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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七子之诗论——李梦阳 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自号空同子，与何景明、徐祯卿等号十才子，又有七才子之称。《明史》二百八十六卷《文苑》有传。 《明史》称：“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段话述梦阳论文宗旨，颇为扼要。《明史》又论其诗文谓：“华州王维桢以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而后有讥梦阳诗文者，则谓其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此数语批评梦阳诗文也很惬当，不过这些话犹过涉简单一些。 先就文言，论文非梦阳之所长，即其所作，亦是文不如诗。梦阳《文箴》有云：“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为词腴，行为道华。”（《空同集》六十）此言虽主复古，然只是道学家的论调。惟《空同子·论学》上篇有云：“西京之后作者勿论矣。”似有文必秦汉之意。此外，只有在作品中犹可窥出其摹拟秦汉之迹。所以所谓文必秦汉云者，在批评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主张。 其比较精彩的批评还是在诗的方面。论诗，空同并不专主盛唐，他只是受沧浪所谓第一义的影响，而于各种体制之中，都择其高格以为标的而已。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而七古则兼及初唐。这是他的诗学宗主。其《潜虬山人记》中论及诗文标准，说：“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汉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空同集》四十七）此可知其论诗论文，全以第一义为标准。王国维《人间词话》云：“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李氏所举的各体的标准，都是恰当始盛之时，那么，奉为准的，原亦无可讥议。不过以其盛气矜心，倚第一义压倒一切，不免矫枉过正之处，所以在当时已不能无异议。薛蕙诗云：“粗豪不解李空同。”何景明云：“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后人受此种影响，以耳为目，于是或议其徒得声响，或讥其食古不化，而空同诗论遂亦觉得只须“诗必盛唐”四字可以了之了。 其实，空同论诗何尝不主情。其《诗集自序》引王叔武语云：“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呕，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而文人学士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空同集》五十）又云：“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士，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閂也、呻也、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也，斯足以观义矣。故曰，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同上）他引这些话以序其诗集，宁非怪事！这些话是后来公安派用以反对李、何者，乃他竟称引以冠其集。不仅如此，他于称引之馀，再用此标准以自评其诗，谓： 自录其诗，藏罖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之者，李子闻之惧且惭，曰：予之诗非真也，王子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同上） 是则空同诗之非真，何待后人讥议，彼且自知之而自言之了。他再用此标准以评人之诗，在《林公诗序》中说： 夫诗者，人之鉴者也。夫人动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声，声斯律，律和而应，应永而节，言弗睽志，发之以章，而后诗生焉。故诗者非徒言者也。（《空同集》五十） 我们再看他的《张生诗序》： 夫诗发之情乎！声气其区乎？正变者时乎？（《空同集》五十） 再看他的《梅月先生诗序》： 情者动乎遇者也。……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遇而发者也。……故遇者因乎情，诗者形乎遇。（《空同集》五十） 再看他的《叙九日宴集》一文： 夫天下百虑而一致；故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故心者所为欢者也，情者所为言者也。是故科有文武、位有荣卑、时有钝利、运有通塞。后先长少，人之序也，行藏显晦，天之畀也。是故其为言也，直宛区、忧乐殊，同境而异途，均感而各应之矣，至其情则无不同也。何也？出诸心者一也。故曰：“诗可以观。”（《空同集》五十八） 再看他的《与徐氏论文书》： 夫诗，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贵宛不贵崄，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空同集》六十一） 这些话又岂像主张诗必盛唐的口吻！钱牧斋称“有学诗于李空同者，空同教以唱《琐南枝》”（《初学集》三十二，《王元昭集序》），由上文所引各文言之，简直可称为公安派的论调。然则他的诗论是否矛盾呢？则又不然。他于《潜虬山人记》中说：“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他于《驳何氏论文书》中也说：“柔淡者，思也。含蓄者，意也。典厚者，义也。高古者，格也。宛亮者，调也。沉着、雄丽、清峻、闲雅者，才之类也，而发于辞。辞之畅者，其气也。中和者，气之最也。夫然，又华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音，是以古之文者一挥而众善具也。”则是他所谓格调云者，原只是诗文之一端。他固不曾以主格调之故而抹煞一切！ 再有，即使说主情与主格调成为极端冲突，那也与空同之诗论不相妨碍。他于《诗集自序》中也曾批评王叔武的话云：“虽然，子之论者风耳！夫雅颂不出文人学士手乎？”风雅异体，那么风可主情，雅颂不妨主格调。于是他再述与王子论文人学士之诗而自述其作诗经历： 王子曰，是音也（指雅颂），不见于世久矣。虽有作者，微矣！李子于是怃然失已，洒然醒也。于是废唐近体诸篇而为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驰骋之技也。李子于是为六朝诗。王子曰，斯绮丽之馀也。于是诗为晋魏。曰，比辞而属义，斯谓有意。于是为赋、骚。曰，异其意而袭其言，斯谓有蹊。于是为琴操古歌诗。曰，似矣，然糟粕也。于是为四言，入风出雅。曰，近之矣，然无所用之矣。子其休矣！ 由文人学士之诗而言，其工本在词，则求其格之古与调之逸，又何尝不可！ 何况，所谓格乃是学古人之法，法不可废，则学古又何足为病。其《驳何氏论文书》云： 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户非同也，至其为方也、圆也，弗能舍规矩。何也？规矩者，法也。仆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仆窃古之意、盗古之形，剪裁古辞以为文，谓之影子诚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犹班圆倕之圆，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犹兔之蹄、鱼之筌，舍之可也；规矩者，方圆之自也，即欲舍之，乌乎舍！子试筑一堂，开一户，措规矩而能之乎？措规矩而能之，必并方圆而遗之可矣。何有于法！何有于规矩！（《空同集》六十一） 何况，学古之法，仍不妨碍其变化自得，则学古原是必经的步骤。其《驳何氏论文书》中又云： 阿房之巨，灵光之岿，临春、结绮之侈丽，扬亭、葛庐之幽之寂，未必皆倕与班为之也；乃其为之也，大小鲜不中方圆也。何也？有必同者也。获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丽可也，岿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质顺势，融镕而不自知，于是为曹为刘，为阮为陆，为李为杜，即令为何大复，何不可哉！此变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尝由，不求异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谓此也。非自筑一堂奥，开一户牗，而后为道也。 何况，他所谓学古，又混高格与规矩而为一，则所谓规矩，乃是运用此规矩的标准格。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引顾东桥（璘）述李空同语： 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矣。 此说，顾东桥虽以为过言，谓：“规矩方圆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规矩中耳，若说必要学杜则是学某匠，何得就以子美为规矩耶？”案东桥所言未尝不是。实则空同诗论原是带一些矛盾性的。他所举学杜之说，正是运用此规矩的标准格。所以由学其高格言，则近于拟议；由学其规矩言，则不妨变化。 何况，他所谓学古，又是标举第一义之格，则正属情文并茂之作。因此，主格调与主情，非惟不相冲突，反而适相合拍。其《与徐氏论文书》云： 夫诗，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贵宛不贵崄，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故曰“闻其乐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庄诐简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韩、孟、皮、陆之徒为诗，始连联斗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也！彼睹冠冕佩玉，有不缩脱投竿而走者乎？何也？耻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汉魏最近古，乡使繁巧崄靡之习诚贵于情质宛洽，而庄诐简侈浮孚，意义殊无大高下，汉魏诸子不先为之耶？（《空同集》六十一） 那么，所谓“诗必盛唐”云云，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正因其情质宛洽，而无繁巧崄靡之习，所以为可贵。这样复古，原不妨引王叔武的话，以自叙其诗集。看到这一点，然后知道何景明的《明月篇序》所以要说：“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意或缺。”所以要说：“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讬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他们简直不重在雅颂，而重在提倡风。 何况，所谓第一义之格，不仅情文并茂，原是则法自然。其《答周子书》云： 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空同集》六十一） 论到此，他的复古论可谓系统分明，建设完成了。然而，自然之与摹拟，总觉有些格格不入。说他的复古论建设在取法自然上面，恐怕骤听之，谁都要觉得奇怪！盖既重在物之自则，则应如道学家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才为合理。但是他便不赞成“文主理已矣，何必法也”的话（见《答周子书》）。《论学》下篇有云： “小子何莫学夫诗”，孔子非不贵诗也。“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孔子非不贵文也。乃后世谓诗文为末技，何欤？岂今之文非古之文，今之诗非古之诗欤？ 所以他要于诗文方面复古，而不是于道的方面复古。易言之，即偏重在文之形式复古，而不重文之内容复古。因此，他的复古论终究偏在格调一方面。其《缶音序》云： 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而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今人作性理诗，辄自贤于穿花蛱蝶点水蜻蜓等句，此何异痴人前说梦也？即以理言，则所谓深深款款者何物耶？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又何说也？（《空同集》五十一） 这是很通达的话。这样复古，所以能取法自然，而不同于道学家的论调。 由这种思想体系上以建成的格调说，何至为后人诟病！然而竟为后人诟病者，则以与何大复往复辨难的关系。一般耳食者，习熟于大复所讥尺尺寸寸之语，遂亦妄谓空同此说为学古不化而已。 何景明（王廷相附） 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山人，信阳人，与李梦阳齐名，见《明史》二百八十六卷《文苑·李梦阳传》，所著有《大复集》。 何氏论诗之语不多，因他是随从风气而不是开创风气或转移风气的人。他的论诗主旨，大半也与李梦阳相同。《大复集》中如《海叟集序》、《汉魏诗乘序》诸文，或主宗古，或尚汉魏，与空同主张并无冲突之处。杨慎《升庵诗话》中曾记一则故事，谓仲默尝言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升庵因举张文潜《莲花诗》、杜衍《雨中荷花诗》等讯之，曰，此何人诗？仲默说是唐诗。及升庵告以出处，仲默沉吟久之，曰，细看亦不佳。即就此节故事而言，仲默的态度，也与空同一样，都是一种极偏的见解。 其与空同论诗见解不同的地方，实在还因于作风的关系。空同之诗对于当时台阁雍容之作，不可谓非救时良药，然而仅举第一义之诗，则取法过于单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材，也不足以尽诗之变化。所以即在同时气类之中，大复之俊逸，已不同于空同之粗豪。而徐昌谷与高子业之诗又与李何不同。因作风之互异，于是遂形成见解之相歧。李何往复辨难之书，实在即起因于此。 明人诗论，颇有法西斯式的气焰，而李梦阳即是开此种风气的人。大抵空同不免太好强不同以为同，于是时有盛气凌人之处。李、何之气类虽同，然在空同看来，犹未能引为真实同志。所以先《赠景明书》，论其诗弊，劝其改步，却不料招到反响，引出了何景明的《与李空同论诗书》。这在法西斯式的诗坛主盟，那能容此情形。于是一驳之不足则再驳之，直至景明不复答辩而后已。 在此种争论中所欣幸的，即是因此问题引出了大复自己的意见。否则他既不是开创风气的人，并无表示意见的必要，也许即这一些话也不愿申述呢！大抵由作风言，空同粗豪，大复俊逸；粗豪故重在气骨，俊逸故富于才情。李维桢《彭伯子诗跋》云：“李由北地家大梁，多北方之音，以气骨称雄；何家申阳近江汉，多南方之音，以才情致胜。”（《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一）这正说明了他们诗格不同之点一。又由工力言，空同学富，大复才高；学富故重在拟议，才高故偏于变化。王廷相之序《空同集》，称其“会诠往古之典，用成一家之言”（《王氏家藏集》二十三），而序《大复集》则云“夫人坟籍孰不探，道旨孰不诠，文辞孰不修，风调孰不循，德履孰不习，终格于不类者，天畀之解未神尔”（见同上）！这又说明了他们诗格不同之点二。由于这二点不同，故其论诗主旨虽大体相类而终难尽合。何氏书中有云：“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今仆诗不免元习，而空同近作，间入于宋。”这是他们自述同源异流之处。何氏又云：“譬之乐，众响赴会，条理乃贯，一音独奏，成章则难。故丝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杀直。而并弃要眇之声何以窃极至妙，感精饰听也？”这也说明他们风格不同，终至异流的原因。盖空同学唐，得其气象，学之愈甚，愈近肤廓。大复学唐得其神情，才分既多，貌似自少。所以大复所谓“空同近作，间入于宋”。这句话我们尤应仔细分别。空同之间入于宋，只在似乎苍老的一点，而至于如何达此苍老之境，则空同与宋人并不走同一的道路。空同只于气象方面，学唐而求其苍老，所以愈学愈难，结果成为“木革之音杀直”，而不中金石。大复学唐重在神情，故可运自己的才情，然由气象方面言之，则愈学而离唐愈远。何氏说：“譬之为诗，仆则可谓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则过矣。”所谓过与不及，正应着眼在这一点的关系。 然而，假使仅仅过与不及的关系，不过一个学之太似，一个学之不似而已。这尚不致引起空同的非难。空同之非难，正因照何氏的路走去，结果非仅同源异流，抑且要入室操戈，可以打倒“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这是空同所不能容忍的。空同虽讲学古之法仍可归于变化自得，但是空同之所谓法，是规矩，是标准。他认为方式可变，而规矩不可废，标准不可紊。大复虽讲自筑一堂奥，自开一户牖，似乎重于变化而不重拟议，但是大复之所谓法，是格局，所以标准可变，而方式反似乎有定。这是他们中间重要的分别。他们争论之点也就在这一点。何氏说：“仆尝谓诗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也。上考古圣立言，中征秦汉绪论，下采魏晋声诗，莫之有易也。”空同重法，而其法反可以变化，因质顺势，不妨为曹、为刘、为阮、为陆、为李、为杜。大复不重法而其所谓法反是莫之有易。故知他们所论不是同一的对象。这“莫之有易”的法，有定而实则无定。所以何氏说：“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这是所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然而这样，便成为后来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的话头了。二者之不同如此，固莫怪空同要大声疾呼地说：“短仆者必曰李某岂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己，乃为舍筏而登岸。斯言也，祸子者也。……祸子者，祸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祸己与祸文之道，而反规规于法者是攻，子亦谓操戈入室者矣。” 譬之于画，由空同的理论言，是古典派的画；由大复的理论言，可以成为浪漫派或写实派的画。古典派的画，衣冠人物自有标准，至于随局布置，则可凭意匠，为浓艳、为旷远，因质顺势，初无一定。浪漫派或写实派的画，也讲布局，然而由内容言，则可以成职贡图，所写的是特殊形态而不是标准形态；也可以成鬼趣图，所写的只凭一己想像，全不受古人法度；更可以成为漫画，仅求其神情之表现，而不顾姿态之正确。这是何氏所谓“临景构结不仿形迹”。然在空同说来，则是“君诗徒知神情会处下笔成章为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势如搏巨蛇，驾风螭，步骤即奇，不足训也”（《空同集》六十一，《再与何氏书》）。 譬喻，也许有不真切的地方，那么，再加以说明。空同是由古入而仍又古出，大复是由古入而不必由古出，至后来公安派则是不由古入，当然也不由古出。仍由古出，所以空同于古，只见其同；不由古出，所以大复于古，只见其异。空同《再与何氏书》云：“诗云有物有则，故曹、刘、阮、陆、李、杜能用之而不能异，能异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见其异而不见其同，宜其谓守法者为影子，而支离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宽也。”这也是他们自述的不同之点，我们应在这些方面加以注意。 在当时，调和李、何之争者则有王廷相。廷相字子衡，号浚川，仪封人，有《王氏家藏集》六十八卷，《明史》一百九十四卷有传。 浚川也在前七子之列，其诗文颇受李、何影响。《家藏集》中有《李空同集序》，又有《何氏集序》，对二人诗文推崇备至，可见气类之合。其《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一文中说： 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黏着，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三百篇》比兴杂出，意在辞表；《离骚》引喻借论，不露本情；……斯皆包韫本根，标显色相，鸿才之妙拟，哲匠之冥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蚀》之词，微之《阳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委实，言多趂帖，情出附辏，此则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轨也。……嗟乎，言征实则寡馀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家藏集》二十八） 此文言诗之大致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黏着，重在比兴，而不重在赋，其说界于格调、神韵之间，与李、何意旨正相融合。由是而论，由入之途，有运意、定格、结篇、练句之四务；论修养之方，有养才、养气、养道之三会，其说与李、何之论也不相冲突。下文再接着说： 工师之巧，不离规矩，画手迈伦，必先拟摹。《风》、《骚》、乐府，各具体裁，苏、李、曹、刘，辞分界域，欲擅文囿之撰，须参极古之遗，调其步武，约其尺度，以为我则，所不能已也。久焉纯熟，自尔悟入，神情昭于肺腑，灵境彻于视听，开阖起伏，出入变化，古师妙拟，悉归我闼。由是搦翰以抽思，则远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属，生动之物，靡不综摄，为我材品；敷辞以命意，则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仙圣之灵，山川之精，靡不会协，为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习而化于我者也，故能摆脱形模，凌虚构结，春育天成，不犯旧迹矣。（《家藏集》二十八） 此则由规矩而趋于变化，正合李、何二人之说而有之了。浚川论诗虽无特点，而其同于李、何之处，正是善取李、何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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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4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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