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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杨芳灿山水诗创作转变及其原因分析
摘要：杨芳灿游历广泛，创作了大量山水诗。其山水诗创作呈现阶段性转变，前期清新华艳，中期苍劲雄健，后期质朴悲凉。杨氏诗风前后迥异，原因在于:他既宗法李商隐，又受到袁枚“性灵说”及吴镇“格调说”的影响，诗学主张不断改变;江南与陇右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巨大，其诗歌创作得江山之助;宦海沉浮及岁月流逝使其心境逐渐平和。杨氏诗风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其诗歌创作不断摆脱模拟、自成一家的过程。 关键词： 杨芳灿; 山水诗; 诗风; 转变; 清代山水诗创作蔚为大观:王世祯力主神韵，创作了大量山水诗;袁枚倡导性灵，在前人山水诗的基础之上自成一格;杨芳灿出生于江南，受业于袁枚，任职于甘肃，山水景物在其诗歌中频频出现。因地域的巨大差异及心态的不断转变，杨芳灿的诗风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山水诗创作最能体现这种变化。他的《芙蓉山馆诗钞》前三卷多描写江南景物，四至六卷以甘肃风景为主，七、八卷则作于讲学之途，题材多样，风格迥殊。前人对其诗文的研究已有颇多成果，且多集中于他为官陇右期间的创作，有意无意忽略了山水诗这一主题。对其诗风的变化，亦仅以为官陇右为界，粗略划分为两个阶段，未深入剖析其诗风变化的深层原因。本文以《杨蓉裳先生年谱》为参考，以杨绪容、靳建明点校的《杨芳灿集》为对象，从其中所收录的《芙蓉山馆诗钞》八卷、《诗补钞》一卷中选出近110首山水诗来探究杨芳灿诗风转变的历程。 一、山水诗创作的转变历程 杨芳灿是乾嘉诗坛清新华艳诗风的代表人物，与之交好的洪亮吉曾以“金碧池台”[1]6来形容他的诗歌。但清新华艳只能代表杨氏前期诗歌风格，综观杨芳灿一生创作，虽以华艳为主，但其诗歌前后风格迥异。以其山水诗为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乾隆四十三年之前:清新华艳 杨芳灿错彩镂金的诗歌风格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六朝及晚唐，尤其是李商隐诗歌的模拟。《蓉湖曲》描写江南水乡的美景，恰如六朝民歌般清新绮丽:“黄蝶盘徊依彩袖，青禽来去啄红巾。红巾彩袖纷无数，吴娃玉腕轻摇橹。”短短几句，蓉湖傍晚之景便跃然纸上，色彩的强烈对比使诗歌更添艳丽之感。正如洪亮吉所说，杨芳灿“诗如金碧池台，炫人心目”。杨氏对李商隐的模拟最为集中。他留下了诸多集句诗，就是以集温、李二人诗句为主，其《春夜微雪效玉溪生体》更直接标明效仿李商隐，其山水诗如《秋江泛月歌》则近于李商隐的《燕台四首》。李商隐这组诗以春夏秋冬为序，抒发对思慕女子的相思之情，借奇幻的想象及秾丽的辞藻形成一种哀艳朦胧的意境。《秋江泛月歌》首先用“江妃扶月出紫云，天香瑞彩含氤氲。婵娟临水鉴孤影，七宝阑上娇娥嚬”四句勾画出一个孤独的神女形象，其次用华艳之词“紫晨”“碧空”“霞彩”“琉璃”等营造出迷离之境，最后的“奈寡姮娥自不情，今宵照断还家梦”流露出哀伤之情。杨氏这首诗的构思、用词、意境，处处可见李商隐的影子，其清冷华艳的风格也与之相似。此外，其《秋夜词》四首浮美华艳，也酷似李商隐的《无题》。 杨芳灿19岁时，因伯父杨潮观引见，拜入袁枚门下。袁枚主性灵，杨芳灿受此影响，诗歌亦于华丽之外别开清新之气。如《夜探若冰洞》:“山气夜冥冥，阴崖守巨灵。松荒闻鹳语，洞古带龙腥。一径破云白，双峰削玉青。坐来烦虑遣，泉韵入清听。”山气、阴崖突出“夜探”的视点，松荒、鹳语、龙腥表现出若冰洞的清幽，破、削两个动词，白、青两种颜色尽脱浮华之词，迸发冷冽之气，最后一句以禅理入诗，更觉清峻淡远、诗味醇厚。《舟过秣陵口号》同样体现了他对“性灵”的追求，诗云:“萧疏风柳白门湾，依旧寒潮寂寞还。指点夕阳红尽处，残霞一抹六朝山。”这首诗以七言绝句的形式写景，读来朗朗上口，清爽不拖沓，而且将萧疏的柳树、寒潮的往复放置在夕阳西下、只余残霞一抹的背景之下描写，更显寂寞冷艳的景物特征。虽是写景，却使人顿生怀古之意，景与情融，堪称佳作。 杨芳灿这一时期的山水诗以富丽华艳为主，因模拟痕迹过重、描写范围过于狭窄，导致诗歌个性不够突出，限制了其诗歌成就。尽管后来在袁枚影响之下稍洗浮华之色，但其错彩镂金的底色仍存。滥用华丽辞藻，失于堆垛和烦琐，就容易淹没诗中之情，这也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如洪亮吉就曾指出其诗歌多肉少骨。晚清时期对他的批评尤甚，陈廷焯云:“金匮二杨(蓉裳、荔裳)，工为绮语，高者亦不过吴薗次、徐电发之亚，不足语于大雅。”朱庭珍评曰:“杨蓉裳、荔裳昆季，学初唐四子及温李西昆者也。华多实少，有腴词未剪，终累神骨之病。蓉裳颇工四六，诗则品格不高。”同样指出其诗歌的丰腴之病，可见杨芳灿前期诗歌成就不高。 (二)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五十二年:苍劲雄健 杨芳灿生于富庶的江南，自拔贡被任命为甘肃伏羌县令便有怀才不遇之感，一直闷闷不乐。彭文勤安慰他:“人生遇合，命也。知县任亦匪轻，努力为之可耳。”素有大志的杨芳灿困于边陲小吏任上，对景伤怀成为这一时期其诗歌创作的主流。《花朝前一日赴兰州途中杂题》是他启程赴甘肃途中所作，其中“渭流清宛宛，薇出绿差差”“一片秦关月，流光入远春”等诗句虽涉陇中景物，但清新雅致，风格一如前期。不过此诗多感伤行旅漂泊之苦，已稍带悲凉之感，亦可把它视作杨芳灿诗风转变的起点。《六盘山》《过德隆县》《宿高家堡》《晚至西巩驿》等诗雄壮之气更浓，但此时的杨氏沉溺于自伤自叹，其中“故园归未得，薄宦意如何”“局促嗟卑宦，蹉跎愧壮年”等诗句流露出委屈和伤感，内容狭窄，格调不高。 《伏羌纪事诗》是杨芳灿诗风的转折点，吴镇评价此诗乃“有物之言，可参史乘”，认为这首诗大类杜诗，可称史诗。杨芳灿此后的诗作，风格多以苍健雄浑为主。甘肃高山叠起，景色粗犷，杨芳灿这一时期的山水诗也多写得气势豪迈，如《贺兰山积雪歌》描写作者面对“银涛百丈拔地起，玉龙蜿蜒露脊尾”的贺兰山大雪堆积之景，不禁高呼“安得手携九节杖?直上层巅披鹤氅，一曲高歌众山响”，豪迈之情油然而生。面对黄河冰封雪冻的罕见景象，他在《黄河冰桥》中写道:“河身冻欲僵，泽腹坚如症。一片玻璃魂，滉漾生镜菱。”除此之外，北邙山、熊耳山、函谷关、石佛峡等景观纷纷成为杨芳灿的描写对象，或嵯峨，或诡奇，或雄壮，与他前期诗歌形成鲜明对比。《空同山记游一百韵》是这一时期杨芳灿的山水长篇，诗以“空同镇西陲，五岳推为伯”起首，突出崆峒山在众山中的雄伟姿态，叹服其“天骨瘦癯”“万景丽崎”的挺拔峻丽，进而对它的渊源进行考证。诗人深入山中，以三个景点切入，详细描写了崆峒山的景观。中峰以仰视视角展现，“列嶂”环绕，树木葱郁，隐藏其中的道观“空香纷绕”，玄鹤高飞，观之令人飘飘欲仙。北岭则“首俯尻益高，脰悁目先逆”，其险峻之势，令人心惊胆战，“危峰名磹，长松荫交格。掀腾轧波涛，抝怒摧霹雳”亦将北岭的“崛奇”之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俯视西台，观其峰峦轩昂，“哀壑”湍急，景色幽翳绮丽，清新之境使作者心情得以放松。诗末诗人再次抒怀，“奇观摇心魂，狂饮豁胸臆”，此时壮阔美景冲淡了作者自伤其身之情，情感升华赋予诗歌宏伟的气魄，更显雄浑。这首诗想象奇诡，将崆峒山峰林耸峙、危崖突兀之景层层写出，结构严谨，语言刚健，堪称杨芳灿山水诗的压卷之作，也是历来描写崆峒山的典范之章。 此时的杨芳灿不仅诗风发生了转变，审美也发生了转化。他在《松花庵诗馀跋》中写道:“凡应酬之作，及稍涉绮艳者，均可不存。叶脱而孤花明，云静而峭峰出。”杨芳灿此时已有意避开绮艳之风，如王昶所云:“且甘肃界穷边，风沙苍莽，山谷岨绝……往而开拓心胸，发皇闻见，悉其学与才以见于诗。山林台阁之语，益不足以限君也已。”[6]2杨芳灿此时处于政治上升时期，春风得意，雄心勃勃。甘肃壮阔的景观不仅开拓了他的视野，拓宽了其诗歌内容涵盖面，也使其万丈豪情得以抒发，故他这一时期的山水诗大多苍劲有力、气势雄壮。 (三)乾隆五十三年至嘉庆二十年:古朴悲凉 目前学界流行的看法是，杨芳灿进京任职后才形成其后期质朴淡雅的诗风，其实不然，杨氏在甘肃的最后十年里诗风就已发生变化。《夜过弹筝峡》与《重过弹筝峡》两首诗可看出明显不同。《夜过弹筝峡》作于乾隆五十一年由京师回甘肃期间，此时杨氏因弹劾事件心中愤懑未除，重回甘肃让他更添漂泊之感。他在诗中云:“数遍青峰不见人，肠断天涯远行客。弹筝峡里寒水清，弹筝峡畔孤月明。”孤寂之情溢于言表。《重过弹筝峡》作于嘉庆三年任平凉知府时，此时杨芳灿已四十六岁，心态渐近成熟，面对同样情景，其诗云:“客路重听吟兴惬，清音渐遥人出峡。回首残霞空外销，一痕纤月如银甲。”作者思及往事，引起内心无限感慨，但并未采取直抒胸臆的方式，而于景中写情，故使诗歌余味悠长，带有古朴之风。此时，甘肃之山也不再一味以雄浑面貌展现，如《雨中看山》写西北高山在秋雨浸润下清冷明静的景象，秋雨如洗，山色更翠，其骨“崚嶒”，其气“萧澹”，无一丝妩媚之色，深微幽静，让作者凭栏高吟，一畅胸臆。此诗清雅质朴，实为杨氏后期优秀之作。 入京之后，杨芳灿诗歌以唱和应酬为主，内容虽狭窄，但表现手法上融早年清新华艳与中年苍劲悲凉为一体，呈现出清新瘦硬的风格特征。如《为吴兰雪题秦淮春泛横卷兼忆旧游》回忆少时秦淮之景“风扉树绿围鸦桕，露井花红绽鸭桃”，《秋夜词》描写秋夜之“峭风吹堕小蟾蜍，露脚斜飞入帘隙”，《雪夜》渲染雪夜之幽“云阴千嶂冥，雪响一楼清”等，于清新中蕴含苍老，冷峭中包蕴古朴，甚为脍炙人口。正如法式善所云:“君生于吴而宦于秦，诗则工于诸体，而皆出之以真。又能神明规矩，不沾沾法古，而古人之妙尽有。就今所诣，已将于义山、山谷之间高置一座，况日进而不已耶!”这也说明杨芳灿在艺术上已完全摆脱模拟之气，而独创一家、自成高格。在京五年，应是杨芳灿一生中最安闲的时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诗歌冲和淡然而不失瘦硬。就其山水诗而言，在杨芳灿晚年静谧色彩又逐渐增强。《自金果洞至北山深处》描写北山深处古柏高悬、野草丛生、蛇虫恣肆之景，与前期《夜探若冰洞》对比，此诗用词造句更为老练，从细微处着笔突显其幽深，最后一句“背山幽路涩，竹栅两三家”颇为古朴，且与整篇意境切合，浑然一体。法式善《梧门诗话》评道:“蓉裳之诗，人但知其惊才绝艳，不知其清峭幽冷处尤入王孟之室。”指出杨氏后期诗风特征，颇有见地。杨芳灿后期山水诗中也体现出悲世悯人的儒者情怀，经过汜水时，面对波涛怒浪，寒天冻地，他写道:“长征吾意倦，转惜仆夫劳。”他不再局限于感伤自身，转而关注百姓之苦，其诗歌意蕴更为深厚。 二、诗风转变原因探析 杨芳灿的山水诗由清新华艳转为雄健悲壮，再转为质朴悲凉，变化巨大，原因在于其诗学主张的转变、外部环境的变迁以及自身心态的变化。 (一)转益多师 杨芳灿出生于无锡的书香世家，其祖父杨孝元、父亲杨鸿观俱有才名。杨氏早期诗歌模拟六朝和唐诗，如查揆所云:“农部之诗，上规六代，下掩三唐。”而其尤喜晚唐，特别是李商隐。他曾表明自己的诗学主张:“姱容修态，丽而不竒，不却罗绮，亦调胭脂……抗手千古，玉溪我师。”杨芳灿既学六朝，又标榜李商隐，加之江南山水的秀美绮丽，故而他早期的山水诗极尽雕琢之辞。 跟随袁枚学习之后，杨芳灿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自云:“余幼时作诗，喜学三谢及青莲，未免句摹字仿。”意识到自己作诗的模拟之病。袁枚推崇性灵，即强调诗歌创作要抒发真情实感。他尤为憎恶明清之际诗坛上贵古贱今、宗唐宗宋的倾向，甚至把明七子宗唐之诗称为西施之影，可见他对盲目模拟之风的反对。他教导杨芳灿:“昔王朗欲学华子鱼，唯其似之太过，所以去之愈远。吾辈读书时要与古人合，落笔时要与古人离也。”隐晦批评了杨芳灿诗歌的模拟之习。杨芳灿受益颇多，称“余于是始悟作诗法”。王培荀评价杨芳灿云:“先生虽为袁简斋及门，诗实不相袭也。”认为杨芳灿并未学到袁枚的性灵之气，诗歌不脱华艳色彩，显然王培荀的观点过于片面。对杨芳灿山水诗的分析，可以证明其作品并非一味作绮丽之语，且杨芳灿也颇为赞赏具有灵趣的诗歌，他在《药林诗钞序》中云:“是以锦缋摛华，不敌花蘤之美;丝竹发响，终逊山水之音。情至者语自真，志合者声自雅，激扬钟律，照发襟灵，不烦雕饰之功，动合茎英之奏。此东方生之憺辞，而漆园吏之天籁也。”可见，杨芳灿无论是其诗学主张，还是创作实践，都受到性灵派的深刻影响。 在甘肃与吴镇的交往，也影响到杨氏的诗学观念。乾隆四十六年，杨芳灿与吴镇于兰州相识订交，之后，两人常一起品评诗文，往来密切，在频繁的交流中，二人的诗学观念也互相影响。吴镇继承其师牛运震的主张，倡导格调。杨芳灿受吴镇影响也颇为重视格律。杨氏晚年回京之后，诗歌虽以唱和应酬为主，但格律益工，颇为人所称道，如吴嵩梁赞其诗云:“蓉裳农部才华绝世，与弟荔裳方伯早负盛名。十年以后，诗律益细，而藻采不凋。”“诗律益细”之功实赖于他把格律和性灵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避性灵之浅率，又去格调之涩闷，调和二者所长，不仅提高了自身诗歌的艺术价值，终成乾嘉诗坛巨擘，而且为后世诗人创作提供了范例，具有典范意义。 (二)江山之助 地域差异是影响文学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国南北风景迥殊，其于文人创作亦影响深远。关于南北文学的论述，近代学者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讲解最为详细，他从语音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对南北文学进行分析，又勾勒出先秦至清末南北文学的不同，关于清朝的论述兹转录如下，以供参考: 清代中叶，北方之土，咸仆僿蹇冗，质略无文;南方文人，则区骈散为二体:治散文者，工于离合激射之法，以神韵为主，则便于空疏，以子居、皋闻为差胜;治骄文者，一以摘句寻章为主，以蔓衍炫俗，或流为诙谐，以稚威、容甫为最精。若夫诗歌一体，或崇声律，或尚修辞，或矜风调，派别迥殊。然雄健之作，概乎其未闻也。故观乎人文，亦可以察时变矣。 地域与诗风关系密切，北方宽广无垠，故其诗歌多豪迈奔放，南方山明水秀，诗歌多清新绮丽。地域风貌影响诗人审美观，而审美观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诗风的变化，杨芳灿诗风的变化与地域差异密切相连。他生于江南，任职于甘肃，就两地经济状况而言，明清之际，江南是全国经济与文化中心，商品生产发达，流通规模空前。陇右处于三秦和西域的过渡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发，且地处高原，气候恶劣，不利于农业发展，较中原和江南地区更贫穷落后。杨氏《宁夏采风诗》深刻反映了宁夏人民生活困苦的情状。社会人文方面，江南普遍重视文化教育，崇文尚教的文化氛围更使此地人才辈出。据统计，明清之际，全国有四分之一的状元皆出于此，清代常州诗人群更是名家辈出。与之相比，陇右民风彪悍，且回民众多，汉回之间时有摩擦，战争不断，故多忽视文化教育。自然环境方面，无锡位于江苏省南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湖光山色，风景秀丽，得天时地利之宜。杨芳灿生于此地，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温床，且兼“无锡介乎浙右之地，无名山大川之艰。”身处江南绮丽的山水景色中，杨芳灿前期的山水诗也多描写秦淮歌舞、秀美山川，展现了南方文化的秀美纤细。陇右多险山、戈壁、荒漠，山川雄奇，更有黄河横贯其中，杨芳灿也惊叹其壮丽之景:“未尝不览山川之雄奇，睹云物之环丽，悲英豪之芜没，慨陵谷之迁贸。思托诗歌以放怀抱，无如性灵坐夭，烟墨久疏。始叹江山之助人，不敌风尘之困我也。”其苍茫壮阔与杏花微雨的江南截然不同。陇右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杨芳灿山水诗描写提供了大量素材，而荒寒凄苦的气候也磨炼了杨芳灿的意志，使他的诗风逐步转向沉雄悲凉。 (三)心态转变 据载，杨芳灿生时有“五色雀翔集双树间”，虽属荒诞，但杨芳灿确实天资聪颖。他三岁习《四书》，四岁诵唐诗，过目不忘，令人称奇。习举子业后，在乡试、科试、岁试中“古学、经解、时文俱第一”。钱维乔《旅宿不寐忆同里故交得诗八首》其七忆杨芳灿，诗云:“当代无徐虞，梁溪得嗣音。才犹同韫玉，俗竟少分金。弱弟为秦赘，新知感越吟。青云宜努力，剑气不终沉。”此诗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秋季，杨芳灿时年二十四岁，尚未拔贡，但已有才名，钱氏此诗肯定了杨芳灿的才情，并激励他应继续努力。总而言之，杨芳灿在江南生活志得意满，这也是其前期诗歌基调轻松愉快的原因之一。 任职甘肃之后，杨芳灿诗歌开始发生变化。乾隆四十六年，伏羌回民起事，攻陷河州，王廷赞和杨芳灿合力平定了这场战乱。乾隆四十九年，石峰堡回民暴动，进攻伏羌县城，杨芳灿身为县令，冒着生命危险提前防守，使得无一旅之师的伏羌县城坚如铁壁，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历经两次战争，杨芳灿变得更加坚定。后杨芳灿因守城之功得福康安保奏，进京觐见皇帝，却忽遭弹劾，谓其“冒销军饷，拥厚赀，是以眷属先行矣”。皇帝虽未惩罚，但仍勒令追赔。交付完赔金，他几陷于绝境，自云“寓中十指浩繁，而炊火往往断绝”。政治不顺令他心灰意冷，为请罪避嫌，卸伏羌事。后虽仍奉旨回甘肃任职灵州，但灵州任上未发生大的灾难及战乱，杨芳灿政务之余以编书、交游为乐。前期政治失意使其参政热情减退，如他所云:“客心淡无营，禅关掩虚静。”加之生活安稳，杨芳灿心态也由愤激转向平和，其诗风也逐步发生转化。嘉庆五年，杨芳灿入京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从边疆小吏一跃而成朝廷命官，特别是在嘉庆六年担任《会典》编修官后，官职虽不高，但足享翰林清誉。京城文人众多，杨氏进京之后，便与张问陶、汪端光、赵怀玉、法式善等文人交往密切，为诗词之交。此时他的诗歌多唱和及即兴之作，反映其生活及心境的平和。嘉庆十一年，杨氏因丁忧辞官告归，后为生计故，辗转于浙江、陕西、成都等地书院，于嘉庆二十年客死成都。杨氏后期历经生离死别、流寓他乡、生活困窘种种状况，加之自身年老力衰，一草一木都能触动其悲凉之情，故此时山水诗不再是他豪情壮志、诗歌酬和的载体，转而抒其家园之痛、生命之悲，风格以清幽孤寂为主。 三、结语 杨芳灿早年山水诗以古体诗为主，尤以七言古诗居多，晚年则近体诗增多，尤以七律为主，这与他晚年崇尚杜甫的创作路径相合，也有助于把握其诗风的变化。从内容方面将其细分，可看出他主要环绕“游玩观赏”与“羁旅抒怀”两大主题而写。游玩观赏类的诗歌主要创作于他二十六岁之前及补灵州知州以后，此类诗歌描写入微，状物生动，或轻松愉悦，或雄浑壮阔，叙事性更强。以羁旅抒怀为主题的诗歌多创作于初任甘肃及后期奔波讲学期间，借景抒情，且能融情入境，诗歌基调幽寂悲凉，抒情性更强。这两大主题的山水诗创作也与其诗风转变密切相关。 总而言之，他前期以李商隐为学习对象，后调和性灵说和格调说，使其诗歌逐步摆脱模拟。又因前后生活地域的差异及心境的变化，诗风也由雄豪转为古朴。就其山水诗创作而言，任职甘肃期间创作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但与其弟杨揆、张问陶等相比，他的山水诗创作无论是内容还是数量都略逊一筹。以杨芳灿之才、所历之境，实属遗憾。然杨氏山水诗为清代山水诗及陇右诗都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重要性不可忽视。对之进行分析，可有助于理解其诗风转变历程，亦可加深对杨芳灿本人文学创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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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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