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体系的崩解与魏晋士人个性的释放

扬之水

经学体系的崩解与魏晋士人个性的释放

    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国古代学术发展道路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诸子学说的萎缩和儒家学说的经学化、神圣化。

    为了激励士人们专心儒学，武帝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身通其艺者可选拔为郎中。“治经”成了士人通向利禄的阶梯，士人纷纷把主要精力都投放在了“治经”上。西汉立于学官的是今文经学，重在经义的阐发，但是，今文经学是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为逻辑基础、以维护封建“大一统”和封建皇权为目的的政治官学，从其诞生开始，对政治就有强烈的依附性。随着封建集权程度的加深和封建固有矛盾的显现，封建政治需要经学进一步更化来维护皇权的稳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经学走向神学化的道路。于是，在西汉哀、平之间，经学领域出现谶纬思潮。

    谶纬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在社会危机到来时，统治集团需要援引经义，把自己的实际的政治诉求转化为虚幻的上帝和神灵的意旨。所谓“谶”，就是编造大量的预言神化自己，所谓“纬”就是依傍经义实现“谶”的传播。在一些宣扬谶纬的著作里，有不少荒诞的谶纬之语，谶纬的出现加剧了经学的进一步神化，并使经学走向荒诞虚妄。

    由于无需引经据典进行理论化的阐释，谶纬的政治宣传作用直接而强大，所以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光武帝即位洛阳，“宣布图谶于天下”，经过明章二帝的继续提倡，谶纬发展成为一种风靡一时的学问，臻于极盛。谶纬的泛滥使儒学演变为粗俗的神学形式。

    然而，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今文经学的虚妄、古文经学的繁琐以及谶纬的蔓延，使得原本就依附于政治而不健康发展的经学，走向了更教条化和繁琐诠释的死胡同。儒经成了僵尸，治经成了网罗词汇、制作繁琐词章的无聊的文字游戏。常常出现“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的情况。到了这种地步，经学已经失去了可学性，也失去了可操作性，走向衰落将不可避免。

    物极必反，儒学盛极而衰。其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发展完全脱离了学理的轨道，变成了荒诞不经的谶语和政治教条，对人们已经丧失了吸引力。进入魏晋时代，社会分崩离析，僵化的儒学教条自然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和约束，追求信仰多元和个性释放成了社会的主流思潮。

    与经学的僵化相反，新兴的玄学和佛学，却以“得意昌言”，不循旧章，不拘文字，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受到人们的欢迎。“竹林七贤”是玄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在魏晋鼎革之际，他们活动于洛阳和河内郡（治今武陟西南）等地。他们著书清谈，倡扬玄风。主张顺应自然，建立一个没有斗争、没有君臣“名教”、不受道德约束的“自然”社会。玄学的文化学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一是掀起了一个个性解放的浪潮。

    与玄学紧密联系的道教在魏晋时期也兴盛起来。道教尊老子为教主，奉《道德经》《南华经》为主要经典，吸收了儒、墨、阴阳五行、佛、谶纬等家内容，视长生不老、全性葆真、得道成仙为终极目标。

    佛学是魏晋时期另一门显学。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晋南北朝战乱不已，社会各阶层人们普遍有一种“人生若朝露”的“忧生之嗟”。强烈的生命忧患催动人们面向八方去寻找安身之命之处。玄学的兴起，为一部分士人开拓出超越有限进入无限玄妙之境的思想新域。而佛教的到来，又为人们开辟出了精神解脱的新天地。首先，佛教塑造了一批解脱人们痛苦的大慈大悲的救世主，如菩萨、佛等，这对于身陷苦难中的民众不啻为绝望中的光明。其次，佛教的生死轮回之说，善恶报应之论为痛苦的人生找到了人生支点，消解了人们对于今生痛苦的感受和对来世未知的恐惧。

    儒学失落，套在人们思想上的枷锁暂时崩解，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制的士子们转向疏离国家与社会，开始注重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人生价值的思考。这种思维转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时期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下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品格的形成。而在文学艺术的畅扬中，魏晋士人的个性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释放。

    在儒学独尊的两汉，文学附庸于儒学。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立义”须“托五经”；“咏情”须以“彰教”为归宿。在儒学的所谓“有为”精神规范下，润色鸿业、讽喻教化成为文学的惟一职能。文学家，不过是毫无人格而言的弄臣。到了魏晋南北朝，尽管来自统治者的强权统治依然存在，但思想领域的独尊格局毕竟被打破，玄、佛、道的流行不仅为士人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向，实际上也为士人导化出了新的生活方式，玄风独振中的魏晋士大夫们狂狷不羁，蔑视礼法，任性放达，追求感观刺激，炼丹服散，纵情山水，溺于美酒。这些怪诞异行，被称为“魏晋风度”，既是世人对抗礼教，个性宣泄的体现，也是动乱社会消极避祸的求生手段。他们也许只能在佯狂或醉酒中求得个性的真正解放，但他们毕竟借助于这些手段实现了在文学创作中的情感释放，创造的文学作品确已完全实现了独立的学术品格。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人与文都从儒学伦常的樊篱中解放出来，个性得以释放，学术有了自觉，这是中国文化形成以来思想领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这是一个既破又立又重新融会的新时代，它为后世的文化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舞台，这一时期的文艺理念与创作方式，一直影响到唐中叶。

扬之水

今文经学是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为逻辑基础、以维护封建“大一统”和封建皇权为目的的政治官学，从其诞生开始，对政治就有强烈的依附性。随着封建集权程度的加深和封建固有矛盾的显现，封建政治需要经学进一步更化来维护皇权的稳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经学走向神学化的道路。于是，在西汉哀、平之间，经学领域出现谶纬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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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在社会危机到来时，统治集团需要援引经义，把自己的实际的政治诉求转化为虚幻的上帝和神灵的意旨。所谓“谶”，就是编造大量的预言神化自己，所谓“纬”就是依傍经义实现“谶”的传播。在一些宣扬谶纬的著作里，有不少荒诞的谶纬之语，谶纬的出现加剧了经学的进一步神化，并使经学走向荒诞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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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今文经学的虚妄、古文经学的繁琐以及谶纬的蔓延，使得原本就依附于政治而不健康发展的经学，走向了更教条化和繁琐诠释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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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极必反，儒学盛极而衰。其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发展完全脱离了学理的轨道，变成了荒诞不经的谶语和政治教条，对人们已经丧失了吸引力。进入魏晋时代，社会分崩离析，僵化的儒学教条自然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和约束，追求信仰多元和个性释放成了社会的主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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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学的僵化相反，新兴的玄学和佛学，却以“得意昌言”，不循旧章，不拘文字，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受到人们的欢迎。“竹林七贤”是玄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在魏晋鼎革之际，他们活动于洛阳和河内郡（治今武陟西南）等地。他们著书清谈，倡扬玄风。主张顺应自然，建立一个没有斗争、没有君臣“名教”、不受道德约束的“自然”社会。玄学的文化学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一是掀起了一个个性解放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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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晋南北朝战乱不已，社会各阶层人们普遍有一种“人生若朝露”的“忧生之嗟”。强烈的生命忧患催动人们面向八方去寻找安身之命之处。玄学的兴起，为一部分士人开拓出超越有限进入无限玄妙之境的思想新域。而佛教的到来，又为人们开辟出了精神解脱的新天地。首先，佛教塑造了一批解脱人们痛苦的大慈大悲的救世主，如菩萨、佛等，这对于身陷苦难中的民众不啻为绝望中的光明。其次，佛教的生死轮回之说，善恶报应之论为痛苦的人生找到了人生支点，消解了人们对于今生痛苦的感受和对来世未知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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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

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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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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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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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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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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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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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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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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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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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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