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诗式》对鲍照的接受及原因探析

扬之水

皎然《诗式》对鲍照的接受及原因探析

       【摘要】皎然的《诗式》是唐代理论著作中对鲍照关注最多的一部，认为鲍照是紧随谢灵运之后的一流诗人，并高度评价了鲍照的边塞诗，对于鲍诗的诗歌风格、修辞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鲍照的接受史中，影响也最为深远。这主要是因为鲍诗切合了皎然追求“文外之旨”、主张“复古通变”、注重气格的诗学观。

       【关键词】: 皎然；《诗式》；鲍照；接受

    从阐释史的角度看，唐代诗论家对鲍照多有论及。六朝以后至隋唐，像《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理论著作几乎不见，即使像钟嵘《诗品》那样比较系统地以某种诗类为对象分等进行评论的专著也不常有，诗评的主要表现形态是诗话。诗话虽然以随感式的表达居多，缺乏系统性，但是还是从不同角度对鲍照创作状况进行阐释。此外，一些选本、序跋、注本、笔记、杂著、论诗诗、类书及其它资料中也有一些对于鲍照的阐释。概括而言，这些理论阐释比较集中在对鲍诗的风格、词彩、体式等方面的探讨，既展现了鲍照在唐代被接受的状况，同时，也为后代对鲍照的接受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文本。这其中，皎然的《诗式》是唐代理论著作中对鲍照关注最多的一部，对鲍照评价很高，在鲍照的接受史中，影响也最为深远。

    皎然，名昼，姓谢氏，长城 1浙江长兴3 人，南朝谢灵运十世孙。活动于大历、贞元年间，有诗名，“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沧浪诗话·诗评》）。文章俊丽，当时颜真卿、韦应物并重之，与之酬唱。有诗论专著《诗式》，相传还有《诗议》、《诗评》（也作《评论》）。

  一、皎然在鲍照接受史上的贡献

      （一）给予鲍照在诗史上极高的地位。唐代没有《诗品》及《文心雕龙》这类系统完备的诗学著作，但《诗式》还是上承《诗品》下开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诗学力作。在《诗式》中，皎然对于历代作家虽然没象钟嵘那样品第流别，但还是作了高下之分的。在《诗有五格》条下，皎然列出了自己的的评诗标准：

    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其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者，黜入第二格。直用事第三；其中亦有不用事而格稍下，贬居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此于第三格中稍下，故入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情格俱下，有事无事可知也。

    之后，各取汉魏至唐代诗人的诗句为例，藉以通过实例来指示诗格高下之分，以为法式。根据《诗式校注》及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可以统计出《诗式》中的“五格”援引的部分南朝诗人之 诗例数目如下：

	不用事第一	作用事第二	直用事第三	有事无事第四	情格俱下第五
颜延之	0	0	4	0	0
谢灵运	3	9	0	0	0
鲍照	0	10	6	0	0
谢胱	2	11	3	0	0
吴均	2	6	4	2	0
江淹	2	10	3	1	0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于“情格并高”的第一、第二格中，谢胱排名第一，谢灵运、江淹第二，鲍照第三，而在南朝声名甚高的颜延之根本没有诗作入选，如果把前三格统一排名，则鲍照与谢胱并列第一，均有 )16首入选，江淹入选 15首，谢灵运与吴均入选 12首，而颜延之仅有4首入选且都是第三格。这一统计数字表明，颜延之的地位在皎然心目中已经大大低于谢鲍，鲍照已经能够与二谢一争高下，完全可以跻身皎然最为推崇的诗人行列了。在南朝诗人中，皎然对二谢特别是谢灵运的推崇已是公识，在“情格并高”的第一格中，谢灵运诗入选三首，其评谢灵运之诗的标题即为“文章宗旨”，称谢灵运之诗为“诗中日月”，均可见出皎然对于谢灵运的极端推崇，而鲍照已经能与其相颃颉，正如王运熙、顾易生先生所说：“皎然评价最高的是汉魏古诗、南朝二谢、陶、江、鲍诸家和唐代沈宋律诗。皎然的这种评价，可以代表此时唐人的观点。

       与钟嵘等南朝诗评家相比，皎然对鲍照的评价显然更高。皎然在第二格中选摘的诗有《拟古八首之三》、《代升天行》、《代出自蓟北门行》、《白头吟》、《代京洛篇》、《代君子有所思行》、《学刘公干体诗五首之三》、《代结客少年场行》、《代东门行》、《西城廨中望月》十首；第三格中选摘其诗《拟古八首之二》、《放歌行》（二次）、《代东门行》、《上浔阳还都道中作》、《苦热行》五首六次。皎然认为第一、第二格都是情格俱高之作，第二格比第一格稍逊，但品级也甚高，就是他极力推崇的二谢诗，也主要放在第二格。所以，鲍照无疑也象谢灵运一样是皎然非常重视的诗人。钟嵘在《诗品》虽然对鲍照的评价甚高，但还是把他置于中品，在诗史座标中，皎然对鲍照的评价显然较钟嵘为高，这是中唐人对鲍照的重视在诗论中的反映。

      （二）高度评介鲍照的边塞诗。在皎然的心目中，鲍照已经是文学史上一流的作家。除了在第二、三格中广泛援引鲍诗之外，《诗式》卷三“论卢藏用《陈子昂集序》”一文也云：“若但论诗，则魏有曹、刘、傅，晋有潘岳、陆机、阮籍、卢谌，宋有谢康乐、陶渊明、鲍明远，齐有谢吏部，梁有柳文畅、吴叔庠，作者纷纭，继在青史……”

    这段文字也将鲍照作为刘宋时期的代表作家与陶谢并提，颜延之再次被忽略。

    皎然在与其同好潘述、裴济、汤衡共同唱和的论诗诗《讲古文联句》中，用简洁的文字概括了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各自的特点。刘宋之后，所列诗人有谢灵运、江淹、鲍照、沈约、谢胱、惠休、吴均、何逊、江总等，也将鲍照列入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对鲍照的评价是：“鲍昭从军，主意危苦。气胜其词，雅愧于古。”《全唐诗》卷七百九十四）对鲍照的评价虽然为潘述所作，但也代表了皎然及其他论者的共同倾向。《讲古文联句》在鲍照的接受史上，意义如下：

        1、它意味着这一时期把鲍照作为历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已成共识；

        2、承继江淹对鲍照诗歌的概括，肯定鲍照在边塞诗上的开拓之功，“雅愧于古”。这一点，在《诗议》中也有表述：“宋初文格，与晋相沿，……鲍参军丽而气多，《杂体》、《从军》，殆凌前古，恨其纵舍盘薄，体貌犹少。”皎然继江淹之后，一再对鲍照于边塞诗的开拓之功予以肯定（鲍无《杂体》，恐有别指）；

        3、对鲍诗的艺术特色进行概括：“主意危苦”、“气胜其词”；

    皎然对于鲍照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恨其纵舍盘薄，体貌犹少”（《诗议》），对其诗体貌不够变化多姿，也提出訾议。

      （三）对鲍诗的艺术特色进行了研究。《诗式》类别作品的等第风格的方法有二，其一，以用事不用事为依据，以含意的深浅来衡量作品的高低，所谓第一格，第二格……；其二，用“格”来区别它的体裁或标示它的风格，如调笑格、倔没格、跌宕格等。因之，“格”字的运用，既类别等第，又标明风格，用辞或类别的界定混淆不清。皎然对“品”的用法，与钟嵘《诗品》的“品”同义，也是品第之意。

    卷一“跌宕格二品”中越俗条下有“越俗”条。在这里，跌宕：即放纵不羁也；越俗：意味超越凡俗。其评曰：

其道如黄鹤临风，貌逸神王，杳不可羁。郭景纯《游仙诗》：“左挹浮邱袂，右拍洪崖肩。”鲍明远《拟行路难》：“举头四顾望，但见松柏园，荆棘郁蹲蹲。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飞走树间啄虫蚁，岂忆往时一作日。天子尊。念兹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恻怆不能言。”

    这里的“貌逸神王”，大概是指内在情思的飞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结体行文的洒脱、放纵，“沓不可羁”就是因为表达的随意自然而使后人无法追步。将郭璞及鲍照诗作为“越俗”的诗例。所引鲍照《拟行路难》诗想象奇特，但又不是“苦思”而成，而如脱口而出；节奏缓促得当，主体情性抒发得淋漓尽致，却又没有溢出“貌逸神王”的体格要求。作者强烈飞动的情感，在“意与境会”中得到了疏导。将郭璞及鲍照诗作为“越俗”的诗例、当成其所称引的具有“逸”的特质的诗句加以援引，也可以看出皎然对鲍照推崇倍至。

    此外，皎然对鲍诗写作的修辞方法也进行了探讨：

      《诗式·用事》：诗人皆以征古为用事，不必尽然也。今且于六义之中，略论比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雎》即其义也。如陶公以“孤雪”比“贫士”；鲍照以“直”比“朱丝”，以“清”比“玉壶”。时久呼比为用事，呼用事为比。如陆机《齐讴行》：

“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此规谏之忠，是用事非比也。如康乐公《还旧园作》：“偶与张、邴合，久欲归东山。”此叙志之忠，是比，非用事也。详味可知。（《诗式·用事》）指出鲍诗的名句“直如青丝绳，青如玉壶冰”采用了“用事”即“比”的手法。这也是诗论史上第一次对鲍诗的修辞手法作出探讨。

   二、皎然接受鲍照之因

    皎然所以接受鲍照诗，除了鲍诗本身的诗歌价值外，与皎然诗学观念也密切相关。

    其一，追求“文外之旨”。

    皎然在《诗式》卷二“作用事第二格”引鲍照《西城廨中望月》（钱校本作《翫月城西门廨中》）“夜移衡汉落，徘徊帷幌中。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诗之后，评曰：此诗体俚而意在言外。这一评价也是对鲍照的极高赞许。皎然的诗歌观念中，“文外之旨”是诗歌的至高境界：

    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则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门；精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但恐徒挥斧斤，而无其质，故伯牙所以叹息也。畴昔国朝协律郎吴竞与越僧元监集秀句，二子天机素少，选又不精，多采浮浅之言，以诱蒙俗。特入瞽夫偷语之便，何异借贼兵而资盗粮，无益于诗教矣。( 《诗式·重意诗例》）

    皎然在谈到审美特质问题时指出好诗具有重意，重意即多重意蕴，他抽象为“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文外之旨”即是要求诗歌有可以反复体味的情思韵味，他认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诗句妙在“情在言外”而“明月照积雪”则妙于“旨冥句中”（《诗式·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对传统的比兴手法他的解释是“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诗式·用事》）。文外之旨、情在言外、象下之意指诗歌的审美价值并不在容易感受的明晰的语辞形象，而是被语辞形象所暗示、并蕴含于其中的多层次情思，这就是优秀诗歌具有永恒魅力的奥妙所在。“宫阙之句，或壮观可嘉，虽有功而情少，谓无含蓄之情也，宜入“直用事”中，不入第二格，无作用故也”（《诗式·不用事第一格》），善于作用者其诗富有“含蓄之情”，而鲍照《西城廨中望月》中的诗句，就达到了这种“意在言外”、富有“文外之旨”、有“含蓄之情”的境界，故甚为推崇。

    其二，主张“复古通变”。

    皎然很重视“通变”，即诗人在创作过程中要追求新意，特别是在诗歌形式方面要有所创新，着重在于积极追求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发展创变。《诗议》：“顷作古诗者，不达其旨，效得庸音，竞壮其词，俾令虚大。或有所至，已在古人之后，意熟语旧，但见诗皮，谈而无味。予实不诬，唯知音者知耳”、讥讽作诗沿袭前人语句，“以古人相黏二字，三字为力”，依傍前人，并非独创；认为偷古人语最为笨拙（《诗式·三不同语、意、势》）等等，都是主张不要因袭前人，而要创新。《诗式·齐梁诗》云：

    夫五言之道，惟工惟精。论者虽欲降杀齐梁，未知其旨。若据时代，道丧几之矣，诗人不用此论。何也？如谢吏部诗：“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畅诗：“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王元长诗：“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亦何减于建安？若建安不用事，齐梁用事，以定优劣，亦请论之：如王筠诗：“王生临广陌，潘子赴黄河”；庾肩吾诗：“秦皇观大海，魏帝逐飘风”；沈约诗：“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

    皎然认为，与建安诗歌相比，尽管齐梁诗有“格弱”的表现，缺乏建安风骨那种刚健朗畅的精神气质，但由于齐梁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多有创变，因而不能说是“道丧”。卷五“复古通变体”条下说：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又，复变二门，复忌太过，……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 ’也主张继承与革新相结合。在“复”、“变’之间，皎然更注重“变”，“复忌太过”，而“变”却“不忌太过”，着重强调的都是“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进一步从反面说明“变”的重要。

   《诗式·立意总评》曰：

    前无古人，独生我思。驱江、鲍、何、柳为后辈，于其间或偶然中者，岂非神会而得也？其例日：“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又：“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鲍照：“剉檗染黄丝，棼历乱不可治。”吴筠：“鹓雏若上天，寄声谢明月。”又，《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又：“门有车马客，驾言发故乡。念君久不归，濡迹滞江湘。”柳恽：“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洞庭送归客， 潇湘逢故人”之例是也。诗人意立变化，无有倚傍，得之者悬解。其间若论降格，更须评之。如潘岳《悼亡诗》，“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思之极也，虽有依倚，吾无恨焉。如“明月入绮窗，髣髴想惠质”，斯不及矣。!"

    这段话文意不连贯之处颇多，疑有缺漏，但大意还是明白的。他主张“前无古人，独生我思”、“意立变化，无有倚傍，”作诗当脱尽古人窠臼，独标新意。认为江、鲍、吴、柳虽为古人后辈，然作诗并不倚傍古人。即便其诗或与前人有偶合，亦因神会而得之，并非有意剿袭。鲍照诗（《拟行路难》十八之九）与班婕妤、江淹诗一样，同为咏弃妇诗，但其立意与此二者并不相同。基于“制体创词，自我独致”（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引皎然语! "）的要求，皎然对鲍诗的创新给予了充分肯定。

    其三，注重气格。

    皎然论诗，十分注重气格，在他的诗论中，屡屡论及诗的“气”、“力”、“格”。如：

    高手述作，如登荆、巫，觌三湘、鄢、郢之盛，萦回盘礡 ，千变万态。文体开阖作用之势。或极天高峙，焉不群，气胜势飞，合杳相属……（《诗式·明势》）

    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诗式·诗有四不》）

    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诗式·诗有二要》）

    以气少力弱而为容易。（《诗式·诗有六迷 》）

    邺中七子，陈、王最高。刘桢辞气，偏正得其中，……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诗式·邺中集》）

    康乐公……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哉…… （《诗式·文章宗旨》）

    气、风情耿耿曰气。……力、体裁劲健曰力。（《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

    故论者说“其（皎然）品评标准，主要是情、格二者，结合是否用事。情要真挚高远，格要高雅健壮”，“皎然论诗……一是要求工丽与自然相结合，二是主张格要高雅健壮……特别推重汉魏古诗和六朝少数诗人的作品，企图使后学者以他们的高古的气格、遒劲的格力为楷式。”

    因此，皎然对鲍照的接受，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豪放俊逸的鲍诗切合了他的诗学观念。在皎然选摘的鲍诗中，属于边塞题材的有五首《拟古八首之三》、《代出自蓟北门行》、《代君子有所思行》、《代结客少年场行》、《代苦热行》风格豪放，其余的诗，也多半富有气格。如《代京洛篇》“宝帐三千万，为尔一朝容”句极写先盛。方东树评此诗：“此篇非常奇丽，然终是气骨俊逸不可及，非同齐、梁靡弱无气，虽小庾亦不能具此气骨，时代为之也。”（《学刘公干体诗五首之三》方东树则评：“明远……诗体仗气，极似公干”；《放歌行》王船山评：“浑成高朗，故自有尺度，不仅以俊逸标胜，如杜子美云（《集注》，第43页）；《代东门行》方东树评：“‘食梅’以下总收，回折顿挫，一唱三叹，此为行者之言。”《上浔阳还都道中作》方虚谷：“此诗尾句绝佳。守古人之节，不轻出仕，则焉得有越乡之忧乎？”《拟古八首之二》方东树评：不过言己文武足备，与太冲意略同。

    要之，在皎然评价体系中，已经把鲍照作为诗史上的第一流诗人来看待，这主要是因为鲍照的诗歌风格切合了他要求情格高、多蕴藉、有创新的诗歌观念，切合了他的审美期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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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评的主要表现形态是诗话。诗话虽然以随感式的表达居多，缺乏系统性，但是还是从不同角度对鲍照创作状况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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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鲍照在诗史上极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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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谢灵运之诗的标题即为“文章宗旨”，称谢灵运之诗为“诗中日月”，均可见出皎然对于谢灵运的极端推崇，而鲍照已经能与其相颃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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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认为第一、第二格都是情格俱高之作，第二格比第一格稍逊，但品级也甚高，就是他极力推崇的二谢诗，也主要放在第二格。所以，鲍照无疑也象谢灵运一样是皎然非常重视的诗人。钟嵘在《诗品》虽然对鲍照的评价甚高，但还是把他置于中品，在诗史座标中，皎然对鲍照的评价显然较钟嵘为高，这是中唐人对鲍照的重视在诗论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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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评介鲍照的边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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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鲍照的评价是：“鲍昭从军，主意危苦。气胜其词，雅愧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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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它意味着这一时期把鲍照作为历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已成共识；         2、承继江淹对鲍照诗歌的概括，肯定鲍照在边塞诗上的开拓之功，“雅愧于古”。3、对鲍诗的艺术特色进行概括：“主意危苦”、“气胜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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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逸神王”，大概是指内在情思的飞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结体行文的洒脱、放纵，“沓不可羁”就是因为表达的随意自然而使后人无法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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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在谈到审美特质问题时指出好诗具有重意，重意即多重意蕴，他抽象为“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文外之旨”即是要求诗歌有可以反复体味的情思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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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外之旨、情在言外、象下之意指诗歌的审美价值并不在容易感受的明晰的语辞形象，而是被语辞形象所暗示、并蕴含于其中的多层次情思，这就是优秀诗歌具有永恒魅力的奥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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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很重视“通变”，即诗人在创作过程中要追求新意，特别是在诗歌形式方面要有所创新，着重在于积极追求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发展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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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认为，与建安诗歌相比，尽管齐梁诗有“格弱”的表现，缺乏建安风骨那种刚健朗畅的精神气质，但由于齐梁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多有创变，因而不能说是“道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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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继承与革新相结合。在“复”、“变’之间，皎然更注重“变”，“复忌太过”，而“变”却“不忌太过”，着重强调的都是“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进一步从反面说明“变”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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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前无古人，独生我思”、“意立变化，无有倚傍，”作诗当脱尽古人窠臼，独标新意。认为江、鲍、吴、柳虽为古人后辈，然作诗并不倚傍古人。即便其诗或与前人有偶合，亦因神会而得之，并非有意剿袭。鲍照诗（《拟行路难》十八之九）与班婕妤、江淹诗一样，同为咏弃妇诗，但其立意与此二者并不相同。基于“制体创词，自我独致”的要求，皎然对鲍诗的创新给予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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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论诗，十分注重气格，在他的诗论中，屡屡论及诗的“气”、“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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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要真挚高远，格要高雅健壮”，“皎然论诗……一是要求工丽与自然相结合，二是主张格要高雅健壮……特别推重汉魏古诗和六朝少数诗人的作品，企图使后学者以他们的高古的气格、遒劲的格力为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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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对鲍照的接受，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豪放俊逸的鲍诗切合了他的诗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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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皎然评价体系中，已经把鲍照作为诗史上的第一流诗人来看待，这主要是因为鲍照的诗歌风格切合了他要求情格高、多蕴藉、有创新的诗歌观念，切合了他的审美期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