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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才游艺与魏晋南朝诗歌及诗学 内容提要：晋南朝诗坛，普遍存在着逞竞才学、游戏文字的创作情境。此种情形之形成，与其时张扬才学的社会文化氛围、帝王权贵常常招聚文士酬唱的风气以及寒士以文才求仕进的现实密切相关。逞才游艺的诗歌创作，其社会价值固然不是很大，但对于文学自身发展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从创作和诗体而言，它对魏晋南朝时期诗歌风貌的形成，对诗歌表现艺术的进步，乃至古典诗歌某些基本特质的形成，都发生了重要作用；从文学观念之形成而言，它与南朝"文笔之辨"以及重娱乐、尚轻艳的诗学主潮，都有显见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魏晋南朝诗歌、诗歌创作、诗歌风貌、创作活动、文学观念、文心雕龙、文士、情境、古典诗歌、文笔之辨 王瑶《拟古与作伪》一文，认为魏晋人常常仿拟前人创作诗赋，是出于两种动机：一是学习作文的方法，二是与前人比短长，与时人较高下。这篇文章其实涉及中古文学乃至其后古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现象--逞才游艺一类创作。这个颇具学术价值的领域，后人涉足并不甚多。近年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是台湾学者梅家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撰写的几篇论文，借用西方美学理论，探讨汉魏六朝拟代、赠答两类诗赋的文学内涵和价值。不过从整体看，对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还存在较大欠缺。王瑶只谈魏晋拟作的创作动机而未做深广拓展，梅氏也仅限于论说拟代、赠答诗赋的创作动机及其本身的文学蕴涵。至于为数不多的其它论文(包括学位论文)，则大抵是对拟代现象的静态描述和分析。总之，已有的成果，一是研究面还较窄，基本限于重要诗赋家的模拟现象，而对于大量存在的游艺性诗赋创作则还较少涉及；二是缺乏对研究对象(如拟、代诗赋)与当时文学发展、文学观念之关系的深入研讨。而这后一方面，是最应重点研究的问题。
创作情境(环境和动机)，无疑是作家文学创作风貌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历来对作家创作情境的研究，更多偏重于作家与广阔的现实社会人生的关系方面，也即"为情造文"方面，这当然是首要的考察思路。不过，从文学史的实际看，魏晋以后作家的创作，除了与广阔的现实社会人生联系紧密之外，在逞才游艺的情境中赋诗作文也即"为文造文"的方面，也是创作常态。此类创作十分丰富，涉及魏晋以后各个时代的几乎所有文体和许多大小作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学史上某种创作风貌的形成，与相关文体的进步和成熟，甚至与某些重要的文学观念的提出，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缘于一直占据主流优势地位的实用文学观念的限制，古今学人对逞才游艺一类创作往往采取轻视态度，视为"才人狡狯，不足以语大雅"(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徐基〈十峰集〉提要》语)，而不屑于关注。这种简单否弃的态度，是对史实的不尊重，也是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缺陷。本文认为，只有全面考察"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文"两类创作情境，才能对文学史及相关理论问题的认识更加接近于实际、更加深入。
本文以魏晋南朝时期逞才游艺类诗歌为研究对象，拟对其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它与当时诗体发展以及诗学观念的关系，作一提纲挈领的论述。
一
逞才游艺的诗歌创作普遍存在于魏晋南朝时期，只要翻检一下相关的史传、笔记尤其是总集、别集，即可得到深刻印象。约略言之，这个时期逞才游艺的诗歌，主要在以下四类之中：(一)杂体诗；(二)游宴诗；(三)拟代诗；(四)宫体诗。当然，这四类诗歌逞才游艺之表现有所不同：一般地说，杂体诗、游宴诗和宫体诗，逞竞才学、游戏文字的特征比较明显；而拟代诗则往往逞才游艺与言情述志兼而有之。但总的说来，这四类诗作显然并非郁结在心、不得不发之属，而主要是在某些无关实际社会人生的情境下诗人的逞才游艺欲望--也即并非"为情造文"而是"为文造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很多诗人尤其是一些著名诗人和名流雅士，如曹植、傅玄、张华、潘岳、陆机、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王融、庾信、江淹以及萧衍、萧统、萧纲、萧绎、刘孝绰、庾肩吾、何逊、吴均、徐陵、沈炯、陈叔宝等，都有为数不少的逞才游艺诗作。
何以在魏晋南朝诗坛会涌现逞才游艺的创作现象呢？下述三方面原因是主要的：
首先是张扬才性的社会文化氛围。概而言之，汉代以后，义含"学识"、"文才"的才学观念逐渐兴起，如"(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益州刺史王襄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汉书·王褒传》)，"(蔡)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后汉书·蔡邕传》马日磾语)等。到汉末曹魏时期，品才学与论性情结合起来(刘劭《人物志》就是集中体现)，张扬才学个性蔚然成风，所谓"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此种风气，历经两晋南朝而不曾衰歇。
魏晋南朝时期与诗歌创作关联密切的弘扬才学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声华辞谈论以逞才。例如：郭泰"善谈论，美音制"(《后汉书·郭泰传》)；符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后汉书·符融传》)；裴遐"善叙名理，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殷浩能清言......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支道林"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以上见《世说新语·文学》)；"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王)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南史·王惠传》)。谈论中讲究"韶音令辞"，就是追求诗意的表达，也无疑是逞才的表现。第二，吟诗作文是士人展示自身才学的有效方式。文人游宴雅集，赋诗逞才(如邺下、金谷、兰亭、竟陵西邸、龙门游、兰台聚等)，是魏晋南朝时期文人生活的常态。曹丕为"驻马书鞭，为《临涡赋》"(《北堂书钞》卷九八《敏捷》引录曹丕《临涡赋序》)而自得。阮籍于宿醉之时替郑冲为文劝进司马昭加九锡，信笔而书，"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世说新语·文学》)。孙绰作《天台山赋》，辞致甚工，以示友人范荣期，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晋书·孙绰传》)桓玄登江陵南楼为王恭作诔，"吟啸良久，随而下笔。一坐之间，诔以之成"(《世说新语·文学》)。王融"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所作《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南齐书·王融传》)。至如曹植七步赋诗、左思《三都赋》出而洛阳纸贵、袁宏"倚马七纸"等，早已为人熟知。其具体创作情形容各有异，但都有以诗文逞才的鲜明内涵。
这个时期对文士的品评，也不再像汉代那样偏重道德伦理(如"孝廉")，而是更多关注才学个性。曹丕《典论·论文》既充分肯定建安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的个性才能，又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历数建安到刘宋时期的代表诗人，表彰他们"朱蓝共妍，不相祖述"。萧纲《与湘东王书》也说："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梁书·庾肩吾传》)他们所肯定和赞赏的，都是诗人的个性和诗才。
在这样张扬才性的社会文化风气下，诗人以作诗来逞才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次是帝王、权贵倡导下文人唱和的创作情境。刘师培曾罗列大量史料，反复说明曹魏和南朝文学的兴盛，"实由在上者之提倡"。这个时期的很多帝王、权贵，自身既擅美才藻辞章，更热衷于招聚文人才士，常常往复酬唱。本文所关注的是：这种贵游雅聚的诗会，究竟是怎样的情景？
曹丕给朝歌令吴质的两通书信，有云：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碁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文选》卷四二)
昔日游处......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同上)
由此可知，帝王权贵聚会文士的主要活动，有砺学、游戏、清谈、赏乐，以及饮酒、赋诗。吴质《答魏太子笺》也说：
昔侍左右，厕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自谓可终始相保，并骋材力，效节明主。(《文选》卷四○)
吴质除回顾同样的游玩、赏乐、饮酒、赋诗活动之外，还谈到作为臣子、文士参与聚会赋诗的心态--骋才效主。
一方面是帝王权贵自矜文才、聚士会文，一方面是文士投其所好、骋才效主，于是成就上下和乐、英才汇聚的美雅图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此种风雅情境，在两晋南朝期间频频重演，情景雷同：贾谧虽骄奢却好学，热衷延纳文士，潘、陆、左、刘等一时才俊，"并以文才降节事谧"(《晋书·刘琨传》)，吟诗作赋，世称"鲁公二十四友"。"帝(刘裕)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于是群臣并作。"(《南史·谢晦传》)"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南史·王俭传》)"(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武帝纪》)"梁武帝雅好辞赋，时献文章于南阙者相望焉。"(《南史·袁峻传》)"(萧统)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確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梁书·昭明太子传》)"(萧纲)弘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雅好赋诗。"(《南史·梁简文帝纪》)"(陈顼)太建初......济阳江总，吴国顾野王、陆琼、从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縡等，皆以才学之美，晨夕娱侍。"(《陈书·姚察传》)《南史·文学传序》概述南朝文学有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萧衍)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虽是主要讲梁武帝朝，其情形实可涵盖整个魏晋南朝时期。
此种情境下的诗歌创作，自然带有三种意义：其一，帝王权贵的提倡，强有力地激励着文士的创作热情；其二，雅集赋诗的情势下，文士之间必然争竞诗才以显能；其三，频繁的应景赋诗，苦于真情实感贫乏，必然会在辞藻声韵方面用力，带有明显的游艺性质。逞才游艺、"为文造文"，是此种情境下作诗的天然特征。
再次，作诗逞才是寒士仕进的一种可期待的途径。无论帝王权贵如何欣赏文才，吟诗作赋都不是文士的终极追求。枚皋娼优之叹悔，东方朔滑稽之悲愤，总是历代文人内心深处永久的痛楚。他们逞竞才学的目的，当然是仕进。学界一般认为，两晋南朝看重世族门阀，当时的很多文人也的确具有世族身份或与世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实际情形并非整齐划一。由于政权更替频繁，"举寒素"制度的实施，以及高赏才学的社会风气、帝王权贵对文学的喜好和提倡等多种原因，素族士人也有依恃才学以交游权贵和仕进的空间。张华"少孤贫，自牧羊"，但是"学业优博，辞藻温丽"。西晋初，拜黄门侍郎，爵关内侯。历官中书令、太子少傅、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等(《晋书·张华传》)。成公绥"家贫岁饥，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词赋甚丽"，张华"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征为博士"。历秘书丞、中书郎。左思作《三都赋》成，以示皇甫谧。"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自是之后，盛重于时"，因预贾谧"二十四友"。袁宏"少孤贫，以运租自业"，因"有逸才，文章绝美"为谢尚赏拔，"自此名誉日茂"。(以上见《晋书·文苑传》)鲍照"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元嘉中......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宋书·临川王刘义庆传附鲍照传》。又，《南史·恩倖传序》："宋文世，秋当、周赳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江淹"少孤贫，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鸾之为人，不事章句之学，留情于文章"。以才学颇受权贵赏拔，仕宋、齐、梁三朝，历官御史中丞、秘书监等，以金紫光禄大夫、爵醴陵伯致仕(见《南史》、《梁书》之《江淹传》)。
有这些以文才获声名、得官位的寒士，足证展露文才以求得举拔，是当时文士仕进的可行途径之一。他们倾力以诗文逞才，就是必然之事了。
二
魏晋南朝流行的逞才游艺的诗歌创作，对此一时期诗歌创作风貌的形成、诗歌表现艺术的进步，乃至我国古典诗歌某些基本特质的形成，都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首先，逞才游艺与魏晋南朝诗歌的时代风貌之关系。《文心雕龙》之《明诗》、《时序》二篇，对建安至刘宋的文学风貌有相当准确的评论。关于建安文学，其所云"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和"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两段话，是学者经常引述的。其实，这两段话并非刘勰对整个建安文学的评价。徐公持《魏晋文学史》把建安文学发展细分为三个阶段，并精辟地指出：刘勰的上述评论，"主要指邺城之前时期的建安文学(按即第一阶段)言"。而建安文学的第二阶段，也即邺下文人集团集中活动的时期，其诗歌创作风貌已经发生变化。刘勰所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描述的才是这个阶段的创作状况。这第二阶段，"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诗风已经减弱，出现了较多述游宴、写琐事的诗歌，追求技巧和辞采。而西晋以后的诗歌风貌，《文心雕龙》的概括就更加清晰明确：西晋诗歌"结藻清英，流韵绮靡"，东晋诗歌"溺乎玄风"、"辞意夷泰"，刘宋诗歌"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至于齐、梁诗歌，开始追求平易和谐，但是并非清水芙蓉，而往往是经营惨淡而归于平易自然的。对仗工巧、声韵和谐、字炼句琢，是齐、梁诗人的普遍追求。陈代则更有甚之，正如沈德潜说："梁、陈、隋间人，专工琢句。"(《古诗源》卷一三)
如上可见，魏晋南朝的诗歌创作风貌，不同时段虽有差别和演变，但一以贯之的倾向是注重诗歌的表现形式。所以叶燮评论两晋南朝诗家，认为惟有陶潜、谢灵运、谢朓、左思、鲍照能够"各辟境界、开生面"，而齐、梁诗人虽然"人人自矜其长，然以数人之作相混一处，不复辨其为谁，千首一律，不知长在何处"(《原诗·外篇下》)。说法虽不免苛刻，不过若从整体概观，从邺下文人集团到梁、陈诗坛，确是时代风貌远比个人风格更为鲜明。此种状况的形成，就与这个时期诗人的创作情境(环境和动机)有极大关系。
徐公持曾析出邺下文人集团的几种新的创作倾向，其中有"贵游风气"和"群体性"创作活动。"贵游风气"使"描写贵游活动诗赋骤增，成为邺城时期文学中的一大景观"；"群体性"创作活动导致"不少作品为应和酬唱交流讨论场合产生，所以今存同题之作很多"。这便是创作情境的新变化，而这两种创作情境一直盛行于其后的两晋南朝期间。西晋的"金谷雅集"、"鲁公二十四友"，东晋的"兰亭雅集"，南朝的"竟陵八友"、"兰台聚"、"龙门之游"以及历朝历代多有天子、王侯热衷招聚文士游艺等，这些文学团体，这些创作活动，无不带有浓厚的"贵游风气"和"群体性"。而在此种情境下吟诗作歌，因其往往缺乏真情实感，题材也受到限制，便会更多去雕琢字句辞藻、逞竞才学，从而淹没诗人的个人特色。这正是此一时期诗歌时代风貌远比个人风格更为鲜明的主要原因。
其次，逞才游艺与诗歌表现技巧的进步之关系。魏晋南朝诗歌表现的发展趋向，是由先秦两汉的诚朴自然持续走向雕琢和作用。许学夷概括为五变：汉魏同有"天成之妙"，但魏人"体多敷叙，而语多构结，渐见作用之跡"，此为一变；至西晋陆机等人，"体渐俳偶，语渐雕刻"，此为再变；至刘宋谢灵运等人，则"体尽俳偶，语尽雕刻"，此为三变；至南齐谢、沈等人，"声渐入律，语渐绮靡"，此为四变；至萧梁简文帝、庾肩吾等人之后，"声尽入律，语尽绮靡"，此为五变。(参见《诗源辩体》卷四至卷九)这个论断，在某些具体事项上或有可商，但指出此一时期的诗歌表现不断趋向于追求辞藻、偶对、用事、声律等人工作用，则完全符合事实。
这种诗歌表现趣味之走向，与当时文人的风习及其创作情境关系最为直接。邺下文人集团的"贵游风气"，使其时诗人在某种程度上疏离了广阔的现实社会人生，他们的创作题材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斗鸡走马、宴饮游乐以及日常生活的琐细事物(动物、植物、珍玩等)方面。今存曹魏时期的诗歌，这些题材的作品数量很大。此种情形，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是其时的政局趋稳、文人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的大背景所决定的，但对于诗歌作品而言，最切近最直接的关联，则是文人的风尚、创作情境及其所决定的创作题材。因为风尚、情境和题材，在很大程度上会天然地规定诗歌的某些写法趋向。此其一；其二，经常性的群体创作活动，而且往往是高位者喜好倡导、往往在某种限定(如同题)作诗的情境下的群体创作活动，其结果必然是"激发了个人的表现才华欲望，激励他们切磋琢磨、精心创作、一逞文思的积极性"。同时，题材的琐细和无关痛痒，也使此类诗歌"主要以描写精细巧妙见长，逞词使才的色彩很重，甚至令人感到文士们撰写这些作品，是在互相比赛技巧和辞采"。刘永济所说"邺下诸子，陪游东阁，从容文酒，酬答往复，辄以吟咏相高"，也是说的这种情况。由于两晋南朝期间"贵游风气"和"群体性"创作活动一直很兴盛，这种逞才游艺的诗歌就从未间断，而且有不断加强之态势。
逞才游艺的诗歌创作，其社会性价值固然不是很大，但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而言，它对诗歌表现技巧的提高和进步，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逞才游艺的诗歌，因其无关现实社会人生之痛痒，大抵属于"欢愉之辞"。经常在争竞的环境下创作这类"难工"的诗歌，自然会提高诗歌的表现技巧。刘勰所谓"才性异区，文辞(一作体)繁诡"(《文心雕龙·体性》)，实含有逞竞个人才学致使文学表现辞藻纷纭的意思。钱志熙曾说："就诗歌艺术的内在因素来讲，抒情、寓理、象征、体物这几种创作方法和与之相应的语言类型，它们在审美价值上没有高低之分，但从创作的技术方面来讲却有难易之别。抒写性的语言，主体性强，在运用上自然的成份较多，对语言表达方面的技术上的要求却反而不太高；而描写性、象征性乃至理语(诗的理语)则相对来说较难把握。"自邺下文人集团到梁、陈诗人，他们锻炼琢磨诗艺，"描写性、象征性、理语"这些诗歌语言是其重要方面。他们积累了丰厚的艺术经验，也取得了不小的表现成就，实际上极大推动了诗歌表现艺术的进步。
再次，逞才游艺与古典诗歌基本特质的形成。古典诗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表现方式和规则，使用典事和讲究声律是其中重要的方面。钟嵘批评南朝诗人"文章殆同书钞"、"辞不贵奇，竞须新事"的风习，反对齐、梁诗人"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的繁琐声律(见《诗品序》)，恰可说明：诗歌到南朝，追求用典和讲究声律，已经成为一时之风气。
如果追溯用典和谐律的源头，因其涉及史实和理论认识的种种复杂问题，非本文所能办。不过文学史的事实是：从曹魏邺下诗人开始，诗歌中有意识地运用典故和声律的情形渐次多起来，到齐梁时更加显著(当然，这个过程纠结复杂，典故和声律的运用和发展变化也未必同步)。由此形成了古典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则，因之也就成为古典诗歌的基本特质。以今天所见之史料判断，由于南朝诗歌空前地大力提倡和运用典故、声律，古典诗歌用典、谐律之基本特质的基础，正是这个时期奠定的。何以如此？有一个基本的理由：典故和声律之自觉地运用于诗歌创作，必当以文士充分的知识积累和对汉语声韵的透彻了解为前提。并且，具备了这样的前提，并不意味着典故和声律会被必然地运用于诗歌创作，这还需要其他复杂的条件(或动因)--逞才游艺的创作情境，无疑是其中重要条件(动因)之一。因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歌，由于其郁结在心、不得不发，往往是无暇雕饰、喷薄而出的自然歌唱；只有当内心情感不那么强烈、可发可不发的情况下作诗，才有可能充分顾及辞句的选择、锻炼和声韵的谐调问题。换言之，在逞才游艺、"为文造文"的情境下，在切磋诗艺、为争竞诗才而求新的情境下，才更加可能追求诗歌的用事、谐律。北方大定之后，曹魏邺下文士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文士诗人过的是比较安闲的附庸生活"。而他们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往往是在"贵游"和"群体"创作的情境下展开。此种情境，正是追求创新表达的极好的心境和创作环境。自邺下到梁、陈，这样的创作情境频繁重现，典故、声律便在诗歌创作中不断得到运用和锻炼，逐渐兴盛，逐渐成熟，遂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基本方法和规则。
三
逞才游艺的创作情境，与魏晋南朝的某些文学(诗学)观念也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首先，是逞才游艺与论文叙笔的文学观念之关系。在明确的文体意义上区分"文"、"笔"的史料，最早见于《宋书·颜竣传》，宋文帝问颜延之"诸子谁有卿风"，颜延之答："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其后萧绎讲得更明白些："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金楼子·立言》)与萧绎同时的刘勰总结南朝文笔观念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别目两名，自近代耳。"(《文心雕龙·总术》)《文心雕龙》从《明诗》到《书记》这二十篇"论文叙笔"的文体论，前十篇为有韵之"文"，后十篇为无韵之"笔"。这些史料说明：在文体意义上明确地把广义的文章区分为文、笔二类，普遍习用于南朝。
南朝时期明确的"文"、"笔"二分的观念，当然是在前人对文体区分不断细化、认识不断明确之基础上诞生的。谈论不同文体及其写作特点、要求，最晚从汉末就已开始。蔡邕《独断》卷上即有云："汉天子......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对这八种应用文体作出了具体解释。当然，更加接近文学文体意义的文体论，是从曹丕开始的。从曹丕的八体、陆机的十体，到《文心雕龙》的三十四种文体(如果加上其《杂文》、《书记》二篇中所列的细目，则共有八十一体)、《文选》的三十七种文体，人们对文体的区分越来越细，越来越明确。这正是南朝"文笔之辨"的思想基础。王运熙、杨明又通过梳理魏晋南朝时期史传(包括个别子书)对文章的著录情况，发现其中实际上已经存在"以有韵、无韵区分文体的做法"，认为"文、笔之分，正是在长期以来这种文体分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进一步说，汉末以来对文体区分的不断细化和明确，其现实基础还是文章创作实践的丰富多样。罗宗强从今存汉代人作品中统计出三十九种文体，并指出：刘勰所述的三十四种文体，西汉时都已出现。这就足以说明：正是创作实践中先已出现千姿百态的作品，文论家才得以归纳其体式类别，进而阐述各体的不同特征。
本文所关注的是：多样文体的大量涌现，其原因何在？首先一个事实是：无论《文心雕龙》的三十四种文体，还是《文选》的三十七种文体，其中多数都属于"杂文"范畴。罗宗强精确地指出："杂文之内各体的出现，显然并非出于实用之需要，而是文学自身发展的产物：或出于追求新的形式，或甚而出于游戏。"求新和游戏，往往就是逞才游艺之创作情境的产物。《文心雕龙·杂文》云：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所谓"藻溢于辞，辞盈乎气"，便是才智文士以作文为游艺；逞才游艺的创作正是文体(兼体制、体貌二义)"日新殊致"的重要原因。宋玉始造《对问》、枚乘首制《七发》、扬雄肇为《连珠》，都不是为着实用，都不是情到极处不得不发，而是"暇豫之末造"，是"学坚多饱，负文馀力，飞靡弄巧"(《文心雕龙·杂文》)的逞才骋辞。正是这种逞才游艺的闲暇娱乐的创作，丰富了文体样式。 就诗歌而言，魏晋南朝时期"杂体诗"数量很大，《艺文类聚》卷五六《杂文部二·诗》分列三十馀类(具目见上文注引)，均为"暇豫之末造"、"学坚多饱，负文馀力，飞靡弄巧"之属。这些逞才游艺的诗歌创作，对丰富诗歌本身的多样体式、强化诗歌本身的某些特质特征，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而言，逞才游艺的创作导致文体数量大增，而丰富的文体创作实践，正是南朝明确区分"文"、"笔"并进而深入探讨"文"、"笔"不同表现特征的前提。逞才游艺的诗歌创作致使杂体诗类别大增，无疑是"文笔之辨"中最重要的思想土壤之一。
其次，逞才游艺与重娱乐、尚轻艳文学(诗学)思潮的关系。重娱乐、尚轻艳，是南朝文学思想的主潮，也是其时诗歌创作的风尚。察《艺文类聚》卷五六《杂文部二·诗》收录的三十馀类杂体诗，除柏梁、离合、两头纤纤、藁砧、五杂组五体外，其他各体都是南朝诗人首创。谢灵运、鲍照、何长瑜、谢惠连、王融、范云、沈约、庾肩吾、庾信、萧纲、萧绎、沈炯这些活跃于南朝的诗人，都是杂体诗的重要作手。这便足以说明：南朝诗坛流动着一股浓烈的以作诗为娱乐的风气。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所谓"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艺文类聚》卷二三)，即鲜明地表述着文学追求娱乐、轻艳的风气。由于这些诗歌一般并无真情实感之抒发，故往往表现为逞才游艺，诗人们更多在雕琢诗歌形式上用力。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概述其时诗坛状况：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萧子显论诗主情尚易，其目的是对齐梁诗风予以拨正。不过，从这段综述中，恰可窥见其时"启心闲绎，托辞华旷"、"缉事比类，非对不发"、"操调险急，雕藻淫艳"的作诗风气--概而言之，就是情感贫弱、雕琢辞采声韵，就是崇尚轻艳的诗风。萧绎《金楼子·立言》所谓"至如文者，唯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于主情而外，实亦包含轻艳靡丽的追求。
这一重娱乐、尚轻艳之诗歌观念的产生，原因固然很多(如政局、思想状况，社会风尚等)，而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其时文人的生活环境和创作情境。实际上，文士安闲愉悦的生活和创作，从曹魏邺下文人集团就已开始，一路走向梁陈，娱乐、轻艳之风愈来愈重。这个时期虽时局动荡，朝代更替比较频繁，但是主流文人的生活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以各种不同团体的方式聚集在权贵周围，"贵游风气"和"群体性"创作情境，是其时文学活动的常态。《文心雕龙·时序》说邺下文人"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魏末文风"篇体轻澹"，西晋"结藻清英，流韵绮靡"，东晋"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此种情境的存续。而至南朝，历朝帝王"诏群臣赋诗"频见，太子、侯王乃至高官"招聚文学之士"风行(南朝各史记载甚多)，游戏之风、绮靡之尚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类史料极多：
余与众贤......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石崇《金谷诗序》，《世说新语·品藻》刘孝标注引)
妙善有兼姿，群才成大厦。奕奕工辞赋，翩翩富文雅。丽藻若龙雕，洪才类河泻。案牍时多暇，优游阅典坟。......轩盖荫驰道，珠履忽成群。德音高下被，英声远近闻。(萧琛《和元帝诗》)
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时萧琛子巡者，颇有轻薄才，因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梁书·何敬容传》)
天文以烂然为美，人文以焕乎为贵，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虫之小道。......宴游西园，祖道清洛，三百载赋，该极连篇；七言致拟，见诸文学；博奕兴咏，并命从游......(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
(徐君蒨)有轻艳之才，新声巧变，人多讽习。(《南史·徐羡之传》)
(陈后主)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陈书·后主张贵妃传》)
《陈书·后主本纪》史臣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综观魏晋南朝诗坛，总的倾向是不断远离现实的社会人生，而流行逞才游艺的优雅娱乐。因此，刘勰所谓"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虽是对东晋文坛的评论，实可用以描述魏晋南朝诗坛的一般情状。而这正是南朝重娱乐、尚轻艳之诗歌观念的温床。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第四十九条云："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朱光潜也说：
凡是艺术都带有几分游戏意味，诗歌也不例外。中国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有时似过火一点。我们现代人偏重意境和情趣，对于文字游戏不免轻视。一个诗人过分地把精力去在形式技巧上做功夫，固然容易走上轻薄纤巧的路。不过我们如果把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一笔勾销，也未免操之过"激"。就史实说，诗歌在起源时就已与文字游戏发生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已一直维持到现在，不曾断绝。其次，就学理说，凡是真正能引起美感经验的东西都有若干艺术的价值。巧妙的文字游戏，以及技巧的娴熟的运用，可以引起一种美感，也是不容讳言的。
文学艺术本有游戏性质，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理论家多有论说。魏晋南朝诗坛流行的以诗为娱乐之风，以大量的创作实践，鲜明地呈示着：游戏(诙谐)也是文学的本质属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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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1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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