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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词题材演进的新型南方文化背景
文学和地域文化的关系问题，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近人刘师培著《南北文学不同论》以来，它更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然于宋词，尚极少深入、透彻的议论。笔者不揣浅陋，试从宋词题材演进的角度，略抒己见。 永嘉南渡以后，北方沦为各少数民族纷争的鼎沸之地，南方则成为中原文化与原生南方文化碰撞、融合的场所。侨居南方的北方士族在自感恢复无望后，便转而忙于求田问舍，占山封泽，营建庄园，继续他们的豪强富贵生活;同时，作为异乡人，南方秀美的山川风物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于是便将由来已久的谈玄宴集风气与游山玩水相结合，作为消磨光阴的主要手段。因为已失去或摆脱了对国家社会的政治责任和人生抱负，所以他们有可能在赏心悦目的游赏中有意无意地冷却对名教、玄理的热情，而将游赏活动演变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娱乐、审美活动。此外，南方土著士族，虽于本地风光习以为常，却对北方较发达的文化、谈玄论道的机趣和做派甚至语言，不无钦羡之心，也有可能参加进来，同风合流。所以，东晋、南朝文化实是中原先进文化与本地秀美风光、和暖气候等地域因素相糅合的结果。这种新型南方文化集中表现为以舒展真率性情为核心、以体验山水审美为外壳的南方山水文化。 南方区域文化的再一次蜕变、翻新，便是在南宋。一方面，南方逐渐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保障。永嘉南渡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北方在战乱和天灾的双重破坏下凋敝零落，南方却保持了相对的安定富足。《新唐书·权德舆传》云:“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五代十国时，北衰南荣、经济中心南移的趋势更为显著。北宋时中原虽然是政治中心，但南方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了优势。建炎南渡后的南宋政权，如《宋史·食货志序》所云:“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即使是大一统的蒙元，亦“无不仰给于江南” （危素《元海运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 。另一方面，中原文明的南传极大地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南宋时，中原移民带来的技术和劳动力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建设诸方面均有显著表现;同时，中原的风俗习惯和发达的理学、文化，更从精神文明层面影响着南方的民风、士风。 中原士大夫之学日趋于南，而南方人本又比中原人少儒家礼教的束缚，心态开放，易于接受、利用新鲜事物，南方文化于是再次获得翻新的机会。 宋代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在《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吴船录》、《入蜀记》等众多当代文献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或描绘，而南宋城市的繁荣程度较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临安的繁华视东京亦过其多倍。耐得翁《都城纪胜·序》即云:“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见《南宋古迹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甚至与金朝接壤的金州（今陕西安康），到南宋中期也已被经营成“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九） 的边陲重镇。在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繁荣中，建炎南渡后的中原文化与因永嘉南渡所形成的南方区域文化再相磨合，进一步将南方区域文化的演进引向纵深。与六朝相比，建炎南渡后的南方文化表现为以张扬独特个性为核心、以展示都市风情为外壳、以体验娱乐享受为能事的南方都市文化。南方都市文化实已成为主导南宋士人精神蕲向和审美旨趣的文化基础。杭州是行都，为南方都市文化的典型，且看时人如何描绘:“风物颦西子，笙歌醉北人” （林景熙《西湖》）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 （文及翁《贺新郎》） ，以至人们有“东南妩媚，雌了男儿”（见陈人杰《沁园春·予弱冠之年……》序） 的慨叹。 若逢大一统的太平盛世，这种南方都市文化也许能步武汉赋，成就润色鸿业的不朽事业;可惜南宋乃偏安苟且政权，亟需健壮和坚强的风气，故其屡遭有识之士的批评。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论曰:“夫吴、蜀，天地之偏气也;钱塘，又吴之一隅也。……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清人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犹云:“予尝谓南宋词家于水软山温之地，为云痴月倦之辞……有花柳而无松柏，有山水而无边塞，有笙笛而无钟鼓，斤斤株守，是亦只得其一偏矣。”话虽不无偏颇，却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南方都市文化的主要特征及其消极面。 当然，南方都市文化培育出的并不全是放纵颓靡、醉生梦死的浮游、寄生人物;南宋能在风雨飘摇中维系一个半世纪，亦自有它的脊梁和灵魂在。这就是基于雅俗并存、南北兼融文化心理结构，具有多元价值取向和文化性格的新型南方士人。他们身上固然已熏染上不少庸俗的都市习气，但仍能基本保守传统士大夫的国家义务和社会责任。他们是南方文化得以不断创新的根本保证，也是南方艺术精神赖以产生的渊薮。这种艺术精神反映到词体创作上，便是南北兼采、雅俗共存，勇于、乐于、善于打破陈规旧习，积极尝试新题材、新风格、新手法。于是，宋词中的庄重题材渐渐多起来，词体的诗化程度也不断加深。 概言之，南方士人与时俱进的开放心态和求变素质，以及由此催生的创新能力和文化氛围，正是决定宋词，特别是南宋词，题材构成多样化的最根本因素。 词体的勃兴虽源自西北及中原，但是唐季以来，国家瓜分豆剖，中原板荡尤剧;南方虽小国相望，政权频易，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却要小得多。尤其是南唐和西蜀，既因为是南中国主要的经济区，又因为相对的稳定，而成为文艺特别是词体寄生的乐土。这是词体的幸运，却又是词体的不幸。言其幸运，乃指在山河破碎之际，尚有存活的机会。言其不幸，其因有二:一是西蜀、南唐此类局促、委顿的偏安小国，很难培养作家宽宏健壮的人格和文风;而南方繁荣的城市、秀美的山川，却往往成为词人消沉或消遣的依托。由此出发，则《花间》、《尊前》，遂多艳情、风景之作，并浸染南方香艳、软弱和柔美的地方文化色彩。二是词体在南方获得的特殊生长环境，使文人词从幼年起便被诱导入非正统的文化道路，以艳俗的姿态与传统诗文分道扬镳，这种畸形发展使其日后回归康庄大道、恢复健全体格的努力，变得格外艰难。至于两宋，则可看成词体康复和反正的整个疗程;偏偏赵宋既崇文厚士又鼓励享乐，南方文化中的消极一面遂得以在赵宋帝国继续蔓延。 但是，正因为国家的积弱，才有了变法图强的开路先锋;正因为政治斗争的激烈持久，才有了饱受人生风雨的赤子大人;正因为国家的衰败覆亡，才有了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正因为醉生梦死的颓靡风气，才有了慷慨歌吹的仁人志士。倘若没有范仲淹、王安石等政治改革家和岳飞、文天祥等军事家、民族英雄们的才情旁骛，没有苏轼、黄庭坚等赤子荩臣的高才捷足，没有李纲、辛弃疾等文韬武略之士的失意赍恨，赵宋词坛仍将满是樱唇莺歌的南方女子、烟水迷 的南方景致、柔媚艳丽的南方风情。如此说来，建炎南渡后进入成熟期的南方文化，竟成为一种具有自我救护并更新“系统工作程序”功能的文化类型;词体从中涅槃，再获新生。借助国家政治的剧变，词体在南宋全面成熟，体魄渐壮，既不弃艳俗题材，也日重庄雅内容，表现功能终于略等诗文。同时，因为有了词体的新生，有了不断丰富的庄重题材内容，有了日益强壮的体制风格，那些沿袭或坚守晚唐五代题材风格的词作，才同样赏心、悦目、利吻、顺耳，成为宋词题材、风格多样化的有机组成。 仔细分析起来，我们说宋词是在新型南方文化的浸染下发展起来的，除去文化沿革、国家政治和地域特色这三大因素外，尚有以下数端: 第一，随着南方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特别是南宋偏安江左，南方人才日益繁盛，最终远远超过北方，而词人亦与焉。据唐圭璋先生《两宋词人占籍考》，宋代词人地域分布多寡次序如下:浙江200人，江西120人，福建91人，江苏71人，河南52人，安徽41人，四川46人，山东27人，湖北16人，湖南15人，陕西14人，广东7人，山西6人，河北28人（含占籍未详之帝王及宗室）。与此相应，南方词作的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北方，于是宋词的题材和风格也就日显南方特色了。 第二，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好奇心的驱使 下，对异域风情，总是充满幻想，饱览之，吟赏之，甚至见异思迁、乐以忘归。建炎南渡后，面对山河之异，一部分中原词人化悲痛为力量，戮力王室，为国事奔走呼号，希望克复神州;另一部分中原词人却只是吟赏烟霞，偎红倚翠，自我消解或麻醉。而南人虽无流离失所之苦，甚至有某种地域上的优越感，但忠君大义和社会责任感却可能使其中部分人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投身火热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至于那些虽出身南方却宦游中原的词人，自与中原土著词人一样，都要承受颠沛奔波之苦，虽无亡家之痛，国破之恨却是一样的;又因为亲历变故，其忠君爱国的热情及其浓度，与一直在本地生活的南方土著词人当有所区别。以建炎南渡为契机，南人的轻捷聪敏、温和细腻与北人的庄重贞刚、慷慨悲壮，终于在更深层次上相互结合，南人兼具北性，北人兼具南性，殊途同归，使南、北双方词人在取材上趋于一致。而南渡后共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背景，则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广大词人取材的南方性。 第三，如果说建炎南渡刷新了南、北词人的区域文化背景，并使之可能转移各自取材的兴趣;那么对北宋词人而言，其取材则更多受传统词体观念、生活阅历和个人兴趣的支配和影响。然而，这里要强调的则是，北宋虽定都北方，但其词体创作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奉《花间集》为宗，沿袭晚唐五代的余风;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词与晚唐五代词一样，也都是南方文化的产物。北宋词人不问南北多喜作“侧辞艳曲”，其性格中的地域差异“集体无意识”地屈从于“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比如贺铸是河南卫州人，晁端礼为山东巨野人，李之仪为山东无棣人，杜安世为陕西京兆人，而此数家题材构成中，无一不以艳情、闺情两类题材高居榜首，杜安世《寿域词》甚至以四十六首闺情词、54.76%的份额，在其仅有的十二类题材类型中独占鳌头，完全承袭了晚唐五代词“男子作闺音”的传统。 上述多种因素综合作用，遂使宋词浸染上浓重的南方文化色彩，并在总体上遮掩了词体取材上的南北地域差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宋词题材演变史上，大力拓展取材范围，并开创“豪放”一派的词家，竟多为南人，比如吴县范仲淹、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平黄裳、金华黄庭坚等。 从南方词家取材多样化，以及开拓新风尚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南方词家一些共同的特质。南方较北方开发较晚，因此也较北方少受传统的束缚，心态开放，对外来新鲜事物较少排斥情绪，易于接受;而南方人固有的聪敏轻捷，更使之乐于、善于掌握和利用新鲜事物，并加以发扬。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一三《南北之学》云:“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四云:“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宋史·地理志四》亦云两浙“人性柔慧”，“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而黄裳在《演山集》卷一八《重修澶州学记》一文中也指出:“北方之学，多在口耳之间;若夫绪余论类，意致神遇，则得之鲜矣。”对于词这种新兴文体，南方人也较北方人少有成见，敢于、乐于进行多种尝试，包括取材方面。建炎南渡以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和南方风物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北方作者也一改创作旧习，转变为取材多样、风格多变的杰出词家，朱敦儒、赵鼎、向子、陈与义、韩元吉诸人皆是也，女词人李清照也有杰出的表现。 说宋词在整体上是新型南方文化的产物，并不否定一些词家或因游历不广，或因故土情深，或因职责所在，或因异域奇观，或凡此数因兼具，而在取材时有所偏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比如晁补之取材日丰、风格渐豪，除受苏轼影响、仕途偃蹇这些外因外，其自身所具有的北方人的坦易磊落气质，当是其内因。出于北方人的气质、性格原因，而使词体创作呈现北方文学色彩的词家还有邠州张舜民、韩城张、历城李冠、曹州刘潜等人，这些人存词虽少，却都有佳作流传众口，且皆为豪放词。与晁补之诸人不同，阳曲王安中作词偏爱风土、景物类题材，则或出于北方人对故土风物的熟悉和矜夸。明人毛晋《初寮词跋》尝称其“《安阳好》九阕，《六花》冬词六阕，为时所称”。可惜这样的地域特色鲜明的北方词家太少，作品也不多，未能对宋词题材构成的南方化倾向起到明显的阻抑、平衡作用。 至于辛弃疾，他以中州俊杰之资，抱忠仗义，渡江投宋，作词兼融南北之长，取材丰富，风格多样，成为宋词史上继苏轼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其英武刚大之身和噌吰嘡嗒之词，泽被整整一代词人。但辛弃疾南渡后孤危一身的处境，使他有志难伸，抱恨终生，于是每借咏物、写景、艳情、羁旅、闺情之类题材排遣抑郁、消磨光阴，甚至直接以“闲愁”为题材，豪放之外，词风时显婉约，而这些表现无疑也都有南方文化的影响在内。 综上所述，宋词乃是在不断更新的南方文化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建炎南渡后形成的新型南方文化，不但使南方词家积极尝试各种题材类型，也拓宽了北方词家的取材范围，创作出许多既富时代气息又有南方文化特色的作品。据笔者统计，经过南北词人的共同努力，宋词题材类型从《花间集》的二十二类增至三十六类，基本做到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所云“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文体表现功能终于得以比较充分地实现。在宋词“题材类型多样化”、“情志一体化”文体功能的实现过程中，新型南方文化建功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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