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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的民族史意义 摘要: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需要以整体和全局的眼光全面认识其意义。中原诗歌流传敦煌的态势,与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变迁息息相关,证明文学的传播需要安定的边疆民族环境;中原诗歌对敦煌本土文学的面貌,特别是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敦煌文献中的民族题材诗歌,保留了数百年民族交往碰撞的信息,对认识唐前期边塞诗、西北民族关系和河西地方政权的历史地位,均有重要意义。从敦煌佛教诗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吐蕃民族政权还是归义军,都十分重视佛教的建设与发展,佛教对维护西北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祖国统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中原诗歌/敦煌文献/吐蕃/佛教 在各类敦煌文学文献中,诗歌文献目前主要收集在徐俊先生《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以下简称“徐著”)与项楚先生《王梵志诗校注》(以下简称“项著”)等书中,总量约在2300首,具有多方面重要的历史与文学价值。本文拟结合敦煌文献产生的时代背景——七至十世纪风起云涌的民族关系形势,特别是中原李唐王朝与高原吐蕃政权两百余年的战和往来历史,参照其他传世文史材料,对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的民族史意义进行探讨。 一 中原诗歌在敦煌的流传与影响 约2300首敦煌唐五代诗歌,依照创作地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敦煌本土以及西北其他边疆民族地区士民所创作的诗歌;另一类则是产生于内地,又经过各种渠道流传并保存在敦煌的中原诗歌。与敦煌本土诗歌相比,中原诗歌数量大,从它们流传敦煌以及对当地诗歌所发生的影响中,可以看出兄弟民族间文化交流互鉴的实况。 1.中原诗歌流传敦煌的趋势与原因 中原诗歌在敦煌的流传,总体上呈现出初盛唐特盛,大历间稍衰,贞元、元和几近绝迹,晚唐大中以后重见回暖的态势。这一态势的形成,与从唐初至五代宋初三百多年间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变迁,存在着绝非偶然的平行对应关系。 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中,初盛唐诗人诗作所占比重最大。据项楚等考证,390首王梵志诗,主要产生于武则天时代。徐著中所收初盛唐诗人则主要有:虞世南、武则天、上官婉儿、李昂、荆冬倩、李义府、刘希夷、王勃、宋之问、沈佺期、徐彦伯、魏奉古、屈同仙、王泠然、郭元振、李峤、苏味道、东方虬、刘允济、阎朝隐、郑愿、崔融、崔湜、刘知几、王无竞、马吉甫、元希声、乔备、房元阳、杨齐惭、胡皓、安雅、张渭、冷朝光、唐玄宗、苏晋、陶翰、王翰、严嶷、李希烈、崔颢、李邕、祖咏、张子容、王维、丘为、孟浩然、常建、崔国辅、李白、高适、岑参、梁锽、王昌龄等。又据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五之著录,唐初王绩、武则天时陈子昂的作品也见于敦煌。这份基本囊括初盛唐诗坛主要诗人的名单,表明当时中原诗歌流传敦煌的规模之盛。这一规模,与安史乱前一百余年相对稳定和平的边疆民族关系形势,关系甚密。 经过唐初几代君主的经营,唐王朝迅速建立起地区声威。贞观年间,李世民伐突厥、服南粤、巡灵州、征辽海,特别是以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拉开了与勃兴的高原吐蕃政权之间交通往来的大幕,又命唐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松赞干布,确立了影响深远的唐蕃舅甥亲戚关系。唐高宗即位后,继续向西扩大地缘政治优势,安西、北庭两大幕府先后设立,西域与唐朝中央政府的关系,由原先松散的羁縻绥抚,变成直接的行政隶属。睿宗景云元年(710),唐又设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甘、凉、瓜、沙(按,沙州即敦煌)等七州。至此,由长安沿河西走廊,出敦煌、达西域的古丝绸之路交通线,再次被建立。尽管此后特别是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与吐蕃一直兵争不止,但战火基本上被限制在陇南、川北以及青海境内,河西走廊是安宁的。因而中西人员物资的交通往来都较为便捷,这为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云岑参诗歌,“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全唐文》卷四五九)。对于广大边疆民族同胞而言,只有民族和平,往来无碍,他们才有机会进入内地;与此同时,初盛唐诗歌也只有借助畅达的交通条件,方能实现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大规模流传。 敦煌遗书中,中晚唐诗歌的数量明显偏少,贞元、元和年间的诗人诗作在敦煌更只是零星存在,乃至于与其创作实绩反差巨大,在很大程度上也缘于唐与吐蕃等族关系的逆转。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吐蕃乘机挥师东指,在较短时间内占据唐西北州郡,只不过由于吐蕃的进攻并非一蹴而就,起初河西走廊仍然被唐控制,因而刘长卿、韩翃、卢纶等大历才子的诗作才有可能在间隙中被传至西北,并得在敦煌保存。而等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唐蕃达成清水之盟,吐蕃对河湟土地民众的占有,被双方正式确认,继而连西域州县也与内地失联,唐蕃两强进入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对峙僵持。此间,除使节与僧侣等特殊群体外,能够促成兄弟民族交流互鉴的主观动力与客观载体都跌至最低谷,中唐诗歌自然也就绝少见于敦煌。 从九世纪上半叶开始,逐渐衰落的吐蕃,再无与唐争胜、控制河湟的能力。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以后,随着三州七关回归、张义潮派员贡献河西图籍并获册封安抚,西北交通大门再次被开启。所谓“三边近日往来通”(姚鹄《赠边将》),虽然早已不复张籍记忆里“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凉州词》其三)的盛况,但中原唐人毕竟又有机会登临这大片暌违已久的疆土,来自中原的各种信息与文献也得以再次西传。李商隐诗云“两都耆旧偏垂泪,临老中原见朔风”(《漫成五章》其五),是说河湟来归,中原父老有缘再见西北边地风尚。其实,流离百年的河湟遗民,同样对中原文物衣冠怀有迫切渴念,一旦烟尘不再、驿路重开,他们必定会再次积极主动迎迓中原文化的西传。李商隐、薛能、贯休等晚唐诗人诗僧的篇什能够见于敦煌,伯4878、斯4444写卷所保存的《张祜诗集》残卷,连抄写格式都是地道的中原模样,足以证明这种传播不仅存在,而且原原本本。其后,由于五代时期中原大乱,敦煌甚至因为偏居西北一隅的独特地理位置,又保持较长时间稳定,反倒成为安顿中原文物的乐土。斯6171写卷留有后梁《宫词》39首,韦庄作于长安的《秦妇吟》长诗也在敦煌得到妥善保管,这表明当时敦煌对于保护与传承中华文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中原诗歌流传敦煌的影响 唐五代中原文人诗歌长期在敦煌传播,既促进了吐蕃等兄弟民族汉语诗歌水平的提升,更为像敦煌这样的边疆地区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与范式。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吐蕃立国,为了巩固新兴政权,曾积极向先进的唐王朝学习引进制度与文化。松赞干布甫一即位,便迅速与唐展开交往。文成公主入藏后,为表示对唐朝先进礼仪文化的仰慕尊重,松赞干布不仅亲自“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而且“仍遣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到了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唐中宗朝另一位入藏的金城公主,又代表吐蕃向唐求请《毛诗》《礼记》《左传》等典籍,在当时的唐朝内部,甚至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这种持久深入的主动学习唐朝文化提升了吐蕃文明水平。譬如汉民族的经典著作《尚书》《战国策》《史记》等,即曾被用吐蕃文翻译,表明吐蕃民族语言文字水平已有显著发展。诗歌也是文化的重要构成,同样为吐蕃高层所看重。计有功《唐诗纪事》“中宗”条载: 景龙四年(710)正月五日,(唐中宗)移仗蓬莱宫,御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帝曰:“大明御宇临万方……”时吐蕃舍人明悉猎请,令授笔与之,曰:“玉醴由来献寿觞。”上大悦,赐予衣服。 柏梁联句,是很见学养与才气的汉语诗歌技巧,吐蕃使节明悉猎能娴熟掌握柏梁联句的程式,固然令唐朝君臣惊异;然而,若能充分注意到敦煌多个写卷中保存《诗经》《文选》等唐前文学总集抄本的现象,注意到初盛唐时期大量中原文人诗流传敦煌的实际,注意到武后朝重要馆阁诗歌总集《珠英集》,竟然也赖伯3771、斯2717两个敦煌残卷得以存世,注意到从禄东赞的“不识文计”(《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到论仲琮“颇晓文字”(《册府元龟》卷九八二“外臣部·才智”)的巨大转变,就会明了明悉猎使唐之前,必然已受到较为系统的汉语诗歌训练。其背景则为唐蕃在最初一百年间的深入文化交往。几位藏民族优秀诗人的汉语诗歌创作,便是这种交往成果的重要体现。 中原诗歌流传敦煌,更重要的影响则是带动了西北当地的文学创作。由于唐五代时期中西交流的兴盛与民族融合的加速,敦煌等西北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因各种原因流入当地的中原民众,逐渐在西北实现世代聚居。人口的迁入与繁衍,带动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需求。在主动引进中原诗歌的同时,西北各界也通过对中原文学营养的吸收与改造,自觉展开本土文学创作。特别是在河湟落蕃的漫长岁月里,传播与学习中原诗歌更带有坚守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意义。这就造成敦煌当地的文学创作,既具有鲜明的西北地域特色,又在形式与内容等多个方面,显示出其与中原诗歌存在明确的传承关系,是汉语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但凡落后地区对于先进地区文学的学习,往往是从形式上的模仿开始。初唐诗人李峤的《杂咏》120首,在敦煌至少以三个写本(分别是伯3738,斯555,俄藏дx.10298、2999、3058,均残,现有17首)流传,除此之外,敦煌写本中亦有赵嘏《读史编年诗》《古贤集》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如“熔铸故实、谐以声律”(《四库全书总目·〈事类赋〉提要》)的类书。徐俊指出:“如果从它们在普及诗歌创作,提高诗歌创作水平的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来看,其中仍有不少值得人们重新审视的东西,不乏研究的价值。”循此思路,会发现敦煌僧俗所作之《百岁诗十首》《缁门百岁篇》《丈夫百岁篇》《女人百岁篇》《十二时行孝文》,以及《五更转》《十二时》等俗曲,也具有依时依类编排的形式体制特征,很难说没有受到李峤等人作品的影响。 考察中原诗歌西渐对敦煌等西北地区文学创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辨析两地文学创作在艺术风貌、形态与趣味等方面的相似相通。徐俊《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一文中,曾引许多诗例,证明中原诗歌对敦煌文学风貌的深刻影响,如伯3322庚辰年(860)正月十七日张大庆题记之五言诗,与《全唐诗》卷五武则天名下的《明朝游上苑》诗几乎完全一样;再如斯361卷背《朋友书仪》末所附之题记为“大唐乾宁二年岁次乙卯三月廿三日李”后《日落影西山》诗: 日落影西山,姑(孤)男留与君。煎(剪)刀□柳尺,煎(贱)妾且遂(随)身。含礼(匣里)□庄粪(妆粉),留□与后人。黄泉无用处,度兰(徒劳)作徽陈(微尘)。 据刘铭恕考证,此诗与《本事诗·征异》第五所录唐开元幽州衙将张某亡妻孔氏诗极为相类,孔氏诗云: 不忿成故人,掩泪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 两相对照,前者从后者衍化而来的痕迹十分明显,而与后者相比,前者的语辞更显朴拙,带有突出的民间文学风味。 又,伯3441何晏《论语集解》卷六背所抄诗“白玉虽未(为)宝,黄金我未虽(须)。心在千章(张)至(纸),意在万卷书”,竟与上世纪五十年代陆续出土的长沙窑器表面题诗“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须。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几近相同。更加令人惊异的是,王梵志的诗中,也有与二诗诗意十分契合的作品:“黄金未是宝,学问胜珍珠。丈夫无伎艺,虚露一世人。”作为白话诗代表的王梵志诗、长沙窑诗与敦煌学郎诗,三者产生流传的时间、地点都相距甚远,却有如此高的相似度,显然不是巧合,说明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学创作,确实从内地诗歌承接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敦煌诗歌从外在形式体制到内在风貌趣味,都表现出和中原汉语诗歌的联系,其意义显然不止于文学层面,而需要从更广阔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方面加以审视。吐蕃通过积极主动引进吸收包括文学在内的汉民族先进文化,提升了自身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汉文化,吐蕃进一步增进了对唐王朝的亲情认同、文化认同。唐穆宗长庆元年、二年,历经近两百年攻守进退的唐蕃双方,再次于长安、逻娑两地先后会盟,所缔结的盟文中,“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的主旨获得重申,到了唐武宗会昌末年,吐蕃赞普大权旁落,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乘机作乱,与之对阵的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竟然以“我国无主,则归大唐,岂能事此犬鼠”(《资治通鉴》卷二四七)之语相讥,又责其部众曰:“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对论恐热的部众,起了重要分化作用。诗是文火,但兄弟民族间可贵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之最终形成,却决然离不开这份慢熬之功。 二 敦煌民族题材诗歌的认识意义 广义上讲,一切敦煌文学文献,都是数百年民族关系史的产物,但是那些直接以书写民族关系为题旨,或客观上有大量内容涉及到民族关系的篇章,无疑包含更丰富的民族关系信息,蕴藏更重大的民族史意义。数量可观的敦煌民族题材诗歌,不仅延长了兄弟民族交流碰撞的诗史,也更加全面展示了中古时期的民族关系态势及其影响。 1.深化了对唐前期边塞诗的认识 以唐与吐蕃战和往来为主轴的唐代西北民族关系史,始于贞观年间,直到高宗朝,双方才有正面冲突。从传世文献来看,诗坛对于吐蕃问题的关注,更迟至唐中宗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入藏之时。但敦煌所存王梵志诗即有“儿大作兵夫,西征吐蕃贼”的诗句,据项楚考证,在《旧唐书·岑长倩传》,有“(天授二年)乃斥令(长倩)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军大总管”的记载,与诗中“西征吐蕃贼”句字面相合,故作于武后天授二年(691)的可能性较大(15)。而敦煌伯2005所录之四言《歌谣》,主旨虽为颂赞,然所述边事一段,却显示武则天时期唐方日渐重视吐蕃,诗云: ……圣母皇皇,抚临四方。东西南北,无思不服。秃发狂瞽,侵我西土。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荒徼之外,各安其所。穆穆圣君,受天之祐(祜)。……黄山海水,蒲海沙场。地邻蕃服,家接浑乡。…… 按,“秃发”,吐蕃别称。武则天于垂拱四年(688)加圣母神皇号,本年唐蕃无战事。从第二年起,双方兵戎大举,特别是长寿元年(692)十月,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等大胜吐蕃,复取安西四镇,故诗最可能作于此年前后。诗中指出,唐的军事行动,不仅有力扼制吐蕃扩张,而且安顿了西北其他部族。此诗与王梵志诗的存在,足以将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起点,前移二十多年。 作为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诗歌类型,边塞诗的豪迈意气,曾支撑起我们民族精神品格中勇武顽强的一面,然其豪放有余、内敛与反思不足的缺点也是明显的。而从敦煌诗歌可见,本着理性甚至悲悯心态去看待边疆战争者依然不乏其人,譬如伯3619所收与岑参同时的萧沼“阙题”诗: 生年一半在燕支,容鬓沙场日夜衰。箫(萧)关不隔阳关梦,瀚海长愁征战期。 抒情主人公将几乎半生都献给边疆、献给沙场。然而身处边塞,有家难回,只能在梦里亲近久违的故园。一朝梦醒,才发现阳关和萧关依然相隔遥远,惟将满腔愁苦发泄到绵延无期的杀伐征战。敦煌文献所保留的唐代边塞诗中,还有许多类似的诗章,如伯3200卷背面所录之“阙题八首”、俄藏дx 3871与伯2555卷正面所录之47首七言诗,都从前线将士或后方妇女等角度控诉战争罪恶,表达反战厌战心理。尤其是这样三首诗: 骆驼峡口战场开,□□□从碛外来。苏武不知何处在,路旁唯见高□台。 塞上无媒徒苦辛,不如归舍早宁亲。纵令百战穿金甲,他自风(封)侯别有人。 莫道封侯在武威,请看辛苦老戎衣。书中未有黄金出,梦里羞题(提)□发归。 唐玄宗后期愈演愈烈的边疆民族战争以及为此所展开的全民动员,曾经置整个社会于极度亢奋之中。御敌于外、立功边塞,是文人士大夫不二的价值追求。但战争终究残酷,当腥风血雨含着温热,弥漫在西北的天幕;当前线将士身形扭曲,仆倒于落日的余晖,再激越的遐想,也会让位于悲凉、震动与彷徨。敦煌文献中这一首首浸透忧伤的诗章,表明真正走进边塞的诗人,无论作为观察者,还是当事人,都已从亲身体验中冷静反思战争的得失。 2.深化了对西北民族关系复杂性的认识 河湟及西域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但在传统正史的族别叙事语境中,更关心各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亲疏服叛。其实,那些被笼统称为戎羯羌胡的各边疆民族,不仅自身有丰富历史,相互走动也很密切。在敦煌唐五代诗歌文献中,即有珍贵记载。如伯3328武涉《上焉祗王诗》,就通过对一位仪表堂堂、深孚民望的民族首领生活、交游、宴饮的描写,反映唐前期诸族的和谐关系。诗中“神圣赞普见相次,宝辈(贝)金帛每年赐”“理事和平惬异乡,吐言成玉人皆诵”等句,不仅透露这位“焉祗王”有效治理本地,而且还与西北大邦吐蕃建立友好关系。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前期,吐蕃便将其势力影响范围发展到天山南北,此诗无疑是对传世史籍的重要补充。 到了九世纪下半叶,西北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唐末五代宋初,先后统治河西的归义军、金山国政权,曾与四面诸族持续碰撞,从敦煌文献中“南破西戎北扫胡”(《张淮深变文》后附诗)的诗句可见,张氏、索氏等河西首领与诸邻曾有角力。伯3633所收之张文彻《龙泉神剑歌》写道:“三军壮,甲马兴,万里横行河湟清。结亲只为图长国,永霸龙沙截海鲸。……蕃汉精兵一万强,打却甘州坐五凉。东取黄河第三曲,南取雄威及朔方。”反映了当时在西北,不同民族势力间有战有和、犬牙交错的关系态势。伯3500收“阙题”诗中“四面蕃人来跪伏,献陁(驼)纳马没停时。甘州可汗亲降使,汉路当日无停滞,这回来往亦无虞”等句,则表明归义军赢得“四面蕃人”的臣服,与甘州回鹘也建立起较为亲密的关系。这些内容,在中原文献中都难得一见。 当然,唐代西北民族关系,根本上是由唐与吐蕃两强主导。特别是河湟沦陷所造成的兄弟民族关系的紧张与疏远,所带来的骨肉分离、遗民血泪,在中唐以后的中原诗歌中,已被反复吟咏。敦煌民族题材诗歌,作为当地人记当时事,所写内容则可验证中原诗人的判断与推测。 安史乱后的唐蕃对峙,特别是关陇以西大片土地的离唐,让“河湟”成为中晚唐中原社会难以解开的心结。诗人们纷纷对于故地遗民做出各种悬想,如张籍的《西州》、王建的《陇头行》、元稹的《西凉伎》、白居易的《缚戎人》、杜牧的《河湟》等篇。而对于万千河湟民众而言,他们对于唐蕃关系的逆转以及这种逆转给自己生活所带来的重大改变,更有切肤之感,伯3812中所收之《忆北府弟妹二首》: 骨肉东西各一方,弟兄南北断肝肠。离情只向天边碎,壮志还随行处伤。不料此心分两国,谁知翻属二君王。艰难少有安中土,经乱多从胡虏乡。独羡春秋连影雁,每思羽翼再成行。题诗泣尽东流水,欲话无人问短长。(其一) 与尔俱成沦没世,艰难终日各东西。胡笳晓听心长苦,汉月霄(宵)看意自迷。独泣空房襟上血,孤眠永夜梦中渧(啼)。何时骨肉园林会,不向天涯闻鼓鼙。(其二) 这两首诗可能的作者殷济,是否来自北庭地区,尚需考实(20),但诗中所提到的“中土”“东流水”“汉月”,则表明作者是在怀念中原王朝,首诗“不料此心分两国,谁知翻属二君王”两句,表达对民族对立与交恶的遗憾,以及自己情牵内地,却身困河湟的无奈处境。类似的句子,频见于敦煌文献,如本卷之“二年分两国,万里一长河”(《言怀》)、“梦里惌(宛)然归旧国,觉来还在虏营中”(《梦归还》);再如伯2555卷之“不见书传清(青)海北,只知魂断陇山西”(《九日同诸公殊俗之作》)、“可能忠孝节,长遣困西戎”(《被蕃军中拘系之作》)等。如果说中晚唐诗人的河湟诗歌创作,在对故地遗民表达系念的同时,其实也包含着一种不宜明言的担忧遗民归属感日渐淡薄的隐衷,那么这些敦煌诗歌,连同中唐入蕃使节吕温在出使途中创作的《经河源军汉村作》《题河州赤岸桥》等章描写的遗民义举,表明生活在沦陷区的广大士民,无时不在坚守民族文化传统,正因有这种坚强持久的情感与信念作支撑,流离百年的河湟土地民众,才会最终迎来壮丽的回归。 3.深化了对河西军民历史作用的认识 河湟沦陷所带来的故国之思固然沉痛,但在经历了近七十年的孤悬之后,遗民们也对西北大地产生了深挚情感;对于治理河西的地方首领,也产生了真诚的拥戴之意。这一点在敦煌诗歌中有充分反映,如大中年间河湟回归,中原诗坛吟咏者众,但白敏中、崔铉、马植等权臣之诗,都将其归功于唐宣宗的谋划指挥,不仅一笔抹去前朝君相的奠基之功(如李德裕),连张义潮等人的深明大义,也都被有意忽略。而从敦煌诗歌中可见,西北人民没有忘恩负义,伯2762所载“阙题三首”,其中有“遥愧敦煌张相国,回轮争敢忘壹飧”“从□(此)弃蕃归大化,经营河陇归唐天”等句,即是歌颂张义潮苦心经营河陇,率众弃蕃归唐的义举。在张义潮率众弃蕃归唐以后,曾出使长安的敦煌高僧悟真,在《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共一十七首并序》(伯3554卷背)的序文中,就用了大量篇幅称扬张义潮维护地方稳定、促进统一的功绩,序云: ……伏惟我尚书涯洼(渥洼)龙种,丹穴凤(雏)。禀气精灵,生便五色。讨凭陵而开一道,奉献明王;封秘策而通二庭,安西来贡。天憍(骄)旧族,辄伏而归;吐谷羌浑,自投戮力。誓为肱股,讨伐犬戎,请拔沉埋,引通唐化。尚书星(量)同海[阔],智等江深。遂申一统之图,兼奏九戎之使。既彻天听,圣主忻欢;十道争驰,一时庆贺。……昔尚书曾迯(逃)逻娑,引道神人……观音独煞,助济人民;佛晃神光,呈祥表瑞。…… 下文将要指出,悟真出使长安曾备受礼遇,然而他却有意要创作17首诗歌,“先述尚书殊特之功,后录尚书祥瑞之应”,而且诗前还缀有长篇序文细列张义潮在河西的作为,这显然是要在中原朝廷面前为张义潮摆功,其背后则反映出张氏政权在西北所赢得的民心。 事实上,无论是张氏、曹氏,还是其他人掌权,赞歌都不曾空缺过。像《龙泉神剑歌》长诗、七绝“阙题三首”,都是纪录金山国君臣风采的,而伯3500收“阙题”诗,则更是全景式描写敦煌地方首领政绩的诗章,诗云: 二月仲春色光辉,万户歌谣总展(眉)。太保应时纳福祐,夫人百庆无不宣。三光昨来转精耀,六郡尽道似尧时。田地今年别滋润,家园果树似(茶)脂。河中现有十硙水,潺潺流溢满百渠。必定丰熟是物贱,休兵罢甲读文书。再看太保颜如佛,恰同尧王有重眉。弓硬力强箭又褐,头边虫鸟不能飞。…… 诗中所提及的太保与夫人究为谁人?有不同理解,但作为进献者“厶乙”赞扬地方首领的诗章,诗的价值在于它概括了在太保的主持下,河西“六郡”民生改善、休武兴文的盛况。“田地”以下六句,显示出河西的治理者们,在茫茫大漠深处,已经为流离的河湟民众构筑起一座座足以栖身的家园。太保最终能够赢得“四面蕃人”的尊重,让西北各族和睦相处,与这份卓越的治绩密不可分。 如果说以上诗篇,还有谀颂的嫌疑,那么另外一些敦煌诗歌,就更加能见出一份淳朴的赤子情怀。如存于敦煌多个写卷中的《敦煌廿咏》,就是一位唐末作者在游历敦煌近四十年后,“略观图录,粗览山川,古迹灵奇,莫可详究,聊申短咏,以讽美名”而成。组诗选取20处敦煌景观,思接上下,多方铺写,赞美了敦煌的地险、形胜、势要,以及历史之悠久、风俗之醇厚。这类作品的出现,说明敦煌已经具有了独立的凝聚人心的文化统摄力。 这种文化统摄力,根本上是经过广大西北人民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奋斗积淀而来。河湟沦陷,中原王朝“有心无力”(吕温诗),面对当地其他民族政治势力的经济掠夺与文化奴役,西北人民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自我救赎。治史者定当不会忘记清乾隆年间著名的“土尔扈特东归”事件。由于不堪忍受沙俄的压迫,在重重堵截的极端困境下,土尔扈特部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祖国,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实河湟回归的历史意义,与之相比毫不逊色,而且相对于土尔扈特回归时,有强大的清王朝作为接应,河湟的回归,更多地只能依靠西北人民自己的奋争。这种奋争,所依靠的最为关键的精神支柱,正是那份艰难取得的文化凝聚力、统摄力。 由此再去看保存在敦煌伯2555卷中的那59首佚名诗歌。历来的研究者,多认为组诗中所流露的怀念乡国之意,是在怀念大唐。作者有没有此意呢?有。但是与遥远的长安相比,敦煌才更是主人公所从来之地,才是他更为熟悉、更为亲切、更为挂念的家园。他的孤独“殊乡寂寞使人悲,异域留连不暇归”(《冬日书情》);他的不适“万里山河异,千般物色殊”(《夏日途中即事》);他的失落“数回瞻望敦煌道,千里茫茫尽白草”(《望敦煌》),全以敦煌为聚焦,可见对敦煌的归属之感,已在主人公内心深处植下根来。 遗民对河西的归属之感,是西北人民以血肉之躯浇灌出的精神绿洲,本质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必需之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乃至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高度一致。有了这样的绿洲,西北人民就有了底气,有了依托;有了这样的绿洲,如果中原王朝强大清明、足堪托付,他们自然会以之为后盾,如果反之,他们也毫不慌乱,也能够战胜自然和历史的各种挑战,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会以高度的自觉,为保存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文化血脉付出艰辛努力。这也是中华民族极可宝贵的民族精神遗产。只有看到这些,才算真正懂得敦煌诗歌的磅礴精神力量。 三 从敦煌佛教诗看西北佛教的发展与贡献 吐蕃原信钵教,但与唐接触后,逐渐接受佛教教义,赤松德赞赞普在位期间,在蕃境大力推广佛教,愈至后来,佛教在吐蕃政局中的地位愈加重要(23)。其实吐蕃倡行佛教,并不只限于本土,在河湟新占领区内,也大力宣扬佛教。这一点,史学界已有揭示,而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大量佛教诗,则不仅反映了河湟蕃占时期,佛教在西北地区所获得的长足发展,而且证明无论是在维护当地社会的稳定,还是在推动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等方面,佛教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1.记录了佛教在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发展 《全唐诗》卷三七○吕温《临洮送袁七书记归朝》诗题注云:“时袁生作僧,蕃人呼为袁师。”又,《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条云:“(元和十五年)七月,(穆宗)诏盛饰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纵吐蕃使者以观焉。”同书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条云:“穆宗长庆四年(824)九月甲子,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多浮图之迹,西戎尚此教,故来求之。”上述记载表明,吐蕃对于从唐朝学习引进佛教十分主动。而敦煌的佛教诗,则可证实佛教确曾广泛传播于西北地区,吐蕃与归义军政权,都曾致力于西北佛教的发展。 俄藏дx.278(孟1369)《长安词》: 天长地阔要(杳)难分,中国中央不可论。长安帝德承恩报,万国归投拜圣君。汉家法用礼术心,四方取则五蕈饮。文章经络如流水,白马驼经即自林。故来发意远寻求,谁为明君名暂留。将身岂惮千山路,学法宁辞度百秋?何期此地却回还,洞下沾衣不觉斑。愿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 按,此诗在敦煌共以三个写卷保存,本卷除此诗外,还录有《入山赞文》《五台山赞文》两种,很有可能是各方来五台山求法巡礼僧侣诗文的合抄。诗中写到了对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的向往与自己求法的辛苦,作者应是一位异族或异域的僧侣。而诗与赞文能整体出现在敦煌写卷中,说明它们很有可能是被前往五台山求法的吐蕃僧人带回西北,又经过反复传抄而得到保存的。又,伯4617卷中有《释玄本五台山圣境图》诗12首,这些材料都既可与上引传世文献相印证,更可视为吐蕃求法内地的直接成果。 在伯2555所载之59首佚名诗中,有多首提到作者因擅佛理而受到蕃方高层的重用,如《春日羁情》中云:“童年方剃削,弱冠导群迷。儒释双披玩,声名独见跻。”《久憾累绁之作》中云:“一从命驾赴戎乡,几度躬先亘法梁。吐纳共饮江海注,纵横竞揖慧风飏。”说明从俘虏中发现通晓佛理者充任经筵讲师,是吐蕃当时发展佛教的基本手段之一。从敦煌诗歌中还可看到,唐朝中期以后,在所有的吐蕃控制区域,均活跃着诸多高僧。如伯3967所载周卿泰法师的《送令狐师回驾青海》一诗,题中所及之令狐师,显然来自吐蕃腹地。该卷另有一首“阙题”,诗中“上人青海变霓裳”一句,也表明僧侣在吐蕃所受到的重视。 上述诗中的令狐师或“上人”,是从青海赶往沙州(敦煌)从事佛教活动的,唐五代时期,敦煌长期处于西北佛教的中心地位,地方行政长官也对发展佛教十分关心。伯3052,俄藏дx.105、10299合卷所载的敦煌僧同题诗,四位作者,金髻、利济为敦煌金光明寺僧人,志贞、法舟为敦煌龙兴寺僧人,他们生活于敦煌蕃占初期,据诗中“牧伯吾师应半千”“良牧思弘化,吾师重契经”“良牧申三请,灵山颂法泉”等句可见,受益于主政者的大力支持。敦煌的佛教昌盛,“莫道敦煌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斯4359“阙题二首”其一),这两句诗充分说明当时的敦煌佛教,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 正因为敦煌佛教的领先地位,蕃占以后,西北其他地区的主政者,常常会积极引进敦煌佛教。如作为吐蕃东衙,由大相亲任主官治理河湟的河州,即曾专门从敦煌延请高僧弘法。伯3676收有《饯送达法师》诗抄六首,就是众人送别一位前往河州吐蕃大相官邸的达法师的集体赋诗,六首诗中,多次点出“相幕”“相衙”“衙幕”的关键词,意味达法师此去河州,是吐蕃大相亲自邀请的。《同前送达上人》诗云: 法将英灵意气殊,奇才学海富明珠。目览千行如旧诵,流沙一郡世将无。名传万里闻衙幕,驿骑飞龙驾草东。缁素执辞郊境外,未知何日再来居。 达法师具有高超的佛学修养、煊赫的佛学声名,因而镇守河州的吐蕃大相派遣驿使快马扬鞭,远赴流沙(敦煌)下帖延请。而当这位达法师启程东向之时,敦煌全城僧俗一齐出动,执手相送于郊门之外,依依不舍,殷勤致意。那种场面之隆重,恐怕要超过很多唐朝入蕃使团启程时的声势。其后的《重赠》诗开篇又说“国相召高贤,昏衢化大千”,说明吐蕃大相延请达法师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法师的讲经,来启迪治下的芸芸众生。在唐与吐蕃争斗不止的漫长岁月里,特别是持续近百年的河湟危机,竟然会使佛教大盛于西北,且无论各族,都对其怀有虔诚信仰,这既是中古时期民族交融的重要内容,更是兄弟民族激烈碰撞的一种有益补偿。 2.见证了佛教在民族团结中的历史贡献 众所周知,吐蕃立国以后,佛教的影响愈来愈重要,到了八世纪中叶后,佛教势力甚至长期把持吐蕃政局。而唐蕃关系的紧张与缓和,也与佛教有密切关联。中唐以后唐蕃的两次会盟——清水会盟与长庆会盟,就出现在比较信佛的唐德宗、唐穆宗执政时期。而大中初年三州七关能够以近乎和平的方式回归,紧随其后张义潮即命使向唐贡献河西图籍,似乎也与当时在位的唐宣宗一举推翻包括灭佛在内的会昌旧政有着极大关联。因此,考察唐蕃关系的变迁,应当充分估计佛教因素。从敦煌佛教诗可见,兄弟民族的和睦共处,有时也离不开宗教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唐蕃之间长时期的攻守进退,使河西陇右一带成为多民族聚居地区,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这样的地区常常矛盾多发。然而在河湟沦陷的数十年间,尽管大量汉族以及其他各族民众,一直受吐蕃奴役,但是社会大局尚能保持基本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拜佛教昌盛所赐。在敦煌文献中,有这样两首佛教诗,诗前均有较长序文,先稍作节略,引述如次,第一首是斯4654所录之《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呈献》: ……□左萨诃……觊法界不坠于寒暄,欲全宝传筹于覆载。遂致敦煌井邑,农器销釰(剑)戟于鎽(锋)芒;乌塞疆埸,寨筞(策)蓐芝皋于村落……(笔者按,以上为序) 卜斋郊右地非常,概绝幽奇百代强。五郡真身安两处,一如来子作三光。苦思勇战将军福,翻喜神明静国殃。万里乌烟征雁阁,更忝(添)流水润敦煌。 第二首是伯2641所录之释道真《重修南大像北古窟题壁并序》,序中云: ……所申意者,先奉为龙天[八]部,拥护河湟,梵释四王,安人静塞。伏愿当今帝王,永坐蓬莱,十道争钦,八方慕化。次为我府主令公,长隆宝位,命寿延年,为绝塞之人王,作苍生之父母。……(诗略) 两首诗均作于唐末五代时期,第一首所咏虽为古时游僧萨诃之遗迹,但序文与诗文都是在申述佛教的保境安民、兴农止杀作用,特别是最后一句“更忝(添)流水润敦煌”,以一幅富有生机的画面作结,形象地展示佛教润泽万物的理念,显然是有现实的影子。第二首的主旨则是借修古窟事来表彰地方首领的治绩,“拥护河湟”“安人静塞”两个关键词,名为颂佛,实质上是肯定“我府主令公”通过兴佛而实现了对敦煌的有效治理。 佛教之深度影响西北地区,一个很重要的支点便是僧侣作为一支特殊势力,进入当地的行政体系中。如前所述,吐蕃本土曾有“僧相”体制,这种体制也被像河湟这样的吐蕃新占领区所引进。如大中四年,吐蕃河州主帅论恐热即令僧莽罗兰真进攻驻守鄯州的尚婢婢,说明僧侣已经开始实际掌握兵权。到了归义军时期,“河西都僧统”一职成为西北地区仅次于节度使的最重要职位,掌控着辖区内全部僧侣(24)。这些僧官,仅从至今仍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中,即可看出他们与寺庙之外的世俗官员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伯2187《破魔变文》后所附释愿荣诗三首: 但某乙禅河滴(嫡)派,象(勇)猛晚修,学无道(导)化之能,谬处赞扬之位。身心战灼,怵惕何安?辄述荒芜,用申美德。(笔者按,此为序) 自从仆射镇一方,继统旌幢左(佐)大梁。致(至)孝人(仁)慈起舜禹,文萌(明)宣略迈殷汤。分茅烈(列)土忧三面,旰食临朝念一方。经上分明亲说着,观音菩萨作仁王。(其一) 观音世(示)现宰官身,府主唯为镇国君。玉塞南边消殄(沴)气,黄河西面静烟尘。封坛(疆)再政(整)还依旧,墙壁重修转更新。君圣臣贤菩萨化,生灵尽作太平人。(其二) 圣德臣聪四海佳,蛮夷向化静风尘。邻封发使和三面,航海余深到九天。大洽生灵垂雨露,广敷释教赞花偏。小僧愿讲经功德,更祝仆射万万年。(其三) 不仅从各个方面展示这位仆射的功勋,而且将其称颂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就说明当时的河西首领不仅需要大力宣扬佛教经义,而且还要依赖僧侣集团的包装与支持,建立崇佛信佛的形象。对于他们而言,敦煌高僧除了协助处理河西实际政务外,更重要的则是能代表他们实现与中原王朝的沟通。这些高僧大德,为实现民族团结所做出的贡献、在国家统一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在有关敦煌佛教诗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唐宣宗大中五年,受归义军首领张义潮以及河西都僧统洪辩的派遣,河西都法师悟真出使长安。据悟真自述,他入唐之后,“面对玉阶,特赐章服,前后重受官告四通,兼诸节度使所赐文牒,两街大德及诸朝官各有诗上”,可见悟真来往长安,不仅沿途备受周到安排,在京城更是与朝野上下、僧俗两界都建立起极为亲睦的关系。宣宗、懿宗两代皇帝都给予悟真很高褒奖、恩赐。这种针对个人的高规格礼遇,背后所体现的实乃唐王朝对佛教在西北社会重要影响力的清醒认知,如保存下来的大中五年黄牒中说: 尔等诞质戎坛,栖心释氏。能以空王之法,革其异类之心。犷悍皆除,忠贞是激。虔恭敬旨,夙夜修行。或倾向天朝,已分其觉路,或奉使魏阙,顿出其迷津。 指出敦煌僧侣能够以佛法感化边疆民族庶众,使他们革除旧俗,心向唐国。而在当时长安两街僧侣写给悟真的酬赠诗中,反复称誉河西僧团化成风俗、促进统一的功德。如著名僧人栖白《奉赠河西真法师》: 知师远自敦煌至,艺行兼通释与儒。还似法兰趋上国,仍论博望献新图。已闻关陇春常在,更说河湟草不枯。郡去五天多少地,西瞻得见雪山无? 对悟真的佛学修养与忠贞之心评价很高,把悟真的来京比作历史上的法兰趋国与张骞献图,一再突出、强调佛教“感化四夷”的积极意义。而悟真自己在《(上缺)悟真辄成韵句》中则当仁不让地予以回应: 敦煌昔日旧时人,虏丑隔绝不复亲。明王感化四夷静,不动干戈万里新。春景氛乾坤泰,启(?)煌披缕无献陈。礼则菀(宛)然无改处,艺业德(得)传化塞邻。嗴(羌)山虽长思东望,蕃浑自息不动尘。迢迢远至归帝阙,□□听教好博闻。莫辞往返来投日,得睹京华荷圣君。 这些诗歌的作者都是长安与河西的高僧大德,与高层政治牵连至深,处在他们那样的位置,其吐词发论,对悟真、对敦煌僧侣、对西北佛教的评价,自然包含一份难得的远见卓识。 回顾一部唐蕃关系史,会发现佛教一直是促进民族和解、国家统一的积极力量,不仅如此,西藏在元代初年正因蒙藏两地佛教高层的合力推动而正式归隶中央政府管辖,明清以降,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藏区,也都重视佛教的作用。今天,党和政府在制定边疆和民族政策时,充分注意调动包括宗教在内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积极因素,切实引导各族群众包括信教群众正确理解国家观念、民族情感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坚决与一切煽动民族对立、国家分裂的言行作斗争,从而不断巩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最好继承和更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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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5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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