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诗与北宋士人文化心态

扬之水

黄庭坚诗与北宋士人文化心态

    宋诗在北宋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黄庭坚是在实际文学创作中本着宽容广纳的态度成为北宋以来第一位最广泛继承前代艺术传统的诗人。他毕生致力于诗歌艺术的探寻，以对宋诗本质精神的理悟为核心对各种艺术传统与渊源加以融汇，对宋诗的创作与模式作了规范，使宋诗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宋调”的色彩，也使宋诗达到了其艺术的高峰。由此，黄庭坚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在宋诗史上影响深远。 　　
    黄庭坚的诗被视为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的代表，在宋诗的理想范式方面，具有他人无法比拟的典型性。作为北宋诗人的典型代表，黄庭坚诗包蕴着宋诗某些根本的艺术特性与审美品格，映射出宋诗深层的文化特质。而其诗作为北宋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必然联系着广阔的时代背景与深刻的文化心理。因此本文尝试就黄庭坚诗来观照北宋士人的文化心态，以期对这一支配文学思想发展的潜在主流作较深刻的审视。 　　　　　　　　　　　　　　　　　　

一 　

    宋诗蕴含着极为深沉的人学内涵，从宋诗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宋诗创作主体的北宋士人的文化心态如同其诗作一样呈内敛之势。而从心理机制上看，北宋士人喜于深微澄静，惯于用清淡、平和及理性的心态去看待宇宙万物，由此在诗歌创作中亦呈现出内敛的创作心态。 　　
    宋诗呈内敛之势固然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诗风承袭递嬗等因素，但主要原因仍在于北宋士人这一创作主体的性分才情使然。黄庭坚作为北宋诗人的典范，我们或能从其诗歌的创作历程中找到其中的端倪。黄庭坚二十三入仕，怀着经世济民的愿望对社会现实加以关注而生发出不少诸如政治诗、爱国诗之类的作品。但黄庭坚仕途坎坷多艰，无端受贬而频遭排挤，而其本人由屡遭贬谪造成困顿的生活体验又使得他由已及人，对民间疾苦投以关注并寄以同情，写了相当数量的悯农诗，如《上大蒙笼》诗云“穷乡有米无食盐，今日有田无米食”。又如《次韵子瞻与舒尧文祷雪雾猪泉唱和》诗云“老农年饥望人腹，想见四溟森雨足。林回投璧负婴儿，岂闻烹儿翁不哭。未论万户无饮烟，蛛丝蜗诞经杼轴。”对农民的困苦，黄庭坚甚至流露出“民病亦我病，呻吟达五更”的衷怀。可见把黄庭坚描绘成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诗人是不符实际的。在黄庭坚诗中，与对民瘼关心相联系的另一面是对弊政的批评，如《和谢公定河朔漫成》诗云，“百里弃疆王自直，万金捐费物皆春。”诗人仕途多艰，其对政治的关心逐渐变为憎恶而漠然。诗人在这种外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之下，恰恰适应着消解内心苦痛的需要，同样走入“贤愚千载知谁是，落眼蓬蒿共一丘”的以释道思想方法超然解脱之路。由此，黄庭坚诗作本身由现实世界转入精神世界亦即由外在的反映到内在的表现的趋向日益明晰。诗人的心态日趋内敛。 　
    诗人或士人的心态呈内敛之势在诗歌创作上表现为唱和诗的盛行。今存黄庭坚诗近二千首，其中有关酬唱赠答的唱和诗占相当数量。若加上有关诗人个人感受情怀、思亲怀友及日常琐事细物的题咏之类的作品，几占五分四。即从总体上看也实实在在代表着黄诗的主流。这类作品大多围绕诗人的生活圈，表现出诗人对眼前小范围内情事的真切感受和情怀，如《和答元明黔南赠别》，

　　　　　　　万里相看忘逆旅，三声清词落离觞。

　　　　　　　朝云往日攀天梦，夜雨何时对榻凉。

　　　　　　　急雪脊令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

　　　　　　　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慰断肠。

    诗写兄弟离别，以“急雪脊令”、“惊风鸿雁”的喻象融合于“清泪落离觞”、“频书慰断肠”的真情迸涌之中，既见实态，又见真情。 　
    唱和诗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士人的创作心态，那就是回避社会矛盾，仅从自身兴趣写诗，或吟玩性情，或自我娱悦，倾向于写诗人日常生活中的内心情感体验。，内敛的心态甚为分明。黄庭坚的唱和诗亦自然流露此心态，如《次元明韵寄子由》诗云“欲解铜章行问道，定知石友许忘年”北宋士人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境界，他们宁愿“解铜章”而“行问道”。心态趋于清静内向而乏飞动壮阔之势。  
    在另一方面，北宋这个特定时代造成士人们的心态注定呈内敛之势。北宋始终动荡不安的现实状况及频繁剧烈的党争文祸迫使诗人避祸全身。在背离现实的处境与惶惑迷惘的心境中努力认识自我的地位与价值，更多地反映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和心灵世界的内省体验。黄庭坚也不例外，他所能做的只是抛却政治一端纠葛，倾毕生精力专致于诗，着意于学习模拟陶渊明、杜甫、白居易及韩愈等人的作品，追求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艺术手法，体现其“瘦硬奇崛”的格调。如黄庭坚《题竹石牧牛》后四句：“石吾甚爱之，忽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具有黄诗瘦硬奇崛的独特调子，但在艺术手法上却是点化李白《独漉篇》中“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之意。诗人所刻意追求的是诗句的修辞造句、险拗音律及“以故为新”有句法字法，从而形成“峭刻生新、深折透辟、老辣硬涩”的诗风，以此来消解诗人在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心情，进而达到吟玩性情、自我娱乐的目的。 　　
    就题材内容而言，黄庭坚及其他北宋诗人的作品充斥泛滥着大量的应酬诗、咏物诗、闲适诗、唱和诗及次韵诗。至于把虱、冻蝇、毛毛虫、打喷嚏等都写入诗中，更是令人生厌。内容越发显得贫薄，但形式却越严密。创作视野日趋狭窄，缺乏广阔的空间意识和浓郁壮大的情思。黄庭坚等习惯面向典籍和过去，在狭窄的时空线上雕章摘句。其诗歌创作的出发点已非唐时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创作心态趋于向内收敛而不是向外扩张，诗作自然缺乏风骨气势，已达不到唐人那种情景交融、气势宏大的境界。大多数作品仅止是徒具华美外表而已。 　　
     就宏观方面而言，北宋士人之所以具有内敛的心态，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就诗歌自身的发展而言，诗歌发展到北宋后期，唐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及黄庭坚等大家将诗歌的艺术功能发展到极至，终宋之世各个时期的诗人无不生活在其前辈名家的阴影里，踯躅徘徊而不能解脱，自然少了许多昂扬之气，而多悱恻之感，心态普遍趋于内敛。其二，侧是北宋的社会环境使然。统治者重文轻武的国策，以及冗官、冗兵、冗费的现实状态，使北宋国势一开始即处于衰弱的状态，北宋士人再也没有唐人那种追求建功立业的气魄，心态趋于内敛而外张，喜于深微澄静而非广阔飞动。 　　　　　　　　　　　　　　　　　　　

二

    杨慎的《升庵诗话》曰：“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远矣”。认为宋诗主理趣，重议论，思致细密，直露无遗。 　
    理，即理学。是受儒、释、道影响的新儒学，是一种注重自我内心反省的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哲学。它主张将儒家道统归结到心性本体的道德修养上来，这就要求诗人具有圣人贤者的道德浩然正气，把道德自律、克制情欲的人格修养与诗文创作联系，以心性存养为文学创作的根本，此即所谓的“理趣”。北宋以来理学的盛行，士人在推崇理学的同时，自然地将理学的观念融入诗中，即“理趣入诗”。 　　
    黄庭坚及江西诗派受理学的影响很深。黄庭坚论诗主张“不怨之怨”，而这正是理学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翻版。试看黄庭坚《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二首》中：“莲花生淤泥，可见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诗句理味浓厚，结尾一句尤像理学诗，因为理学家在写景诗中总爱安上这样一条看上去意象高远的尾巴。黄庭坚不但仿效此种格调，还有一种堂皇的理论，叫作“化腐朽为神奇”。可见其受理学影响之深了。 　　
    自欧阳修以来，宋诗理性成分的强化与诗人客观冷静的态度使传统诗歌中的哀伤意绪淡化了。黄庭坚等在理学思潮的支配下，理悟并把握宋诗理趣这一内蕴精神，时时以齐生死，等祸福的态度对待现实的困顿，处身困顿之中不仅随遇而安，而且显示出巍然自持的气概，如《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之九：

　　　　　　　松柏生涧壑，坐阅草木秋。

　　　　　　　金石在波中，仰看万物流。

　　　　　　　抗脏自抗脏，伊优自伊优。

　　　　　　　   但观百岁后，传者非公侯。 　

    诗中不仅以超然物外的态度俯视众流，显示了其主体意识的涵盖性，且托想于百岁之后，可见这一精神实质的恒定性。 　　
    理学对宋诗普遍影响，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北宋士人内敛的文化心态。毕竟，北宋自开国以来，在各方面均呈衰退之势，对内的专制集权和对外的妥协退让，使士人自信心萎缩，进取精神衰竭，于是士人只能转向内心，在个人的情感世界中品味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专注于治心养气的人格修养及对主体心灵的体认和反省。而理学恰恰适应着北宋士人此种心态，促使士人们注重个性才情的发挥和群体道德的自觉等主体人格的建构，进而形成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精神特质。而北宋士人具有宏通广博的知识和文化上的集大成的自觉意识。这使他们具备“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条件。黄庭坚在文学的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他倡导士人注重内在品性的修养，使刻苦读书成为一时之风；黄庭坚从“理趣入诗”的角度出发，主张“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他所说的“学问”是指读书时融会贯通前人的各种思想知识和创作技巧，使之用以丰富自己在用典、句法和炼字等方面所需的才学和功力，即所谓的“点铁成金”、“换骨夺胎”。喜好使事用典，点化前人的诗意或诗句。如黄诗“百年中半夜分去，一岁无多春暂来”亦是点化白居易《寄元九》中的“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黄诗求深务奇，力求“无一字无来历”，也是建筑于博学的基础之上，达到“以学问为诗”而“自铸伟词”。这些都使得宋诗更具理性意识与思辩色彩。 　　
    总之，北宋士人多将儒家道统由外在的仁义教化归结到内在的心性本体。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心性修养。这种由外向内的心性道德本体的追求，与士人那种内敛的创作心态，在思维取向和文化品格上是一致的。宋诗的“理”反映在诗歌中，我们会发现宋人多喜欢咏梅，黄庭坚亦有数量不少的咏梅诗，我们不妨试看其中的一首《次韵赏梅》：

　　　　　　　安知宋玉在邻墙，笑立春晴照粉光。

　　　　　　　淡薄似能知我意，幽闲元不为人芳。

　　　　　　　微风拂掠生凉思，小雨廉纤洗暗妆。

　　　　　　　只恐浓葩委尘土，谁令解合返魂香。

     这首诗反宋玉《登徒子》之意而用之，把梅花比做品格高洁的邻家女子，同时暗示了诗人以梅花自比，颂扬了梅花不图虚荣、淡泊自守的风骨。梅斗雪傲霜，成为北宋士人的理想完美人格的象征，与士人“内修”之心相合。故缪钺先生在《论宋诗》里说：“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宋诗之美在风骨，故瘦劲；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宋诗可谓是属于梅的，思致深邃，理趣盎然。

三 　

    宋诗在语言上大多追求一种平淡自然的文风，虽然名家之间的审美情趣和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不尽相同，如苏轼之飘逸，黄庭坚之奇峭，但他们在语言上都以平淡自然为自觉追求。 　　
    中国诗歌史上，诗文尚清静淡泊，大抵见一个王朝将近黄昏之际。北宋王朝一开始就处于积贫积弱与内忧外患之中，士人多心如已灰之木，而统治者又大倡释道，对隐居山林的僧道恩宠有加，主张三教合流。因此道家那种自然无为，存神养气的生活态度和释家那种心性本觉、随缘自适的禅悦情趣，对士人的心理和思想均影响极深，从而养成一种清静平和的文化性格和自然适意的人生情趣，并在创作上形成了一种追求平淡清远的思想倾向。 　
    北宋士人追求平淡清远的文化心态，首先表现为各个时期名家的诗论中。王禹称提倡“易道易晓”，梅尧臣提倡“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苏轼提倡诗歌创作应“发稼稼于简古，寄主味于淡泊”。黄庭坚更在《寄王观复书》中说：“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乎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这些名家受道家“默心修炼，静意保持”思想影响，成就的是一种自然无为、虚静玄远的人生境界。文学创作中平淡清远的山林精神正是此人生境界的一种升华。试看黄庭坚《听崇德君鼓琴》：

　　　　　禅心默默三渊静，幽谷清风淡相应。

　　　　　丝声谁道不如竹，我已忘言得真性。

　　　　　罢琴窗外月沈江，万籁俱空七弦定。

    由“丝声”度入“禅心”，由“幽谷清风”直至“万籁俱空”，可谓已达庄子“得意而忘言”的境界。诗中的情思显得纯净自然，带有山林间的清逸之气。平淡之中，隐约可感到精神挣脱名缰利索后的自由和舒展，表露出澄静趣远之心。这种人生情趣，是形成平淡清远诗风的重要因素。 　　
    这种追求平淡清远的创作心态的形成，还与当时禅宗盛行有关。禅宗作为一种深具哲学思想的宗教，受到士大夫的欢迎，以至出现了士大夫禅化，禅宗士大夫化的合流倾向。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及黄庭坚等宋诗名家都深陷其中，黄庭坚尤甚，后人评曰：“鲁直是祖师禅”，意思是说黄庭坚是以禅师的身份参禅，信仰上受其影响很深。正因为禅宗已深入到北宋士人的生活和思想意识的深层，禅宗那种保持内心精神宁静的自我解脱与士大夫“独善其身”时崇尚消淡闲逸的老庄思想相结合，就产生了一种共同的追求平淡清远境界的审美情趣。如黄庭坚的《陈留市隐》：

　　　　　　　市井怀珠玉，往来人来逢。

　　　　　　　乘肩娇小女，邂逅此生同。

　　　　　　　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

　　　　　　　     时时能举酒，弹镊送飞鸿。 　　

    写的是主人公高蹈尘世后的心闲意静，把刀镊工视作看破红尘的“有道者”，把玩着世态人生，悠游于冥冥尘世。由于刻意追求平淡，除禅悟之趣外，淡得几乎无味。北宋士人的情思趋于淡薄，同时禅宗强调万物皆具佛理，他们转而属意于常见的烟云花木和星月溪水及日常细事琐物等，题材日趋狭窄。诗人只能在这狭小的天地里发掘出无限的情事，黄庭坚诗笔所至，除常见的笔墨纸砚、茶酒花果之类，还有具体的豆粥、蛤蜊、莲子汤、黄雀、羊、猫等。黄庭坚在与人的交往中，必有诗作；赠人一物，亦必有诗作；受人一物，又必答诗。当时即有人与其以物易诗，黄庭坚本人亦曾云：“天锡屡惠此香，惟要作诗”，这种以细事琐物入诗的创作实践，从一个侧面可见其诗思之狭。 　　
    如果说诗僧追求清淡之风，是有意而为，那么北宋士人则是无奈的追求，以求一处灵魂憩息之地。他们不能忘却时事而在平淡之中隐含伤感，有一种灯火江月，寂寞销魂的情调，试观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

　　　　阳光一曲水东流，灯火旌阳一钓舟。

　　　　   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 　

    在这一片平淡寂寞的情思深处，有一种难以释怀的伤感，沉侵在如许宁静闲适的境界里，北宋诸多诗作均如此，对具有象征意味的“残阳”、“夕照”等意象极为钟情，这反映了当时士人“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理。盛世不再了，士大夫黄庭坚也只能发出“世上但赏琼琚词，安知忠臣痛至骨”之叹。人生价值难以通过建功立业来体现，于是转向山林隐逸寻求解脱，追求平淡清远的人生境界和艺术追求。士人以平淡相高，然又无法超脱尘世，于是平淡中多感伤，清远里多惆怅，有寂寞黄昏之感。 　　
    综上所述，北宋士人的心理机制向内收敛，其心灵趋于狭窄、敏感、细腻，缺乏理想的热情和浓郁壮大的情思。心理状态以心性的道德修养为文化之本，追求人格的完美。北宋士人固然广泛吸纳前人艺术渊源，但其心目中的真正典范是黄庭坚所推崇的陶渊明与杜甫，所谓“少陵有句皆忧国，陶令无诗不说归”集中概括了陶杜所体现的两种思想价值取向：一在忧国，一在自守。恰恰统一于品格与气节的根源之地，士人迸涌出激昂慷慨的爱国激情和归宿于山林野泉的淡泊自守只能碰撞于宋诗瘦硬朴拙、清淡平远、幽远高雅的境界中。宋诗的本质特征犹如一轮被“宋调”遮住光芒的明月，而明月不再的士人们只能在朦胧的月色中追求生命的旨趣和理想人格的完美。北宋士人们就浸润于这么一种“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文化心态中，承受了北宋百多年来风风雨雨的洗礼。

扬之水

黄庭坚诗包蕴着宋诗某些根本的艺术特性与审美品格，映射出宋诗深层的文化特质。

扬之水

宋诗创作主体的北宋士人的文化心态如同其诗作一样呈内敛之势。而从心理机制上看，北宋士人喜于深微澄静，惯于用清淡、平和及理性的心态去看待宇宙万物，由此在诗歌创作中亦呈现出内敛的创作心态。

扬之水

主要原因仍在于北宋士人这一创作主体的性分才情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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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韵子瞻与舒尧文祷雪雾猪泉唱和

老农年饥望人腹，想见四溟森雨足。
林回投璧负婴儿，岂闻烹儿翁不哭。
未论万户无饮烟，蛛丝蜗诞经杼轴。

扬之水

诗人仕途多艰，其对政治的关心逐渐变为憎恶而漠然。诗人在这种外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之下，恰恰适应着消解内心苦痛的需要，同样走入“贤愚千载知谁是，落眼蓬蒿共一丘”的以释道思想方法超然解脱之路。由此，黄庭坚诗作本身由现实世界转入精神世界亦即由外在的反映到内在的表现的趋向日益明晰。诗人的心态日趋内敛。

扬之水

大多围绕诗人的生活圈，表现出诗人对眼前小范围内情事的真切感受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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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兄弟离别，以“急雪脊令”、“惊风鸿雁”的喻象融合于“清泪落离觞”、“频书慰断肠”的真情迸涌之中，既见实态，又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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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和诗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士人的创作心态，那就是回避社会矛盾，仅从自身兴趣写诗，或吟玩性情，或自我娱悦，倾向于写诗人日常生活中的内心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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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人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境界，他们宁愿“解铜章”而“行问道”。心态趋于清静内向而乏飞动壮阔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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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背离现实的处境与惶惑迷惘的心境中努力认识自我的地位与价值，更多地反映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和心灵世界的内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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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所刻意追求的是诗句的修辞造句、险拗音律及“以故为新”有句法字法，从而形成“峭刻生新、深折透辟、老辣硬涩”的诗风，以此来消解诗人在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心情，进而达到吟玩性情、自我娱乐的目的。

扬之水

内容越发显得贫薄，但形式却越严密。创作视野日趋狭窄，缺乏广阔的空间意识和浓郁壮大的情思。黄庭坚等习惯面向典籍和过去，在狭窄的时空线上雕章摘句。其诗歌创作的出发点已非唐时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创作心态趋于向内收敛而不是向外扩张，诗作自然缺乏风骨气势，已达不到唐人那种情景交融、气势宏大的境界。大多数作品仅止是徒具华美外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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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就诗歌自身的发展而言，诗歌发展到北宋后期，唐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及黄庭坚等大家将诗歌的艺术功能发展到极至，终宋之世各个时期的诗人无不生活在其前辈名家的阴影里，踯躅徘徊而不能解脱，自然少了许多昂扬之气，而多悱恻之感，心态普遍趋于内敛。其二，侧是北宋的社会环境使然。统治者重文轻武的国策，以及冗官、冗兵、冗费的现实状态，使北宋国势一开始即处于衰弱的状态，北宋士人再也没有唐人那种追求建功立业的气魄，心态趋于内敛而外张，喜于深微澄静而非广阔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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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即理学。是受儒、释、道影响的新儒学，是一种注重自我内心反省的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哲学。它主张将儒家道统归结到心性本体的道德修养上来，这就要求诗人具有圣人贤者的道德浩然正气，把道德自律、克制情欲的人格修养与诗文创作联系，以心性存养为文学创作的根本，此即所谓的“理趣”。北宋以来理学的盛行，士人在推崇理学的同时，自然地将理学的观念融入诗中，即“理趣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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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欧阳修以来，宋诗理性成分的强化与诗人客观冷静的态度使传统诗歌中的哀伤意绪淡化了。黄庭坚等在理学思潮的支配下，理悟并把握宋诗理趣这一内蕴精神，时时以齐生死，等祸福的态度对待现实的困顿，处身困顿之中不仅随遇而安，而且显示出巍然自持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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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从“理趣入诗”的角度出发，主张“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他所说的“学问”是指读书时融会贯通前人的各种思想知识和创作技巧，使之用以丰富自己在用典、句法和炼字等方面所需的才学和功力，即所谓的“点铁成金”、“换骨夺胎”。喜好使事用典，点化前人的诗意或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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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人多将儒家道统由外在的仁义教化归结到内在的心性本体。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心性修养。这种由外向内的心性道德本体的追求，与士人那种内敛的创作心态，在思维取向和文化品格上是一致的。宋诗的“理”反映在诗歌中，我们会发现宋人多喜欢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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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在语言上大多追求一种平淡自然的文风，虽然名家之间的审美情趣和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不尽相同，如苏轼之飘逸，黄庭坚之奇峭，但他们在语言上都以平淡自然为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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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那种自然无为，存神养气的生活态度和释家那种心性本觉、随缘自适的禅悦情趣，对士人的心理和思想均影响极深，从而养成一种清静平和的文化性格和自然适意的人生情趣，并在创作上形成了一种追求平淡清远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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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道家“默心修炼，静意保持”思想影响，成就的是一种自然无为、虚静玄远的人生境界。文学创作中平淡清远的山林精神正是此人生境界的一种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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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已深入到北宋士人的生活和思想意识的深层，禅宗那种保持内心精神宁静的自我解脱与士大夫“独善其身”时崇尚消淡闲逸的老庄思想相结合，就产生了一种共同的追求平淡清远境界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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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诗僧追求清淡之风，是有意而为，那么北宋士人则是无奈的追求，以求一处灵魂憩息之地。他们不能忘却时事而在平淡之中隐含伤感，有一种灯火江月，寂寞销魂的情调

扬之水

北宋士人的心理机制向内收敛，其心灵趋于狭窄、敏感、细腻，缺乏理想的热情和浓郁壮大的情思。心理状态以心性的道德修养为文化之本，追求人格的完美。北宋士人固然广泛吸纳前人艺术渊源，但其心目中的真正典范是黄庭坚所推崇的陶渊明与杜甫，所谓“少陵有句皆忧国，陶令无诗不说归”集中概括了陶杜所体现的两种思想价值取向：一在忧国，一在自守。恰恰统一于品格与气节的根源之地，士人迸涌出激昂慷慨的爱国激情和归宿于山林野泉的淡泊自守只能碰撞于宋诗瘦硬朴拙、清淡平远、幽远高雅的境界中。宋诗的本质特征犹如一轮被“宋调”遮住光芒的明月，而明月不再的士人们只能在朦胧的月色中追求生命的旨趣和理想人格的完美。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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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

不喜欢黄庭坚，主要是因为他提倡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诗法为剽窃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