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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学者对诗纪事著述的评价
摘要：《唐诗纪事》是诗纪事着述的创体之作, 明代中后期受到一批学者的高度评价。在诗、史有别的前提下由批评杜诗纪事转向思考事与情的关系、诗如何纪事等问题的“诗史”论争是明人建构诗纪事着述价值的语境, 明人正是在事与情关系框架内展开对诗纪事着述价值的建构。理学家孔天胤曾为嘉靖钱塘洪氏本《唐诗纪事》撰序, 通过追本溯源的方法从《诗》那里寻找诗纪事的依据, 并全面回应事与情关系的问题, 张扬“在事为诗”的诗歌发生论, 在承认情为诗之本体的前提下强调事对于情的兴发功能, 并宣扬诗纪事着述兼具文学史、政治史的价值。明末清初, “诗史”再度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 诗与史通的观点及由此形成的采诗庀史的实践主张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诗纪事着述的编撰受到影响, 编撰者引入《中州集》、《列朝诗集》等新典范, 张扬诗纪事的历史价值, 将一代诗纪事提升至一代之史的地位, 并赋予其挽救文化失坠的功能。明清学者对于诗纪事着述价值的建构与张扬反映了对诗、史的本质及二者关系等的思考与认识。 关键词： 诗纪事; 诗史; 在事为诗; 采诗庀史; 南宋计有功编撰《唐诗纪事》“因诗存人, 因人存诗, 甚有功于‘诗’与‘史’。论述唐代之诗史者, 自当以此书为不祧之祖”。正如有学者指出:“‘诗纪事类’的着作, 自宋计有功首创, 此后被冷淡了数百年, 入清以后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又盛行起来。”《唐诗纪事》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 就先后四次被刻印, 并受到孔天胤、王思任、毛晋、胡震亨等的高度评价, 其中, 胡震亨称《唐诗纪事》“收采之博, 考据之详, 有功于唐诗不细”。明末清初至现代, 出现一批以“纪事”命名的着述, 直至现当代, 此类着述依然层出不穷。明清文人在“诗史”论争的语境中逐渐发现并建构了《唐诗纪事》等诗纪事着述的价值, 清代“诗史”观及由其产生的采诗庀史的实践主张进一步张扬了诗纪事着述的价值, 并直接影响了一批诗纪事着述的编撰。明清对于诗纪事着述价值的建构与张扬反映了对诗、史的本质以及二者关系等问题的思考与认识。 一、“诗史”论争, 明人建构诗纪事价值的语境 “诗史”最早由唐代孟棨《本事诗》提出, 即“流离陇蜀, 毕陈于诗, 推见至隐, 殆无遗事, 故当时号为诗史”。唐代仅见此一处“诗史”用例, 是指杜诗对诗人于安史之乱中经历的记载。“诗史”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话语的内涵是由宋人赋予的, 只是自宋代始, 分歧就很大。张晖《中国“诗史”传统》系统梳理了历代“诗史”的内涵, 达十七种之多。宋人对杜诗的“诗史”特质有不同的解读, 后来, 还逐渐溢出杜诗批评的范围。大致说来, 宋人是使用“诗史”一语称赞杜诗“善陈时事”的实录精神来建构起其“诗史”观的, 这种实录精神既指杜诗对重大政治事件和日常生活经历的记录, 也涵盖诗人流露出的情怀和做出的评价, 如胡宗愈《成都草堂先生诗碑序》云: 先生 (杜甫) 以诗鸣于唐, 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 一见于诗, 读之可以知其世, 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据刘攽《中山诗话》, 宋人还有以杜诗记录酒价而誉其为“诗史”的, 这颇能说明记录日常生活及情感也是宋代诗史说的应有之义, 只是后来在强调政治事件和政治情怀时逐渐遗落了日常生活和日常情感, 如文天祥《集杜诗自序》说:“昔人评杜诗为诗史, 盖其以咏歌之辞, 寓纪载之实, 而抑扬褒贬之意, 灿然于其中, 虽谓之史可也。”“抑扬褒贬”显然是由政治事件而兴发的情感。 明代在辨体思潮大背景下从本体层面讨论了诗与史的异同, 杨慎、王世贞、许学夷等很多大家都参与了讨论。起初, 明人基本沿用宋人的“诗史”说:“高棅在《唐诗品汇》中屡次引用前人的‘诗史’说, 显然并不反对将杜诗视作‘诗史’。”李东阳也多次称引“诗史”, 如《徐中书挽诗序》:“惟诗之用与史通, 而昔之人或有所谓诗史者。” 至杨慎开始对“诗史”说发难, 其《升庵诗话》载:“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记时事, 谓之‘诗史’, 鄙哉宋人之见, 不足以论诗也。”后来, 王世贞、郝敬、许学夷等也先后加入讨论“诗史”说的行列, 并对杨慎的观点有所补充与校正。明人对“诗史”说的讨论逐渐溢出宋人的讨论范围, 讨论的实质是如何认识诗的特质和如何评价杜诗的纪事。臧懋循《冒伯麟诗引》曾表达对宋人以“诗史”赞许杜诗的不解:“夫诗之不可为史, 犹史之不可为诗。世顾以此称少陵大家, 此予所未解也。”这就是明人面临的问题。 明人论诗注重对于诗的特质的阐发, 如高棅引《诗法源流》称“古诗径叙情实, 去三百篇近。律诗牵于对偶, 去三百篇为远。此诗体之正变也”。李东阳认为诗“贵情思而轻事实”, 李梦阳认为:“古诗妙在形容之耳, 所谓水月镜花, 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王廷相认为:“夫诗贵意象透莹, 不喜事实粘着。”这都是对诗的特质的思考。 杨慎“诗史”观的基本前提是诗、史之辨, 《升庵诗话》载:“夫六经各有体, 《易》以道阴阳, 《书》以道政事, 《诗》以道性情, 《春秋》以道名分……”其实, 杨慎在主张诗、史之辨时还讨论了两个子话题:其一, 诗如何抒情。他反对直接抒情, 主张含蓄:“二南者, 修身齐家其旨也, 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苤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 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 使人自悟。”其二, 诗如何纪事。他反对直陈时事:“至于直陈时事, 类于讪讦, 乃其下乘末脚。”但到底该如何纪事, 他没有展开讨论。总的说来, 杨慎提出了“含蓄”标准来导正诗的抒情与纪事。 王世贞、郝敬、许学夷等在诗、史之辨这一点上与杨慎并没有分歧。王世贞《艺苑卮言》认为:“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云……。其言甚辩而核, 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诗》固有赋, 以述情切事为快, 不尽含蓄也。”其实, 王世贞是以含蓄为上, 只是对“不尽含蓄”持包容态度, 他赞许杨慎对杜诗不够含蓄的批评是“甚辩而核”, 只是补充说杨慎没有看出其所举杜诗的例子是兴比。实际上, 王世贞另外提出了一个评价标准——“述情切事”, 即评价诗不在于含蓄与否, 更重要的是情与事的配合。 郝敬认同王世贞的诗可含蓄也可直露的观点, 只是补充说《诗》中“述情切事”的赋其实兼比兴, 但王世贞称其“不尽含蓄”是不对的, 即“宗城谓赋主切事, 不尽含蓄, 非也。夫诗虽六义, 经可离, 纬不可离也。赋何尝离比兴?比兴何尝非赋?” 许学夷对于诗、史之辨的态度鲜明:“夫诗与史, 其体、其旨, 固不待辩而明矣。”他沿着杨慎对于诗如何纪事、如何抒情两个思考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 同时在一定程度了受到了王世贞的启发。他认为:“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哀江头》等, 虽若有意纪时事, 而抑扬讽刺, 悉合《诗》体, 安得以史目之?至于含蓄蕴藉虽子美所长, 而感伤乱离、耳目所及, 以述情切事为快, 是亦变雅之类耳, 不足为子美累也。”意思是诗之纪事并不在于直陈与否, 只要归于抑扬讽刺, 诗之抒情并不在于含蓄与否, 只要源于经历闻见, 只要情不离事, 事不离情, 就是诗。 诗、史本有分工, 诗的源头是《诗》, 史的源头是《春秋》, 这是杨慎、王世贞、许学夷等关于“诗史”论争达成的基本共识。他们关于诗纪事的分歧不在于诗能否纪事, 而在于诗如何纪事。起初杨慎提出“含蓄蕴籍”是诗之本质, “直陈”则有违诗的本质, 并对宋人的“诗史”说发难, 其实不是不赞同诗歌可以纪事, 只是要求纪事须达到“含蓄蕴籍”的效果, 他曾使用“诗史”来称赞刘因《书事绝句》、宋子虚《咏王安石》“二诗皆言宋祚之亡由于安石, 而含蓄不露, 可谓诗史矣。”就充分说明这一点。王世贞、许学夷都在校正和补充杨慎的观点, 在诗可以纪事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 在诗如何纪事的问题上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讨论, 是相互补充的。 以当时所持关于诗的特质的认识, 明人对于杜诗纪事的评价与宋人渐见分歧, 即使对杜诗之纪事持包容态度, 也评价不高。起初, 高棅、李东阳对于杜甫之纪事和宋人一样持赞赏态度, 前“七子”以宗杜为普遍追求, 在学杜过程中也开始思索如何对待宋人称许的杜诗之纪事, 如王廷相云:“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漫敷繁叙, 填事委实, 言多趁帖, 情出附辏, 此则诗人之变体, 骚坛之旁轨也。”同时, 郑善夫《批点杜诗》云:“诗之妙处, 正在不必说到尽, 不必写到真, 而其欲说欲写者, 宛然可想。”所谓“填事委实”, “说到尽”、“写到真”都是批评杜诗纪事过于实, 过于繁。杨慎批评宋人“诗史”说也是轻杜诗之质实而重其含蓄, 与王廷相、郑善夫等是一致的。许学夷虽认为杜诗之纪事类作品虽合诗体, 但不以其为上, 因而称其为“变雅”。许学夷虽极力主张诗、史之辨, 但诗与史到底该如何区别?他虽进行了追根溯源, 其实没有说透, 倒是谢肇淛对此问题进行了辨析认为:“少陵以史为诗, 已非风雅本色”, 并批评“胡曾辈之咏史, 直以史断为诗”。 这是以议论与否作为诗、史的界限, 当然, 仅止于此是不够的。“诗史”论争中, 尽管到底该如何评价杜诗之纪事及其价值, 明人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完全解决。但是, 对于杜诗纪事的批评终于导向对于诗如何纪事, 以及情、事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就在“诗史”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时, 明人对于如何认识诗纪事着述的价值也走上了情、事关系的思考方向。 二、在事为诗, 明人孔天胤对诗纪事价值的阐述 在诗言志这个古老的诗歌本体论的语境里, 明代学者是如何思考诗纪事着述的价值呢?明代理学家、藏书家孔天胤曾为嘉靖钱塘洪氏本《唐诗纪事》撰序并全面回应情、事关系问题, 以阐发诗纪事着述的价值, 其逻辑思路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追本溯源, 从《诗》那里寻找诗纪事的依据。 许学夷曾将诗歌纪事溯源至《诗》, 认为杜甫“三吏”、“三别”之类的作品“悉合《诗》体”。此前, 孔天胤称赞《唐诗纪事》时已经将诗纪事溯源至《诗》认为, 《诗》也是纪事之作, 而且, 所纪之事可以考证。另外, 《毛传》就是对《诗》所咏之事的发掘, 即“《诗》三百篇, 《毛传》盖其纪事, 今为考亭所绌, 然欲究遗经, 当必考之。后来的纪事体着述编纂者往往沿着这个思路强调诗纪事的价值, 如清代陆以谦为《词林纪事》撰序称:“纪事者何?……窃惟词源于诗, 诗源于三百篇, 三百篇无非事者。”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将这种思路推到了极致, 该着《前言》称诗歌“纪事”之有滥觞于《尚书》、《左传》、《吕氏春秋》、《穆天子传》等对诗歌及其本事的记载以及《诗三百篇》毛序、毛传所述《诗》的本事。 2.承认情为诗之本体的同时强调事对于情的感发兴起功能。 汉代儒家诗学就强调事对情的作用, 《诗大序》说“是以一国之事, 系一人之本, 谓之风”, “事”指政事, “本”指性情。一方面, 情缘于事, 事对情有感发兴起作用;另一方面, 人的性情应该关乎世变之情。《汉书·艺文志》云:“代赵之讴, 秦楚之风, 皆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即汉乐府的哀乐之情是缘事而发。这里的“事”是时事, 是“系于天下国家之大事”。提出“诗史”说的唐人孟棨也强调了事对情的感发兴起作用:“怨思悲愁, 常多感慨。抒怀佳作, 讽刺雅言, 虽着于群书, 盈厨溢阁, 其间触事兴咏, 尤所钟情, 不有发挥, 孰明厥义?”可见, 事对情的感发兴起作用很早就得到强调。孔天胤专门讨论了情、事的关系, 他说:“夫诗以道情, 畴弗恒言之哉;然而必有事焉, 则情之所繇起也, 辞之所为综也。故观于其诗者, 得事则可以识情, 得情则可以达辞。”孔天胤认为, 在创作、批评两个环节, 事都是逻辑起点, 并把事比做源, 把情比做流, 从而从发生学的角度和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诗纪事的合理性。他还进一步指出唐诗的成就恰在情与事的融合: “唐俗尚书, 号专盛, 至其摛藻命章, 逐境纡翰, 皆情感事而发抒, 辞缘情而绮丽, 即情事之合一, 讵观览之可偏。”因此, 他高度评价《唐诗纪事》, “善其纪事之意”。鉴于此, 他还对宋儒重理, 明人重格调、声律的思潮进行了批评与反驳, 认为宋儒言理而不及事, 流风所及, 至于明代, 文人既不晓事, 也不识情。 在此, 追溯一下孔天胤所谓“事”的内涵, 其理论动机也就昭然若揭了。他认为文学批评就是对“情之所繇起”之“事”的探寻, 其心目中的“事”具体指哪些呢?孔天胤说:“君子曰:在事为诗。又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夫谓诗为事, 以史为诗, 其义幠哉。”“在事为诗”出自《春秋纬·春秋说题辞》:“在事为诗, 未发为谋, 恬澹为心, 思虑为志, 故《诗》之为言志也。”即诗言志之“志”的前身就是诗人思虑的“事”。“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出自《诗大序》, 即:“国史明乎得失之迹, 伤人伦之废, 哀刑政之苛, 吟咏情性, 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由此可知, 孔天胤所谓“事”是得失兴废之时政, 变风、变雅所载即是, 只是变风、变雅所载为衰世之政事。孔天胤说:“孔父言知, 在于格物;孟子诵诗, 必论其世。且如虞有《卿云》之歌, 弗稽《大传》, 曷知其为禅夏;汉盛五篇之诗, 非考《两都》, 又焉得其鸿典也。”孔天胤所举“《卿云》之歌”、“五篇之诗”分别是舜禅位于夏、光武中兴两件盛世之政事, 都与政权更迭有关。至此, 就可以明白孔天胤为什么对性情说也表达了不满:“自性情之说拘, 而狂简或遂略于事。”显然, 他是在批评性情说对于政治的疏离。 3.诗纪事兼具文学史与社会政治史的双重价值。 孔天胤主张“在事为诗”的诗歌本体论, 自然是回到关注作品社会、政治内容的思路上来, 并从社会、政治的层面思考诗纪事的价值, 再考虑到诗纪事着述以时间为序的编排体例, 《唐诗纪事》在其心目中也就成为有唐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政治的历史。应该说, 孔天胤只是明确了表达了《唐诗纪事》为有唐之文学的历史的观点:“《纪事》一书, 其艺流之源委, 文苑之本末, 利涉之方航, 发蒙之朗若者矣。”考虑到他批评宋儒、明人的唐诗批评“不喻其时代和人物”, 由此推论, 《唐诗纪事》自然就是其心目中有唐一代关于时代变迁与人物起伏的社会政治史。其实, 早在宋代, 王禧校雠并刊刻《唐诗纪事》时曾明确道出该着就是一部唐代文学史和社会政治史, 可由其“观唐三百年文章、人物、风俗之污隆邪正。”这个观点得到广泛认同, 明代学者为几种《唐诗纪事》刻本作序时或强调其文学史价值, 或强调其社会政治史价值, 或兼而言之。张子立于嘉靖二十四年校对并出资刊刻《唐诗纪事》撰序时称《唐诗纪事》为“唐风”, 是论人者考其世, 观风者尚其声的“雅道之选也”, 当然就是文学史兼社会政治史。 张子立视《唐诗纪事》为“唐风”, 由其可以论人, 也可以观风, 《唐诗纪事》当然就是文学史兼社会政治史了。王思任为崇祯年间毛晋刊刻汲古阁本《唐诗纪事》撰序时指出计有功“取唐诗姓氏一千一百五十余家, 胪列其人, 悉传其事, 使后之读诗者, 恍然如见三百年中之须眉美恶。”这是强调《唐诗纪事》作为社会政治史的一面。李縠为崇祯年间重刻的汲古阁本《唐诗纪事》撰序对其兼具文学史与社会政治史的特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 其结论是:“有唐二百八十九年间, 作者不知几何人, 其篇章之流传于人间者, 不知几千万, 求之君臣朋友, 时序庶物, 徽邪得失之故, 犁然具在, 无若《纪事》一书。” 因此, 这些学者在强调《唐诗纪事》是对一代盛衰世变的记录时, 主张文学批评就是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发掘这些政治内容。这既是对宋人的回归与超越, 又是对当时辨体思潮的反驳。焦竑《清溪山人诗集序》曾批评当时杜集的编纂“昧者取其编, 门分类析, 而因诗以论世之义日晦”, 并倾向于以编年为序的体例。崇祯年间, 毛晋为其刻印《唐诗纪事》所撰“识语”称唐集“分类分体, 尤为可恨”, 而称赞《唐诗纪事》为“匡鼎”之作。胡震亨认为, 《唐诗纪事》“诗与事迹、评论俱载”, “收采之博, 考据之详, 有功于唐诗不细”。这都是强调别集、总集的编撰要回归凸显政治价值的道路上来。诗纪事着述体例的优点恰在于作家小传的编写、诗歌本事的追寻、基本以时序编排的体例, 能够体现世运的变迁, 而世运变化影响所及又是文坛趋尚的变化。这种价值被后来诗纪事着述的编撰者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采诗庀史, 清初以来诗纪事的衍化及价值张扬 明末清初, “诗史”说再度成为一个被热烈讨论的命题, 但是, 文人不再关心明代讨论的诗能不能纪事, 如何纪事等本体论问题, 而是力主诗、史同源的观点。如钱谦益《胡致果诗序》说:“《春秋》未作以前之《诗》, 皆国史也。……《诗》也, 《书》也, 《春秋》也, 首尾为一书, 离而三者也。”此所谓诗史同源的观点, 吴伟业《且朴斋诗稿序》、黄宗羲《姚江逸诗序》、李邺嗣《万季野新乐府序》、屈大均《东莞诗集序》等都有类似的表述, 可见, 这是明末清初文人极其普遍的看法。明代关于“诗史”的论争是在诗、史有别的前提下从文体的角度讨论诗的本质。清初“诗史”思潮的本质是从起源的角度论证诗通于史, 以为诗承担史的功能来张目。至于诗、史纪时事的方式有无差异, 诗、史各自的特质是什么等问题, 明末清初的文人没有兴趣深入讨论。 考察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诗史”观的理论动机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列朝诗集》是钱谦益“诗史”理论的实践, 该着的编撰显然受到同样经历过代际剧变的元好问的启发, 钱氏引程嘉燧的话说:“元氏之集诗也, 以诗系人, 以人系传。中州之诗, 亦金源之史也。吾将效而为之。吾以采诗, 予以庀史, 不亦可乎?”又说:“余撰此集, 仿元好问中州故事, 用为正史发端。”曾感叹辽事堙灭的元好问在金朝覆亡之际意识到金代之事可能面临同样的危险, 便尽可能为“死而可书者”“志其墓”, 意在为以后的着史者多留存材料。面临金代史事湮灭的危机, 元好问“晚年尤以着作自任, 以金源氏有天下, 典章法度几及汉、唐, 国亡史作, 已所当任”。但是, 为金代着史的愿望没有办法实现, 编撰有金一代之诗就成为其挽救金文化的一种努力, 其《中州集自序》说:“念百年以来, 诗人为多, 苦心之士, 积日力之久, 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 计所存者才什一耳, 不总萃之, 则将湮灭而无闻, 为可惜也。”[37]元好问视《中州集》为金源一代之史, 其《自题中州集后》五首其五“平世何曾有稗官, 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 抱向空山掩泪看”透露了他的真实心迹。四库馆臣指出《中州集》“大致主于借诗以存史”。王士禛称:“元裕山撰《中州集》, 其小传足备金源一代故实。”陈衍也指出:“遗山为拓跋苗裔, 野史一亭, 原以金源文献自任。史既未成, 聊都此集, 表章百年来文人。”正如余英时《评关于钱谦益的诗史研究》指出, 《列朝诗集》“以元遗山《中州集》为祖构, 在牧斋之意, 自是欲通过有明一代之‘诗’以观有明一代之‘史’”。可见, 钱谦益《列朝诗集》和《中州集》一样是着史未成退而求其次的结果, 采诗的目的在于庀史, 是将诗作当成史料加以保存, 以一代之诗存一代之史。 前朝历史为新朝所着, 往往不能尽信, 还有种种原因导致许多优秀的人物及其事迹失载于史的情况。鉴于此, 明清易代之际的文人往往强调以诗为史、以诗正史、以诗补史的“诗史”观。如杜濬说:“世称杜子美为诗史, 非谓其诗之可□为史, 而谓其诗可以正史之伪也。”可以说, 以诗为史、正史之误、补史之阙的“诗史”观是有感而发的, 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其直接动机就是倡导对遗民事迹与诗作的保存。杜濬《程子穆倩放歌序》、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李邺嗣《万季野新乐府序》、吴伟业《且朴斋诗稿序》等都是在为遗民诗人作序时表达以诗为史、以诗正史、以诗补史的“诗史”观。由此可见, 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诗史”观及由此形成的采诗庀史的实践主张背后还深藏着文化失坠的焦虑。钱氏《胡致果诗序》曾对宋代遗民诗人记录的史事因为不为新朝史着所载可能面临湮灭的危险表示担忧, 他说:“至今新史盛行, 空坑、崖山之故事, 与遗民旧老, 灰飞烟灭。”深受钱谦益影响的黄宗羲在其《姚江逸诗序》中曾评价钱氏《列朝诗集》, 作出了“一代之人物赖以不坠”的贡献。他还在为明遗民万泰的诗集作诗序时专门谈及遗民诗人对保存一代之史, 延续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 而且面对《宋史》、《元史》对于宋末、元末一些重要人物及事件的忽视, 特别明之“从亡之士”黄道周、吴钟峦、钱萧乐、张煌言、方以智等的事迹面临湮灭的境地, 感到极其沉痛。余英时曾指出钱谦益《列朝诗集序》“遗民心态跃然纸上”。遗民心态既表现为出于对旧朝的眷恋而产生的保存旧朝之史的责任感, 更重要的是文化失坠的焦虑感。陈寅恪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弱之时, 为此文化所化之人, 必感苦痛, 其表现在此文化之程量愈宏, 则其受之苦痛愈甚。”他认为元朝遗民元好问、明朝遗民钱谦益, 以及参与修撰《元史》的元遗民危素、拒仕清朝而以布衣身份参与修撰《明史》的明遗民万斯同等人“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 即国可亡, 而史不可灭”。这些可以作为这种文化焦虑的注脚。 当以诗为史、以诗正史、以诗补史的“诗史”观几乎成为学界共识时, 纪事体着述的编撰自然深受影响, 其编撰也随之达到高潮。清代以来的诗纪事编撰者都声称效仿《唐诗纪事》, 建构了一个以《唐诗纪事》为首创的诗纪事系谱。厉鹗称《宋诗纪事》“效计有功搜括而甄录之”, 陈衍则将纪事体着述归为一个序列, 一度为辽金元诗纪事的阙如感到遗憾, 邓之诚称其《清诗纪事初编》是“继计有功、厉鹗、陈田而作”。再加上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 诗歌纪事体着述从唐、宋、辽、金、元至明、清, 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 这些着作“前后衔接, 自成体系, 构成古籍中的一个小类别”。然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陈衍、邓之诚固然以《唐诗纪事》为典范, 又屡屡提及《中州集》和《列朝诗集》。陈衍编纂《金诗纪事》不能无视元好问《中州集》, 自然要论及该着, 但是, 邓之诚编《清诗纪事初编》应该与《列朝诗集》没有什么关联, 然而, 他称《清诗纪事初编》“小传摹《列朝诗集》而作”。这个转变与明末清初以来以诗为史、以诗正史、以诗补史的“诗史”观及由此产生的采诗庀史的实践主张关系密切。 清代的诗纪事着述的编撰或多或少受到采诗庀史的主张的影响:其一, 有的诗纪事着述与史着关系密切。据《国朝汉学师承记》, 钱大昕“因搜罗元人诗文集、小说、笔记、金石碑版, 重修元史, 后恐有违功令, 改为《元诗纪事》”。陈衍接过元好问、钱谦益、黄宗羲等的衣钵, 其辽金元诗纪事多次提及元好问《中州集》, 并明确提出“国可亡, 史不可亡, 即诗不可亡。有事之诗, 尤不可亡”, 不认同“异族而主中国, 则其国之诗可听其亡”的观点, 他带着强烈的着史冲动, 编纂辽、金、元三代诗纪事, 并将其纳入《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的序列。其二, 重视诗人小传的编写。《唐诗纪事》已开此类着述为作家编撰小传的先河, 但清人称许这一做法时往往援引《中州集》、《列朝诗集》为例, 一部分纪事体着述的诗人小传也以其为典范, 如邓之诚明确表示《清诗纪事初编》“小传摹《列朝诗集》而作”。因为《列朝诗集》的诗人小传与《唐诗纪事》迥然不同, 《唐诗纪事》之诗人小传仅提供作品的创作语境, 而《列朝诗集》的诗人小传几乎是明代诗人的史传。其三, 注重收录与时政相关的诗作。陈衍《辽金元诗纪事》“总叙”云:“诗纪事之体, 专采一代有本事之诗。”其《金诗纪事》将元好问诗作“关系宗社存亡, 身世危苦, 凡一切未入《元诗纪事》者, 悉为编入”, 由此即见一斑。邓之诚编纂《清诗纪事初编》选录诗作的标准是“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邓之诚还批评《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名为纪事, 而诗多泛采, 无事可纪”, 显然, 邓之诚是指这些着述采录的作品无关乎时政。至此, 重视诗作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几乎成为诗纪事编纂者的普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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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3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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