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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诗集传》——与汉儒诗说比较 摘要:从孔子开始,一代代学者相继进行了一场把《诗三百》诠释为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如《毛诗故训传》、《郑笺》等,而真正转变《诗》学风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就是南宋朱熹的《诗集传》了。文章通过比较汉儒诗说和朱熹诗说,总结《诗集传》的三个主要特点,即:一、以本为本, 高度重视《诗经》文本,强调读《诗》的独立感受,力图从文学角度解说,抛弃汉儒以“美刺”说《诗》。二、对赋、比、兴的界定。三、淫诗说。 关键词:诗集传 汉儒 朱熹 《诗经》传承到宋代,出现了新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朱熹的《诗集传》中。其主要特点是:一、以本为本,高度重视《诗经》文本,强调读《诗》的独立感受,力图从文学角度解说,抛弃汉儒以“美刺”说《诗》。二、对赋、比、兴的界定。三、淫诗说。 一、以文本为本 朱熹《诗集传》突破汉唐《诗》学,处处依据文本立说,摆脱了汉儒在“以史证诗”的幌子下所赋予《诗》的牵强附会之说,以及诸多断章取义之论,力图恢复《诗》的原始面貌。 汉人说《诗》常向《诗》中填塞“实事”。他们不把 《诗》作为文学作品来看,说《诗》皆从寻找实事入手,把大多数诗篇与历史上某人某事相牵合,视《诗》叙事言情,如同史书“实录”。比如《小雅·祈父》,汉儒认为是讥刺周宣王错用祈父,而不得其人。朱熹认为,这首诗只是军士埋怨长久服役而呼告祈父之辞。《小雅·白驹》,汉儒认为是讥刺周宣王不能留住贤者。朱熹认为这只是挽留贤者。《小雅·黄鸟》,汉儒认为是讥刺周宣王“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联兄弟之不固”。朱熹只说是 “民适异国,不得其所”。《小雅·何人斯》,汉儒说是苏公绝暴公。朱熹认为只是斥责谗人而已。朱熹解诗,立足文本,以“考之诗文”、“按诗文”、“于诗无明文可考”等话语来驳斥汉儒观点。 另外,朱熹还猛烈地抨击了汉儒的《小序》。朱熹云:“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义。”“《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又云:“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 “《小序》汉儒所作,有可信处绝少;《大序》好处多,然亦有不满大意处”。他认为,《小序》除少部分有史书依据以外,多半为无稽之谈、附会之说。朱熹反对《诗序》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诗序》发挥义理时,不以《诗》的本义为依据。例如,朱熹说:“《南山有台》序云:`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盖为见诗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才如此说定,便局了一诗之意。若果先得其本义,虽如此说亦不妨。”朱熹言:“某解《诗》,多不依他《序》,纵解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诗上下文意,则得罪于圣贤也。” 我们说分析文学作品应该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因为一切文学艺术无不来源于生活。诗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也不例外。它也不能够离开现实生活和一定的历史背景,否则就是无源之水,就不能产生反映现实和抒发真情实感的诗。但汉儒说诗,为了达到用《诗》来“经夫妻,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道德功利的目的,常常“以史证诗”,联系具体历史事件来牵强附会,认为《诗》几乎就是当时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事件的记录。这无疑是片面的,错把艺术真实当作历史实录,忽视了《诗》作为文学作品,具有典型性并反映广泛社会生活的特点。 朱熹一再强调获得《诗》之“原味”的途径,即“熟读”, “涵泳”。他说:“当时解《诗》时,且读文本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之,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矣”,“……百遍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时”;“……须是读熟了,文意都晓了,涵泳读取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读《诗》, “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 朱熹之所以能够突破汉唐《诗》学,根本原因在于他处处依据文本立说。他重新解释六义,把风诗中的一些爱情诗视为“淫诗”,说到底都是他高度重视文本的结果。 二、对赋、比、兴的界定 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 “赋、比、兴”与汉儒的说法有天壤之别。汉儒解释赋、比、兴,是以其政治教化、道德功利目的为基础的。郑玄《诗谱序》认为赋、比、兴是不同的美刺方式:“赋之言铺也,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这种看法,凸显了《诗序》、《毛传》、《郑笺》用美刺说诗,以求规范社会现实的本质。 针对汉儒的这一观点,朱熹从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特殊性出发,从文学方面来界定赋、比、兴的含义:“……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连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由此可见,朱熹界定赋、比、兴乃文学表现手法,而非褒美或讥刺现实、政治、伦理善恶的方式。换言之,朱熹眼中的赋、比、兴是诗歌可用以表现一切内容的特定体式,而汉儒所谓的赋、比、兴,则与他们所附会的《诗》之美刺内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朱熹还特别详细地说明了比、兴的特点及其区别:“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 “说出那物事来是兴,不说出那物事是比,如 `南有乔木',只是说个`汉有游女';`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只说个 `他人有心,予忖夺之', ……皆是兴体;比底只是从头比下来,不说破。兴、比相近,却不同”, “如`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一句,便是说那人了,下面`宜尔子孙,',依旧是就`螽斯羽'上说,更不用说实事,此所以谓之比”。 三、“淫诗”说 朱熹诗说中最为惊世骇俗的是其指出《诗经》中有几十首“淫诗”的 “淫诗”说。这种观点最早起于郑樵。但朱熹才是其煽风扬波的关键人物。朱熹论诗,首先强调“诗本性情”, “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作者不同,诗篇所呈现的风格、内容也各异。《诗集传·序》中说《诗经》成于众手,每个作者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所以不可能均为“圣贤”。每个作者都有其差异性所在。在这种差异性下,作者的性情便有了邪正之别,所创作的诗篇自然也相互呼应。由此,对于诗中的“男女戏谑之辞”,朱熹认为这是诗中的邪恶,一概以“淫诗”称之。因为这些内容违背了他所持守的儒学理念。“淫”字,只是朱熹对这些作品的价值判断,并不是针对作品本身内容而言。也就是说, “淫诗”说意味着朱熹承认这一组诗的叙写并肯定男女情爱乃至性爱。 那么,在这里,朱熹实际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因为他是推崇经典的,假如《诗经》中有 “淫诗”,为什么圣人在删事时却未删之?这岂不有损《诗经》神圣? 对此,朱熹提出了相应的说法:“《诗》可以观。”观而知其所惩劝,揭示诗教途径和作用,最后明确诗教要达到使读者“思无邪”的目的。“存”是为了“观”,在此,诗本身的淫不淫,是无关紧要的,无损于神圣的,重要的是学诗者读了《诗经》后所能获得的是什么,即以“淫诗”作为负面教材。 “淫”字固然是贬责性的,但却凸现了这些诗篇真实的世俗化内涵,正如朱熹所说“诗本性情”,这比汉儒用刺淫、刺乱或者恶无礼的高调来解释这些诗篇来得真切多。例如, 《静女》,汉儒认为是讥刺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而《诗集传》中认为是“淫奔期会之诗”;《桑中》,汉儒认为是讥刺卫国宫室淫乱,而《诗集传》认为是“相窃妻妾”者“自言”, 《将仲子》,汉儒认为是讥刺郑庄公小不忍以致大乱,而《诗集传》认为是“淫奔者之辞”;《风雨》,汉儒认为是思君子不改其度以讥刺世乱,而《诗集传》认为是“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汉儒总是认为《诗经》的作品是在讥刺社会不道德的行为,总是把诗人、诗作解释为正确价值取向的“圣人”、“圣作”。而朱熹立足于诗歌文本本身,展示了诗作的真实意蕴,反映了诗歌反映社会广泛生活的典型性特征。 《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而自汉以来,说诗者大都走说教老路,以求实现其政教伦理目的。而朱熹《诗集传》中肯定“《诗》本性情”,同意“以《诗》观之,虽千百载之远,人之情伪只此而已,更无两般”。经过他的努力, 《诗经》在向其 “诗言情”的本质上艰难靠近。 当然,朱熹的《诗集传》使《诗经》的“原味”进一步凸显,使《诗经》的解读更接近“诗言情”。但他的努力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他的落脚点最终还是摆脱不了他自身的儒家思想和理学观念。他所指的“原味”,并不是单纯的审美活动或审美感受,而包含着他的道德抉择和理性判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诗集传》也不能说是从文学角度来研究《诗经》的。而汉儒的诗说,也有其价值之处,它为诗篇提供了一部分正确的本事或历史背景或理解线索,对于后世研究《诗经》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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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21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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