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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与民族视域下的元代女性诗人群体 摘要：元代女性诗坛有着其独有的特点。从地域分布看，南方人数多于北方，且尤以浙江为重。这既与南北地域文化有关，也和金、宋两朝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从民族分布看，汉族占据主导，少数民族女性诗人虽能占据一席之地，却远不及男性成就显著。从地域与民族入手可对元代女性诗人群体有一更宏观的认识与更细致的分析。 关键词 ：元代文学 女性诗人 地域 民族 近代文学史家梁乙真在其《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对元代的女性诗歌有较高的评价。在他的论述中，每个文学分期的妇女文学都有一个关键词 ，先秦是“渊源”，汉代是“兴盛”，魏晋六朝为“平民文学勃兴”，唐代是“转变”，五代宋辽是“中衰”，清代为“极盛”，而元明则为“复兴”。虽然他对一些朝代女性文学价值的评判还有待商榷，但是元代女性诗坛能担当得起“复兴”二字，并非是没有道理的。一方面是源于优秀诗人的涌现，“妇女文学至元明又呈复兴之象。就中若郑允端之幽秀典丽，孙蕙兰之清新淹雅，管氏姊妹之飘逸，薛氏儿女之清脆，凡此诸人皆元代作诗之能手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元代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在多元文化交融碰撞的基础上，元代女性诗人群体在地域与民族的分布上都呈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就现在的研究而言，以地域与民族为切入点研究元代女性诗人群体的情况较为少见，毕竟有关元代女性诗人群体研究的直接资料不够充分。就元诗而言，《全元诗》是历代诗歌总集中成书相对较晚的一部。直到2013年5月，由杨镰先生主编的《全元诗》才正式问世，为研究元代诗歌提供了便利。就女性诗人的研究而言，资料也并不丰腴。如古代《名媛诗归》《玉镜阳秋》《宫闺氏籍艺文考略》等著作，虽有不少考证、评论女性诗人的内容，但与系统的女性文学研究著作还是有一定差距的。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谢无量编写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算得上是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后又陆续出现了王蕴章的《然脂余韵》、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等书目，纵向上连贯了古代的女性文学，填补了女性文学研究的空白。再进一步，具体到元代女诗人的研究，成熟的研究成果同样很少。南京师范大学程丽的硕士学位论文《元代女性文学研究》以女性文人群体为对象进行研究，考证了元代女作家的生平和作品总量，并以女作家的身份为切入点论述了元代女性文学的内容情蕴，对研究元代女性文学有一定的辅益。但《元代女性文学研究》一文针对的对象是整个元代女性文人群体，在其整理的女性文人中有近三分之一都是曲家、词人，她们与女诗人在身份上、地域分布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将其等量齐观并不能充分地体现出元代女性诗人群体的特点。再加上独木难成林，针对元代女性诗人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仍旧存在较大的空间。 相较于井喷式出现的清代女性诗人，元代女诗人在数量上和存诗上都存在很大差距。在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提及的著有诗集的元代女性诗人仅十六人。在这十六人中除郑允端与孙淑外，诗集全部亡佚。元代女性诗人中存诗最多的正是郑允端，她的《肃雝集》收录诗歌一百五十首。其次便是孙淑，存诗十八首。顾嗣立的《元诗选》共辑录元代女性诗人42人，除郑允端、孙淑、管道升等少数几个诗人存诗相对较多之外，大部分女诗人的存诗仅有个位数，甚至半数多的人仅有一首诗歌传世。这一方面是因为元代历史相对短暂，动荡岁月较多，得以涌现并活跃的女性诗人本就不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后世在文学选择上对元诗的青睐远不及杂剧及散曲，更何况是本就得不到重视的女性诗歌作品。材料的短缺为元代女性诗人群体的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但凭着这些并不丰腴的材料，结合诗人的地域与民族，我们还是可以窥得一些元代女性诗人独有的特点。 一、女性诗人地域分布特点 元代女性诗人中，生平可考的仅有二十余人。其中浙江籍的诗人有14人，江西籍诗人4人，山西籍诗人2人，河南籍、江苏籍、广东籍、福建籍诗人各一人。在分布上明显呈现出南多北少，且浙江籍诗人占据半壁河山的局面。这样的分布状况一定程度上受到元代整体诗坛格局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着元代女性诗坛自身独有的特色。 首先说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文化的倾斜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影响。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在南宋时已经大致完成。相较于北方的战乱与少数民族内迁，南方水土丰渥，有着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北方人的南迁也使得南方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与发展。据《元代社会生活史》统计，元代“全国五分之四的人口集中在江南的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余下的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在中原地区，陕川、辽东等地人口稀少。”人口聚集的地方自然对应着经济发达的地方。元朝建立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催生了一批商业城镇。在北方沿着陆路交通干线，催生了涿州、开封、太原、大同等城市；在南方沿着运河与长江，许多在南宋便勃兴的城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杭州、扬州、苏州、南京等地热闹繁华；在沿海广州、泉州、福州等地外贸往来不绝；在西南成都、昆明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也纳入了全国的商业网络。对照元代女性诗人的籍贯不难发现，大部分女性诗人正是来自于这些经济发达的城镇。其中存诗最多、成就最高的郑允端是江苏平江（今苏州）人，诗、书、画相得益彰，颇具名望的管道升来自浙江吴兴（今湖州）。 南方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城镇要远多于北方，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的促力，富裕的生活使得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文化教育，社会上频繁的文娱活动也能浸染到闺阁的日常生活，这也就不难解释南方的女性诗人为什么远多于北方。此外，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讲，比起“骏马秋风塞北”的风貌，“杏花春雨江南”的景致更契合于女性委婉多情的气质，南方女性比起北方女性更善感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浙江籍女诗人占据半壁江山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浙江地处南宋的核心地带，本就是江南地区的文化重心，另一方面则与元代诗坛的南北分合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迁，推动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江浙一带迎来了一个“人文渊薮”的时代。在南宋时，江浙的学风便十分兴盛，到了元代同样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据王树林《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统计，元代两浙有诗文集传世者便有五十余家。南宋京畿文化的滋养，汇集了许多文人雅士，也由此衍生了不少的女性诗人。 在统计元代女性诗人时，我们发现许多女诗人的存在并非是独立的，而是多依附于男性。比如管道升的丈夫是诗画冠冕赵孟頫，孙淑的丈夫是诗文名家傅若金，元严的父亲是遗山先生元好问，她们的诗歌得以留存，一方面是因为自身优异，而另一方面则要感谢父亲、丈夫的光耀。在这些女性诗人中，还有一些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我们只能用某人的女儿、某人的妻子作为指代她的称谓。在女性依附男性生存的时代，正是由于文人雅士对子女受教的重视，以及在择偶上对才女的倾慕，使得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两浙产生了众多才华横溢、风流蕴藉的女性诗人。据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元代一章统计，元代文学家中籍贯可考者514人，其中浙江籍149人，位居第一。此外，文学家分布较多的省份依次为江西籍71人，江苏籍57人，河北籍38人，山东籍35人，福建籍27人，山西籍25人，河南籍23人。浙江籍女诗人能在元代占据半壁河山，与元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趋势是吻合的。 在元代，北方诗坛与南方诗坛有着各自的特色，这与南北诗坛不同的承继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点也多少体现在了女性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比如同样是写生活中的琐屑小事，南北女诗人笔下则流露出了不同的情韵。如元严，元好问之女，山西秀容（今忻州）人，留有《答张平章》一诗：“补天手段暂施张，不许纤尘落画堂。寄与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这首诗又名《补天花板》，只听名字便知有别于大多数带有闺阁情怀的诗作。在这个极具生活气息的题目背后，还有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张平章来元严家求婚，问及近日有什么诗作，恰巧元严在补天花板，便信手拈来，写下了这首《答张平章》，委婉而巧妙地回绝了求婚者。比起诗歌自身的旨趣，这首诗更吸引我们的还要算自己动手补天花板一事，以及敏捷的才思背后元严那幽默达观的生活态度。不同于元严诗歌幽默背后的直爽，江南女诗人郑允端笔下满是生活情趣的诗，则要相对婉转蕴藉一些。如《高氏姊惠素罗》：“雪色香罗照眼明，阿兄相赠见深情。明朝急为裁春服，相约麻姑礼上清。”如《水槛》：“近水人家小结庐，轩窗潇洒胜幽居。凭阑忽听鸣榔响，知有小船来卖鱼。”这两首诗叙事精简，言语平实，一首写感谢高氏姊惠赠素罗之情，展现了妇人之间的来往交谊，另一首描绘了近水人家的寻常生活，颇为生动。裁剪春服、相约出行、临水远眺、静听叫卖声，这都是再常见不过的场景，铺排描述起来自然也无需用力太深，郑允端拿捏得恰到好处，用力均匀、如锥画沙，展现了江南生活的情韵。 总的来说，北方诗坛延续了金代诗歌的特色，而南方诗坛则延续了南宋诗坛的余韵。南北诗坛的重新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相较于金代诗学，南宋的诗学根基更深，流派也更为丰富，这一传统使得元代南方诗坛对传统文学有着更深的惯性。由此看来，元初的北方诗坛与南方诗坛还是存在隔阂与差异的，处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妇女文学也会呈现出相同的趋势。这样暂时性的封闭状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南北文坛的交流，但却使得浙江籍女性诗人群体的优势得以延续。 二、女性诗人民族分布特点 在留存下来的元代女性诗人当中，汉族占绝对多数，但也仍不乏一些绽放着异彩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 蒙古族诗人阿主便是其中一人。她是梁王把都之女，大理总管段功之妻，虽然身份高贵、生活无忧，却不得不在父亲与丈夫的夹缝间生存，最终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首《悲愤诗》记录着她矛盾悲剧的人生经历，咏叹出了世间的真情与无情。“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生于关外，嫁在苗乡，虽然在《元诗选癸集》中阿主被列入滇南六人之一，但她更多地还是受着草原文化的熏陶，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族姑娘。“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隐晦地表达了嫁与段功后，夫妻二人一片赤诚却屡遭猜忌的不平遭遇。“欲随明月到苍山，悮我一生踏里彩”，不能安居庙堂之高，便乐处江湖之远，只可惜段功却没能听懂阿主话中的“渔父词”。“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等到丈夫被陷害，面对父亲巨大的政治阴谋，即便是贵为公主也只能留下几句“吐噜吐噜”的叹息。“云片波潾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随着心上人的离世，生活也失去了颜色，良辰美景在她的眼中也不过是寂灭的景色。“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霜潇洒”，在听闻段功的噩耗后，阿主选择自尽，却最终不得如愿，面对命运的残酷与无常，飘萍一般的阿主已不知应何去何从。 这首诗的魅力，一方面在于诗歌背后曲折离奇的故事，感人肺腑的深情，另一方面在于它所表现出了元代诗歌以胡语杂入汉文的特点。“吐噜吐噜”“押不芦花”“肉屏”等词，或是蒙语，或是北方特有的称谓，混杂在汉文中，乍一看多少有些不和谐。但这种现象，在元初的许多少数民族诗人甚至是一些汉族诗人的诗作中都有出现。这些词语的使用为元代诗歌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展现了蒙古人、西域人华化的过程。阿主便是众多华化的蒙古诗人中的一员。从诗歌的艺术性来看，阿主的文学造诣显然不及一些江浙籍的女性诗人。但从诗歌的独特性而言，这首混杂着汉语、蒙语的《悲愤诗》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体现着民族融合的大背景。就诗歌的情韵而言，语言直朴自然，情感浓烈真挚，哀婉中又不失粗犷悲壮的美感，不同于江南女性的委婉蕴藉，更多地体现着少数民族女性的真朴动人。 除阿主外，顾嗣立《元诗选》中收录的元代少数民族女性诗人还有段僧奴与康里氏。段僧奴为大理段功之女，段功蒙冤而死后，段僧奴在出嫁前绣锦旗赠予兄长，借此明志，表达自己为父报仇的决心。“珊瑚勾我出香闺，满目潸然泪湿衣。冰鉴银台前长大，金枝玉叶下芳菲。鸟飞兔走频来往，桂香梅声不暂移。惆怅同胞未忍别，应知含恨点苍低。”段僧奴的诗歌虽然算不上纯熟，但却情感真挚丰沛，尤其是诗歌的最后一句，直抒胸臆，写出了远嫁前的不舍，与父仇未报的悲愤。康里氏出自西域古族康里，为南台御史大夫普花夫人，普花公不肯受掳而死，康里氏毅然殉节，留有《殉夫诗》一首。元代殉节、守节的汉族女性诗人有二十人之多，占据了女性诗人数量的一半，这种现象与元代立朝较短，战乱较多有关。 虽然她们的诗歌都或多或少体现着各自的民族特色，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研究价值，但相较于男性少数民族诗人，女性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成就上都要逊色得多。在元代诗坛上，杰出的男性少数民族诗人有很多。如蒙古族诗人伯颜、月鲁不花，雍古部的“也里可温”诗人马祖常，回鹘诗人贯云石，色目诗人萨都剌等。尤其是萨都剌，甚至被誉为“元诗冠冕”。可以说在元初诗坛，华化了的蒙古色目诗人用汉文创作诗歌不仅是元代诗坛与众不同的特点，而且这些杰出的少数民族诗人也用自己的创作推动了元诗的发展，为元代诗坛开拓出一方新的天地。 在这样的风尚之下，为什么元代女性少数民族诗人的活跃度却远不及男性诗人呢。这首先牵涉到女性在古代社会的整体地位。不论是什么民族，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妇女大多需要依附于男性，男性比起女性在接受教育、参与时政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大多数妇女都被定位成服务于丈夫、服务于家庭的角色，只有生活优越，且父亲或丈夫较为开明的女性，才有机会接触文学创作。因此少数民族女性在华化上相对于男性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和不彻底性。在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从儒学、文学、礼俗等几个方面对元代西域人的华化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其中牵涉到西域女性华化的章节仅占寥寥五页，可见元代女性在华化的广度与深度上都远不及男性。此外，元代西域女性的华化更多地表现在女学与女教上，而非文学。陈垣先生在书中提到：“《孝经》《论语》或有畏吾儿译本，然《女孝经》《列女传》及前史所记女妇贞烈事，未必有畏吾儿译本。且此诸书，即使有畏吾儿译本，而其原本究为华文，故能习此者，即谓之华学。可见元时华学之广被，且华及西域闺门。”这段话反映了元代西域女性的华化状况，同时也从侧面为我们展现了西域女性首先接触的中原书籍更多的还是《女孝经》《列女传》等书目，其华化也更早地体现在有关女学的领域，因而西域女性在诗坛上的成就远不及男性也就不难解释了。 通过对元代女性诗人群体在地域与民族上的分布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就地域而言，南方人数多于北方，且尤以浙江为重。就民族而言，汉族占据主导，少数民族女性诗人虽能占据一席之地，却远不及男性成就显著。在地域上，这样的特点更像是对宋代诗坛南北分野的继承与发展，但在民族上，则展现出了元代女性诗人群体多民族并存，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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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18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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