚年而醉心佛道抒写的纯文人式的参禅感悟、体验的禅诗不同。兼哲人与诗人双重身份的朱熹之醉心佛道，不仅在其诗中描绘了一种想像中的具有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的心境和意态，而且意欲寻求佛理、道法之悟，以道、释理性助其思维的处世心态。 第二，朱熹经历了“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历程，但庄禅之学已在朱熹的心灵和思想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可在朱熹关于性命义理的哲学之思中找到“援佛入儒”的渊源。因此，理解朱子禅悦之思表现出的闲适之趣，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文人寻求虚静以获个人解脱的层面上，尤其是“逃禅归儒”而禅根未尽的儒者朱熹，是“吾儒心虽虚而理则实”，也就是说其内心的虚静是为了明理，从而以义理济世安民。这样，其禅悦之思所表现的闲适之趣又有了“止”中求“进”的人世精神了。 朱熹之好庄禅，只是不同人生阶段隐与显、浓与淡之别而已，实则贯其一生，是很El常化了。阿格尼丝·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说：“艺术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可以将美向日常生活总体的扩展视作文化的价值。”⋯朱熹禅悦之思的诗化，不仅是中国释、道文化在文人士子心灵上的艺术呈现，而且也是中国闲适文化在“日常生活总体的扩展”，其对道、禅的体验和感悟既是人生境界的诗性描绘，也是审美境界的艺术传达。 五、朱熹闲适意趣的文化渊源 在探讨朱熹闲适意趣的文化渊源之前，应先解读“闲适”一词的内涵。当代学人指出：“闲的真谛在于无累与物，清净自由，适的意义在于选择最宜于自己的方式来生存，内心安定完足。‘闲’是‘适’的前提和条件，‘适’是‘闲’的目标和结果，只有无累于物，才能获得内心的完足与自在。”由此看来，“闲适”之意即为清闲安逸，优游自在。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了丰富的闲适内容，这为朱熹闲适意趣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第一，儒家文化中“乐以忘忧”的精神蕴含着深刻的闲适旨趣。儒家思想是以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的哲学体系，其中特别强调安贫乐道的精神：“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为后来的文人士子所欣赏，而“孔颜乐处”成为士大夫特别是宋儒所思考和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 “孔颜乐处”究竟乐在何处?在宋儒看来，孔、颜在“人不堪其忧”中依然能保持一种精神的快乐，是何等洒落自得，安逸悠闲!而“曾点气象”则是对此的诗化和升华。后来的儒者也总是借《论语》中的孔子、颜回、曾点等对“乐”的追求来传达对自由、自在、自得、自乐的向往!如程颢诗云：“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邵雍也在诗中传达自己对闲静之乐的特殊体验：“灯前烛下三千El，水畔花间二十年。有主山河难占籍，无争风月任收权。闲吟闲咏人休问，此个功夫世不传。” 宋儒罗大经在《鹤林玉露 陇乐》中云：“吾辈学道，须是打叠教心下快活。古日：‘无闷’，日‘不愠’，日：‘乐则生矣’，日‘乐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饮水之乐，颜子有陋巷箪瓢之乐，曾点有浴沂咏归之乐，曾参有履穿肘见、歌若金石之乐，周程有爱莲观草、弄月吟风、傍花随柳之乐。学道而至于乐，方能真有所得。大概于世间一切声色嗜好洗得净，一切荣辱得失看得破，然后快活意思方自此生。”由此可见，儒家之“乐以忘忧”的精神从深层上说，是中国士子闲适心态的表现，朱熹诗“舞雩归咏之乐”的咏叹正是这种闲适心态的诗意言说。 第二，道家的适性逍遥与释家的随缘任运，典型地体现了闲适的旨趣。与儒家以社会本位为主体的价值取向不同，道家以个人本位为价值取向，因此，道家与中国文人人格关系甚为密切，尤其与中国文人的闲适情怀(或称闲逸人格)有着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突出地表现在“道”境的诗性描述上。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种游心于天地自然之道的本真状态的观照，全然是悠游自在的。而“道”境在庄子那里往往表述成“游心”、“游于形骸之外”、“物化”、“无待”、“逍遥游”、“心斋”、“坐忘”等，这些不同语词蕴含了“道”境之共同特征：不受时间、空间、欲念、方向、目的等限制的当下适心、适意与自由。朱熹诗对道境的自在逍遥的向往显然与此有直接渊源。而《庄子·秋水》中庄子与惠子之“鲦鱼之乐”的争论，更成了后代濠梁闲趣的范式，包括朱熹在内的后代文人喜好登山临水、卜居之趣，显然也是这一闲趣的衍化。 释家文化之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其很大程度上汲取了道家之返璞归真、归返自然的文化精髓。“天下名山僧占多”，一方面，反映了禅宗亲近自然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成为文人登山临水的闲情范式。尤其是禅宗的空寂说，强调消除物我对峙而直接进入绝对自由、无限永恒的真如境界，实际上蕴含了心境合一的释然与逍遥的审美境界，而这恰与闲适旨趣不谋而合。 第三，中国诗酒文化内蕴的雅适之趣亦是朱子闲适意趣的渊源。虽然中国的酒文化源头可追溯到春秋之前，但对酒从审美境界的维度审视的当是诗与酒的结合。有学者指出：“酒的审美意义的全面发现，至陶潜可以说已经得以完成。它大致表现为2个方面：(1)对饮酒之境的发现。(2)晋宋以后，诗酒风流得以流行，纵酒狂欢的文人风气被艺术化的雅适所超越，并从此成为文人重要的闲情范式。” 显然，朱熹诗酒风流之清兴雅兴与这一闲情范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六、结论 第一，朱熹诗的闲适意趣是多维度的，充分展示了朱子内心深处洒落自得的个性：既有落实于人生实际的卜居之趣、诗酒风流，也有导向精神追求的舞雩归咏与禅悦之思的心灵寄托。 第二，朱子“以儒名家”，这使其诗名“掩于儒”。但这种形而上的伦理追求掩盖了朱子形而下的充满活力与复杂人格的另一面。而朱熹诗呈现的闲适意趣还在一定层面上还原了一个血肉丰满的真实的朱子形象，这对于我们洞悉和理解朱子人格的二重性矛盾无疑有着深刻的启发。 第三，从文化渊源上说，朱熹的闲适意趣与儒家文化中“乐以忘忧”的精神、道家的适性逍遥与释家的随缘任运及中国诗酒文化内蕴的雅适之趣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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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6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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