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昱乡恋愁怨情结的地域文化渊源

扬之水

戎昱乡恋愁怨情结的地域文化渊源

    戎昱，中唐诗人。新旧《唐书》无传，唐宋文献记载其生平行迹者甚少，生平难以详述。辛文房《唐才子传》始有详细记载:“戎昱，荆南人。美风度，能谈。

　　少居进士不上。乃放游名都……”戎昱早年入京赶考，初试不第后，移家陇西。乾元年间入浙西颜真卿幕下，代宗宝应元年，由滑州、洛阳入长安(即所谓“放游名都”)，大历年间历佐江陵、湖南、桂州幕，建中年间出任辰州刺史，贞元后任虔州刺史、永州刺史等。

　　一、何以“绝似晚唐”

　　《戎昱诗注》是现有戎昱诗集整理较为完整的版本，收录诗120题共125首。最早对戎昱诗歌评点者是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戎昱在盛唐为最下，已滥觞晚唐矣。戎昱之诗有绝似晚唐者。”

　　明杨慎《升菴诗话·劣唐诗》:“学诗者动辄言唐诗，便以为好，不思唐人有极恶劣者，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近体上》:“沧浪谓戎昱滥觞晚唐，亦未然，戴叔伦尤甚。”任海天《晚唐诗风》总结晚唐诗风之一为“感伤沉郁的主调”，戎昱诗歌在基调上也“以沉郁为主”，他的诗悲凉愁怨、深沉低婉、伤掉哀叹，与晚唐诗风有相近之处。戎昱诗歌的独特性，即被严羽发现的“绝似晚唐”。

　　《吴礼部诗话》引时天彝评《唐百家诗选》:“戎昱稍为后辈，多军旅离别之思，造语益巧，用意益浅矣。”

　　军旅离别之思，主要表现为“愁”“乡”“秋”等的使用:含有“愁”字的诗歌23首，占125首的18.4%，约1/5;含有“乡(家)”字的诗歌19首，占125首的15.2%，约1/6;含有“秋”字的诗歌33首，占125首的26.4%，约1/4。

　　二、绝似晚唐的乡恋愁怨表现

　　戎昱，活跃于大历诗坛。遭遇“安史之乱”的大历时期是一个低沉、萧条、调整的时期，诗人的精神面貌也异于盛唐诗人。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戎昱诗多伤乱、述怀、愁怨之作。

　　(一)乡恋情结

　　戎昱一生宦海沉浮，漂泊无依。家乡在戎昱诗歌中多有提及，如前文统计，乡恋情结浓厚。其中最早的一首当属《长安秋夕》:

　　八月更漏长，愁人起常早。

　　闭门寂无事，满院生秋草。

　　昨宵西窗梦，梦入荆南道。

　　远客归去来，在家贫亦好。

　　此诗是戎昱第一次离开故乡到长安求取功名时所作，约在760年前后。“昨宵西窗梦，梦入荆南道”，一个“梦入”写出了诗人归乡不能，只能借助西窗梦一回故乡。长安求取功名无望，闲愁暗生，一句“在家贫亦好”写出内心真情实感。此后的“梦里家仍远，愁中叶又飞。”“君恩空自感，乡思梦先知。”与《长安秋夕》皆有呼应之趣，都将乡愁化入梦中。多首作于外地的诗歌都表达了其浓重的乡愁:“虫声竟夜引乡泪，蟋蟀何自知人愁。”(《客堂秋夕》)“雪声偏傍竹，寒梦不离家。”(《桂州腊夜》)“片云凝不散，遥挂望乡愁。”(《云梦故城秋望》)“荷衣半浸缘乡泪，玉貌潜销是客愁。”(《秋日感怀》)“光景却添乡思苦，檐前数片落梅花。”(《湖南春日二首》)“故将别泪和乡泪，今日阑干湿汝衣。”(《征人归乡》)“纵欲倾新酒，其如忆故乡。”(《成都暮雨秋》)“雨暗迷津时，云生望乡处。”(《晚次荆江》)，等等。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家国同构的，“国”与“家”有着天然的联系。戎昱的诗中就夹杂着恋乡、怀家与忧国的复杂感情。《罗江客舍》:“近来乡国梦，夜夜到长安。”据《戎昱诗注》:“罗江”在今四川绵阳市西南。

　　“安史之乱”时，玄宗奔蜀至罗江，曾驻跸县西之万安驿。

　　诗人客舍罗江，联想到当年“安史之乱”的情形。如今唐王朝以不复当年盛世，国运日下。“家国同构”传统观念影响下的文人，自然一番担忧。“近来乡国梦，夜夜到长安”，频频的夜梦都难以释怀，总是梦回长安。又如《云梦故城望秋》:“故国遗墟在，登临想旧游……片云凝不散，遥挂望乡愁。”由楚遗址想到唐王朝，愁云凝聚不散，乡愁即国愁。

　　(二)愁怨情结

　　长期宦游各地的戎昱，仕途曲折多舛，虽有满腔抱负却无从施展。人生不遇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他的愁怨诗与怀乡诗中，“愁”“悲”“泪”“苦”等被频繁使用。前文统计，戎昱诗歌中有“愁”字出现的就有23首，约占125首的1/5。且以“愁”为例分析。戎昱诗中“愁人”的形象十分明显，“人愁”的状态也随处可见，比如:“八月更漏长，愁人起常早。”(《长安秋夕》)“愁人不愿听，自到枕前来。”(《闻笛》)“虫声竟夜引乡泪，蟋蟀何自知人愁。”(《客堂秋夕》)“何处愁杀人，归鞍雪中道。”(《湖南雪中留别》)“思苦自看明月苦，人愁不是月华愁。”(《秋月》)“九月龟城暮，愁人闭草堂。”(《成都暮雨秋》)“重谊人愁别，惊栖鹊恋枝。”(《桂州岁暮》)，等等。

　　戎昱的愁怨是来自多方面的，既有盛世不再的国运衰亡之愁:“务退门多掩，愁来酒独斟。无涯忧国泪，无日不沾襟。”也有宦海沉浮，前途未卜之愁:“荷衣半浸缘乡泪，玉貌潜销是客愁。说向长安亲与故，谁怜岁晚尚淹留。”既有乡远情切，思家不得归之愁:“虫声竟夜引乡泪，蟋蟀何自知人愁。”也有送别友人的孤独之愁:“愁里惜春深，闻幽即共寻。贵看花柳色，图放别离心。”

　　事实上，乡恋情结与愁怨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久迁在外、漂泊无依易于引发思乡之感;宦海沉浮、仕途不畅易抒发不平之叹。乡恋与愁怨伴随戎昱一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主要风格，这与其成长的地域文化有一定关联。

　　三、戎昱乡恋愁怨情结的地域文化渊源

　　荆楚文化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对作家创作及人生追求有一定影响。明代李东阳在谈到唐诗的地域性时称:“盖周以诗教民，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圣人不录，实以要荒之故。”

　　虽李东阳认为荆楚诗歌难登大雅之堂，不为重视是因为落后所致，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荆楚诗歌是主流之外的一种诗歌形态。与其说是荆楚诗歌的荒蛮不入流，不如说是其地域文化色彩滋养下的文学的特殊性。

　　(一)自然环境与民族性格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关系，就是地理的基础。”梁启超也在《中国地理大势论》里认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楚人有励精图治、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和性格气质，但其性格中的敏感多愁、易变化、情愫特易表露也不容忽视。

　　姜亮夫总结荆楚民族性格为:大抵江汉之民，习于水，故轻缥，而云梦缅缈，移人神思，故鬼神之事易感人。此两事集结，故其民多巧慧，能进取，易变化，情愫特易表露，事多创造，不守故常，人喜艺术，重义气。故楚好多才，为一时之所重，此其大较也。

　　古荆楚范围较今天更为广大，其主体仍依托云梦泽及江汉平原，处于我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河网密布、水系发达;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降水丰沛。据《江陵县志》:“县内历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0%……常年气候较为湿润。”“蒸发量的年际变化不大，一般在7.6%左右，一年中的蒸发量相当于在一亩水面上气化掉700—1000立方米。”

　　古代江陵的湿热气候更甚。古云梦泽常给人以缥缈朦胧之感，使人容易产生虚幻、缥缈之思;卑湿氤氲的自然条件，使人易有愁苦萧肃之感。张九龄荆州《感遇》，杜甫《登高》皆有愁怨之感。此二人虽不是荆楚人，亦有如此强烈之感，可以想见，戎昱生长于荆楚大地，受到荆楚大地自然环境影响之诗人，诗中的愁苦可见一斑。戎昱《题宋玉亭》:“宋玉亭前悲暮秋，阳台路上雨初收。应缘此处人多别，松竹萧萧也带愁。”又《成都暮雨秋》:“九月龟城暮，愁人闭草堂。地卑多雨润，天暖少秋霜。纵欲倾新酒，其如忆故乡。不知更漏意，惟向客边长。”戎昱的愁怨诗歌，多作于江城、湖南、成都、桂州等地，自然环境及气候与荆楚也相似，容易引起戎昱对家乡的思念。成年出游以前对故乡自然环境的记忆及感受，是他愁苦、思乡的物质来源。

　　(二)历史文化传统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楚民族的真实写照。司马迁《汉书·楚世家》较详细记载了楚国兴亡历史。楚先民由北到南的漂泊生涯，筚路蓝缕的创国艰辛，深深地印在了民族的记忆里，形成楚文化独特的民族自豪感和恋土怀乡之情，这情怀比任一民族都要浓烈与持续。《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是楚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体现。

　　屈原《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就是充满自豪感的民族归属感的开篇。《橘颂》以橘为象征，表现了高尚的人格和眷恋乡土、热爱祖国的情感。《哀郢》表达了对家国破碎的伤感和故乡不复的怀悼。

　　楚国虽历经400余年而终被秦所灭，但楚民族之爱国爱乡之精神与记忆一直根植在荆楚大地上。秦汉以来，庞德公、庾信等人也在作品中流露出对故国的怀恋、对故乡的眷恋甚至是归隐的情愫与实践，这些对唐代荆楚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唐诗品》卷二附十三家:“(戎昱)其源出于邱希范、庾子山。倩骨清言，达情婉至。律绝清新，自是中唐本色，而天然韵骨，含态生恣，大历之常词，乃晚唐之极思也。”就指出了戎昱诗承庾子山(庾信)这一特点。诗人戎昱，虽然没有归隐，却是唐代荆州诗人中乡恋色彩流露较为明显的诗人。戎昱的乡恋情怀大抵是这样的民族文化传统熏染下，加之社会背景及个人遭遇综合作用下的一种“井喷式”的抒发。

　　(三)自身际遇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的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源泉。“每一个原始意象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和悲伤的残留物。”100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在人的大脑组织结构之中，在一定条件下能被唤醒、激活。只要重新面临那种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帮助储存和建立原始意象的特殊环境，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原型就会被重新激活和显现出来。

　　“愁、愁怨”，就是“悲伤的残留物”，是中国文人传统的“骚怨”情结的来源，始于屈原《楚辞》。《楚辞》作为土生土长的荆楚文学，是中国历代诗歌抒情方式的精神原型之一，更是荆楚诗人文学创作的精神原型、源头。戎昱的乡恋与愁怨情结其实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准确地说，是荆楚地域文化影响下的集体无意识。如果说同样是荆楚诗人，为何戎昱的愁怨、悲秋与乡恋情怀的集体无意识表现得如此强烈，以至于“绝似晚唐”?主要是他个人的遭遇使然。科举不第、仕途不顺、贬谪寄家、漂泊不定等一系列的打击，让戎昱原始记忆中潜在的集体无意识被唤醒、被激活，同时也成为他创作的一种源泉，即“原型”。对比他早年的一些作品(虽戎昱的行迹资料不足以支撑其诗歌的编年，但仍可从诗歌内容做一定的区分)，可以看出，早年作品多为遒劲有力、针砭现实之作。而后期多为“绝似晚唐”之作。在特定自然与人文环境下激发的“愁”“思乡”情绪在作品中的大肆抒发，成为了戎昱创作上的一种倾向，一种风格。

　　四、结语

　　纵观戎昱一生，少历胡乱，弱冠之年追求仕途，入幕宦游，奔走他乡，漂泊无依。纵然诗歌创作上有诗承杜甫的“沉郁之风”，但仍然不可回避的是“文化母体”在其记忆中的深深烙印。荆楚地域文化是其诗歌创作中愁怨与乡恋情怀的艺术源头，命途多舛的遭遇是这一集体无意识被唤醒与激发的主要原因。在这样双重作用的情况下，戎昱创作了被严羽称为“绝似晚唐”的诗作。戎昱诗格虽不高，但是其诗风的多面性与其创作的渊源性却是值得关注和挖掘的。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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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昱诗歌在基调上也“以沉郁为主”，他的诗悲凉愁怨、深沉低婉、伤掉哀叹，与晚唐诗风有相近之处。戎昱诗歌的独特性，即被严羽发现的“绝似晚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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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昱，活跃于大历诗坛。遭遇“安史之乱”的大历时期是一个低沉、萧条、调整的时期，诗人的精神面貌也异于盛唐诗人。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戎昱诗多伤乱、述怀、愁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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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家国同构的，“国”与“家”有着天然的联系。戎昱的诗中就夹杂着恋乡、怀家与忧国的复杂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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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宦游各地的戎昱，仕途曲折多舛，虽有满腔抱负却无从施展。人生不遇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他的愁怨诗与怀乡诗中，“愁”“悲”“泪”“苦”等被频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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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恋情结与愁怨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久迁在外、漂泊无依易于引发思乡之感;宦海沉浮、仕途不畅易抒发不平之叹。乡恋与愁怨伴随戎昱一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主要风格，这与其成长的地域文化有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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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昱的愁怨诗歌，多作于江城、湖南、成都、桂州等地，自然环境及气候与荆楚也相似，容易引起戎昱对家乡的思念。成年出游以前对故乡自然环境的记忆及感受，是他愁苦、思乡的物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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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在人的大脑组织结构之中，在一定条件下能被唤醒、激活。只要重新面临那种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帮助储存和建立原始意象的特殊环境，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原型就会被重新激活和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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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昱的乡恋与愁怨情结其实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准确地说，是荆楚地域文化影响下的集体无意识。如果说同样是荆楚诗人，为何戎昱的愁怨、悲秋与乡恋情怀的集体无意识表现得如此强烈，以至于“绝似晚唐”?主要是他个人的遭遇使然。科举不第、仕途不顺、贬谪寄家、漂泊不定等一系列的打击，让戎昱原始记忆中潜在的集体无意识被唤醒、被激活，同时也成为他创作的一种源泉，即“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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