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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所著有《初学集》一百十卷、《有学集》五十卷、《有学集补遗》二卷、《投笔集》一卷。事见《清史稿》四百八十九卷。他是明末清初文坛的领袖，与吴伟业、龙鼎孳号称江左三大家，而钱氏于批评方面尤多独特的见解，所以他的影响，较吴、龚二人为尤巨。不过后人以其为《贰臣传》中的人物，不免加以轻视，而《初学》、《有学》二集亦于乾隆时被禁毁板。所以他在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每因其出处之关系而动摇。 实则，我们假使不以人废言，则他的思想言论也与清代学术文艺有一些关系。清代学风重在实事求是，而他于《李贯之先生存馀稿序》谓“世降道衰，教学偏背，烦芜之章句，熟烂之时文，剽贼佣积之俗学，耳食目论，浸淫薰习，而先民辨志敬业之遗法不可以复考矣”（《有学集》十八）。清学风气又在以复古为解放，而他于《从游集序》谓“自儒林道学之术分歧于儒家而古学一变，自江门姚、江之学侧出于经术而古学再变”（《有学集》二十），这简直又是顾亭林所谓经学即理学的主张了。然而人家论到清学的开山大师，总推顾亭林、黄梨洲，而不及牧斋，岂不因为他是贰臣的缘故吗？岂不因为他仅仅是文人的缘故吗？ 文人之转移文风与学者之改变学风，实在也有相互的关系。其《赖古堂文选序》中说得好： 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者，凡以百年以来，学问之缪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袭习纶轮，酝酿发作，以至于此极也。盖经学之缪三：一曰解经之缪，以臆见考《诗书》，以杜撰窜《三传》，凿空瞽说，则会稽季氏本为之魁。二曰乱经之缪，石经托之贾逵，诗传假诸子贡，矫诬乱真，则四明丰氏坊为之魁。三曰侮经之缪，诃《虞书》为俳偶，摘《雅》、《颂》为重复，非圣无法，则余姚孙氏鑛为之魁。史学之缪三。一曰读史之缪，目学耳食，踵温陵卓吾之论断，而漫无折衷者是也。二曰集史之缪，攘遗拾沉，昉毗陵荆川之集录，而茫无钩贯者是也。三曰作史之缪，不立长编，不起凡例，不谙典要，腐于南城（《皇明书》），芜于南浔（《大政记》），踳驳于晋江（《名山藏》），以至于盲瞽僭乱，蟪声而蚋鸣者皆是也。《说文长笺》行而字学缪，《几何原本》行而历学缪，冬瓜瓠子之禅行而禅学缪。凡此诸缪，其病在膏肓凑理，而症结传变，咸著见于文章。（《有学集》十七） 则知钱氏虽是文人，而其论学主张所以与顾、黄相同者，即以此故了。顾、黄为学风而反抗明学，其关系是直接的；钱氏为文风而反抗明学，其关系是间接的。直接的易明，间接的当然不易为人称道了。然而无论如何，不能说清代学风与他绝不生关系。 明白他为学宗旨是如此，则本于这种论学的见解以论文，当然不满意于李、王一流之剽窃模拟，当然更不满意于锺、谭一派之新奇偪仄。他《答徐巨源书》谓：“窃尝谓末学之失，其病有二：一则蔽于俗学，一则误于自是。”（《有学集》三十八）由文而言，李、王之失有些近于俗学，锺、谭之失，又是误于自是。所以他于《赠别方子玄进士序》中说： 弘治中，学者以司马、杜氏为宗，以不读唐后书相夸诩为能事。夫司马、杜氏之学固有从来，不溯其所从来，而骄语司马、杜氏，唐以后岂遂无司马、杜氏哉？务华绝根，数典而忘其祖，彼之所谓复古者，盖亦与俗学相上下而已。 驯至于今，人自为学，家自为师，以鄙俚为平易，以杜撰为新奇，如见鬼物，如听鸟语，无论古学不可得见，且并其俗学而失之矣。 前一节说的是李、王，后一节说的是锺、谭，总之，其弊病都在于束书不观。锺、谭误于自是，师心自用，且不成为俗学。李、王知所宗主，而不溯源流，数典忘祖，故步自封，所以又有类于俗学。他于《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中说得更痛快： 本朝自有本朝之文，而今取其似汉而非者，为本朝之文；本朝自有本朝之诗，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为本朝之诗。人尽蔽锢其心思，废黜其耳目，而唯缪学之是师！在前人犹仿汉唐之衣冠，在今人遂奉李、王为宗祖，承讹踵伪，莫知底止。仆尝论之，南宋以来之俗学，如尘羹涂饭，稍知滋味者，皆能唾弃之。弘正以后之缪学，如伪玉赝鼎，非博古识真者，未有不袭而宝之者也。缪学之行，惑世而乱真，使夫人穷老尽气，至死而不知悔，其为祸尤惨于俗学。（《初学集》七十九） 这是很严厉很痛快的攻击。牧斋所谓俗学，原指科举之文。所以俗学之流弊人所易知。至以复古为号召之缪学，则其流弊便难以觉察。即因俗学不能乱真，而缪学能之。缪学能够乱真，而缪学之空疏不学，却复与俗学相类。同样是尘羹涂饭，而却盛以精致的器皿，喊着冠冕的口号，故其误人也益甚。“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这惟缪学能之而俗学不能，所以牧斋之攻击缪学，也更甚于俗学。牧斋早年对于《空同》、《閅州》二集也是澜翻背诵，可以暗中摸索的。（见《有学集》三十九，《答山阴徐伯调书》）他即是过来人，所以他深知缪学之毒。 七子倡言复古，而适成其谬，竟陵知七子之缪，而欲救其弊，然而学弥粗而识弥下，更钻入牛角尖里去了。舍正路而不由，这是牧斋对于竟陵派所深致惋惜的。其《嘉定四君集序》云： 古学之灭废久矣。向者剽贼窜窃之病，人皆知訾笑之。而学者之冥趋倒行，则愈变而愈下。譬诸惩涂车刍灵之伪，而遂真为罔两鬼魅也。（《初学集》三十二） 当时受竟陵影响者，如王思任、如文翔凤，都有这种弊病。钱牧斋说得好：“使世之山川，有诡特而无平远，不复成其为造物；使人之居室，有窈奥而无堂寝，不复成其为人世。又使世之览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于诡特，则必将梯神山、航海市，终之于鬼国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于穾奥，则必将巢木杪、营窟室，终之于鼠穴而已。”（《初学集》三十一，《刘司空诗集序》）所以锺、谭之说用以救李、王之弊则有余；假使奉为文学之正宗，则又有商量的余地。 上所论述，只是说明牧斋思想之消极的方面。现在，再述牧斋文论之渊源所自，以见其积极的主张。他《答山阴徐伯调书》云：“与练川诸宿素游，得闻归熙甫之绪言，与近代剽贼顾赁之病。”（《有学集》三十九）这是他转变之始。所谓练川诸宿素者，即是“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字叔达、娄坚字子柔、程嘉燧字孟阳、李流芳字长蘅。他们犹能守其师说，讲诵于荒江寂寞之滨，而牧斋都与之交游。这是他受影响最大的一点，所以他再与震川之孙昌世访求震川遗集重加刊定。（见《初学集》八十三，《题归太仆文集》）此外，对于唐荆川也相当推崇。他少时，熟烂《空同》、《閅州》诸集，他的父亲便说：“此毗陵唐应德所云三岁孩作老人语耳。”（见《初学集》四十九，《宋玉叔文集题辞》）这是他少时对于唐荆川的认识。后来他于《常熟县教谕武进白君遗爱记》一文即推尊荆川之学（见《初学集》四十三）。所以牧斋之攻击李、王，而知古学之源流，可说是受归、唐的影响。 又牧斋与公安派也颇为接近。他与袁小修游，而中郎友人如汤义仍、董玄宰及公安末流陶仲璞诸人，牧斋也都受其影响。 其《答山阴徐伯调书》云：“临川汤若士寄语相商曰，本朝勿漫视宋景濂，于是始覃精研思，刻意学唐宋古文，因以及金元元裕之虞伯生诸家，少得知古学所从来，与为文之阡陌次第。”又《题宋玉叔文集》云：“客从临川来，汤若士寄声相勉曰，本朝自空同已降，皆文之舆台也，古文自有真，且从宋金华着眼。自是而指归大定。”则是他的倾向古学，除归震川外，又很受汤临川的影响，汤临川晚年有志于其乡先正曾、王之学，并且以其所未及成就者勖牧斋，这与公安派的主张虽已稍异其趣，然而牧斋之訾謷王、李，无疑的也受临川的影响。由这一点言，他们的目标都是相同的。 牧斋于《陶仲璞遯园集序》中更有对公安派极公允的评论。 万历之季，海内皆诋訾王、李，以乐天、子瞻为宗。其说唱于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实自卓吾发之。……夫诗至于香山，文至于眉山，天下之能事尽矣。袁氏之学未能尽香山眉山，而其抉擿芜秽，开涤海内之心眼，则功于斯文为大。（《初学集》三十一） 他虽说袁氏之学，未能尽香山眉山，然而以香山眉山为宗，则也是牧斋所赞同的。谓香山眉山尽天下诗文之能事，则也是牧斋所承认的。 我们于此，可以看出牧斋思想的来源。 明白牧斋思想之来源，然后可以知道他论文的积极主张，正与清初学者亭林、梨洲一流人相同。所不同者，顾、黄重在学术上的成就，而牧斋则用以建立其文学批评的主张而已。 牧斋于其《答山阴徐伯调书》早已说过：“仆以孤生謏闻，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海内惊噪，以为希有，而不知其邮传古昔，非敢创获以哗世也。”（《有学集》三十九）“通经汲古”四字，是他文论的中心思想，是他文论的基本观念。这全与清初学者同其主张。在这里，我们所要注意的，乃是他如何应用此观念以建立其文学批评。于是，请读他的《复李叔则书》： 夫文章者，天地变化之所为也。天地变化与人心之精华交相击发，而文章之变，不可胜穷。文至于昌黎止矣！陆希声言李元宾与退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叔则谓唐宋之文不尽于八家，此知其变者也。是故论唐文于韩、柳之前，未尝无陈拾遗、燕、许、曲江也，未尝无权礼部、李员外、李补阙、独孤常州、梁补阙也，未尝无颜鲁公、元容州也；元和以还与韩、柳挟毂而起者，指不可胜屈也。宋初庐陵未出，未尝无杨亿、王禹偁也，未尝无穆修、柳开也；庐陵之时，未尝无石介、尹洙、石曼卿也。眉山之时未尝无二刘、三孔也。眉山之学流入于金源而有元好问；昌黎之学流入于蒙古而有姚燧，盖至是文章之变极矣。天地之大也，古今之远也，文心如此其深，文海如此其广也。窃窃然戴一二人为巨子，仰而曰李、何，俯而曰锺、谭，乘车而入鼠穴，不亦愚而可笑乎？（《有学集》三十九） 在这篇文中，他很明白地说出劝人开拓心胸，劝人扩大眼界，劝人兼收并蓄，以多师为师。所以他在《郑孔肩文集序》中说明：“近代之伪为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初学集》三十二）何谓僦？如“窭人子赁居廊庑，主人翁之广厦华屋，皆若其所有，问其所托处，求一茅盖头，曾不可得”。何谓剽？如“椎埋之党，铢两之奸，夜动而昼伏，忘衣食之源而昧生理，韩子谓降而不能者类是”。何谓奴？如“佣其耳目，囚其心志，呻呼啽呓，一不自主，仰他人之鼻息，而承其余气”者是。这全是对于明代文人空疏的反抗，所以要以“通经汲古”四字起其沉痼。杜甫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又云：“转益多师是汝师。”钱氏论文，庶几同此主张。 我们明白了他的积极主张，然后可以进窥牧斋之文章定义，以看出他整个的论文主张。现在除上文所举《复李叔则书》中所言而外，再举几条他对于文章所下的定义。 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也。（《初学集》三十一，《李君实恬致堂集序》） 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备矣。（《有学集》十九，《周孝逸文稿序》） 根据这些话，可以知道他所谓文章，是一方面重在性灵，一方面重在学问。这双管齐下的文章定义，可以说是对于七子、竟陵之补救，同时也可以说是集归、唐、公安之大成。 性灵与学问，如何可以双方兼顾呢？他便用一“真”字以联贯之。性灵求其真，学问求其真，于是双管齐下，可以一以贯之了。其《复李叔则书》一文，颇说明真与伪的分别。 文章途辙，千途万方，符印古今，浩劫不变者，惟真与伪二者而已矣。伪体滋多，稂莠烦殖，有以猎兔园、拾饾饤为经术者矣，有以开马肆、陈刍狗为理学者矣，有以拾断烂、党枯朽为史笔者矣，有以造木鸢、祈土龙为经济者矣。真文必淡，而陈羹醨酒酸薄腐败者亦曰淡；真文必质，而盘木焦桐卷曲枯朽者亦曰质；真文必简，而断丝折线尺幅窘窄者亦曰简；真文必平，而涔蹄牛踪行潦纡余者亦曰平；真文必变，而飞头歧尾，乳目脐口者亦曰变。真则朝日夕月；伪则朝华夕槿也。真则精金美玉，伪则瓦砾粪土也。不待比量而区以别矣。（《有学集》三十九） 根据他这一篇文所说的真字，便可知道不仅李、王诸人赝古之文其弊在于伪，即竟陵派也未尝不是伪。假使再进一步的说，即摹仿归唐者也不能离于伪；即公安派也未能完全做到一个“真”字。这个关系，即因各人对于“真”之认识不相同的缘故。 牧斋于《汤义仍先生文集序》又申其义云： 古之人往矣，其学殖之所酝酿，精气之所结啬，千载之下，倒见侧出，恍惚于语言竹帛之间。《易》曰“言有物”，又曰“修词立其诚”，《记》曰“不诚无物”，皆谓此物也。今之人耳备目僦，降而剽贼；如弇州四部之书充栋宇而汗牛马，即而视之枵然无所有，则谓之无物而已矣。（《初学集》三十一） 学殖之所酝酿，即是真学问的表现；精气之所结樯，即是真性灵的表现。言之有物，指真学问；修词立其诚，指真性灵。这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在牧斋看来，是不能偏废的。但是，在以前，震川、荆川主于古而较重在学，公安一派主于今而较重在性灵，都不能像牧斋这般双管齐下。 因为重在学问，所以对公安派也不免有微词。其《袁祈年字田祖说》谓： 虽然，岂惟田有祖哉，文亦有之。三百篇，诗之祖也；屈子，继别之宗也；汉魏三唐以迨宋元诸家，继祢之小宗也。六经文之祖也；左氏司马氏，继别之宗也；韩、柳、欧阳、苏氏以迨胜国诸家，继祢之小宗也。古之人所以驰骋于文章，枝分流别，殊途而同归者，亦曰，各本其祖而已矣。今之为文者，有两人焉。其一人，曰必秦、必汉、必唐，舍是无祖也，是以人之祖祢，而祭于己之寝也。其一人曰，何必秦、何必汉与唐，自我作古，是披发而祭于野也。此二人者，其持论不同，皆可谓不识其祖者也。（《初学集》二十六） 此文是对公安派袁小修的儿子说的，文中便有箴规公安派的意思。 因为重在性灵，所以对于规模震川者，也有些不满意。他在《震川集叙》中曾这样说过。 辁材小生，谀闻目学，易其文从字顺，妄谓可以几及。家龙门而户昌黎，则先生之志益荒矣。先生常序沔人陈文烛之文，讽其好学《史记》，知美罽而不知罽之所以美。学先生之学者，无为沔人之知美罽则几矣。（《有学集》十六） 凡是牺牲个性以模仿人家，而所模拟者又仅属形貌方面，则总是牧斋所不满意的。牧斋《瑞芝山房初集序》本苏东坡“不能不为”之说而引申之云：“古之人其胸中无所不有，天地之高下，古今之往来，政治之污隆，道术之醇驳，苞罗旁魄，如数一二，及其境会相感，情伪相逼，郁陶骀荡，无意于文而文生焉，此所谓不能不为者也。”（《初学集》三十三）这样阐说东坡之语，便可知学问必须贮之于平时，兴会乃是触发于一旦。有学问而无兴会，即无性灵；有兴会而胸中无所有，即无学问。这是他所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见《有学集》四十九，《题杜苍略自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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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8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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