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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诗歌写本原生态及文本功能析论
一 研究旨趣 敦煌写本文献的发现与研究是近代学术史上的盛事，自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来，论题多元的敦煌写本研究蔚为盛况。综观敦煌写本文献整体的研究发展，文本考释最为基础，其后有从内容角度进行的写本考索，有就写本时代展开的相关析论。总体而言，大抵不离传统文献学研究之范畴，然未能凭借原卷详论。 近年随着复印件微卷的陆续公布与流通，乃有分类专题的叙录、校录等整理研究。尤其高清晰写卷图录及数字化影像的面世，学界逐渐关注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2013年张涌泉把从事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及教学实践中，对敦煌文献语言文字、书写特征、校录整理等心得，透过丰富的实例系统地加以论述，撰成《敦煌写本文献学》，提供了写本文献的系统理论，其重点主要聚焦在总体文献学研究的通例上。 关于敦煌文学写本的研究，也有《敦煌变文集》《敦煌曲子词》《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敦煌赋》《全敦煌诗》等，经过分类整理编印的文本可资利用，然这些文学文本抄写的原貌一般却无从得知，所以更谈不上细究。近年新的写本图录与数位扫描的大量公布，提高了清晰的写本原貌认知条件。个人以为敦煌文学写本文献，因属性不同，呈现抄写的现象有异，倘能结合写本物质形态特征与文本抄写形成的文化现象，对其文本功能与抄写目的进行析论，当不失为新的研究课题。 二 敦煌诗歌写本原生态研究的重要性 敦煌诗歌是敦煌文学范畴中的主要部分，初期研究主要是针对个别写卷或作品文本进行介绍、序跋或校录。之后，随着敦煌文献的陆续公布，研究内容与课题不断扩大，除了以个别作品或作者为题的研究篇章外，也出现了以敦煌通俗诗、敦煌诗歌、敦煌唐诗、敦煌僧诗、敦煌白话诗、敦煌学郎诗为题的研究。其中，有的以作者身份区分，有的以作品时代区分，有的以作品语言或风格、体类区分，凸显了敦煌诗歌的多元特性。2000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2]辑录了1925首，2006年张锡厚《全敦煌诗》以广义诗的概念收录了4501首之多。可见敦煌诗歌随着研究的发展，渐与变文、曲子词鼎足而三。 回顾近百年来敦煌诗歌的研究，主要围绕在补全唐诗、王梵志诗、韦庄《秦妇吟》、陷蕃诗等课题，白话诗、宗教诗则是后来较受关切的新课题。研究视角仍属于传统作品文本的校录研究。盖敦煌诗歌的流传是以写本传播的，此与一般雕版印刷的传世诗集不同。传世的唐人诗集，大抵经过文士编辑、校阅，然后付诸刊印，其形式固定，文本统一。后世翻刻，虽有版本不一的情形，然文字歧异不大。敦煌诗歌以写本形式流传，形态多样，且多为读者信手传抄，大抵未经编辑整饬，抄者鲜有编辑意识，因此不存在定本概念。所以王重民认为敦煌诗歌的整理是敦煌诗、词、变文和俗曲四种文学体裁中“数量最多，也最难整理”的一种。 之后，徐俊对王重民“最难整理”的说法进一步加以阐明，说：“难于整理，最主要原因是敦煌诗歌写本形态的复杂……粗略地分为两类：一是诗集抄写本，一是零散诗篇……诗集抄寫本在诗歌内容，题署方式、抄写行款，甚至纸张、书法等外在形态方面，与零散诗篇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辗转传抄甚至口耳相传，是写本时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传播形式，一般读者也总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作品为单位来接触作家的创作，而不可能像刻本时代的读者那样，可以通过《别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作品的。” 在写本时代，随兴式的诗歌选集居于实际流通的主体位置，而所谓的敦煌写本诗集正是这种情况具体的真实呈现。每一个抄本，都具有独特的时间性、空间性与阶层性意义；作者、抄者、编者、使用者一一在敦煌写本诗歌的文本上留下各自的痕迹，呈现了敦煌诗歌的写本文化{2}。所以整理研究敦煌诗歌时，不可以传世刻本的观念来看待，特别是定本的观念。换言之，除了传统诗集研究方法的基础外，特别需要先掌握敦煌写本的形态与特征及其相关知识，明了写本时代诗歌传播的方式，对于作者即兴抒发感怀之作，及书写于卷末或夹行之间的特殊情况，也需巨细靡遗地加以留意，客观地予以尊重。 黄永武先生也关注敦煌文献中的唐人诗篇。他自1977年起，便先后发表一系列有关敦煌唐诗研究的论文，后结集有《敦煌的唐诗》《敦煌的唐诗续编》。他在校订异文时，既取诸家诗集的多种版本相对勘，又研究文字异同，利用修辞学及句法习惯的观点，将文字改动后对诗意的牵连影响进行详细说明，非但不轻易改动，其中还每每详论敦煌写本字句近于唐人原本的情况，用以证明敦煌唐诗写卷在唐诗研究的贡献。 2000年徐俊在王重民、潘重规等前贤整理敦煌诗歌的基础上，既遵循传统古文献辑佚、校勘的通则，又特别注意敦煌写本的特性。他认为敦煌诗歌写本形态的复杂，既有诗集、诗抄本，又有零散篇什，与后来传世印本的别集、总集差别甚大。整理者既要了解区别于刻本时代的典型写本时代文献的复杂性特征，又要了解区别于经典文献的民间文本的随意性特征，方能准确把握这些写卷的性质，做出符合实际的分析。 对于徐俊的看法与心得，个人深有同感，敦煌写本从整体而论，大抵可分为：官府写本、私人写本、坊间写本、寺院写本四大类。形态多元，各有特色。尤其私人写本最为复杂，且具有随意性。所以从事敦煌诗歌整理与研究，对文本的各种抄写情况，确实有必要投以适当的关切与正视。 三 敦煌诗歌写本形态与抄写情况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王国，在诗赋取士的背景下，诗歌创作极其繁盛。根据《全唐诗》所载计有900卷、2200余家、48900多首。加上陈尚君《全唐诗补编》收录的唐诗多达53000首，诗人近3000家。胡应麟《诗薮外编》则说：“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衣羽客，靡弗预矣。”可见唐诗人才之盛、作品之夥，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唐代大量的诗歌创作，在印刷本流行前，除传诵、题壁外，主要是以手抄的形式来流布。其中作者创作，除口头吟哦或题壁外，主要以写本来呈现；读者则除了口头传诵外，一般是自抄自用，或使用他人抄本来进行阅读欣赏。传诵、题壁的方式由于不易跨越时空，所以难以广为流传。唐代诗人众多，诗篇数量庞大，唐诗在当代的流传，实际上每每将名诗名家以选集、别集方式甄选类聚，抄写传播。此方式有助于唐人的诗篇广远流传，由中土阔及西陲，敦煌所见是其实际之呈现。 （一）诗集抄本 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四分法中将文学作品归为“集”部。所谓的“集”，就是“集合”的意思，意谓将诗文作品汇集成编。《四库全书总目》云：“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著录，《宋志》十不存一。”唐代诗人诗篇众多，诗集的编纂自然发达，体例也趋于完备。主要有总集（含选集）、别集{2}之分。 总集是汇集各时代或一个时代的、多种体裁或一种体裁的各家作品的著作集。诗歌总集就是专门汇集诗歌这一种体裁的各时代或一个时代的各家作品的总集，包括选集。唐人诗歌选集是选编者以个人审美品评的视角从诸多作家浩瀚的诗篇中加以筛检，并依诗人或诗歌主题等进行编排。编选体例不一，主题多元，或依唱和，如《珠英学士集》《僧灵澈酬唱诗》等；或按饯送，如《朝英集》；或据题咏，如《前辈题咏诗集》《中书省试咏题诗》。有依时序编纂，合前代诗的有《续古今诗苑英华集》《丽则集》《诗人秀句》《古今诗人秀句》《玉台后集》，选初唐诗的有《正声集》《奇章集》《搜玉集》《国秀集》，选盛唐诗的有《河岳英灵集》，选中唐诗的有《南薰集》《御览诗》《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合选有《唐诗类选》《又玄集》等，大都不传。而传世本的唐诗选本，如元结《箧中集》、芮挺章《国秀集》、无名氏《搜玉小集》、殷璠《河岳英灵集》、姚合《极玄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虽为唐代不同时期的诗歌选集，然大抵为宋元明的刊本，而以明刊本或明翻宋刊本为多。 唐人写本则见存于敦煌文献，今存残卷没有总集，有不少编纂体例近似唐人诗歌选集。如S.2717、P.3771《珠英学士集》以官班为次抄录珠英学士诗篇55首，P.2567、P.2552抄录以初盛唐为主李昂等人的诗篇119首，Дx.3861、Дx.3872、Дx.3874蔡省风《瑶池新咏》抄录唐代女诗人诗歌15首，S.6171《宫词诗钞》抄录艳情诗宫词39首。 所谓“别集”是指个别作家的诗文集。唐人编定诗集是唐诗书面传播的主要方式，大抵为托人编定、亲自编定及代人编定三种形式。今所得见唐人集子多半为宋以后所编纂，真正属于唐人所编的不多。万曼《唐集叙录》著录有传本的唐人诗文别集108种，除叙录《东皋子集》据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引P.2819，据郑振铎《世界文库》引5件法藏王梵志诗写本并参酌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11个残卷叙录《王梵志诗集》，李峤集参考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李峤杂咏注”（张庭芳撰，S.555、P.3738）外，其他盖为宋元明清的刻本。 至于唐人所抄的唐人诗歌抄本今多不传，如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抄本一卷，是目前已知王勃著作的最早写本。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始得窥见当时抄本的实际样貌。其中如《珠英学士集》《瑶池新咏》《唐人选唐诗》等写本性质盖为唐诗选集。其他写本大多以集抄类型的诗集为主，而具唐人别集性质的写本，虽多为残卷，大致可以判定的有王绩、陈子昂、高适、岑参、白居易、张祜等，其中更有原卷原题的《王梵志诗》《心海集》《李峤诗杂咏注》《读史编年诗》等唐人所编的唐人诗集，同时还有《李翔涉道诗》《悟真赠答诗》《咏二十四节气诗》《诸山胜迹诗钞》《杨满川咏孝经十八章》……严格意义上的唐代詩人的别集在敦煌写本中较少，其中有诗人集子题署的为《王勃集》《陈子昂集》，其他虽无题署，然专以某一诗人作品之抄本形态出现的，如P.3862抄录高适诗49首，P.4878、S.4444抄录张祜诗7首，P.5005、Дx.1360、Дx.2974抄录岑参诗11首，实质上也算是具有唐代诗人别集的意味，或可视之为“准唐人诗集”写本。 在唐代除了少数已编定完成的集子有定本外，一般读者流传少有定本。特别是抄本时代，诗歌的抄写盖以读者自我抄写为主，相对于刻本时代，明显的定本观念不强，甚至无所谓定本观念。一般诗歌的传写，篇幅相对短小，便于读者随身携带吟咏。更有抄写者经由口诵，口耳相传，笔录传抄。其抄录诗篇率为作家名篇，是精华，是吉光片羽，而非刻本时代诗文集同一作家全部作品的呈现。这些写本的诗歌也每每存在异文，还有传抄所出现的形讹与传诵笔录的音讹等现象。 （二）诗歌丛钞 诗集众多，卷帙繁杂，读者吟诵每每选取名家经典之作，或因个人喜好择录诸家名篇佳作以为自我学习欣赏之用。此盖为诗抄普遍存在之缘由。抄具要抄、略抄、摘抄之意。敦煌写卷P.2385《毗尼心疏释》中有云：“抄者，略也。因令撮略正文，包括诸意也。略取要义，不尽于文。抄字着手，即拾掇之义，取其要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录明陶宗仪《古刻丛钞》时有云：“盖随得随抄，非著书也。”盖以此书乃陶氏针对所得见之古代中国碑刻随时抄录丛集成编，无一定编纂体例。阿英《晚清文学丛钞》盖为近代文学作品、文学史资料汇编，是为晚清文学重要作品与资料选集，名为“丛钞”。 敦煌文献中有关诗歌的写本有许多所谓的“丛钞”，大抵为后人据写本诗歌文本抄写的情况所拟的名称，并非原题。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一书中将敦煌文献中残存63种区分为诗集、诗抄写本、僧俗杂写中的零散诗篇。其诗抄写本即指“丛钞”。如：P.2104、P.2105、S.4037拟题为《释氏歌偈铭丛钞》，P.2492、Дx.3865《唐诗文丛钞》，P.2567、P.2552《唐诗丛钞》，P.2640《诗文丛钞》，P.2673《唐诗文丛钞》，P.2687《初唐诗丛钞》，P.2748《唐诗词丛钞》等。 （三）散抄杂写 敦煌诗歌散抄杂写大部分出自学郎之手，这在传世文献中非常罕见，也是敦煌诗歌较具特色的写本。由于学郎的年龄层不一，所以在程度上也就出现了相当的落差；较年幼的初学者，尚未具备创作诗歌的能力，但在阅读或抄写困乏厌烦之际，抄写现成的诗歌，用以表达自己的心情，抒发烦闷的情绪。余曾据已公布的写本普查，敦煌写本中学郎诗抄的写本，计有：S.614、S.692、S.728、S.3287、S.3713、S.6204、S.6208、P.2498、P.2621、P.2622、P.2746、P.2917、P.3189、P.3192、P.3305、P.3322、P.3386、P.3486、P.3534、P.3780、 P.4787中国书店藏等28件，总计55首（含残句）。 这些诗篇往往是当时学校流传不具作者姓名的作品，仅为学郎所传抄，并非抄写者的创作；也有些是抄写者袭用现成作品时但在字句上略作的改换；当然也有较为成熟的学郎已具诗文写作的能力，出现了个人述志或即兴的创作。所以学郎诗抄有学郎所创作的诗歌，也包含流传于学郎文化圈用以表达学郎生活情绪的非原创性的诗歌。 四 敦煌诗歌写本原生态呈现的文本功能 敦煌诗歌写本形态既如此多元，其抄写情况复杂，倘若未能意识到这些现象，不谙抄写情况，恐易入敦煌诗歌研究的误区。诸如：缺题、散句致使误为佚诗；诗题接抄于前，易将前后作者误为一人；同题诗篇分属前后二诗，易误为二题；先后抄写，易致时间模糊；异文俗写易致忽视误读等。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文学传统主流的诗歌，“诗言志，歌咏言”“缘情而绮靡”等道出了抒情是诗歌文学的基本功能﹔诗歌文本的传诵与传写，传诵者与抄写阅读者主要藉诗歌以寄情、遣怀，诗歌文本发挥的是“温柔敦厚”“兴观群怨”的社教功能。除此之外，从抄写者、使用者的角度考察，还可观察唐代敦煌地区诗歌写本文本的实际教育功能，兹举其要者，略述如下： （一）咏物诗的诗歌教育功能 敦煌诗歌写本《李峤杂咏注》是今存唯一的唐人注本诗集。李峤咏物诗侧重事物形态与特点的描述，引类触物，目的是为习诗者学习咏物诗之写作而编。现存敦煌写本计有：P.3738、S.555、Дx.10298、Дx.2999与Дx.3058（缀合卷）、Дx.05898残片、Дx.11210残片等7号6件。 自S.555、P.3738公布以来，李峤咏物诗即深受学界关注。从神田喜一郎、王重民、黄永武、王三庆到徐俊，或考论其文献，或评析其诗学价值，更有全面校理注疏的呈现。王三庆《敦煌类书》立有“诗篇体之类书”，其中即收录了《李峤杂咏·张庭芳注本》，特别彰显《杂咏》的类书性质。之后，葛晓音从诗学的角度论证《杂咏》采用五律分类咏物组诗的形式，是受“初唐以来专讲对偶声律的著作常用的示范方式的影响”，为“唐初以来的作文入门类著作的惯例”，也与“唐初以来诗歌创作、类书编排以及指导对偶书特别重视咏物有关。” 李峤《杂咏》全编120首，是采用与类书相同的体制而写作的大型五律咏物组诗。吟咏的题材分别从日、月、星、风，到珠、玉、金、银，种类繁多。每题一诗，计120题，分属：干项、坤仪、芳草、嘉树、灵禽、祥兽、居处、服玩、文物、武器、音乐、玉帛等12类，每类10首。其性质类似类书，诗歌主要侧重于歌咏描写各种日常物品的形态与特点，其目的盖为唐人诗歌学习写作而编写。我由于从事敦煌诗歌与敦煌蒙书研究的关系，对于以诗歌作为蒙书、蒙书采用诗歌体式及二者之間的相互交涉尤为关注。窃自以为：李峤《杂咏》是唐人普及五言律诗的启蒙教材，我国史志虽有著录，然中土失传已久，唐代日本遣唐使、留学生曾据以学习汉诗的典范，并携返日本，成为平安时期日人学习汉诗的热门诗集{1}。明嘉靖间日本天泽氏（林衡）刻《佚存丛书》始收入，至清代编纂《全唐诗》复辑入。 今得见有敦煌写本张庭芳《李峤杂咏注》，此注也盛传于日本{2}。是天宝六年（747）张庭芳为了有助于童稚的诗歌学习，特针对当时流行的诗歌创作范式《李峤杂咏》“研章摛句，辄因注述”，以期“庶有补于琢磨，俾无至于疑滞”。敦煌本的流传说明了《李峤杂咏》在唐代西北边陲的敦煌地区仍旧是诗学教育的流行教材，其在大唐盛世广为流行，盛况不难想见。 （二）咏史诗的历史教育功能 作为唐诗重要内容之一的咏史诗，敦煌写本S.619存有赵嘏《读史编年诗》35首，赵嘏之作与胡曾《咏史诗》、周昙《咏史诗》等的时代、阶层、性质相近，同属中晚唐文人大型咏史组诗。王重民早年抄录S.619，生前不及披露，后由夫人刘修业整理撰成《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与明代小类书〈大千生鉴〉》发表[21]之后，探究者不乏其人。1994年张晨《传统诗体的文化透析——〈咏史〉组诗与类书编纂及蒙学的关系》提示了咏史组诗与童蒙教育的关系，并且留意到咏史组诗与类书、蒙学之间的关系，虽也注意到敦煌写本赵嘏《读史编年诗》，但未及深论。另外，民间纯粹为学童而编写诗歌体式的历史类蒙书《古贤集》，敦煌文献中也存写本9件，分别为P.2748、P.3113、P.3174、P.3929、P.3960、P.4972、S.2049、S.6208、Дx.2776。根据这些写本残卷我们得以获睹这一篇完整民间通俗历史教育诗歌的全貌。 《古贤集》盖为中晚唐时民间教育者所撰作，用以作为童蒙教育的历史教材。其体制，全篇以“君不见”三字作为起句的冒头语，之后则是以七言40韵、80句、560字，集合古代诸圣贤事迹，撰成长篇歌诗。就诗歌文学的立场来看，《古贤集》与《读史编年诗》当可归入咏史诗。所以项楚《敦煌诗歌导论》与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在校录与讨论《古贤集》時，均将这些作品视为咏史诗。 其内容表现，正如诗的最后两句所说：“集合古贤作聚韵，故令千代使人知”。其主要内容大抵述孝友、勤学、文章、仕宦、诚信、忠贞等事迹，是以人物为主，配合其事迹，灌输历史故实，借以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以资启发。就功能而论，盖以精简通俗的诗句，概括历史人物的经历，便于学童朗诵，快速地掌握历史故事，既可敦品励学，又可积累相关历史知识；同时还能在诗歌韵味的浸淫中，培养作诗的基础。因系为童蒙教育而编的教材，所以内容较为集中在歌咏古人奋发勤学的事迹，例如“匡衡凿壁偷光学，专锥刺股有苏秦。孙景悬头犹恐睡，姜肱玩业不忧贫。车胤聚萤而映雪，桓荣得贵赍金银”等。 以唐代风行七言诗的形式，将历史掌故及人物事迹加以编纂，让儿童诵读、记忆，以便灌输历史知识，并通过历史人物的行为典范，教导孩童忠孝仁义等品德，相较于讲理说教的蒙书，更能吸引孩童，同时也丰富学童的写作题材与表达的内容，这无疑是《古贤集》这类咏史诗歌写本的另一文本功能。 （三）风物诗的山川古迹认知功能 敦煌诗歌的流传中还有文本展现地方风物知识功能的写本，如《敦煌廿咏》，今存7件，分别为：S.6167、P.2690、 P.2748、P.2983、P.3691、P.3870、P.3929。《敦煌廿咏》为写本原题，或作《沙洲敦煌廿咏》，未署撰者，其序云：“仆到三危，向逾二纪，略观图录，粗览山川，古迹灵奇，莫可详究。聊申短咏，以讽美名。”所歌咏的20个敦煌灵奇古迹，依次为：三危山、白龙堆、莫高窟、贰师泉、渥洼池天马、阳关戍、水精堂、玉女泉、瑟瑟、李庙、贞女台、安城祆、墨池、半壁树、三攒草、贺拔堂、望京门、相似树、凿壁井、分流泉。每一古迹一首，均为五言律诗。依序前中所言，可知作者写此诗时已在敦煌居住20多年，是对于敦煌地方古迹风物甚为娴熟的一位诗人。按其内容探求，其写作时间当在吐蕃入侵敦煌前。组诗以写实的手法，对敦煌古迹尽情歌咏，充分展现敦煌风物独具异彩的粗犷景观，讽诵这些诗篇，既可激发热爱家国、乡土的情感，又可发挥认知地方风物的教育功能。P.3929前抄《敦煌廿咏》，后接抄《古贤集》，一为敦煌当地风物，一为古代历史人物，共同发挥地理与历史之教育功能。P.3870《敦煌廿咏》卷末抄有《题隐士咏》（为同一人所抄），后有题记“咸通十二年十一月廿日学生刘文端写记读书索文□”，也可作为学生写读《敦煌廿咏》之旁证。 （四）训诫诗的通俗教育功能 敦煌诗歌写本中以通俗浅近见称的王梵志诗是近代海内外敦煌诗歌研究最热门的课题，浅俗的诗歌特色与辛辣的诗歌内容更为学界所瞩目。所谓“王梵志诗”，实际上是一个庞杂的集合体。今存30多件敦煌写本，除十几件没有诗题卷次外，其余均标有诗题卷次，各卷呈现的标题卷次，经过研究分析，大致可归纳为：一、卷上并序，二、卷中，三、法忍抄本，四、卷第三，五、零卷，六、一卷本，七、辑佚等七系。 其中辑佚主要来自历代诗话、笔记，多为零篇散句，最为杂乱。敦煌写本各系的抄本，彼此不相杂厕，呈现出“各本王梵志诗不是同一人创作”的现象，也就是说存在着各自不同系统“梵志体诗”集合的可能。根据各卷的内容分析，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系统，即社会诗：三卷本，宗教诗：法忍抄本、卷之三、零卷，教诲诗：一卷本。 一卷本《王梵志诗》的“教诲诗”，计有S.2710、S.3393、S.4669、S.5794、P.2607、P.2718、P.2842、P.2914、P.3266、P.3558、P.3656、P.3716、P.4094、宁乐本及Дx.0890+Дx.0891等16件写本，全卷有诗92首，均采用五言四句的整齐形式，内容偏重在生活仪节、处世格言、俗谚等方面，形式、内容旨趣都与其他卷次的王梵志诗不一样，内容性质与敦煌蒙书《太公家教》相似，且二者常合抄流传，同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民间广泛流行的童蒙读物。内容以孝、悌、敬、慎等的传统伦理教育要求与生活礼仪、处世格言为主，属于格言诗的童蒙读物。诗中具体地提出兄弟相处之道，并举出古代兄弟友爱的典范故事，以告诫世人兄弟当同生，切莫产生异居之心。除修身孝顺、兄弟和睦外，还教示做人处世、立身处事要敬要忍，与人相交必得恩来义往，受恩慎勿忘，施恩则慎勿念等待人接物之理。 又从今所知见一卷本敦煌写卷《王梵志诗》抄写的情形，也可明确看出其具有童蒙读物的性质。如：P.4094之一卷本《王梵志诗》与《夫子劝世词》合抄，日本宁乐美术馆藏一卷本《王梵志诗》，则与《太公家教》合抄。这些现象说明他们的性质相同，均属于童蒙的读物。 一卷本《王梵志诗》抄本中有题记，如：S.2710号卷子正面题记：“清泰四年丁酉岁十二月舍书吴儒贤从头自续泛富川。”背面题记：“泛富川王梵志诗一卷。” P.2718号卷子，分作二部分，皆系一人所抄。题记：“开宝参年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 P.2842号卷子题记：“己酉年二月十三日学仕郎。” P.3558号卷子题记：“辛亥三年正月十七日三界寺。” 从上列题记中，可见一卷本《王梵志诗》写本抄手的身份有“舍书”（S.2710）、“学仕郎”（P.2842）、“知术院弟子”（P.2718）等。“舍书”二字为何意，不能确知，然“吴儒贤”一名又见于P.3691号卷子《新集吉凶书仪》卷末题记：“天福五年庚子岁二月十六日学士郎吴儒贤诗记写耳读诵。”天福五年（940）为学士郎，则清泰四年（按：清泰仅二年，清泰四年当是天福二年937年）当亦是学士郎无疑。“学郎”“学仕”“学士”均为“学仕郎”的省称，即“学童”“学生”。由此可确知，一卷本《王梵志诗》在敦煌地区普遍用来作为一般学童教育的教材。 五 结 语 诗歌为中国之美文，音韵铿锵，节奏有致，极易朗朗上口。自来创作多口占吟哦，诗篇传播也多口耳相传，用以教学亦重诵读。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唐诗传播有其特殊性，诸如赠答、干谒、温卷、唱和、题壁、传诵、传抄……均为其传播手法。 唐人诗歌的传播，不同的社会阶层各有其传播方式，士子的干谒行卷，文人间的唱和赠答是主要的人际传播﹔乐工歌伎的传唱是一定空间小众的口头传播。从诗歌创作的发表来论，题写是主要的传播形态，唱和则是诗人间创作与欣赏重要的互动模式，口头传诵是一般诗歌欣赏与学习最普遍的方式，也是效应最为快捷而广泛的传播形态。 传抄是识字阶层穿越时空限制诗歌流传最便捷的载体。在写本时期的唐代，手抄是唐诗最主要的傳播方式，题壁是唐诗发表与传播的另一方式，歌伎酒楼茶馆的传唱是唐诗走向民间的助力，而诗集的选编传抄则是唐诗跨越时空的重要媒介。敦煌文献中各种形态的众多诗歌写本，其抄写情况多样，既存在随意性的独特写本特色，也存在多个写本出现内容相似的共性化情况，显示敦煌诗歌写本既有同源辗转传抄的书面文学传播活动的进行，又有不同源本、传抄异本之流传，更有经由非书面文本口头吟诵传唱传播途径，记录抄本的流传。 关于文字形态的传播，主要是题写与传抄。诗歌的题写反映了唐人传播意识的成熟与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而传抄具有流动性、互递性及长久性，是最便捷的大众传播方式。近年有关唐代诗歌传播的研究不乏其人，然由于研究者学术背景的不同，关注的面向与切入的角度也各有所重，其运用的材料也往往局部而片面，探究的问题也多属个案。因此，专就敦煌诗歌写本的原生态全面考察写本形态与性质特点，检视其诗歌文本功能使用情况，了解其实际流传与所呈现的社会意涵，确实有其必要。 在民间文学视野下，诗歌的传诵以口头文本传播，进而辗转相传，或转录为书面文本。不同的文本在不同的语境下每每呈现出不同的文本异文。在民间长期的传播下，也还存在诗歌由文字文本转化为口头传诵的文本，继而再由口头传播转录为文字文本的现象。口述文献转变为文字文献，容易出现同音或音近的异文现象。当然也会出现传播过程的加工现象。 敦煌诗歌写本的传抄，除了口头文本外，尚有书面文本。书面文本的传抄，不免也出现抄写者不自觉造成的文本差异，其中以文字形体相近而造成的异文现象居多。这也是诗歌抄本与传世刻本的差异。写本因有这些差异，也更凸显了每一写本的独一性，更是诗歌文学抄本的活力展现。刻本普及后，诗歌文本相对统一，文本差异不复鲜明，文本功能的多元性也相对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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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5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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