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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与《草堂诗余》 摘要:明代词学观念的发展和《草堂诗余》的传播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相辅相成,甚至互为 因果。以《草堂诗余》的传刻为线索考察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可以理出一个较为完整而清晰的发展轨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整个明代词学观念发展的状况,有利于理解明代词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明代词学观念同《草堂诗余》相纠缠,也存在严重的局限,影响明人对宋 词的全面认识和对词体本质的深入理解。拘于《草堂诗余》是明词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 明代词学; 演变; 《草堂诗余》 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与一本书有重大的关 系,这本书就是南宋人所编而在明代广为流行的《草堂诗余》。综合各家著录,明代《草堂诗余》总计有 40余种版本,远远多于其他词集。而各本对 旧本又多有改编。它通过序跋、编排( 分类、分调等) 、注释、评点、增删、续编等方式承载和传播了 明人的词学观念。本文的目的即是从 《草堂诗 余》的被研究和被刻传这一线索入手追索明代词学观念演变的轨迹及其对清代词学的影响。 一、 陈铎词学观念与《草堂诗余》 为方便讨论计,本人将 40余种明刻《草堂诗 余》大致分为分类本、分调本、评点续编三个阶段。而分类本阶段,对《草堂诗余》颇有研究者有陈铎、杨慎、张綖等人,他们对《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盛行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陈铎较早给予 《草堂诗余》以特别关注。其词集《草堂余意》2 卷,收词 147首,据张仲谋先生研究,实全为追和 《草堂诗余》之作。明代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二“陈大声和草堂诗余”条有云: “江东陈铎大声,尝 和《草堂诗余》几及其半,辄复刊布江湖间。”147 首正当“几及其半”,在陈铎当时, 《草堂余意》即 已“刊布江湖间”。除《草堂余意》外,陈铎罕有词作流传。 那么, 《草堂余意》创作于何时呢? 张仲谋先 生认为,从词作者题名的吻合度来看,陈铎所和 《草堂诗余》的版本只可能是嘉 靖二十九 年 ( 1550) 刻《类编草堂诗余》,因此推断, 《草堂余意》作于嘉靖二十九年之后,而陈铎本人也就是正德、嘉靖中人了。本人以为其结论似不准确。拟再作推论如下: 1、据陈霆之序言题署, 《渚山堂词话》一书当刊于嘉靖九年庚寅( 1530) ,则《草堂余意》作于此 年之前。而揣测陈霆词话语气,陈铎似为不存者。 2、以《四部丛刊》本《新刊增修笺注妙选群英 草堂诗余》 ( 属洪武本系统) 核对《草堂余意》之 词作者题名及顺序可知,陈铎所和者必非分调本, 而是分类本。而据各家目录著录之 《草堂诗余》 版本,嘉靖九年以前,只有明成化十六年(1480) 刘 氏日新书堂刊 《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本。、由此推知, 《草堂余意》应刻于成化十六年之后。 3、《千顷堂书目》著录陈铎撰有《词林要韵》一书,其注曰有成化十九年( 1483) 癸卯序,则此 书似刻于此年。《草堂余意》与《词林要韵》刻于同时或稍后,则《草堂余意》刊刻的时间在成化末弘治初,而其人亦为成化至正德间人。 综上所述, 《草堂余意》似刻于成化十六年刊《草堂诗余》之后不久,约在成化末弘治初。则陈铎“和草”的动机源于成化十六年刊《草堂诗余》的流布。我们可以推测,成化十六年刊《草堂诗余》流行之后,陈铎遂极研精习,先重刻宋人《词林要韵》以会通词律,进而广和《草堂诗余》以摹习词艺。 陈铎广和《草堂》, 当颇得意于《余意》。但是,陈霆予以了批评,其《渚山堂词话》卷二“陈大声和草堂诗余”条又云: “论者谓其以一人心力, 而欲追袭群贤之华妙,徒负不自量之讥。盖前辈 和唐音者,胥以此故,为大方所不许。大声复冒此禁,何也? ……而以之追步古作,遂蹈村妇斗美毛 施之失。盖不善用其长者也。” 陈霆是以创造的标准来批评陈铎的追步《草堂》。如果只是将它看成是初学者临帖之习作,则 陈铎不必矜贵,陈霆也不必过于苛责了。而况周 颐评为“陈大声词,全明不能有二”, 则誉之太甚。要之, 《草堂余意》全为拟作而已,不可较真。 换成模拟的角度,陈霆对陈铎词还是给予了肯定,他说:“然以其酷拟前人,故其篇中亦时有佳句。……凡此颇婉约清丽,使其用为己调,当必擅声一 时。”从和草“时有佳句”并“刊布江湖间”这一系列的事实来看,陈铎当迎合了时人热衷《草堂》的风气并推波助澜。这应该就是陈铎和草的一个方面的意义。另一个方面的意义是,陈铎和作体现了他的词学观念,主要有二点:一是宗尚北宋秦观、周邦彦词。经统计, 《草堂余意》和周邦彦词20首,和秦观词 16首,远多于他人。这同 《草堂诗余》编选的倾向是一致的。二是陈铎和词的风 格是“婉约清丽”,这也合于《草堂诗余》的总体风格。总之,这些词学观念实际上也就是陈氏对《草堂诗余》的体认。这一体认基本上被后来者所认同。 二、 杨慎词学观念与《草堂诗余》 分类本阶段,对《草堂诗余》的传播关系最大的是杨慎。张宏生师有 《杨慎词学与 〈草堂诗余〉》一文( 收于《2007明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 ,阐发几无剩意,下文以此 为基础,作本问题方向的延伸。 杨慎《词品序》详释“草堂”、“诗余”之意,其 用意是推重《草堂诗余》,表明其理论的立场。杨慎的创作又深受《草堂诗余》的影响,表现出绮丽浅俗的特点。杨慎著有《草堂诗余补遗》一书,其 《升庵诗话》“书贵旧本”条云: “《草堂诗余》旧本, 书坊射利欲速售,减去九十余首,兼多讹字,余抄 为《拾遗辨误》一卷。”明简绍芳《升庵年谱》、明何宇度《益部谈资》等均予著录。《草堂诗余补遗》表明杨慎尝用功于《草堂诗余》。 杨慎《词品》还对《草堂诗余》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评论。据本人统计, 《词品》明确提及《草堂》一书的有29次,远多于 《花间集》( 12次 ) 、《花庵词选》( 6次 ) 、《兰畹集》( 4次) 、《绝妙好 词》( 1次)。《词品》又屡言某词已“入选”,而未 指明入选何集。经本人检核, 多为《草堂诗余》。 而《词品》于明言《草堂》和“入选”之外,所评论之 词家词作,多为《草堂诗余》选入者。 总之,杨慎词学理论和创作的基础即是《草堂诗余》,若无《草堂诗余》,则既不成其“词”,又不成其“品”了。 明万历年间,书商重杨慎之名及与《草堂》之关系,刻成《升庵评点草堂诗余》之书,朱墨套印,做成精品行销市场。其评点均取材于《词品》,而其序即《词品序》,仅改换少许字句而已。因此, 《词品》与 《草堂》颇有耦合,可谓《词品》托 《草 堂》而传,《草堂》托《词品》而行。杨慎的词学观 念主要体现在《词品序》中,有云: 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 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 《江南弄》, 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 之体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瑞 鹧鸪》也。七言律之仄韵, 即填词之 《玉楼 春》也。若韦应物之《三台曲》、《调笑令》,刘 禹之《竹枝词》、《浪淘沙》,新声迭出。孟蜀 之《花间》,南唐之《兰畹》,则其体大备矣。 岂非共源同工乎。然诗圣如杜子美,而填词 若太白之《忆秦娥》、《菩萨鬘》者,集中绝无。 宋人如秦少游、辛稼轩,词极工矣,而诗殊不 强人意。疑若独蓺然者,岂非异曲分派之说 乎。昔宋人选填词曰 《草堂诗余》。其曰草 堂者,太白诗名《草堂集》,见郑樵书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怀故国之意也。曰诗余者, 《忆秦娥》、《菩萨鬘》二首为诗余,而百代词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传其书,而昧其名。 故于余所著词品首著之云。嘉靖辛亥仲春, 花朝洞天真逸杨慎序。 其观点主要是: 1、借“诗词同源”而推重词体。2、将词溯源至六朝乐府。本人认为,杨慎是 明代六朝诗派的领袖,主张学习六朝诗歌,崇尚缘 情绮丽之风。杨慎的词学观念与诗学观念正相一 致。3、推崇秦观、辛弃疾词,并宗北宋婉约、豪放 两派。4、提高《草堂诗余》的地位。 嘉靖时期与《草堂诗余》关系密切的词人还 有张綖,他著有《草堂诗余别录》,也是特别关 注《草堂诗余》的词家。但是, 《诗余图谱》( 三卷) 更为有名。此书编取宋人歌词声调合节者一百十首,图其平仄于前,而缀词于后。有当平当仄、可平可仄二例,汇而为图谱。此书在明代颇为流行, 作词多依为据,称为 “词家指南”(王晋象《重 刻诗余图谱序》) 。甚至,编书家将张氏 《南湖诗余》附录而行,可见,此书之名亦远过于本人词集。 明人《词律》之作, 先有陈铎《词林要韵》一卷,但未详言平仄之格, 杨慎于《词品》亦只发片 言,张綖继之而起撰为 《诗余图谱》, 颇便词家。 《词苑丛谈》卷一引云:“张南湖《诗余图谱》于词 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荜路蓝缕之功。”明言其开创之功。虽然此书讹误纷错,但是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词谱之作迭出。明代有程明 善《啸余谱》十卷,清代有赖以邠 《填词图谱》六卷、《续集》二卷等,二书均踵张綖之书而作,然罅漏更甚。清代万树有鉴于此,撰成《词律》,遂掩前书之功,几成词谱之定式。虽然如此,张綖的开创之功不可泯灭。其词律思想后被吸收入《草堂诗余》的编刻,即有分调本的出现。 张綖也是草堂派词人。首先,他因与秦观同里,词遂宗秦观。嘉靖己亥( 1539) 编刻《淮海长短句》,其题识云: “陈后山云,今之词手,惟有秦 七黄九,谓淮海、山谷也。然词尚丰润; 山谷特瘦 健,似非秦比。”推重之至。明人王晋象合刻秦 观《淮海词》、张綖《南湖词》,题曰 《秦张诗余合 璧》二卷, 王士禛又合刻张綖 《诗余图谱》、秦观 《淮海词》。后人也是认同“再来少游”( 朱曰藩 《诗余图谱序》) 之誉。 张綖推崇秦观词的“丰润”、“风怀绮丽”(张綖《淮海长短句题识》) 。这一点不仅从张氏言论得出来,也可从张氏的创作特点看出来,如《四库全书总目 》卷一百七十六 《南湖诗集四卷提要》云: 是集诗多艳体,颇涉佻薄,殆玉台、香奁之末流。每卷皆附词数阕。考綖尝作《填词图谱》(案:当即《诗余图谱》),盖刻意于倚声者,宜其诗皆如词矣。 可见,张氏诗风和词风颇有香艳的特点。 三、 何良俊词学观念与《草堂诗余》 嘉靖二十九年顾从敬刻 《类编草堂诗余》是 《草堂诗余》传播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版本,对后 世《草堂诗余》的传刻产生了极大影响。而其影 响是通过二个文本实现的,一个是何良俊的序,一 个是分调本《草堂诗余》。 何良俊,字符朗,华亭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孔 目。他的科第和官职不高,却是嘉靖时期的一个 文化名人,所撰《四友斋丛说》、《何氏语林》,颇为 士林所推重。何氏又善诗文。其诗文交游颇广, 与七子派、六朝派、金陵创作群体等多个文学集团均有交往。何良俊又精通音律。朱彝尊《静志居 诗话》卷十三云: “元朗早岁入南都,随顾东桥游 燕,多习旧闻。东桥每宴集,辄用教坊乐,以筝琶 侑觞。当康陵南巡日,乐工顿仁随驾至北京,得金 元人杂剧。元朗妙解音律,令家中小鬟尽传之,置酒留宾,恒自度曲。有李节者善筝歌,元朗品为教坊第一。”可见其声律家风采。皇甫司勋《何翰林集序》云: “君又妙解音律,晚畜声伎……躬自倚歌,尤长顾曲。江左余风,不在兹乎!”则何氏 倚声、顾曲于晚年尤甚。 接下来讨论何氏词学观念。其创见是“诗余乃乐府之流别”论。其《类编草堂诗余序》详叙诗歌、乐府、诗余、散曲之流变。何氏诗余发生、发展史观远比杨慎之论精确。对比何、杨二序,虽然均以李白为词家之祖,但杨慎又将词溯源至六朝 乐府。“填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矣”,亦是 此意。也就是说杨慎并未将词与乐府严格区分开来,只注意到词与乐府在声情等方面的差异,若六朝乐府声情合于后起之词, 则以为即 “填词之体”,而未注意到词与乐府在音乐上的差异,而这 是两者根本性的差异。何良俊发展了杨慎的词史观,将词与乐府分作了两个系统,词即乐府之质变。虽未明言,但从“声律乖矣”、“审音”、“比切 声调”、“昧于音节”等语来看,他意识到了词与乐府的根本不同在于音乐。从这一点出发,他将词 的成熟定在唐代。何良俊的这些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独声律之学,识者不无歉焉 ”,可谓识者之言。 正是在“声律”思想的指导下,产生了分调本。分调本按词调字数多寡编排,同一词调的词再按内容排列,因此兼有分类本之长。但其意义则在于,分调本在词选体例上回归词之本位,即回归词调,是明人词律、词调思想成熟的标志。此后分调本大行其道,而分类本式微。 何良俊《类编草堂诗余序》又云: 然乐府以皦径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即《草堂诗余》所载,如周清真、张子野、秦少游、晁叔原诸人之作,柔情曼声,摹写殆尽,正词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者也。第 恐曹刘不肯为之耳,假使曹刘降格为之,又讵必能远过之耶! 是以后人即其旧词稍加隐括,便成名曲,至今歌之,犹耸心动听。呜呼! 是可不谓工哉。 可见,何氏词学“本色说”( “诗余以婉丽流畅 为美”) 、词宗周张秦晁说、尊体论 ( “是可不谓工 哉”) 都是在杨慎基础上的发展,而其载体则为 《草堂诗余》。 四、 王世贞词学观念与《草堂诗余》 几乎所有的分调本《草堂诗余》都收入了何序,可见此序受重视的程度。因此,何良俊的词 学观念通过《草堂诗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产生重大的影响。王世贞《艺苑卮言》论词第三条云: “何元朗云: 乐府以皦径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 流畅为美。”即全录何良俊《草堂诗余序》语,以示推重之意。王氏论词与乐府之关系亦全本何说: 词者,乐府之变也。 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 “其调亡也”抓住了乐府、词、曲的本质属性, 可谓深得何氏之意。又云: 昔昔盐、阿鹊盐、阿滥堆、突厥盐、疏勒 盐、阿那朋之类,词名之所由起也。其名不类中国者,歌曲变态,起自羌胡故耳。 言词调的起源, 则论及燕乐,是正本清源之识,惜未详尽。关于词祖问题,王世贞云: 昔人谓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杨 用修又传其《清平乐》二首,以为词祖。不知隋炀帝已有《望江南》词。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 裁务艳语, 默启词端, 实为滥觞之始。 王世贞合杨慎六朝滥觞、李白词祖之说而将 何良俊李白词祖说前推至隋炀帝《望江南》词,是以词调立论,即严分乐府与词之界而导出的精确之论,发展了杨慎、何良俊两家之说。王世贞又在何氏本色论基础上提出正宗论: 故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 于闺帘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 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可见词的本色是“宛转绵丽,浅至儇俏”, 正符合杨慎等人绮丽浅俗的词风宗尚。 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 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蝉缓而就之,而不 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 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 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 而促,黄九精而刻,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 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 从以上引述我们可以看出,词的本色接近六朝之诗( “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裁务艳语,默启 词端,实为滥觞之始”,“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 ,这一点当受杨慎六朝派文学观念的影响。坚守诗余之说,词格在诗格之下。这个观点则消极于何氏。 总之,王世贞以《草堂诗余》为蓝本,在词调起源、词家之祖、词之本色、词之正宗等众多问题上,发展了杨、何的词学观念,并系统化、精确化,可谓明代词学的集大成者。这是《草堂诗余》的传播和明代词学观念自然发展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明代的词学观念到王世贞这里就停止发展了,而是要指出明代词学观念的 基本面目已经具备,此后,明代的词学观念仍有推 进,如俞彦《爰园词话》云: 词何以名诗余,诗亡然后词作, 故曰余 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词亡然后 南北曲作,非词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谓诗 余兴而乐府亡,南北曲兴而诗余亡者,否也。 王世贞言“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 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是何良俊言“诗亡而后有乐府,乐府阙而后有诗余,诗余废而后有歌曲”的注脚,而此条又是王世贞语的注脚。诗、乐 府、词、曲均不可言亡,而所亡者乃各体的音乐系统。音乐同语言一样是向前发展的,同音乐配合的文学,则是变化的。而曾经同音乐配合过的文 体,与音乐分离后仍然不会停止发展。这个论点以发展观看词的兴衰,同王世贞相较,具有更积极的意义,不可谓无功于清词的中兴。明钱允治《国朝诗余序》云: 窃意汉人之文、晋人之字、唐人之诗、宋人之词、元人之曲各擅所长,各造其极,不相为用。 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 此说实启焦循、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之论,但也是对杨、何、王、俞等人词史观的发展。 五、 余论: 清初词学观念对明代的发展 清代词学观念是对明代的发展,然其发展的 方式有顺势与逆势之异。清初词学,基本上承袭明代,是顺势,如王士禛词话《花草蒙拾》,序云: 往读《花间》、《草堂》,偶有所触,辄以丹铅书之,积数十条。程邨强刻此集卷首,仆不能禁,题曰《花草蒙拾》。盖未及广为扬搉,且自愧童蒙云尔。 可见,王氏学词和论词最初是从《花间》、《草堂》入手,因此屡赞《花间》、《草堂》之妙,其词话云: “或问《花间》之妙,曰: 蹙金结绣而无痕迹。问《草堂》之妙,曰: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即使在转宗南宋词之后,亦未尽废《草堂》。其词话两 类意见并存,即可为证。 万树《词律》初刻于康熙二十六年( 1687) ,万氏虽于明代词谱之作多有批驳之语,但其体例实 肇自明人词谱。若无张綖《诗余图谱》、程明善《啸余集》为其荜路蓝缕,则其后出转精,几成填词定式,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清代词学在顺势发展明代词学的同时也出现了逆势的发展,即浙西词派对《草堂诗余》及明代 词学展开了严厉的攻击。浙西词派的理论纲领是 汪森作于康熙十七年( 1678) 的《词综序》,此文对于词的起源、词与诗的关系、词与乐的关系、词体的地位等问题的观点仍是明代词学的顺势发展, 其所宗尚在姜夔一派( “词之能事毕矣”) 和醇雅之风,与明人宗尚周、秦和绮丽浅欲之风迥异 ( 《草堂》未选姜氏一词) 。浙西词人欲扭转明词宗尚,树立本派宗旨,陶铸清代词风,必从批判《草堂诗余》入手,因此,有“有以夺之”、“庶几可一洗 《草堂》之陋,而倚声者知所宗矣”之言。朱彝尊 《凡例》亦云: “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 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朱、汪宗旨正复相同。浙西词派的出现有其复杂的原因,如明清社会的巨变、云间词派的崛起、遗 民词人的探索等,推动了词学的宗尚转变。 总之,明代词学观念的发展和《草堂诗余》的传播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相辅相成,甚至互为因果。从《草堂诗余》的传刻考察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可以理出一个较为完整而清晰的发展轨迹,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整个明代词学观念发展的状况,有利于理解明代词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明代词学观念同《草堂诗 余》相纠缠,也存在严重的局限,影响明人对宋词的全面认识和对词体本质的深入理解。因此,清人重新发现和认识《花庵词选》、《绝妙好词》、《乐府补题》等,极大地发展了明代词学,最终形成清词中兴的局面。明词不兴,当然有种种原因,但拘于《草堂》则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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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8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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