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用典中的预设

扬之水

诗歌用典中的预设

    摘要：运用预设理论研究古诗中的用典是崭新的视角。用典是创造性的思维过程,语境分析是解读古诗典故预设以及诗歌文本意义的一个可行办法,同时应重视典故预设的多义性和文本解读的多维视角。

    关键词:典故预设 解读 语境 多义性

   一 语用预设概述

    语用预设也叫语用前提,其实是一种语用推论。Stalnaker将语用预设定义为“当说话人假设和相信B,或假设和相信它的听话人假设和相信B,或假设和相信它的听话人正在做出的这些设想,并相信这些设想时,A的命题B是特定语境下说话人的一个语用预设”。

    Fillmore认为“语用前提是实施一个言语行为所需的恰当条件,或是使一句话语具有必要的社会合适性必须满足的条件”。何兆熊认为语用预设是“说话人对语言环境所做的设想”。以上描述侧重点不同,但都认为语用预设的界定与语境和说话人有密切关系。

    语用预设本身具有单向性、主观性和隐蔽性。单项性指语用预设是由说话人单方面做出的,预设的内容在被听话人处理之前只是相对于说话人存在,只有在不断的交流中,谈话双方才逐渐建起共同的知识。语用预设具有主观性,是有断言性质的语境假设,本身并不具备必然的真实性或正确性。语用预设的隐蔽性指预设是话语之外隐含的某种信息,它不属于话语的基本信息,而是附加的信息即言外之义,这种信息作为语用双方共同的背景知识,隐含在言外。

    语用预设相对话语理解应该具备两大特征:合适性和共知性。这两个特征对于正确的发出言语行为并使听话人正确理解这个言语行为十分重要。预设的合适性是指把语用预设看作在特定的语境里,发话人和句子的适切性的一种关系。预设的共知性往往是谈话双方或一般人共知的信息,它与语境紧密结合。语用预设的共知性是说话人传递信息和听话人接受信息的互动过程,其最终目的是达成双方的相互理解。

   二 古诗用典中的预设

    运用典故是中国古典实词创作中最常见的艺术手法。典故中的“典”指经典,泛指历代典籍中的言辞成语;“故”指故实,泛指古今事类。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指出用典即指引用古今事类成辞来表情达意的创作方法。典故词语是用典过程中形成的语言表征,由前代故事和诗文词句凝练变化而成。典故词语有两类:一类是事典词语,源自前代的故事,包括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寓言等;另一类是语典词语,源自前代的诗文。

    诗歌语篇中的语言交际是发话者即诗歌作者和受话者即读者为进行信息的传递而磋商共有场的互动过程,即交际双方共同建立一个语篇世界。用典参与语篇的构建,诗歌作者通过用典发出一个言语行为激活本来是静态的典故,同时表达预设信息和断言信息。断言信息构成了新信息,预设信息是信息结构的起点,因发话者假设其为作者和读者所共知而以隐含的方式表述,作为信息传递的背景信息,从而保证语篇信息流得以畅通。这一动态过程便是用典,预设触发语就是典故词语。

    三 用典是创造性的思维过程

    中国古代的诗论对用典的方式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文心雕龙・事类》说:“引事引言,凡以达吾之思而已”。赵翼说:“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古诗中的用典主要是为了增强表达效果,静态的典故通过作者复杂的思维过程,意义变得动态而多维。古人作诗讲究炼字,“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只有经过丰富的联想、充分的酝酿,才能“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才能下笔如有神。可见,隐伏于用典这种文学表达技巧之后的,是一个复杂而有活力的思维机制,从用典手法和典故词语的形式和内容上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机制的表征。

    古诗中的用典手法灵活多变,有明用、暗用、正用、反用等方式。如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诗人选取汉代被贬的贾谊自长沙召回,在宣室与汉文帝夜对的典故(见《史记・ 屈贾列传》),以讽刺唐帝不关心民间疾苦,并感慨自己怀才不遇,是典型的“反用其事,声意翻新”。

    作为预设触发语的典故词语,在形式和内容上体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作者通过对原典进行摄取、加工、提炼、浓缩等一系列再创作活动,把原典压缩概括成诗句,短语甚至是让读者浑然不觉,不见痕迹的各种变体;一个典源可以形成多个典故词语,每个典故词语的使用意义都可能是典源所含有的各个意义侧面。同一故事或诗文,也可以通过用典形成各种各样的典故词语。如昭君出塞的故事,杜甫的“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咏怀古迹》之三),侧重昭君离别故土的怨恨,悲悯之情,溢于言表;明朝莫止的“但使边城静,娥眉敢爱身。千秋青冢在,犹是汉宫春”(《昭君曲》),则侧重昭君出塞的千秋功绩。典故词语的多样性,使典故不再是失去鲜活生命力的静态形式,而是含蕴丰富的动态的艺术符号,产生独特的表达效果。

    用典使原典意义得到弹性的扩张。黑格尔在《美学》中曾指出诗的语言是弹性最大的材料。诗人闻一多体验到,诗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诗的弹性一般表现在字句和篇章上,作者总是从一定的视角来编排信息,为了突出主要信息,作者将一些话语之外隐含的某些信息即次要信息以预设的形式内嵌于语篇之中,作为主要信息的铺垫和衬托,有的信息不属于读者的已知信息,出于格律的要求或表达效果的需要,作者也用预设的形式内嵌于语篇之中,造成共享信息不明甚至缺失,正如Mey所指出的“会话预设的所谓‘共享’或‘共有’知识并非总是给定的”,这样就使诗歌表达的情感和思想更加模糊,造成作品内涵多义而暧昧。

    用典加剧了诗歌文本内容的复杂性,给文本的解读带来困难,却又提供多重联想空间,不断唤起读者的阅读期待,给审美接受留下广阔的阐释空间。

    四 典故预设的解读

    诗歌文本的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冯玉律认为“把握原作的本意是第一位的工作,特别是原诗中的某些‘关键词’――即在体现作品主旨和构筑艺术整体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的词语”。译者首先是原诗的读者,对于常常是关键词的典故词语的解读,“必须从宏观上探索诗歌创作使用的语言背景、文化背景及诗人当时所处的时代中他本人的情绪低涨和社会环境对他情绪影响的诸多因素”。也就是说,解读典故预设的文本意义的关键,是对文本语境的解读,典故预设的文本意义通过对语境的追溯和重构来获得。

    文本语境包括文本的文内语境和文外语境。文内语境指诗歌的上下文,文外语境指诗歌创作的语言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解读诗歌时,读者往往从一个很小范围的语境即诗语的上下文开始进行思辨推理,再进一步拓宽到诗歌创作的背景,在诗语和语境之间获得最佳关联,从而较为合理地理解作者的意图。比如“猿声”这个典故在古诗中较为常见,典出《水经注》: “时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猿声在诗词中常常用来烘托一种肃杀凄凉的气氛,含预设义“闻猿声兴悲”。但在李白《早发白帝城》一诗中,“猿声”却不是“悲声”。从此诗的文内语境即上下文的遣词用句、描景状物甚至用韵来看,完全是喜悦畅快之情。啼不住的猿声和彩云轻舟等词语共同构成欢快的语境。此诗的写作背景,多数专家认为写于唐肃宗二年春天。李白因永王案,流放夜郎,取道四川,赴贬地,行至白帝城,忽闻赦书,欣喜交加,立即转下江陵。历来诗评家认为第三句尤为神妙,清人桂馥读至此,曾不禁叹到:“妙在第三句,能使通首精神飞越”。结合这首诗中,“猿声”的预设义因语境而被取消,形成新的含义“闻猿声生喜”。

    读者透过诗歌语言,经历时间空间的穿梭进入作者构筑的最具个性化、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话语世界,体验彼时作者锤炼的煎熬、灵感的爆发,实现与作者的情感交流和会心一笑。当然,这是文本理解的最佳状态。但时空距离、诗歌语言的模糊性、读者的背景和独特的衡量文本价值的标准,使文本的解读出现偏差,因此文本的解读意义常常不是唯一的。一部作品的接受方式、接受程度以及所产生的效果必然呈现种种的变异。赫思在《阐释的正确性》一书中认为“作品不外是意义的导火线。”强调作品意义的未定性,相对于原义,他提出了“衍生义”的概念,即鉴赏者对作品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理解和阐释而生的意义。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用了“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四个典故,展现一幅幅色彩绚烂光怪陆离如同幻境的画面。作者在这里表达的不是明晰的思想而是感觉和情感,今人从典故词语和典源中很难寻绎到作者所要表达的确切意义,历代的注家和诗论家揣测纷纭,莫衷一是,有代表性的看法至少在五六种以上,就像李浩所说“作者恶作剧般把我们推到一个扑朔迷离的境界,仿佛堕入五里云雾,需要我们慢慢摸索着前行”。像李商隐的《锦瑟》这样的诗在古诗中并不多见,但具有朦胧含蓄多层隐意的作品比比皆是,这一点连素来以具体明朗著称的杜甫的诗也不是全没争议。

    典故预设的多义性和文本的多维解读使其意义在译本中的再现成为古诗翻译的障碍。翻译批评家们对中外译者的各种译本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对一些关键词如典故的译文进行评价,发现每个译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都不能尽善尽美地传达原诗的意境和含义,甚至有错误疏漏之处,令译诗者不禁发出“译诗之难,难于上青天”、“诗歌不可译”的感叹。

    其实这种偏差是不可避免的。有1000个读者,就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译者也是读者,有其解读的局限性和个人色彩,批评家们的评价也只不过是个人的理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了争议,才会促使读者和译者不断地对原诗语境进行追溯,对文本意义进行思辨和推理,才会有不断的复译,古诗的意义才会得到更好的阐释,这对于古典诗歌的美学传承和诗歌翻译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阐释之路是常青的。我们应以宽容开放的态度对待译者在古诗翻译实践中对原诗解读的偏差和对翻译方法的取舍,鼓励译者大胆实践,使读者在译本的比较中从不同侧面了解诗歌的内涵,体会诗歌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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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性指语用预设是由说话人单方面做出的,预设的内容在被听话人处理之前只是相对于说话人存在,只有在不断的交流中,谈话双方才逐渐建起共同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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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预设具有主观性,是有断言性质的语境假设,本身并不具备必然的真实性或正确性。语用预设的隐蔽性指预设是话语之外隐含的某种信息,它不属于话语的基本信息,而是附加的信息即言外之义,这种信息作为语用双方共同的背景知识,隐含在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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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的合适性是指把语用预设看作在特定的语境里,发话人和句子的适切性的一种关系。预设的共知性往往是谈话双方或一般人共知的信息,它与语境紧密结合。语用预设的共知性是说话人传递信息和听话人接受信息的互动过程,其最终目的是达成双方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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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词语是用典过程中形成的语言表征,由前代故事和诗文词句凝练变化而成。典故词语有两类:一类是事典词语,源自前代的故事,包括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寓言等;另一类是语典词语,源自前代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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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中的用典主要是为了增强表达效果,静态的典故通过作者复杂的思维过程,意义变得动态而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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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伏于用典这种文学表达技巧之后的,是一个复杂而有活力的思维机制,从用典手法和典故词语的形式和内容上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机制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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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预设触发语的典故词语,在形式和内容上体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作者通过对原典进行摄取、加工、提炼、浓缩等一系列再创作活动,把原典压缩概括成诗句,短语甚至是让读者浑然不觉,不见痕迹的各种变体;一个典源可以形成多个典故词语,每个典故词语的使用意义都可能是典源所含有的各个意义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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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词语的多样性,使典故不再是失去鲜活生命力的静态形式,而是含蕴丰富的动态的艺术符号,产生独特的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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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使原典意义得到弹性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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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典故预设的文本意义的关键,是对文本语境的解读,典故预设的文本意义通过对语境的追溯和重构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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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内语境指诗歌的上下文,文外语境指诗歌创作的语言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

张庆东字恕鸣

情境交融，韵味悠长。向老师学习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