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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诗脱胎于旧体诗
【内容提要】新诗是文学革命的产物，是白话文运动的直接成果。新诗是在古典诗歌、民歌和白话文的基础上受到白话小说和外国诗歌的启发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诗脱胎于旧体诗，它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形式。 【关键词】 新诗 旧体诗 脱胎 白话文 民歌 民族形式 新诗从它诞生以来就受到各式各样的乃至最高层次的责难。新诗被指责为是移植的外来形式或主要是受外国诗歌的影响而诞生的，没有民族的根基，因此要对新诗实行“民族化”，要用“民族形式”来改造新诗，要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不大容易公开听到对新诗的上述指责了，但一些非正式的责难仍时有所闻，而且新诗是移植的外来形式或主要是受外国诗歌的影响而诞生的这种由诗人和诗评家研究出来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学术性观点似乎更具说服力地固化在许多人（包括诗人、诗作者和诗歌爱好者）的艺术观念中。如艾青就认为各体新诗“都是从外国（主要是欧、美）移植来的品种，就像棉花和葡萄、西红柿是外来的一样”。（《中国新诗六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５期）。卞之琳也认为，“诗在我国倒是古已有之的，但是说话调子，写起来分行，成为‘新诗’，也是由于西方的‘引进’。”（《新诗和西方诗》，《诗探索》1981年第４期）。因此，澄清这个问题，看来仍有必要。只有这样，新诗才能大胆地、不致一步三回头地向前健康发展。 那么，新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其实，新诗是中国文学运动内部规律性及文学的各种因素彼此作用的产物，是文学革命的产物，是白话文运动的直接成果。新诗从来就不是什么外来形式，而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形式，它是在我国古典诗歌、民歌和白话文的基础上受到白话小说和外国诗歌的启发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质言之，新诗是从旧体诗脱胎而来的。 追本穷源，新诗的孕育早在我国中古时期就已经开始。刘半农说，“白话诗是‘古已有之’，最明显的如唐朝的王焚志和寒山拾得所做的诗，都是道地的白话。”（《〈初期的白话诗稿〉序》，《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一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及至明清时代，一些人旧体诗向新诗的演变开始略具规模。当代学者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就这个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述： 以后明朝的曲如冯梦龙等人的作品，却步步接近语体；尤其是小曲作者刘效祖的《挂枝儿》，赵南星的《金钮丝》、《劈破玉》，归庄的《万古愁》，以及清朝蒲松龄的《问天》、《学究自嘲》，金农的《自度曲》，郑燮的《道情》，曹斯栋的《自述》等，简直同近代语体诗形式差不多了。到鸦片战争前，招子庸的歌曲《听春莺》、《杨花》、《思想起》，无名氏的《马头调》等，实在就是一种语体诗。（语体诗就是白话诗。——笔者） 这段论述表明，新诗的形式是由旧体诗、词、曲逐渐演变而来的。这就完全确立了我国新诗的民族化形式。我们从蒲松龄和郑板桥的一些诗中就可以看出旧体诗向新诗的演变和转化过程： ［叠断桥］正月灯节过，正月灯节过，新岁东家来接我， 蚂蜡驴驮着个癞怠货。心内暗揣摸，心内暗揣摸，今年东主更如何？问来人，说是也不错。号书上学，号书上学，学生前来把头磕。个个东家尊敬我，为了礼就把首席坐。菜蔬甚多，菜蔬甚多，鸡鱼蹄肚共馍馍，烧黄酒尽着吃的过。——《学究自嘲》（《蒲松龄集》下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 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道情》十首之一（《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新1版）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诗歌在形式上更接近于新诗。如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梁启超，其《爱国歌》就与早期的白话诗没有多大区别： 泱泱哉我中华！ 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 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 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 况乃堂矞中华！ 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 雄飞宇内畴与伦！ 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近代诗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 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的黄遵宪，也作过具有新诗意味的《军中歌》等诗。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虽在诗中表现新事物、新文化，反映近代社会生活，可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旧形式、旧风格、旧典故和旧句法，因而未能完全突破旧诗体的藩篱而创作出大量真正的新诗。直到新文化运动才带来诗体的彻底解放。 《新青年》杂志创刊以后，发起了白话文运动。既然一切文体都应“白话文化”，诗当然也不例外。一些勤于思索、勇于改革的文人感到，在文言文时代，尚且有一批文人如施耐庵、曹雪芹等，敢于创作出像《水浒传》和《红楼梦》这样的白话小说，为什么在白话文开始提倡的文学改革时代不可以创作出白话诗呢？这些旧体诗功力深厚而又受到西方文化（包括诗歌）影响的文人就开始了白话诗的尝试。于是在1917年诞生了新诗。新诗的诞生是与当时的政治变革和文体变革相适应的，它是文言变白话的必然产物，而外国诗歌的影响只是使这个诞生过程缩短一些罢了。 由于当时的新体诗人都是传统的旧教育形式的接受者和旧体诗根底更为深厚的文人，所以他们的新诗都是从旧体诗脱胎而来，带有明显的旧体诗、词、曲的痕迹，如我国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就是。其他新诗的开拓者也莫不如此： 残月黄金梳， 我欲掇之赠彼姝。 彼姝不可见， 桥下流泉声如泣。 美人酌夜光之杯 ——郭沫若：《别离》 东都迎暖玉之春 习习地风吹朱户 萧萧地雨滴银街 ——田汉：《东都春雨曲》 窗外的闲月 紧恋着窗内密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恼了， 她还涎着脸儿在墙上相窥 ——康白情：《窗外》 读着这些新诗，不能不使人感到词、曲的味道。就连素有“诗怪”之称的、最为“欧化”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他的许多新诗也仍然摆脱不了旧体诗形式的羁绊，更不用说其他诗人了： 君不见高丘之坟冢的安排？ 有无数蝼蚁之宫室， 在你耳朵之左右， 沙石亦遂销磨了。 ——《生活》 开你户牖 使其羞怯 征尘蒙其 可爱之眼了。 此是生命之羞怯与愤怒么？ 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 ——《有感》 还有一些新诗的倡导者，除了在旧体诗的基础上开发新诗外，还注意向民歌学习。他们的一些新诗也具有民歌的风味： 三十岁，来的快！ 三岁唱的歌，至今我还爱： “亮摩拜， 拜到来年好世界。 …………” ——刘半农：《三十初度》 “洋糖百合稀饭， 三个铜板一碗， 那个吃的？” “竹儿扒，破费你老人家一个板； 只当空手要的！” ——朱自清：《小舱中的现代》 新诗从一开始就注意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哪里还需得着几十年后来对此饶舌。新诗虽然从古典诗歌脱胎出来后受到外国诗歌的影响，但是从上述例子和其他很多早期新诗中，我们并觉察不到有多重的“西味”。尽管后来新诗受到的外国诗歌影响更大一些，“西味”也更重一些，但新诗的民族性并没有暗淡下来。 新诗的诞生是中国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质变”的自然结果，这如同宋元话本白话小说和明代拟话本白话小说一样是中国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结果。如果说新诗是移植的外来形式或主要是受外国诗歌的影响而诞生的话，那么宋元话本白话小说和明代拟话本白话小说以及《水浒传》、《红楼梦》等白话小说是不是移植的外来形式或主要是受外国小说的影响而产生的呢？当然，这并不是说新诗的诞生和后来的发展就没有对外来形式的借鉴或受外来形式的影响，但是这种借鉴或者受影响是次要的，是丝毫也改变不了新诗是从旧体诗脱胎而来，新诗是我们民族自己的这一既定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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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3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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