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中晚期诗风“亦唐亦宋”特征新论

扬之水

王士禛中晚期诗风“亦唐亦宋”特征新论

　    内容提要：王士禛生平论诗凡三变：从宗唐到宗宋，再回归唐音。因此关于王士禛诗风到底是宗唐还是宗宋，从清代以来就引起很大的争论。其实王士禛晚期的诗风，完全可以称为“亦唐亦宋”，唐诗风与宋诗风在他的诗歌中有机地融汇在一起，并最终形成了他的“神韵”诗风。换言之，王士禛提出的“神韵”诗风是融合唐宋的结果，在唐人王、孟、韦、柳诗风之外，也吸取了宋人尤其是苏轼的诗风。苏轼的清旷诗风对于王士禛形成清远的神韵诗风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王士禛、神韵、宗唐、宗宋、亦唐亦宋

　　王士禛生平论诗凡三变：从宗唐到宗宋，再回归唐音。因此，关于王士禛诗歌的宗唐宗宋问题，前人多有争论。大多从其诗歌宗唐的一面着眼，认为王士禛所倡导的“神韵”，就是宗唐。这一见解，确实是主流观点。如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认为“他论诗以神韵为宗……王士禛的爱好，主要是倾向于王孟韦柳一派。”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所谓神韵，是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以此为宗旨，对清幽淡远、不可凑泊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诗特别推崇，唐代王维、孟浩然的诗正是其创作的典范。”另一与之并驾齐驱的观点是，认为王士禛诗歌的特征是唐宋兼宗即“祧唐祖宋”，这有王士禛自己的描述为证。俞兆晟在《渔洋诗话序》中记录下了渔洋晚年对平生论诗立场变迁的回顾：先是宗唐“入吾室者，俱操唐音”，然后是“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最后又回归唐音，有《唐贤三昧集》之选。仅就这一段描述来看，王士禛诗歌在中年以后，掺入了大量的宋诗风元素，所以论者多视之为“祧唐祖宋”。

　　因此也可以说，王士禛中晚期的诗风实际上是一种“亦唐亦宋”的诗风，即他的诗中既有唐诗风格，也有宋诗风格，是唐宋兼有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士禛中晚期诗风的这种“亦唐亦宋”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拼合或者简单的混合，里面有着复杂的交叉融合关系。

　　一、前人关于王士禛宗宋的说法

　　王士禛学诗是从唐诗入手，其兄王士禄称他“七岁通章句，九岁学唐人诗”，王士禛也曾自述自己早年从兄长学习王维《辋川集》并深受影响，所以青年时期王士禛的诗风带有明显的宗唐特征。但后来他对唐诗风有一定的“审美疲劳”，转而学习宋诗，即王士禛所自称的“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不过最终他又扬弃了宋诗，转而编选《唐贤三昧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宗唐的诗歌理论主张。可见，终其一生王士禛的诗学趣味是在唐宋之间不断摇摆。

　　王士禛对他们说的“唐诗风”有过一些界定，如在《池北偶谈》、《居易录》等笔记中各种关于“神韵”，“妙悟”等的说明，但这还有一定的抽象性，有产生歧义、误解的可能。最好是用一些实例来说明，以减小歧义的空间。王士禛自己在《蚕尾文集》卷八的《跋太虚集》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元临川何中《太虚集》，吴草庐序。吴与何中表兄弟也。中善五言诗，如“聊随碧溪转，忽与白鸥逢”；“小雨十数点，淡烟三四峰”；“落叶半藏路，清风时满溪”；“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湖雪残波岸，船灯独夜人”；“西风一夜雨，丹桂满林花”，皆有唐风。

　　显然，王士禛所理解的“唐风”，指的是一种清远、冲淡的写景诗句，这基本就是他所说的“神韵”诗的主要内涵。以上引诗句来衡量王士禛《渔洋精华录》，就会发现他所入选的诗绝大多数都包含有这种典型以写景为主的“唐风”诗句。虽然这种写景为主的“唐风”诗句，在《渔洋精华录》几乎每一篇中都有出现，但这并非其全部内容。诗中还包括一些谈学问、讲文人气息的内容，因此并不能用“唐风”简单概括。这些内容其实就触及到王士禛的宗宋问题。中年王士禛曾对宋诗下过一番苦工，但晚期的王士禛已经扬弃了宋诗，转而宗唐。所以世人普遍认为王士禛主体诗风是宗唐，或至少是“祖宋祧唐”。当然也有包括宋荦、翁方纲、沈德潜等在内的人却不同程度地认为王士禛的诗歌总体上有宋诗的特征。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王士禛的好友宋荦在为王士禛所作《蚕尾诗集》所作的序中，谈到王士禛给诗集取名模仿黄庭坚。宋荦指出：

　　先是先生之诗有正、续二刻，皆以“渔洋”名其集，兹集又以“蚕尾”名。予常登玄墓，望太湖诸峰，山僧指似所谓渔洋山者，离立七十二峰间，其名胜不足当两洞庭；而蚕尾山在兖郓之境小洞庭之中，所称“遥望湖中”，“数羸隐现”，似又出渔洋下。乃自先生名之二山，遂与太湖之莫釐、东鲁龟蒙、凫、嶧诸峰，隐然争嵚崟崪屼于天壤，地顾不以人重与予?予又闻鲁直常游皖山谷寺、石牛洞，乐其胜，乃自号山谷老人；晚年过涪，即自号涪翁。先生名集之意，倘类是与?

　　序中，宋荦认为，王士禛给诗集取名《渔洋诗集》《蚕尾诗集》都是模仿黄庭坚用自己所经过的地方，如山谷寺、涪陵，给自己取别号“山谷”、“涪翁”。既然连诗集名字都模仿宋人，足见宋人对其影响之深。宋荦在这里，实际上就是谈及了王士禛的宗宋问题。

　　而另一位诗论家翁方纲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前后，给王士禛《渔洋精华录》所作的序中，也认为王士禛晚年亲订自己诗集的精选本，定名为《渔洋精华录》，是在模仿黄庭坚。翁方纲说：

    昔任天社选山谷诗文，曰《精华录》，而渔洋诗亦以是名，此录餍饫人口久矣。……天社之于山谷也，其录取“精华”之义，盖罕有知之者；即以盛君此序所谓《山谷精华录》者愚尝考之，乃后人伪托之本，而天社原书久佚。　　

    注解黄庭坚诗集的任渊，编黄庭坚诗歌选，定名《山谷精华录》。王士禛自订选集，也定名《渔洋精华录》。翁方纲认为这是在模仿黄庭坚。翁方纲这样说，绝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王士禛晚年确实谈到过《山谷精华录》的问题。王士禛在《居易录》卷三十中说：

　　宋任渊撰《山谷精华录》八卷：诗、赋、铭、赞六卷；杂文二卷，宋椠本也，有章丘李中麓太常开先图书印记。渊自序云：……按渊即注《陈后山集》者，惜《录》中取舍未愜人意耳。

　　在《香祖笔记》中他又说：

    东坡诗云：“诗文岂在多，一颂了伯伦。”……山谷《豫章集》最多，而晚年自删其诗，止存三百篇；徐昌毅自定《迪功集》亦最少，二公正得此意。予生平为诗不下三千首，门人盛侍御诚斋(符升)、曹祭酒峨眉(禾)为撰《精华录》，意存简贵，然所取尚近千首，愧山谷、昌谷多矣。　　

    显然，均是以黄庭坚为例，讨论了选诗的问题。由此看来，王士禛对“精华录”这个名字是有所思考的，对黄庭坚的选诗问题也有所认识，后来他将自己的诗歌选定名为《渔洋精华录》，很可能就是在仿效《山谷精华录》。这一例子，说明直到晚年，王士禛在一些重要方面还有明显的学习黄庭坚之处。而与此同时，正是在《〈渔洋精华录〉序》中，翁方纲讨论了王士禛诗风的问题。翁方纲对关于王士禛诗风宗唐的种种流行见解，都有所否定，而隐隐提出王士禛宗宋的观点：

　　先生之诗，自渔洋前后集以讫《南海》、《雍益》、《蚕尾》诸集，可谓富矣。今约取之，而目曰《精华》。其果先生“精华”所在耶?且先生诗之精华，当于何处觅之?在当时，有谓先生祧唐祖宋者，固非矣；其谓专主唐音者，亦有所未尽也。谓先生师韦、柳者，似矣，顾何以选《三昧集》而不及韦、柳?又谓具体右丞，似矣；然又何以抄五言诗不及右丞?是皆未足以尽之也。或曰读先生诗，当熟《史记》、《汉书》，故以惠氏、金氏、徐氏诸笺说援据极博，而尚有补注者。然且又举司空表圣、严沧浪言诗之旨，归于妙悟，又若不假注释者。此皆仁智各见，吾恶乎执一处以求之。

　　这段序文中，翁方纲对各种关于王士禛诗歌倾向的观点，进行了一一否定。分别否定了王士禛祧唐祖宋说、宗唐说、师韦柳说、师王维说、尚妙悟说。应该说这五种观点都并非胡乱总结，都有着王士禛个人自述或者明显诗风作为根据。但翁方纲对此都进行了否定，且提出了否定的理由。这样，在这篇序中，翁方纲实际上就隐隐提出了王士禛诗歌主要倾向是宗宋的观点。在别的文章中，翁方纲对王士禛的宗宋倾向有着清晰的表达。在《续禅智唱和集序》中，翁方纲说：“苏诗，渔洋所最服膺。”这个观点无疑是对的。从笔者的统计来看，王士禛最欣赏的其实是苏轼诗。他在各类文字中频繁谈论苏轼，次数远超李白、杜甫、王维。

　　再如王士禛作诗有个习惯，喜欢在诗歌中加几行小注，谈及诗中所涉及的前人诗歌。而在这些自注中，王士禛提到了大量的诗人诗句，统计后可以发现，提到苏轼15次，提到陆游8次，提到黄庭坚5次，提到杜甫7次，李白6次，白居易6次，杜牧6次，韩愈4次，王维1次，此外还提到其他的一些唐宋诗人几十次。从这项统计来看，提到苏轼是最多的。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苏轼是王士禛最关注的诗人。王士禛在唐宋诸多诗人中，最推崇苏轼，且直到晚年都是如此。这一点时人多未注意到，但翁方纲注意到了。所以他才会在《〈渔洋精华录〉序》一文中，又提出“精华录”这个名字是王士禛仿照宋人任渊编选黄庭坚的《山谷精华录》而取的。这都旨在点明王士禛的宗宋倾向。

　　而在乾隆时期，另一个以宗唐著称的诗论家沈德潜，也谈到了王士禛的宗宋问题。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谈到王士禛诗风时说：“渔洋诗以学问胜，运用典实而胸有炉冶，故多多益善，而不见痕迹。”又转述时人对王士禛诗的一种批评，认为渔洋诗“性灵反为书卷所掩”。这都是认为，王士禛诗的学问用典过多。而自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来，以学问为诗，频繁用典，一般都被认为是宋诗的特征。所以实际上在这里沈德潜也认为，王士禛诗有一定的宋诗特征。

二、王士禛中期诗风“宗宋”或曰“亦唐亦宋”的具体特征

　　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序》等著作中，曾提出古代文人的文学理论主张与其在实际创作中所展示出来的风格存在区别的现象。“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有的人在文论和文学批评里阐述的文学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里却并不实行；他在创作里反映的文学思想，是和他的言论完全相左的另一种倾向。”[7]3这在王士禛身上也有明显体现。王士禛主张“神韵”，讲求在诗歌中构筑一种“清远”的意境，这可以说是宗唐。然而在王士禛的实际创作中，却明显掺入了宋诗特征。他对苏轼的崇尚，远超对唐人的崇尚。他的各类文字、笔记中有大量谈到苏轼的地方，而谈及唐人的地方其实并不多。

　　王士禛诗歌中的这些宋诗风元素与特征，尚需一一厘清。尤其是要找出王士禛哪些作品是具有明显的宋诗风?其主要特征是什么?此后又有何变化?要解答这些问题，王士禛同时人的意见极具参考价值。康熙丁丑(1697年)王士禛的门人盛符升《蚕尾续诗序》中说：

　　先生蜀道诸诗，高古雄放，观者惊叹，比于韩、苏海外诸篇。……先生之言曰：再使秦蜀，往返万里，得诗才百余篇，皆寥寥短章，无复当年《蜀道》、《南海》豪放之格。

　　盛符升指出王士禛的《蜀道集》，被当时的读者认为诗风趋近“韩、苏海外诸篇”。这一论述很值得剖析。康熙十一年(1672年)六月，王士禛典四川乡试，在四川期间，他的诗集题名为《壬子蜀道集》。《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载：“是役也，得诗三百五十篇有奇，为《蜀道集》。”四川是苏轼的家乡，为欧阳修、黄庭坚、陆游等人的为官之地，留有大量的古迹。王士禛到四川后，睹物思人，这期间，有大量的怀念坡公、追和坡诗，反映瞻仰苏轼、黄庭坚等人遗迹的诗歌。如《和东坡开元寺忆子由》《眉州谒三苏公祠》《石佛山怀东坡先生》《叙州流杯池、泸州使君岩，皆山谷先生旧游，都不及访，怅然赋此》《登蝦蟇碚》(黄庭坚旧游地)《欧阳公绛雪堂》《西凉神祠曲》(陆游曾游此地，并有诗作)。在这些作品中，王士禛对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展现出深深的崇敬。尤其是在《叙州流杯池、泸州使君岩，皆山谷先生旧游，都不及访，怅然赋此》中说：“平生一瓣香，敢为涪翁惜。如何万里游，虚此几两屐。”《登蝦蟇碚》中说：“永叔涪翁诗不灭，谁为好事重鎚镌。”说明王士禛对黄庭坚是非常崇敬的。这一点后来宋荦、翁方纲等人都有谈到，都认为王士禛受黄庭坚很大的影响。

　　王士禛的《蜀道集》后来被收录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刻的《渔洋续诗集》中，这也导致有些人认为王士禛的《渔洋续诗集》有宗宋倾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王士禛门人徐乾学《渔洋续诗集序》讨论了乃师的宗唐宗宋问题：“虽持论广大，兼取南北宋、元、明诸家之诗，而选练矜慎，仍墨守唐人声格。或乃因先生持论，遂疑先生《续集》降心下师宋人，此未知先生之诗也。”反驳了认为王士禛宗宋的观点。王士禛的友人施闰章也在《渔洋续诗集序》中反驳了关于王渔洋祧唐祖宋的观点：“客或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于子瞻，而其所为蜀道诸诗非宋调也。”

　　要注意的是，王士禛的《蜀道集》中作品向宋诗风的倾斜，恰恰发生在王士禛所自述的“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时期，所以这一阶段是王士禛有意识地学习宋诗阶段，跟他后期公开扬弃宋诗，转而宗唐时，潜移默化学习宋诗的特征会有所不同。从时间点来看，《蜀道集》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作品集，是他由早年宗唐，到中年宗宋的过渡时期的作品，所以《蜀道集》中作品宗唐宗宋的两类风格都有。在《蜀道集》的一部分作品中，王士禛延续了早期的宗唐风格。如《晨起渡江登五峰过北岩寺》：“江郭晓烟合，携琴来五峰。水容青滑笏，山态碧玲珑。云树孤城外，风帆小市东。香林回望好，下界一空濛。”意境清远、恬淡，是明显的唐代风格的律诗。这一类的作品无论是在《蜀道集》还是王士禛其他诗集中都是非常多的，是王士禛主导的“神韵”风格。

　　但要注意的是，《蜀道集》中还有一类诗明显不是这类神韵风格。也即盛符升《蚕尾续诗序》中说的“高古雄放，观者惊叹，比于韩、苏海外诸篇”，或者王士禛自称的“豪放之格”。从篇目统计来看，《蜀道集》中这种豪放风格的作品，占到了三分之一强。正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谈到这一问题时所说：“入蜀使粤诗的变异，是王士禛宗宋的反映和结果。王士禛《蜀道集》中豪放风格的新变，正是他宗宋的结果。换言之，王士禛不把豪放风格归之于唐诗，他所理解的唐诗的主导风格是神韵。

　　对于王士禛将清远恬淡的神韵风格，视作唐诗的主导风格，沈德潜曾经提出了不同意见。沈德潜认为，王士禛片面以“神韵”为唐诗风格，只把握住了唐诗风的一部分，因为唐诗中也有豪放雄壮一类的。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沈德潜说：

　　新城王阮亭尚书选《唐贤三昧集》，取司空表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沧浪“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意，盖味在咸酸外矣。而于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成诗二十卷，得诗一千九百二十八章。诗虽未备，要藉以扶掖雅正，使人知唐诗中有“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观，未必不由乎此。

　　从这段引文来看，沈德潜编选《唐诗别裁集》的初衷之一，就是对王士禛把神韵等同于唐诗主体风格之观点的不满。沈德潜认为“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类的豪放风格，也是唐诗中一种重要的风格。这就明显可以看出，沈德潜与王士禛的分歧：沈德潜把豪放之类的诗风，也划入唐诗的主导风格，而王士禛则把豪放风格划入了宋诗风。这一点对于理解王士禛中年时期的宗宋，非常关键。《蜀道集》中的宗宋，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王士禛诗风的“由神韵到豪放”之新变。在《蜀道集》中，这种豪放风格的诗是大量存在的，如《井陘关歌》《雨度柴关岭》《夜至黄壩驿短歌》《龙背洞》，等等。以《雨度柴关岭》为例：

栈中新涨未归槽，百丈柴关水怒号。

鸟语不闻深箐黑，马蹄直上乱云高。

天垂洞壑蛟龙蛰，秋老牙须虎豹豪。

    谁识熏香东省客，戎衣斜压赫连刀。　　

这首诗明显不是神韵风格，气势上非常豪放、雄奇，确有学苏轼之处，跟王士禛诗歌中占主导的宗唐的清远、恬淡截然不同，显然属于《蜀道集》中新创的宗宋风格。这一时期，王士禛的宗宋是在学宋人苏黄的豪放与瘦硬峭拔。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在王士禛诗风中唐诗风与宋诗风，还没有完全融合，还处于一种拼盘状态。如果说这一时期王士禛的诗风是“亦唐亦宋”的，那指的是一种篇与篇之间的拼合状态，一部分作品是唐风格的，另一部分作品是宋风格的。《蜀道集》中，唐风格的诗篇与另一些宋风格的诗篇，综合起来形成了《蜀道集》“亦唐亦宋”的特征，既有唐风，又有宋风，但具体到单首作品，唐宋风格还没有有机融合在一起。这只能说是一种广义的“亦唐亦宋”，跟狭义的单篇作品中融合唐宋风格的“亦唐亦宋”，不应相互混淆。

三、王士禛晚期诗风“亦唐亦宋”特征及其神韵诗风的实质

　　康熙十四年(1675)，王士禛开始公开在京师提倡宋诗风。随后宗宋运动迅速升温，但也引起京师宗唐诗人的不满，由此王士禛的诗风有了向宗唐一面的回归。康熙二十六年(1687)他编选《十种唐诗选》，康熙二十七年(1688)又编选《唐贤三昧集》，这是王士禛晚期宗唐的标志。但晚期王士禛的宗唐，已经发生了改变，跟他早年的纯粹宗唐已经有所不同了。因为在这种宗唐之中，已经掺入了不少的宗宋成分。虽然他也提倡神韵，但个人的诗风，却已经有了明显的“亦唐亦宋”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亦唐亦宋”，已经不再截然可分，而是进行了一种水乳交融的改造，唐与宋已经不可分了。这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大量用典。王士禛诗歌有博学特征。这从惠栋等人的几种《渔洋精华录》注本的旁征博引即可看出。对《渔洋精华录》注解稍作梳理，就会发现，王士禛诗歌中的用典涵盖了经史子集、诗画佛道等各个方面，且几乎每句都用典。所以翁方纲《渔洋精华录序》中提到了时人对王士禛诗歌用典的观察：“或曰读先生诗，当熟《史记》、《汉书》”，就是因为王士禛诗中有大量引用《史记》、《汉书》的典故。

　　第二，在唐风意境中，加入了文人意趣、学问之说，有明显的“以学为诗”倾向。王士禛的诗是充满文人趣味的，这一点稍微翻开他的诗集即可发现。王士禛诗有大量的谈学问之处，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碑铭考据之学自不必说，甚至一些作品还提到了西学的问题，如《招梅定九并题写真》题下小注：“梅精律历，著《中西算学通》。”这就谈到了西方数学的问题。总体看，王士禛个人的学问非常渊博，其诗中也展现出这一点，故而沈德潜就认为“渔洋诗以学问胜。”

　　第三，从诗的标题与内容上看，往往是台阁酬唱、文人往还，多有类似宋人之处。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曾谈到诗歌题目：“予尝谓古人诗，且未论时代，但开卷看其题目，即可望而知之；今人诗且未论雅俗，但开卷看其题目，即可望而辨之。如魏晋人制诗，题是一样，宋、齐、梁、陈人是一样，初、盛唐人是一样，元和以后又是一样，北宋人是一样，苏、黄又是一样。明人制题泛滥，渐失古意。近则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谈尽窜入矣，诗之雅俗，又何论乎?”特意提到了苏轼、黄庭坚的诗题特征。而从王士禛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他的大量诗题，有模仿苏、黄的痕迹，具体体现就是标题起得特别长，近乎一小段散文。如《闻越王台重建七层楼，寄陈元孝、屈翁山、梁药亭》《甲戌除夕前二日雪集，姜西溟、吴商志、门人蒋京少、查夏重、宋山言、周策铭、殷彦来分赋得钱思公》，等等。

　　第四，王士禛有大量的题画诗，浸润着文人雅趣，近于宋人。对于王士禛的题画诗问题，学界已有大量研究。虽然唐人也有题画诗，但总体来看，王士禛的题画诗展现出极高的文化含量与文人雅趣，明显类似宋诗。

　　当然以上都还只是一些“外部特征”，并未触及到王士禛晚年“亦唐亦宋”诗风的最根本内在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王士禛晚期“亦唐亦宋”特征，恰恰最根本地体现在他的神韵诗风中。所谓“神韵”，众所周知，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给出过解释：

　　汾阳孔文谷(天胤)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条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王士禛自称神韵的核心特征是“清远”。然而清远，并不是唐人诗境的主流特征，准确地说应是宋人诗的主流意境特征。唐人诗有“清”的一面，但还谈不上是主流。

　　因此王士禛的神韵诗风，绝不是单纯来自唐人诗风，而是一种经过宋人过滤的唐人诗风。具体说，王士禛神韵诗风主要是学习苏轼诗歌中偏于唐人风格的诗歌而来。换句话说，王士禛神韵诗风，本质上是苏轼创造的一种诗风。王士禛晚期诗风，最典型的特征都体现在《渔洋精华录》所选的作品中。据王士禛门人林佶后序，该书是：“门人盛侍御、曹祭酒尝仿蜀人任渊纂《豫章集》之例，择其尤合作者千余，以为《精华录》，凡十卷。康熙庚辰夏，先生以授门人林佶。佶承命编录，稍有增减。”康熙庚辰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而从王士禛与林佶的书信来看，王士禛本人也参与了编选。因此这部选集是代表王士禛本人所认可的诗风的。翻阅《渔洋精华录》会发现，这部诗选确实是以神韵为选诗趣味，所选诗歌风格都是偏于清远、恬淡一类的。

　　这种诗风乍一看，有点类似王、孟、韦、柳，但又绝不相同。实际上王士禛在各类文章、笔记中谈到王、孟、韦、柳的地方并不多，远远少于谈到苏轼之处。翁方纲也认为，王士禛的诗风不主要学习王、孟、韦、柳，他在《渔洋精华录序》中说：“谓先生师韦、柳者，似矣，顾何以选《三昧集》而不及韦、柳?又有谓具体右丞，似矣；然又何以抄五言诗不及右丞?”如果王士禛服膺韦、柳，为何在《唐贤三味集》中不选韦、柳的诗?而虽然《唐贤三昧集》的选诗是以王维为中心，但王士禛的《古诗选》(即《五七言诗钞》)却又未入选王维作品。原因何在?由此翁方纲将王士禛神韵诗风主要学习王、孟、韦、柳的看法否定掉。他认为，王士禛的诗风与王维诗风确实有点像，但王士禛诗风并不是主要学习王维等唐人。

　　那么来自处何在?应该是来自苏轼。苏轼是宋人，他当然也要学习唐人诗，唐人的清远、恬淡一类诗风，到他手中当然会有某种变化。翻阅苏轼诗集，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诗风具有多面性，是由多重风格混杂而成。有雄壮、豪放的一面，有以文为诗的一面，有以议论为诗的一面，有恬淡的一面，如和陶的那些诗，也有写景清丽、意境清远的一面。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谈到苏轼的诗歌风格时说：“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即是指出了苏轼的论诗有“清远”、“清雄”的风格趋向。程千帆、莫砺锋二先生在《苏轼的风格论》一文中认为：“在苏轼所指出的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融合的艺术风格中，以‘清’为一方的情况特别多。仅上文所提到的例子中，有‘清’与‘雄’、‘清’与‘厚’、‘清’与‘敦’、‘清远’与‘雄丽’等等，其中尤以‘清’与‘雄’为常见，在苏轼的书论、画论、诗论、文论中都出现过‘清雄’的概念。”

　　而王士禛神韵诗风，主要是吸收了苏轼诗中写景清丽、意境清远的一面。作一些比较就能看得很清楚。比如苏轼有一组两首《庐山二胜》的诗，其中一首《开先漱玉亭》王士禛多次提到。在《开先寺赠颙公》的自注中王士禛说：“苏公《开先漱玉亭》：‘欲从琴高生’云云。”在《寄题三叠泉》中王士禛则说：“坡公赋庐山，选胜仅取二。开先与三峡，双瀑谁轩轾?”也是提到了这组诗，足见王士禛对苏轼《开先漱玉亭》一诗的重视。而苏轼这首诗的风格与王士禛的诗风，非常类似。《开先漱玉亭》全诗如下：

高岩下赤日，深谷来悲风。擘开青玉峡，飞出两白龙。

乱沫散霜雪，古潭摇清空。余流滑无声，快泻双石谼。

我来不忍去，月出飞桥东。荡荡白银阙，沉沉水精宫。

愿随琴高生，脚踏赤鯶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

　　这首诗整体看，跟王士禛《渔洋精华录》中那些主导风格的神韵诗，非常接近。尤其是写景的句子“乱沫散霜雪，古潭摇清空”带有典型的清远特征。《渔洋精华录》中几乎每首都包含这种类型的句子。而这样的句子在苏轼的诗集中也大量的存在，是苏轼诗歌几种主要的风格之一。再比如，王士禛于乙丑年(1685年)所作的《半山亭》一诗：“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自注：坡公《题峡山寺》句。)夙爱老坡语，几载思禺山。……宴坐半山亭，下见凝碧湾。……”其中“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即是出自苏轼《峡山寺》诗，苏轼全诗如下：

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我行无迟速，摄衣步孱颜。

山僧本幽独，乞食况未还。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

石泉解娱客，琴筑鸣空山。佳人剑翁孙，游戏暂人间。

忽忆啸云侣，赋诗留玉环。林空不可见，雾雨霾髻鬟。

　　苏轼的这首《峡山寺》明显带有神韵色彩，其最后两句“林空不可见，雾雨霾髻鬟。”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悟兴致。而王士禛所引用的两句“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也都是写景一类的句子，王士禛将之引入自己的诗中，足见对这类句子的欣赏，即“夙爱老坡语”之意。因此，可以认为，王士禛的“亦唐亦宋”风格是以苏轼诗为主要取法对象而形成的。具体说，就是吸收了苏轼诗中意境清远、写景清丽的一面，而扬弃了其豪放的一面，扬弃其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的一面。因此，苏轼的清远、清旷诗风对王士禛神韵诗风的形成，影响极大。

四、追求独创：王士禛“亦唐亦宋”诗风形成之主因

　　王士禛早期诗风，确实非常接近唐人。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盛符升编选刊刻了十七卷本《阮亭诗选》，这是王渔洋出版的第一部合集。书前附了除王士禛自序之外，还有由钱谦益、林古度、张九徵、叶方霭、施闰章、冒辟疆、魏学渠、陈维崧等人写的26篇序文，其人皆为一时之名士。这些序文很多都会谈到王士禛的诗歌风格，很多都认为王士禛诗风趋近唐人。如赵士冕的序中说：“贻上又出其游西山近作见示。近体清新，与王、孟伯仲；五言古森秀精卓，似常建、岑参，而本乎康乐，参之以杜陵。”这就是认为王士禛的诗风吸收了王维、孟浩然、常建、岑参、杜甫等人的特点，当然是典型的学唐。

　　但纯粹的学唐，并不是王士禛的诗歌理想，因为他非常强调诗歌创作的独创性，强调不模仿古人，更不能让自己的诗歌跟古人“像”。他多次以各种形式阐明这一基本观点。顺治十八年(1661年)，王士禛在《阮亭诗选》的自序中就表达的这个观点：“士君子生千百世之后，指乎千百世之前。代之升降不同，遇之感兴又异，乃必欲取古人偶然之言，规摹而仿像之，何其不智也。”后来在《跋袁海叟集》一文中，王士禛又进一步认为，善于学习前人，就要学前人的实质，而不蹈袭前人的语言：“故予谓：从来学杜者，无如山谷。山谷语必己出，不屑裨贩杜语。”而汪琬在《渔洋诗集》的序文中也谈到了王士禛诗歌绝不模拟前人“贻上之诗……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字。”

　　正是有这种试图独出一格的理念，才形成王士禛学唐，却不像唐；学宋，又不像宋的状况。早在康熙元年的《阮亭诗选》时期，作序者之一韩诗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韩诗圣在序言中认为虽然王士禛盛赞宋元诗，但他个人的创作风格，无疑也是盛唐的：“贻上居恒论诗，不薄中晚，不卑宋元，其自为者，又嘉其不似中晚、元宋，能入古唐之室，故为奇耳。”可知韩诗圣有所奇怪，一方面王士禛也推崇宋元，但是他的诗歌风格，却与宋元无关系，而非常接近初盛唐作品，所以称之为“奇”。从韩诗圣的分析来看，此时王士禛的诗歌已经在酝酿“亦唐亦宋”的未来路径。

　　可见，这种“亦唐亦宋”风格形成的动力，正在于王士禛的师心自用，不蹈袭古人。所以中晚期的王士禛，一方面盛赞苏轼，盛赞黄庭坚，在诗文、笔记中大量谈到苏黄，其次数多于谈及李、杜、王、孟、韦、柳等唐人，甚至《渔洋精华录》的取名也是模仿《山谷精华录》。然而他的诗风却与典型的以瘦硬、奇崛为主的宋诗完全不一样，乍一看比较接近唐诗，接近王、孟、韦、柳山水田园一派的唐诗。然而学唐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又在自己的诗歌中掺入了宋人特有的清雅气质、文人趣味、学问特征，吸收了苏轼的清远、清旷诗风。最终融合了唐宋两种风格“亦唐亦宋”，但又既不完全像唐人，也不完全像宋人，这大概就是他所希望的自己独创的诗风吧。

　　最后，王士禛“亦唐亦宋”诗风的形成，正在于将唐诗风、与宋诗风中的有价值的元素进行了有机融合，吸收了唐诗中“清”的一面，“禅趣”的一面，扬弃了唐诗中“慷慨激昂”、“感情奔放”的一面；吸收了宋诗中“文人雅趣”的一面，“清”的一面，扬弃了宋诗中“瘦硬”、“峭拔”的一面。这才形成了他独特的“亦唐亦宋”的神韵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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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中晚期的诗风实际上是一种“亦唐亦宋”的诗风，即他的诗中既有唐诗风格，也有宋诗风格，是唐宋兼有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士禛中晚期诗风的这种“亦唐亦宋”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拼合或者简单的混合，里面有着复杂的交叉融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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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所理解的“唐风”，指的是一种清远、冲淡的写景诗句，这基本就是他所说的“神韵”诗的主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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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对各种关于王士禛诗歌倾向的观点，进行了一一否定。分别否定了王士禛祧唐祖宋说、宗唐说、师韦柳说、师王维说、尚妙悟说。应该说这五种观点都并非胡乱总结，都有着王士禛个人自述或者明显诗风作为根据。但翁方纲对此都进行了否定，且提出了否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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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主张“神韵”，讲求在诗歌中构筑一种“清远”的意境，这可以说是宗唐。然而在王士禛的实际创作中，却明显掺入了宋诗特征。他对苏轼的崇尚，远超对唐人的崇尚。他的各类文字、笔记中有大量谈到苏轼的地方，而谈及唐人的地方其实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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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士禛将清远恬淡的神韵风格，视作唐诗的主导风格，沈德潜曾经提出了不同意见。沈德潜认为，王士禛片面以“神韵”为唐诗风格，只把握住了唐诗风的一部分，因为唐诗中也有豪放雄壮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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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认为“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类的豪放风格，也是唐诗中一种重要的风格。这就明显可以看出，沈德潜与王士禛的分歧：沈德潜把豪放之类的诗风，也划入唐诗的主导风格，而王士禛则把豪放风格划入了宋诗风。这一点对于理解王士禛中年时期的宗宋，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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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在王士禛诗风中唐诗风与宋诗风，还没有完全融合，还处于一种拼盘状态。如果说这一时期王士禛的诗风是“亦唐亦宋”的，那指的是一种篇与篇之间的拼合状态，一部分作品是唐风格的，另一部分作品是宋风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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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宗唐之中，已经掺入了不少的宗宋成分。虽然他也提倡神韵，但个人的诗风，却已经有了明显的“亦唐亦宋”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亦唐亦宋”，已经不再截然可分，而是进行了一种水乳交融的改造，唐与宋已经不可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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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量用典。第二，在唐风意境中，加入了文人意趣、学问之说，有明显的“以学为诗”倾向。第三，从诗的标题与内容上看，往往是台阁酬唱、文人往还，多有类似宋人之处。第四，王士禛有大量的题画诗，浸润着文人雅趣，近于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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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都还只是一些“外部特征”，并未触及到王士禛晚年“亦唐亦宋”诗风的最根本内在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王士禛晚期“亦唐亦宋”特征，恰恰最根本地体现在他的神韵诗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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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自称神韵的核心特征是“清远”。然而清远，并不是唐人诗境的主流特征，准确地说应是宋人诗的主流意境特征。唐人诗有“清”的一面，但还谈不上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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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王士禛的神韵诗风，绝不是单纯来自唐人诗风，而是一种经过宋人过滤的唐人诗风。具体说，王士禛神韵诗风主要是学习苏轼诗歌中偏于唐人风格的诗歌而来。换句话说，王士禛神韵诗风，本质上是苏轼创造的一种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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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诗风乍一看，有点类似王、孟、韦、柳，但又绝不相同。实际上王士禛在各类文章、笔记中谈到王、孟、韦、柳的地方并不多，远远少于谈到苏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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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宋人，他当然也要学习唐人诗，唐人的清远、恬淡一类诗风，到他手中当然会有某种变化。翻阅苏轼诗集，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诗风具有多面性，是由多重风格混杂而成。有雄壮、豪放的一面，有以文为诗的一面，有以议论为诗的一面，有恬淡的一面，如和陶的那些诗，也有写景清丽、意境清远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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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神韵诗风，主要是吸收了苏轼诗中写景清丽、意境清远的一面。作一些比较就能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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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的“亦唐亦宋”风格是以苏轼诗为主要取法对象而形成的。具体说，就是吸收了苏轼诗中意境清远、写景清丽的一面，而扬弃了其豪放的一面，扬弃其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的一面。因此，苏轼的清远、清旷诗风对王士禛神韵诗风的形成，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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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学唐，并不是王士禛的诗歌理想，因为他非常强调诗歌创作的独创性，强调不模仿古人，更不能让自己的诗歌跟古人“像”。他多次以各种形式阐明这一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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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王士禛也推崇宋元，但是他的诗歌风格，却与宋元无关系，而非常接近初盛唐作品，所以称之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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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亦唐亦宋”风格形成的动力，正在于王士禛的师心自用，不蹈袭古人。所以中晚期的王士禛，一方面盛赞苏轼，盛赞黄庭坚，在诗文、笔记中大量谈到苏黄，其次数多于谈及李、杜、王、孟、韦、柳等唐人，甚至《渔洋精华录》的取名也是模仿《山谷精华录》。然而他的诗风却与典型的以瘦硬、奇崛为主的宋诗完全不一样，乍一看比较接近唐诗，接近王、孟、韦、柳山水田园一派的唐诗。然而学唐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又在自己的诗歌中掺入了宋人特有的清雅气质、文人趣味、学问特征，吸收了苏轼的清远、清旷诗风。最终融合了唐宋两种风格“亦唐亦宋”，但又既不完全像唐人，也不完全像宋人，这大概就是他所希望的自己独创的诗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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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亦唐亦宋”诗风的形成，正在于将唐诗风、与宋诗风中的有价值的元素进行了有机融合，吸收了唐诗中“清”的一面，“禅趣”的一面，扬弃了唐诗中“慷慨激昂”、“感情奔放”的一面；吸收了宋诗中“文人雅趣”的一面，“清”的一面，扬弃了宋诗中“瘦硬”、“峭拔”的一面。这才形成了他独特的“亦唐亦宋”的神韵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