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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寘六言诗论兼谈六言诗在两宋的发展 摘要：同前代作品相比，诞生于两宋之际的六言诗显然拥有更为独特的魅力。此种超越前代的发展辐射至文学理论领域，促成各类诗话中以叶寘六言诗论为代表的众多诗论的出现。本文将以叶寘六言诗论为切入点，在厘清其中所含观点的前提下，探讨两宋之际六言诗的发展状况，以及作为讨论本体的六言诗的起源。
关键词：叶寘； 六言诗论；缘起；发展；两宋
西晋挚虞以单句字数为准绳进行诗体的划分，故古典中国诗歌可分三言至九言的字数不等的体式。然除去繁荣于上古时期、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古诗，汉以后为诗歌创作主要体式的五七言近、古体，三言、六言、九言等诗体却长时间处于沉寂的状态。然六言诗的发展状况与三、九言又有相当的差异：六言虽未成跻身诗歌创作主流，而当以历时的角度俯瞰时歌发展史时，可知六言诗跳动的脉搏虽不强烈，却也延绵不息，诞生于秦汉，繁盛于唐宋，存续于明清。
与六言诗歌绵延存续发展态势相反的是，关于六言诗的诗歌批评理论却难成系统，零落卷帙。除前文所提西晋挚虞曾言六言诗体，后世也存有刘勰、皇甫冉、叶寘、杨慎和赵翼等人的批点，相较前人而言，宋人叶寘的六言诗理论无疑具有开一世风气的意义。清人赵翼之六言诗理论被视为此域之集大成者，然对其抽丝剥茧后不难看出叶寘六言诗理论的辐射和影响。叶寘的六言诗理论中，一方面对六言诗在唐至北宋阶段的发展状况作了较为详实的总结，另一方面也对六言诗在南北宋之交至南宋时期的繁荣作出客观预设。这在六言诗诗歌批评史上可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故笔者在本文中以其理论为切口，进一步厘清六言诗的起源，六言诗在两宋之际发展状况，及产生此种现象的缘由。
叶寘之六言诗论如下：
诗之六言，古今独少。洪氏云：编唐人绝句，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为万首。而六言不满四十，信乎其难也！后村刘氏选唐宋以来绝句，至续选始入六言。其序云：六言尤难工，柳子厚高才，集中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补阙所作绝妙，今古学者所未讲也。使后世崇尚六言，自予始，不亦可乎？又云：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黄鲁直之作，流丽似唐人，而妙巧过之。后有深于诗者，必曰：翁之言然。又云：野处编六言，终唐三百年，止得三十余篇。余于本朝得七十篇，倍于唐矣。今后村集中多六言，事偶尤精，近代诗家所难也。萧氏《文选叙》有云：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着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又云：三言八字之文，注者谓韦孟傅楚元王孙，代作四言诗，讽王自此始。李陵降匈奴，苏武别河梁上，作五言诗自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贵乡公。三言谓汉武《秋风辞》，八字谓魏文帝乐府诗。独不着古有六言七言者。项平父说诗，句二言至八言，以“我姑酌彼金罍”为六言。按《文章缘起》又始于汉大司农谷永。予观嵇叔夜有六言诗十首，视唐人体制固先矣。
笔者认为，叶寘在其六言诗论中主要表达了四个观点：其一，创作六言诗的诗人以及存世六言诗的数量少的原因主要是创作六言诗的难度远远高于常见的五七言诗。其二，刘后村创作的六言诗不仅是六言诗发展史上的高峰，同时开创了南宋乃至明清时期六言诗创作的风潮。其三，赞同刘后村以“流丽似唐人而巧妙过之”之语评北宋诸公六言诗。其四，六言诗起源各有其说，然叶寘认为六言诗肇始于嵇叔夜的十首六言诗。笔者在下文中将从叶寘的观点出发，依次阐发论述。
一、 六言诗难工
“律体有五言小律，七言小律，又六言律诗（刘长卿集有之），及六言绝句（王维集有）。”六言虽难言为诗歌主体，然同五七言一般，有律诗、绝句、排律和三韵小律之分，唐以后的六言诗歌，以绝句为主流。林亦女士在其《论六言诗的格律》一文中，以《全唐诗》《四部丛刊初编》《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丛书的部分别集和壮子《历代六言诗选注》为考察底本，详析1040首六言诗，发现有1003首为绝句，34首为律诗，2首为三韵小律，而排律仅有1首。其中，唐代六言诗的体式主要为律诗和三韵小律，34首律诗中唐人作品数量为20首，仅有的2首排律亦产生于唐代，而宋以后诗人所作诗体基本则为绝句。
六言律诗由三组双音步平仄格式组合而成，然六言近体同五、七言近体一般，允许破格形式的存在，换言之，即双音步第一字可不合律，作为节奏点的第二字则必须遵守格律，即所谓“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格律理论。具体到诗中字句，“按近体诗格律，只取平平和仄仄2式。以此2式可组成6种六言律句。” 六种律句模式如下：
①仄仄平平仄仄②平平仄仄平平
③平平仄仄仄仄④仄仄平平平平
⑤平平平平仄仄⑥仄仄仄仄平平
将以上六种律句交换排列，能够组成十八种绝句模式，其中八种模式完全符合粘对规则。然而这十八种模式使用频率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异：①②种律句为标准律句，使用频率最高；③④⑤⑥律句均有两个平仄相同的节奏点，倘若分开构成联句，将出、对句中三个节奏点平仄相对，分别与①②种律句相配，同样也能够上联对句与下联出句相粘的规则。根据林亦女士在《论六言诗的格律》一文可知，符合粘对规则的律句组合形式共8种，仄起仄收式4种，平起仄收式4种，诗歌数量为288首，占总数的28.7%。而符合只对不粘的律句模式的诗歌数量，则占所计六言诗总数的一半乃至以上。
于是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六言诗缺乏乃至没有五七言诗中用于调整节奏的单音节语汇，很难形成符合粘对规则的律句，严整的格律于是成为阻挡诗人创作六言诗的门栏，迫使诗人创作转向更容易符合粘对规则的五七言诗，从而造成六言诗歌在两宋之前的发展不顺畅的局面。两宋六言诗歌的兴盛，恰与符合粘对规则的律句遭到摈弃、只对不粘的律句成为主流创作模式的大环境息息相关。而两宋之际的六言诗歌，在抛弃制造音乐美的粘对规则后，企图以文字的极度工整对仗和呈现出的意境来进行弥补，正如周裕锴老师在《宋代六言绝句的绘画美和建筑美》一文中所言：
然而，也许正是由于缺乏音乐美，作为一种补偿，写作六言绝句的诗人便有意无意地在形式上强化其绘画美和建筑美。特别是到了宋代，诗歌评论家们更自觉地意识到六言绝句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审美特征。洪迈评六言绝句欣赏“清绝可画”，叶寘评六言绝句推崇“事偶尤精”，正可分别代表宋人对此诗体的绘画美和建筑美两方面特征的认识。
二、从“流丽似唐人”与“事偶尤精”看两宋之际六言诗的发展
“流丽似唐人，而巧妙过之”是刘后村对元祐六言诗风的评语，“事偶尤精”则是叶寘对刘后村所作六言诗的评论。二人评论都颇为精准，可视为两宋之际六言诗发展脉络之表象。笔者认为，促成这两种评论诞生的缘由皆与下言二因相关联：一为苏黄引领的元祐诗风，二为王荆公“翰林语对翰林语”的工对要求。
元祐诗风含有多重内涵，笔者此处仅摘取与本文相关的内容，其一为元祐时期苏黄引领下蔚为壮观的次韵唱和诗风，其二为苏黄“无一字无来处”的诗风。次韵诗风肇始于唐，“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复有八九和者。”元祐时期苏黄的次韵唱和直接催生出六言次韵绝句的发展高潮，正如胡仔所言：“近世次韵之妙，无出苏、黄。虽失古人酬唱之本意，然用韵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据李蓉《范成大六言诗的新变》一文，可知黄庭坚六言次韵诗数目为37首，苏轼次韵诗数目为19首，苏辙为10首，释道潜为20首，六言次韵诗数目在六言诗中所占比例都颇为可观。故可知元祐次韵诗风必然与“流丽”六言诗的诞生有关。而苏黄“无一字无来处”的诗风则对刘后村提出的六言诗歌“事偶尤精”论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苏、黄这种‘无一字无来处’的诗风，对后来谈禅、说理、咏物、书事类的六言绝句影响尤大。宋人对人世的理解、物理的认识、生命的感悟、情感的体验，都从形式谨严的对偶和浓缩精炼的典故中表现出来。”
叶寘对后村所持六言诗“事偶尤精”之论追本溯源，认为其源头应为宋初王安石对工对的极致要求。王荆公所作《题西太一宫壁》中的“柳叶鸣蜩绿岸，荷花落日红酣”句被奉为六言诗的圭臬。其中，“柳叶”对“荷花”，“鸣蜩”对“落日”，“绿岸”对“红酣”，颜色字对颜色字，动词对动词，甚至两个名词组成的词语结构也一致，对仗可谓极为工整。此种讲求极致对仗的诗歌创作模式，在六言诗缺乏单音节字进行音节调整、常以二二二为节奏的背景下，被推崇备至。诸多诗话曾记载黄山谷对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的喜爱与仰慕，山谷又恰为元祐诗人中之杰出者，故此种极其讲求对仗的写作方式被保留推广，直至南北宋之际趋于沉寂。南宋中期范成大扛起重振六言诗的旗帜，却不再推崇此前元祐诗人所喜爱的工对，他在两种诗风的交汇处创造出属于自己特色。刘后村传世的六言诗歌，是在六言诗体在范石湖推动下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背景中孕育出的。叶寘所言“事偶尤精”，事实上是对六言诗，尤其是六言绝句结构和形式，即闻一多先生所言之“建筑美”的升华。常以偶数字节作为单个音部的六言诗如何展现“建筑美”？极为工整的对偶，形成结构上的对称，这便是叶寘所言“事偶尤精”。产生“流丽似唐人”与“事偶尤精”评论的背后，实际是两宋之际六言诗发展的脉络。
三、 六言诗缘起
清人赵翼在其《陔余丛考》卷二十二对六言诗的起源作出了非常详实的阐述，可看作诸家言论的总结：
任昉云：“六言始于谷永。”然刘勰云：“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今按《毛诗》“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等句，已开其端，则不始于谷永矣。或谷永此体创为全篇，遂自成一家。然永六言诗今不传。《后汉书·孔融传》：“融所著诗颂碑文六言策文表檄。”其曰六言者，盖即六言诗也。今亦不传。《北史》：阳俊之作六言歌词，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俊之尝过市，欲取而改之，卖者曰：阳五，古之贤人，君何所知，辄敢议论？俊之大喜。则阳五又专以此见长。且世俗竞相仿效可知也。然今亦不传。盖此体本非天地自然之音节，故虽工而终不入大方之家耳。故六言诗间有可见者。《文选》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又乐府“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边孝先解嘲“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满歌行“命如凿石见火，居世竟能几时”，《三国志》注曹丕答羣臣劝进书，自述所作诗曰：“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北史·綦连猛传》童谣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羔未好。本欲寻山射虎，激箭旁中赵老。”《唐书》：中宗赐宴羣臣，李景伯歌曰：“回波尔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此皆六言之见于史传者。至王摩诘等又以之创为绝句小律，亦波峭可喜。”
根据上文及相关资料，可知关于六言诗歌的缘起共有五种说法：
其一，汉司农谷永是六言诗的开创者。此种说法传播最广，除上文所提几人外，还有唐代高棅在《唐诗品汇·叙目》中持同一观点：“司农谷永，魏晋间，曹、陆间出。至唐初，李景伯有《回波乐府》，亦效此体。逮开元、大历间，王维、刘长卿诸人，相与继述，而篇什稍屡见，然亦不过诗人赋咏之余矣。”
其二，六言诗起源于《诗经》和《楚辞》。西晋挚虞、刘勰及吴泳均持此观点。挚虞认为，《诗经》中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六言句型，除“我姑酌彼金罍”外，包括“五月虫斯动股，六月莎鸡振羽”、“河水清且涟猗”等诗句都属六言。刘勰在挚虞的基础上，以《楚辞》含有大量六言句式为由，将《楚辞》并入六言之起缘。
其三，东方朔是六言诗的开创者。此观点来自于李善在《文选》载左思《蜀都赋》中下注的东方朔单句六言。李善同时在左思《咏史诗》下注署在东方朔名下的六言单句。然而此种说法疑点有二：一为东方朔所在年代早于谷永。二为东方朔未有完整存世的六言诗。
其四，嵇康是六言诗的首创者。叶寘对此种说法最为推崇，上文所引叶寘六言诗论中曾提及。然而并无实际证据证明此观点，故此观点亦存疑。
统观上述观点可知：六言诗当起源于上古中国，最早可溯至产生《诗经》《离骚》年代。然而，六言诗在经过两汉赋文浸润、魏晋诗歌熏陶漫长岁月后，终于在唐代出现了代表性名作——王维《田园乐》七首。
四、 结论
叶寘的六言诗理论是两宋时期产生、较为全面的六言诗理论，作者在其理论中以探讨六言诗写作之难为立足点，以南宋六言诗的集大成者刘克庄对六言诗的评语为线索，促使读者找寻二者关联，以达到整理六言诗在南北宋发展状况的目的。最后以对六言诗缘起的推断为收束，留给读者足够探讨详参的空间。除去叶寘与赵翼的六言诗理论，还有诸多散佚的理论，倘若能够一一收集，六言诗的诗歌理论和批评便可成系统，使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与批评更加完备。
黄庭坚《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的写作背景考
摘要：药名诗自南朝梁产生以来，作为杂体诗，一直被当做游戏之作，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然而在药名诗自身发展过程中，宋代是一个巅峰时期，写作人数和作品数量增加，题材范围也得到了扩大。黄庭坚的《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就是一首典型的宋代士大夫药名诗。故此以黄庭坚《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的背景考出发，解析宋代药名诗总的背景。
关键词：药名诗；黄庭坚；背景考；宋代；中医；士大夫
北宋时期，药名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创作人数、作品数量都达到巅峰的时期。黄庭坚所作《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是典型的药名诗绝句组诗，为黄庭坚崇宁元年在荆南所作。文章分析《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作爲药名诗这一特殊的诗体创作的背景。在这之中既有黄庭坚自身喜好写作各种不同诗体的创作习惯，自身具有一定中医药知识的个人原因，也有有宋一代中医在政府政策推动下的普及和发展，以及药名诗自身的发展推动。但目前与药名诗相关的研究，尤其是个人的药名诗创作研究尚显薄弱，故还有探究的空间。
其诗如下：
《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
四海无远志，一溪甘遂心。牵牛避洗耳，卧着桂枝阴。
前湖后湖水，初夏半夏凉。夜阑乡梦破，一雁度衡阳。
千里及归鸿，半天河影东。家人森户外，笑拥白头翁。
天竺黄卷在，人中白发侵。客至独扫榻，自然同此心。
垂空青幕六，一一排风开。石友常思我，预知子能来。
幽涧泉石緑，闭门闻啄木。运柴胡奴归，车前挂生鹿。
雨如覆盆来，平地没牛膝。回望无夷陵，天南星斗湿。
使君子百姓，请雨不旋复。守田意饱满，高壁挂龙骨。
此诗为一组绝句组诗，共八首，分别押下平十二侵、下平七阳、上平一东、下平十二侵、上平十灰、入声一屋、入声十四缉、入声六月。
任渊系年爲崇宁元年壬午（公元１１０２），“是岁山谷在荆南待命，六月领太平州事，九日而罢”，诗题云“荆州即事”，按黄庭坚崇宁元年初春在荆南，正月二十三发荆州，二月前往通城，故从任渊系年，爲崇宁元年。
《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如诗题所写，是一首药名诗。
药名诗的定义广义来说是涉及中医药的诗作，但涉药诗歌数量庞大，自诗三百中的“采采芣苢”等诗句就已有之，类似的诗中，芣苢等可做中药的植物在其中起起兴作用，其他的诗作则或是诗句中涉及了药名，或是以药爲主题，如南朝梁刘孝胜《咏益智诗》，就是直接以中药“益智”作爲吟咏的对象。狭义上的药名诗是“用其名字隐入诗句中，造语稳贴，无异寻常诗”，即将药名嵌入每句诗句中，也可拆开药名离合于诗中，或不用本字采用谐音。这里采用的即爲药名诗的狭义含义。对于药名诗，历朝诗话看法褒贬不一，一般认为药名诗只是文字游戏，将其归为杂言体，严羽《沧浪诗话》云：“字谜、人名、卦名、数名、药名、州名，如此诗，只成戏谑，不足法也”。并不看好以字谜、人名、卦名、药名等嵌入诗歌的创作。胡应麟《诗薮》中也认为是“诗道之下流，学人之大戒也”。对于药名诗褒扬的言论则多是针对个别诗篇，如《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引《迂叟诗话》，评价宋代以药名诗著称的陈亚的作品：“陈亚郎中滑稽，尝为药名诗百首，其美者，有‘风月前湖夜，轩窗半夏凉’，不失诗家之体……”但总而论之，药名诗虽带有文字戏谑的成分，仍然应该看到其对于丰富诗歌创作的意义。
黄庭坚《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作为典型的药名诗组诗，出现了药名33处，部分运用谐音，部分直接嵌入，运用双关，而非药名本意，具体如下： 黄庭坚此诗基本上每句都嵌入了一至二个中药名称，但却丝毫不显生硬，对药名的双关、谐音等运用十分熟练，诗歌整体语质而味腴。如“四海无远志，一溪甘遂心。牵牛避洗耳，卧着桂枝阴”一首，写隐逸之心，内容与远志、甘遂、牵牛、苍耳、桂枝的中药本义无任何联系，仅仅是将其名嵌入。
关于药名诗的写作，黄庭坚有这样一段言论：吾儿时每哦此诗而了不解其意。自谪峡川，吾年五十八矣，时春晚，忆此诗，方悟之。盖唤起、催归二鸟，名若虚设，故人不觉而……此乃谓之禽言诗，亦如用药名爲诗之。
自此可以看出，黄庭坚在药名诗写作上所持的观点是只是将药名嵌入诗歌，不用其本意，推崇的是“人不觉”的效果。组诗《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中也确实如此，全诗一共出现三十余处药名，却不显突兀，使人不觉。
但对于黄庭坚药名诗的创作，《瓯北诗话》认为：“又有药名诗，王融所创，专用药名嵌于句中，而不必句首，山谷每好仿之，其赠晁无咎用建除体，荆州即事八首用药名体……盖文人无所用心，游戏笔墨，东坡口喫诗亦同此伎，所谓爲之犹贤乎，已固不必议其织巧近于儿戏矣”，对苏黄类似的创作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其近乎儿戏。
一、黄庭坚的个人原因
（一）此阶段坎坷的经历
黄庭坚作《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时爲崇宁元年壬午，时黄庭坚年五十八，在这之前，黄庭坚在靖国元年（公元１１０１）经历了“是岁正月，自江安出陕；三月，准告复奉议郎，知舒州；四月至荆南，又准尚书省札子，已降告命除吏部员外郎，乘马递来赴阙，再具辞免，乞太平州”，先后因贬谪调任奔波于江安、舒州、荆南，苏轼也于这一年在常州逝世。而崇宁元年，黄庭坚“在荆南待命，六月领太平州事，九日而罢”。这首药名诗便写作于他在荆南待命的期间。此时距离黄庭坚去世也只剩下四年时间。这一阶段，黄庭坚的人生经历是不断的贬谪流落，其心境在这一组药名诗中的反映，在第一首“四海无远志，一溪甘遂心。牵牛避洗耳，卧着桂枝阴”中，是无远志，甘心于溪边和桂枝阴的隐逸之心。在第二首“前湖后湖水，初夏半夏凉。夜阑乡梦破，一雁度衡阳”中是乡梦破的思乡。故黄庭坚在创作这一组药名诗时期，面临的是仕途的坎坷和行无定所。
（二）对特殊诗体的喜好
除了药名诗，黄庭坚还创作了很多其他的特殊诗体，对于创新和新奇有着极大的兴趣。
在这一方面的创作有：八音歌，《赠无咎八音歌》中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分别嵌入每联的首字；二十八宿歌，有《二十八宿歌赠别无咎》，将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二十八宿按照次序依次嵌入诗中；建除体，有《碾建溪第一奉邀徐天隐奉议并效建除体》，将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所对应的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分别嵌入每联的首字；禽言诗，有《戏和答禽语》，禽言诗则有以禽的身份自命，爲其发声，和拟禽之声的多种情况；檃栝，将一种体裁改爲另一种题材从，爲改写，有《瑞鹤仙》，将《醉翁亭记》改爲词。《瓯北诗话》中便有“其赠晁无咎，用建除体，荆州即事八首用药名体，又有八音歌，赠晁尧民、郑彦能、徐天隐各一首，金石等字亦冠于句首，更有二十八宿诗，赠无咎，以二十八字嵌于句内，则山谷创体也。最后托宿逍遥观诗，专用字之偏傍一样者，缀合成句……此亦山谷创体”，将黄庭坚对此类创作的情况进行了描述，虽然赵翼对此行为持否定态度，但由其描述亦可见山谷对于新奇诗体创作的热忱，在主题和诗体上求变。
黄庭坚对于杂体诗的喜好还有环境的影响，苏轼也喜做此类诗作。其柏梁体有《潮州韩文公庙碑诗》；檃栝有《水调歌头》檃栝《听颖师弹琴》；白战体有《聚星堂雪并引》；吃语诗有《吃语诗》；禽言诗有《五禽言五首并叙》等。二人在这些特殊诗体的创作上既可以看出他们过人的才力，将各种杂体诗运用得当，做出新奇的创作，也能够看出他们在求新求异上的探索。
故此，可以看出黄庭坚有着其刻意尝试，在诗体上刻意求变之心，推动着他对于药名诗等杂体诗的尝试和创作。
（三）自身的中医药修养
除去《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之外，黄庭坚还有其他的药名诗创作，即《药名诗奉送杨十三子问省亲清江》，在他能够自如创作药名诗的背后，是他自身的中医药修养，在宋代中医药大肆发展普及的背景下，一般的士大夫都同时具备着儒学和医学的修养。关于黄庭坚与中医药之间的关系，首先，他的诗歌作品中多次出现医药，《走答明略适尧民来相约奉谒故篇末及之》中有“应烦下榻煮茶药，坐待月轮衔屋山”。《次韵谢外舅病不能拜复官夏雨眠起之什》中有“呼児䟽药畦，植杖按瓜地”。其次，其作品中多处涉及药理，如《论鹿性》中言“凡饵药者勿食鹿肉，服药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诸药也”。
二、宋代药名诗的创作
在黄庭坚写作这首药名诗的背景之下，是宋代药名诗整体创作的鼎盛。宋代创作药名诗的人数大大增加，著名的诗人比如王安石创作了《和微之药名劝酒》、《既别羊、王二君，与同官会饮于城南，因用药名体奉寄》，人数上则有陈亚、王安石、黄庭坚、孔平仲、冯山、张括等人。尤其是出现了专门以药名诗闻名的诗人陈亚，陈亚其人，在《石渠宝笈》中得到评价“字亚之者，咸平进士，官司封郎中，以药名诗知名”。创作人数和数量的增加势必也引起了药名诗主题、题材、手法等方面的丰富和扩大，以及理论上的发展。总而言之，宋代药名诗总体便具有着蓬勃发展的巅峰状态。
（一）宋代中医的鼎盛是药名诗鼎盛的支持
宋代中医的发展以及官府对于医科的重视也是宋代药名诗得到发展的重要背景。中医在古代经历了由零散、私人走向系统和官方的路程，而在宋朝中医的官方办学走向了系统。宋朝对中医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首先是建立专门的中医管理机构，并且以机构发展中医教育。宋初，设立太医署；淳化3年改名太医局，但此时仍未开展医学教育；庆历4年，宋仁宗在范仲淹的建议下，在太医局设立教员教导医经，且在国子监设立“医学”，进言的诏书爲“昨奉圣旨，令议医学。臣等窍考熙宁，诏遹三代，遂诏兴建太医局教养生员，分治三学诸军疾病……”后此局并入太医局。第二，建立制药厂和药店，将中医归爲国家专卖。1076年神宗下诏撤销所有旧有的熟药库、卖药所、合药所，在太医局建立熟药所，兼管制药和出售，使得中药的制作和售卖都走上了规范。第三，重视医书的校正和编写。1057年宋仁宗采纳枢密使韩琦的意见建立了校正医书局，集中全国著名学者和医学家校正编订医书，这也是我国首次由政府专门设立医书校正机构。此外，还多次组织学者医学家进行医书编篡，《太平圣惠方》、《证类本草》、《和济局方》、《圣济总录》等大部头相继编订。上行下效，中央对于医学的重视必定会引起百姓对于医学的关注。且宋代文人数量众多，单靠科举仕途难以满足所有文人，从医成为文人另一条出路；而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文人又满足学习中医典籍的条件，故宋代文人通医术者众多，以上四部医书都有翰林学士的参与。
中医自身的发展，以及医书的大量出现汇总，也给与文人学习的条件。总而述之，宋朝中医的发达，是药名诗得以鼎盛的支持条件。
（二）士大夫的审美，以药爲雅
一是士大夫在中药方面的审美。宋代是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帝王的重文轻武，以及精神和物质的高度发展，都给与士大夫发展以积极条件。在这一时期，士大夫们的审美和情趣在士大夫意识的高涨下也得到了发展，茶文化、香文化、乃至于服饰古玩，这些精致的审美成为了士大夫们的雅趣。中药也是其中的一种。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中药被赋予了一种隐逸的象征，在贾岛《寻隐者不遇》中，“松下问童子，云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在隐士的生活中选取了采药这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行为。黄庭坚自身也躬身中药，在这其中，士大夫的雅致审美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除此之外，医药在地位上也得到了提升，从而获得士大夫们的青睐，黄庭坚在《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奇輙》中言“诚求活国医，何忍弃和缓”，其注有“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将中医治人比作治理国家，同时期北宋还流传着传说自范仲淹之口的“不爲良相，则爲良医”，虽证实爲伪，但也可见当时确实有将医生与治国良相相比的风气。
最后，文学自身的发展以及药名诗自身的发展也是宋代药名诗创作，以及黄庭坚《荆州即事药名诗八首》创作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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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2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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