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学“正变观”的新立论

扬之水

清代词学“正变观”的新立论

——论周济正变观与张惠言的异同

             摘要：周济的正变论与纠正当时词坛流弊、拓展张患言的学词途径相关，其与张惠言的异同大略有六：其一，选目与张惠言略有出入而大体相同i其二，说多主张氏之言，大旨不离常派；其三，意仍张氏，力数时俗猖狂雕琢之习；其四，“变”乃正声之次，标准更为通达；其五．变重质轻文为文质并重，其六，艺术视野更为开阑。从周济《词辩》厦《宋四家词选》所选之词及其区分正变的标准，我们大致可见常州词派时词的源流发展问题的理论流衍厦审美标准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罔济；张惠言；词选；词辩；宋四家词选

    周济词学的正变思想，肇始于张惠言、董士锡而又有所扬弃。其正变理论，主要体现在《词辨》及《宋四家词选》两个选本及其序文中，而前者重在辨正变，后者重在立词统。常州词派的新词统，也正得力于周济“穷正变，分家数，为学人导先路，而词学始有统系，有归宿的。试分而述之。

    关于常州词派的正变理论，一直是历代论者探讨的重点。探讨周济的正变观与张惠言的异同，可藉此追寻常州词派新词统的建立过程、特色，所经历的一个在探索中不断变化、调整的发展期。常州词派虽然肇始于张惠言，但张惠言的词论尚没有明显的标宗立派的要求。董士锡的持论虽比周济要公允得多，且表现出一种兼收并蓄的通选姿态，但就明确的标宗立派而言，则无疑首推周济周济所建的新词统打破了浙西词派的偏见及独尊姜、张之理阐，意在度人金针，示人津筏，持论未必尽公允，但对纠正浙派流弊，拓展常州词派的词学途径，却不失意义和价值

    张惠言并未正面提及正变说，虽然《词选序》中大受论及“唐之词人”、“五代之际”词家及“宋代词家”时，涉及了这一问题，但他却从未正式提出过此二字。清末著名学者张尔田在《疆村遗书序》中概括并妯绎《词选序》的要义时，方正式将“区正变”视为张惠言的三大基本词学主张之一：

    张皋文氏起，原诗人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国风》十五导其归，《离骚》廿五表其挈，剪挝孔翠，噪瀹性灵，崇比兴，区正变，而后倚声者人知尊体，是为词学三盛。

    潘曾玮为周济《词辨》作序，论及张惠言《词选》，也特别强调了“其于源流正变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可见．常州词派的正变观，系肇始于张惠言。董士锡在《餐华吟馆词序》中论及唐五代两宋词并标举“六子”之作，同样体现了他的变观及学词统系，但也同样未正面涉及正变二字。直至周济32岁编《词辨》，始将唐五代及两宋词家区别为“正体”与“变体”，并各自立卷，“一卷起飞卿为正”，录温庭筠以下“莫不蕴藉深厚，“讽诵绎，归诸中正”的作品，而以温庭筠为正体词家之代表；“二卷起南唐后主为变”，录李后主以下“骏快驰骛，豪宕感激巾”之作，而以李煜为“变”体词家之代表。其以《词辨》命名该选本，本身就表明了周济此选是以分别源流，明辨正变为特色的。而从周济《词辨》及《宋四家词选》所选之词及其区分正变的标准，我们大致可见常州词派从张惠言到周济，对词的源流发展问题的理论流衍及审美标准的变化过程。

    可以说，周济的正变论与纠正当时词坛流弊、拓展张惠言的学词途径相关，是他受董士锡的启悟并接受了张惠言影响的结果。其与张惠言的异同大略如下：

   一、 选目与张惠言略有出入而大体相同

     张惠言《词选》严分正变，视唐词为最佳，尤以温庭筠为最高；五代始词之杂流遂起，始有变体产生，但李煜亡国后词仍合“正”体标准，故录其词7首，位列唐宋诸家之三。那么，周济《词辨》的选目又怎样呢?

   《词辨》列为正声的词人共有l8家计59首，其中唐代只选温庭筠10首；五代3家10首词 是为韦庄4首、欧阳炯1首、冯延巳5首；北宋7家20首，是为晏殊1首、欧阳修2首、晏几道l首、柳永l首、秦观2首，周邦彦9首、陈克4首；南宋7家l9首：史达祖1首、吴文荚5首、周密2首、王沂孙6首、张炎3首、唐珏1首、李清照1首。列为变声者计14家35首词，五代3家¨首：李煜9首、孟昶1首、鹿虔扇1首；北宋3家4首：范仲淹2首、苏轼1首、王安国1首。南宋8家2O首：李玉1首、辛弃疾10首、姜夔3首、陆游1首、刘过2首、蒋捷l首、张翥1首、康与之1首。

    由以上选目，我们注意到，《词辨》所选词家与《词选》出入并不太大。唐五代词家中除变卷中增加了孟昶一家外，余皆《词选》所人选者，其中如温庭筠、韦庄词，凡《词选》人选的篇目也皆选人了。北宋词除增加了秦观一家外，余也皆《词选》所选人者，其中二晏、秦少游、周邦彦、陈克之词，凡《词选》人选的也皆选人了。南宋出人大些，除史达祖、张炎、李清照、姜夔、辛弃疾与《词选》相当外，增加了吴文英、王沂孙等九家词。因《词辨》原有十卷之多，这里

只是从仅存的正变二卷所选篇目，也即周济认为最好的和较好的篇目与《词选》作一比较。但《词辨》所增加而《词选》未选的篇目，或《词选》已选人而《词辨》正、变卷未选之篇目，在后8卷中是否人选的情况，则不得而知。但仅此而言，也可知《词辨》与《词选》所认为附合正声或较附合正声的词家及其作品是大体相同的。

    从周济的选目看，被视为正卷的词作中，唐五代20首，北宋2O首，南宋l9首，亦与张惠言重唐五代北宋的旨趣相似。对此，潘曾玮于道光二十七年为仅存二卷《词辨》所作之序文中，亦强调了周济所选与张惠言仅仅“略有出入”而已。

   二、其说多主张氏之言，大旨不离常派

    首先，在正变的大体划分上，张惠言《词选序》曾指出：“自唐之诗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翊、白居易、刘禹锡、皇甫凇、司空图、韩惺，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这一论说，无疑开了常州词派“飞卿为正”，“后主为变”，“词之杂流，始于五代”的先声。周济《词辨》仍依其说，在选目中，同样将温庭筠列入“正”卷，并视其为正声的代表，不只所选的篇目为唐宋词家中最多的，且在《词辨序》中，列其为“以极其致”的正卷诸家名单之首；另外，亦受张惠言词之杂流始于五代之说的影响，而将五代词家李煜列入“变卷”之首，视其为次于正卷诸家，又不乏佳作的词人，并选其词9首，以之为五代词家的代表，可见其辨说大体仍主张惠言之意。

    其次，周济的“正声”标准，也不离常州派之旨。在《词辨序》中论及“正”卷中的词家时，忍济曾明确指出：“自温庭筠、韦庄、欧阳修、秦观、周邦彦、周密、吴文英、王沂孙、张炎之流，莫不蕴藉深厚，而才艳思力各骋一途，以极其致”，也即“正”卷中诸家词人，才思不尽相同，但“蕴藉深厚”这一点却是共同的。周济正是据此将其划人“正”卷范畴的，“蕴藉深厚”遂成为周济辨别正变之标准。“蕴藉”者，委婉而不直露，含蓄深美，中有寄托；“深厚”者，不浅薄浮滑，有深意，格自高。这一标准，与张惠言论词之源流正变所依据的“深美闳约”、“渊渊乎文有其质”之标准，可谓意相近，旨相仍。在内容上讲寄托，注重格厚品高，“文有其质”；在表现方法上则讲究含蓄，求有寄托。因而，周济之选词标准，基本上仍沿张惠言“正声”之意，不离常州词派之宗旨。

   三、意仍张氏，力做时俗猖狂雕琢之习

    张惠言《词选》为纠近世为词之流弊，意在 塞其下流，导其渊源”，使词上攀《风》《骚》，能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之也”，十分注重高其词格词品。周济《词辨》也承张惠言重旨意，高词格一脉，亟思厘定当时词坛“猖狂雕琢之习”。周济在《词辨序》中论及正声”之作，就强调关键之“要”是在于“归诸中正，辞不害意，人不废言”，并且认为提高词的意格，是写好词的根本所在。相对于《词选》，周济在《词辨》“正”卷中，还新增加了王沂孙、唐珏等人的词。何以要将他们的词归人“正声”之列呢?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周济有这样的解释：“中仙(王沂孙)最多故国之感，故着力不多，天分高绝，所谓意能尊体也”。“玉潜(唐珏)非词人也，其《水龙吟·白莲》一首，中仙无以远过。信乎忠义之士，性情流露，不求工而工 特录之以终第一卷，后之览者，可以得吾意矣”。正因为此，他才在“正”卷中，补人了张惠言未曾人选的“多故国之感”、“意能尊体”的王沂孙词；同时又将张惠言不曾人选的唐珏因出乎“忠义”，“不求工而工”的《自莲》词定为“正”卷的压卷之作。在周济看来，词人“忠义”之性情，是写出好词、正词的关键。意格高了，创作也就自然“工”了。而对那些“应歌”、“应社”，粉饰太平的虚伪之词，则视为“无谓之词”，予以鄙视周济的这一以格高意尊为词之上品的识见，与张惠言十分相似。清人论《词辨》也多认为其意近张氏，旨在提高词意，惩猖狂雕琢之恶习。

    关于周济《词辨》与张惠言正变说的关系，潘曾玮在《周氏词辨序》中有过较中肯的概述；

    介存自序以为曾受法于董晋卿，晋卿亦学于张氏者。介存之词贰于晋卿，而其辨说多主张氏之言。欠欲刺而未果。其所选与张氏略有出入。要算大旨，固深恶夫猖狂雕琢之习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是固张氏之言也一。

这段论说，从“受法”、“辨说”、“选目”、“大旨”诸方面，概括了周济《词辨》与张惠言“词学三盛”中“区正变”的共同点潘祖荫于同治十二年二月为周济《宋四家词选序》所作之序文，亦持同论，以为“止庵《词辨》，亦惩时俗猖狂雕琢之习 ，且“意仍张氏”。清人之论，可资参证。

  四、“变”乃正声之次，标准更为通达

    周济《词辨》以风雅婉约、蕴藉深厚为“正声”的标准，这一对“正声”的理解，大体近于张惠言。但周济对“变”的理解，却与张惠言大异其趣。在《词辨序》中，周济明确指出：

    南唐后主以下，虽骏快驰骛，豪宕感激，稍稍漓矣。然犹皆委曲以致算情，未有亢厉剽悍之习，抑亦正声之次也。

    显然，“骏快驰鹜，豪宕感激”而又能“委曲以致其情”，不失于“亢厉剽悍”，是为周济区别“变声”的标准。在周济看来，五代之际，“词之杂流始起，自五代李煜、盂昶，乃至北宋、南宋诸词家，其作品虽有浇薄浅露之不足，但大体上仍能委曲致情，不流于粗鄙，因而还是可取的。这里，周济以真率豪放为变，并未逾越传统的以婉约为正的观念。但周济区别“变声”的标准，却明显地异于张惠言。张惠言是以不正为变，对变声采取的是鄙弃的态度，举凡“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之作，都属不正，皆为正声的对立面。因而，张惠言选词标准甚严，《词选》所选，皆是他视为符合正声标准，可上攀《风》《骚》的作品而周济则是视“变声”为仅次于正声的较好的词作，比之“名篇之稍有疵累者”，“平妥清通，才及格调者”，“大体纰缪，精采间出”者等尚好之词，以及“庸选恶札，迷误后生”的劣词，“变声”之作是更接近于“正声”、更能“委曲以致其情”的好词。

    从周济在“变”卷中所分别选人的词家及其词作中，我们注意到，周济将张惠言视为正声，并将《词选》的一些五代及以后作家的作品也收入了变卷中。如李煜的《虞美人》、《浪淘沙》、《清平乐》、《相见欢》诸词；鹿虔廉的《临江仙》}范仲淹的《苏幕遮》；苏轼的《贺新凉》、《I-箅子》}辛弃疾的《摸鱼儿》、《永遇乐》、《祝英台近》、《菩萨蛮》 姜夔的《暗香》、《疏影》。可见，周济例人“变”卷的作品，并非不正之作，而是稍次于正声、包括被张惠言收入《词选》的那些“雅正”的作品。周济的这一正变观，比之于张惠言要显得通达些，因而选词的范围也更广一些。仅《词辨》正变一卷中，就增加了较多张惠言未曾收入、不视为后人学词楷模的盂昶、王安国、柳永、陆游、吴文英、刘过、蒋捷、唐珏、张翥、康与之等词；在《宋四家词选》中，更收入了韩缜、韩玉汝．徐昌图、晁补之、洪皓、陈亮、赵以夫、陈经国、方岳、林逋、毛滂、潘元质、吕本中、范成大、黄公绍、练恕可、张鼻、赵令畴、苏库、严仁、高观国、陈允平、王武子、黄孝迈、王梦应、楼采等人的词，分别位列宋四家词人之下，以供后学之用。

  五、变重质轻文为文质并重

    周济的正变沦与张惠言的不同处，还在于在重意的前提下，注重作品风格的多样性。首先，张惠言论词，十分强调意格，对艺术风格的关注并不多。周济则在承张氏重意格一脉的同时，对作品的艺术风格也颇多关注，重质而并不轻文。就正变”论而言，我们注意到，其对词作的“正变”之分，对人选《词辨》标准的把握，就不仅包含了质的一面，也包含了文的一面。在周济看来，正卷、变卷之分，实质上还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区分“蕴藉深厚 之标准，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艺术风格的标准，而非仪为词作内容的标准。周济在《词辨序》中紧接着对这一“正声”标准的所谓“殊体而并胜”，“别态而同妍”的说明，也是从体”与“态”这些外在的表现形式人手来加以阐释的。“委曲以致其’隋，未有亢厉剽悍之习”，也正是从表现风貌上来确定作品是否列人“变声”的  他将“温庭筠、韦庄、欧阳修、秦观、周邦彦、周密、吴文英、王沂孙、张炎之流”的作品选人《词辨》，就是着力于对艺术创作多样风格的兼收并蓄。而《词选》也选有以上大部分词人之作，但着眼点则在于思想托寓上。可见，周济的批评标准，已在张惠言“渊渊乎文有其质”、重质而轻文的道德判断中，加

重了审美判断的分量。

    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张惠言以温词为正声代表，标举的是其言“深美闰约”，而这一审美标准却是以道德评价为其核心，强调的是作品所寄托的微言大义；周济《词辨》也以温词为正声代表，但批评的标准却更拓展到了艺术审美上。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周济有二段评述温词的话；

    皋文日：“飞卿之词，深美阂约”，信然。飞卿酝酿最深，敌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 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间》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臭；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下语镇纸，端己揭响八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

    这里，周济一方面重申了张惠言的观点，但对“深美闳约”的理解，已不局限于“感士不遇”、“离骚初服”之“质”处，而是从思想与艺术的总体上予以认识的。从“不怒不摄，备刚柔之气”的风格；“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之意境；到“字字有脉络”的比兴，以及“下语镇纸”的语言特色，都表明词的高下之别，不只在于雅正，也还在于这些不同的艺术之特色，审美之内容了。再如，李煜与温庭筠、韦庄词，被周济分别置于正变两卷中，但在《介存斋论词杂著》

中，则在艺术审美的共同标准下，将李词与温、韦放在一起作了分析比较：

    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挂，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李词真率纯情，有着不加修饰的自然美，与温、韦之词或辞藻华丽、风格秸艳，或用白描清丽之淡妆浓抹的艺术风貌相比，各有特色。因而，正变之分，也包含了不同艺术风格的区分另外，在《宋四家词选》中，周济评周邦彦《花犯·梅花》一词，也是在重意的前提下，更兼及了风格的多样性，指出“清真词其清婉者至此，故知建章千门，非一匠所营”。

   六、艺术视野更为开阔

    由于周济论词之正变能兼及对多种艺术风格的兼收并蓄，因而他选词的艺术视野比张惠言更为开阔在内容上，其正声标准不像张惠言那么严，选词标准则更为广泛 在周济眼里，只要能引起读者“中正”之联想的，不管作者是否有此意，作品是否庄雅，有否庸劣，皆“爱厚”之，人选之。这不仅促使他选词的范围更广，数量有较多的增加，更体现出他对词人及词作的看法也更为切实、平允。如蜀后主盂昶之词，被张惠言视为“君臣为谑”之杂流，不予选人，周济却择其佳而公然选人，且置于“正声之次”的重要位置，不一棍子打死，更有被张惠言斥为正声对立面而全盘否定的柳永、黄庭坚、吴文英三位词家，也分别在周济的《词辨》、《宋四家词选》中恢复了地位，得到了公允的评介就柳永之词而言，张惠言依袭旧见，斥之为“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之变声，坚决排斥在《词选》之外，周济却将其词列入《词辨》之正卷，在后来标举的《宋四家词选》中，又将其作归人“领袖一代”的四家词人中，并在他最推崇的周邦彦名下一气收入10首之多，可见他对词人词作的评判，并不受时人之左右、旧习之影响 考其选柳词人《词辨》之正声，又位列于《宋四家词选》周邦彦名下的原因，恰恰包含了文与质这一比张惠言更为宽泛的范畴：

    耆卿为世訾警失臭，然其铺敏委宛，言近意远，森秀函淡之趣在骨。耆卿乐府多，故恶溢可笼者多。使能珍重下笔，则北宋高手

也 。

柳词虽“为世訾警”已久，但因其词具有“铺叙委宛，言近意远，森秀函淡”之独特艺术风貌与审美特色，故仍可位列“正声”后来在《宋四家词选．》中评柳永《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之词时，周济更以激赏之笔，称道了柳永铺叙的特点：

    柳词总以平叙见长，或发端、或结尾、或换头，以一：语句勒、挺、报，有千钧之力。

艺术标准在这里足以与思想内容之标准相提并论至如其词之“意”与“格”是否雅正，正如周济在《词辨序》中阐述的“要在讽诵细绎，归诸中正”所强调的一样，未必是柳永所认识或所直接表达的，而可以是读者通过讽诵由“言近意远”的联想与创造去细感知的  因而，柳永的一些作品当然就可以划人正声之例，与四大家为伍倘能“珍重下笔”，则为世訾警的柳永更是堪人“北宋高手”之例了。这种通达平允的正变观，正是张惠言所不具备的。不仅如此，周济还认为自己所最为推崇的清真词就是脱胎于柳永的，是受着柳永的影响，才使清真词“往往出蓝”的。而柳永词“秀淡幽艳”的佳处，却是连周邦彦这样的大家也未曾逮及的。在评柳永《雨霖铃》一词中，周济就指出：

    清真词多从耆卿脱胎，思力沉挚处，往往出蓝，然耆卿秀淡幽艳，实不可及。后人摭其《乐章》，訾为俗笔，真瞽说也。

    周济如此不为世之訾议所动，斥世人之论为“瞽说”，挺身为柳永辨诬，也正与他那更为宽阔的艺术视野相关。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反对以姜、张为宗，但仍肯定了姜、张的艺术技巧和风格特色，对张惠言排斥柳永与黄庭坚词，他也不一笔抹煞，而是在指出“周、柳、黄、晁皆喜为曲中俚语，山谷尤甚。此当时之软平勾顿，原非雅音”的同时，肯定了黄庭坚词也有“托体近俳，而择言尤雅，是名本色俊语，又不可抹杀”之俗中见雅处，持论公允。而同样被张惠言划归柳永之例的吴文英词，到后来更是成为“领袖一代”的四家词人之一。而周济开阔的艺术视野和通达的正变观，于此可见。

    综上述可见，周济的正变思想正是肇始于张惠言，通过董士锡的影响，在“变中求立”的不断调整中发展与修正，并最终建立起常州词派的新词统的。

扬之水

周济词学的正变思想，肇始于张惠言、董士锡而又有所扬弃。其正变理论，主要体现在《词辨》及《宋四家词选》两个选本及其序文中，而前者重在辨正变，后者重在立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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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词派虽然肇始于张惠言，但张惠言的词论尚没有明显的标宗立派的要求。董士锡的持论虽比周济要公允得多，且表现出一种兼收并蓄的通选姿态，但就明确的标宗立派而言，则无疑首推周济周济所建的新词统打破了浙西词派的偏见及独尊姜、张之理阐，意在度人金针，示人津筏，持论未必尽公允，但对纠正浙派流弊，拓展常州词派的词学途径，却不失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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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词派的正变观，系肇始于张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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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的正变论与纠正当时词坛流弊、拓展张惠言的学词途径相关，是他受董士锡的启悟并接受了张惠言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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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济的选目看，被视为正卷的词作中，唐五代20首，北宋2O首，南宋l9首，亦与张惠言重唐五代北宋的旨趣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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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藉深厚”遂成为周济辨别正变之标准。“蕴藉”者，委婉而不直露，含蓄深美，中有寄托；“深厚”者，不浅薄浮滑，有深意，格自高。这一标准，与张惠言论词之源流正变所依据的“深美闳约”、“渊渊乎文有其质”之标准，可谓意相近，旨相仍。在内容上讲寄托，注重格厚品高，“文有其质”；在表现方法上则讲究含蓄，求有寄托。因而，周济之选词标准，基本上仍沿张惠言“正声”之意，不离常州词派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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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济看来，词人“忠义”之性情，是写出好词、正词的关键。意格高了，创作也就自然“工”了。而对那些“应歌”、“应社”，粉饰太平的虚伪之词，则视为“无谓之词”，予以鄙视周济的这一以格高意尊为词之上品的识见，与张惠言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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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词辨》以风雅婉约、蕴藉深厚为“正声”的标准，这一对“正声”的理解，大体近于张惠言。但周济对“变”的理解，却与张惠言大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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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骏快驰鹜，豪宕感激”而又能“委曲以致其情”，不失于“亢厉剽悍”，是为周济区别“变声”的标准。在周济看来，五代之际，“词之杂流始起，自五代李煜、盂昶，乃至北宋、南宋诸词家，其作品虽有浇薄浅露之不足，但大体上仍能委曲致情，不流于粗鄙，因而还是可取的。这里，周济以真率豪放为变，并未逾越传统的以婉约为正的观念。但周济区别“变声”的标准，却明显地异于张惠言。张惠言是以不正为变，对变声采取的是鄙弃的态度，举凡“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之作，都属不正，皆为正声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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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将张惠言视为正声，并将《词选》的一些五代及以后作家的作品也收入了变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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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例人“变”卷的作品，并非不正之作，而是稍次于正声、包括被张惠言收入《词选》的那些“雅正”的作品。周济的这一正变观，比之于张惠言要显得通达些，因而选词的范围也更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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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的正变沦与张惠言的不同处，还在于在重意的前提下，注重作品风格的多样性。首先，张惠言论词，十分强调意格，对艺术风格的关注并不多。周济则在承张氏重意格一脉的同时，对作品的艺术风格也颇多关注，重质而并不轻文。就正变”论而言，我们注意到，其对词作的“正变”之分，对人选《词辨》标准的把握，就不仅包含了质的一面，也包含了文的一面。在周济看来，正卷、变卷之分，实质上还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区分“蕴藉深厚 之标准，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艺术风格的标准，而非仪为词作内容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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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言以温词为正声代表，标举的是其言“深美闰约”，而这一审美标准却是以道德评价为其核心，强调的是作品所寄托的微言大义；周济《词辨》也以温词为正声代表，但批评的标准却更拓展到了艺术审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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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一方面重申了张惠言的观点，但对“深美闳约”的理解，已不局限于“感士不遇”、“离骚初服”之“质”处，而是从思想与艺术的总体上予以认识的。从“不怒不摄，备刚柔之气”的风格；“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之意境；到“字字有脉络”的比兴，以及“下语镇纸”的语言特色，都表明词的高下之别，不只在于雅正，也还在于这些不同的艺术之特色，审美之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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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词真率纯情，有着不加修饰的自然美，与温、韦之词或辞藻华丽、风格秸艳，或用白描清丽之淡妆浓抹的艺术风貌相比，各有特色。因而，正变之分，也包含了不同艺术风格的区分另外，

扬之水

由于周济论词之正变能兼及对多种艺术风格的兼收并蓄，因而他选词的艺术视野比张惠言更为开阔在内容上，其正声标准不像张惠言那么严，选词标准则更为广泛 在周济眼里，只要能引起读者“中正”之联想的，不管作者是否有此意，作品是否庄雅，有否庸劣，皆“爱厚”之，人选之。这不仅促使他选词的范围更广，数量有较多的增加，更体现出他对词人及词作的看法也更为切实、平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