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诗歌看中华民族的战争观

扬之水

从古典诗歌看中华民族的战争观

    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儿女历来的思想文化也崇尚和平,这在儒、道、墨三家思想中都有反映。作为历史文化镜子的中国古代诗歌就很少有讴歌战争的作品。本文试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士兵的思乡、思妇的闺怨、揭露战争杀人本质和悲惨后果等角度,阐释分析中华民族的战争观。

    关键词:古典诗歌 爱好和平 战争观

    一 文化背景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因为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中华文明主要是农耕文明。农业经济本身需要固守在土地上,相对较为稳定,而不是像游牧民族那样“逐水草而居”的居无定所,在迁徙中容易发生争夺资源和生存条件的战争。农业民族乐天知命,对人际关系的要求是人际和谐、互相帮助,很少有征服别人、开疆拓土的野心;而中华民族的诞生地是一块半封闭的大陆,东面、西北、西南方向所形成的天然地理屏障,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繁衍生息提供了保障。中国历史上,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原农业民族面对西北草原游牧民族的侵袭和入侵,奋起反抗时进行的也只是自卫战争,基本上采取防御政策,长城即是这一政策的生动体现。汉民族除坚决抵抗外,还采用“怀柔”、“抚和”政策,如和亲、会盟、开放“互市”、赠送物品等方式,这和西方民族主张战争、征服世界的文化大不相同。李大钊称中国文化为“安息的”,称西方文化为“战争的”。陈独秀也说: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子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甲兵为不详之器。故中国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贼。佛徒戒杀,益堕健斗之风。……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

    中华民族历来的思想文化也崇尚和平,这在儒、道、墨三家思想中都有反映。如墨家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兼相爱,交互利”的社会。墨子最早提出“兼爱”和“非攻”的思想,认为社会的罪恶均源于人们之间的不相爱,连战事也是因为诸侯之间不相爱而起。道家则对兵事持一种贬斥的态度。老子认为:用兵是不祥之事,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对用兵很感兴趣的人实际是喜欢杀人,即使取得了胜利也不会带来和美和谐,因为一切生物都喜欢在平静的环境中生活,战争给一切生物带来的是灾难,所以,以兵强天下者,违背众生之意志,是一定要灭亡的。而儒家主张以仁义道德的王道得天下,反对以武力、诡诈、权谋得天下的霸道。因此,当有人向孔子请教用兵之事时,孔子说他不懂。孔子还认为在足食、足兵与信义之间,信义是最重要的。即使不得已用兵也要用仁义之兵,出仁义之师。用兵的目的也是治乱除害,行先王之教。此外,“自古以来,中国兵法书很多,但其中最有权威的,是以《孙子》《吴子》为首的《武经七书》。在这七部重要古典著作之一的《尉缭子》中,有这样的名言:‘故兵器,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真是精辟的见解。不论哪个国家,在兵法和战略理论上,作出如此结论的书,恐怕再也没有了。甚至使人怀疑,这是一本教人克敌制胜的兵书吗?”这反映了中华民族尚文轻武、厌恶战争,讲究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的文化传统。综上,中华民族固有的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是毋庸置疑的。

   二 古典诗歌中的反战体现

    文学是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很少有讴歌战争的作品。战争的历史几乎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一样悠久,表现战争的文学也是如此。在各国文学的开端,我们总是可以发现战争的阴影,比如在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在西方最古老的史诗《伊利亚特》中。然而对于战争的态度,中国诗歌却与西方诗歌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诗歌对于战争的态度,常常是英雄主义的。如西方诗歌的源头――《伊利亚特》,它的主题便是战争与英雄主义。而中国诗歌对于战争的态度,则常常是反英雄主义的。当然,中国诗歌中不是不存在英雄主义,但是它只在一些面对外族侵略的时期(比如宋朝),才会表现得比较明显,而总的来说却不占主流地位。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战争与英雄主义并非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相反,对于战争带给人们的不幸,以及对于和平生活的热爱,倒是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对于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从一开始便表现出来的对于战争的不同态度,19世纪法国汉学家埃尔韦・圣・德尼曾作过一个非常有趣而且也很著名的评论,他认为《诗经・魏风》中的《陟岵》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也许在任何其他民族的诗文里找不到类似的作品”,他把这篇诗歌与《伊利亚特》作了比较:

    “《伊利亚特》是西方最古老的诗,是唯一能用来与《诗经》作比较,以便评价位于有人口居住的陆地两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平行发展着的两种文明。一边是战争频繁,无休止的围城攻坚,相互挑衅的斗士,是激励着诗人和他的英雄的胜利的光荣感,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感到自己置身于疆场之上。而另一边则是对家庭生活的眷恋,是一位登山远眺父亲土屋的年轻士兵和他的怀乡之情,是一位斯巴达人定会要扔出墙外的母亲,和一位叮嘱家人不要顾念光宗耀祖而首先要尽早返回故里的兄长。在这边,人们感到自己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置身于一种说不出的安逸的田园生活的氛围之中。”

    这种从诗歌源头便已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思想,后来也一直成为中国诗歌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比如汉代乐府诗《战城南》便是一首对后来中国诗歌发生过很大影响的表现战争悲惨后果的诗歌。在唐代诗歌里,伴随着一个时期的对外扩张活动,这样的表现反战思想的作品就更多了,比如李白的《关山月》、王昌龄的《出塞》、汪遵的《长城》、陈陶的《陇西行》、王翰的《凉州词》、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反战诗歌。埃尔韦・圣・德尼认为:

    “这些诗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髓。……即便这些诗的寓意表现得不那么明确,不那么深刻,只要看一看唐代诗人向我们展示的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便可以了解到唐朝以及唐朝以前那些艰苦卓绝的战争生活是根本无法激起中国人进行征战的热忱的。”

    中国诗人大致用如下几种手法,在不对战争作正面的否定的同时,对战争作含蓄的否定:

    1、写士兵的思乡情绪,这种思乡情绪实际上是与英雄主义相对的。如唐朝诗人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诗的开头两句写登城时所见的月下景色。远望回乐城东面数十里的丘陵上,耸立着一排烽火台。丘陵下是一片沙地,在月光的映照下,沙子像积雪一样洁白而带有寒意。近看,但见高城之外,天上地下满是皎洁、凄冷的月色,有如秋霜那样令人望而生寒。这如霜的月光和月下雪一般的沙漠,正是触发征人乡思的典型环境。一种置身边地之感、怀念故乡之情,隐隐地袭上了心头。在这万籁俱静的静夜里,夜风送来了凄凉幽怨的芦笛声,更加唤起了征人望乡之情。

    2、写在家的思妇情。如李白的《子夜秋歌》: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长安的天空升起了一轮明月,家中的思妇心忧戍守边疆的丈夫,为他们捣衣浆洗;那吹不尽的秋风,就像永远也拂不去的对边关的牵挂;何日胡人的入侵才能被平定,思念的人儿还家团聚。思妇无疑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十分典型的一个意象,在描写战争的诗歌中无数次地出现,她们在不同诗歌中的形象或许不同,描写她们的手法也许不尽相同,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盼望战事能早些结束,外出征战的丈夫能够早一些回来。从那种近乎绝望的期盼中,读者能看出这样的期盼不仅是一个个思妇的期盼,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期盼。

    又如《诗经・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这首诗恐怕是思妇诗最早的一个蓝本。虽与李白之诗在诗体上、韵律上、意象使用上以及表达方式上都有较大的出入,但两首诗在深层次的情感上都体现了思妇盼望早日结束战争,早日和丈夫重返和平生活的朴实而美好的愿望,同样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性格中对和平的无限期待。思妇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和平充满向往的典型的文化符号,创作者大多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文学家,他们都有着与思妇们迥然不同的生活际遇和生命历程,要说他们写成的这些优秀诗篇都仅仅是出于他们对于思妇命运的无限同情,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埋藏在背后的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诗人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在渴望和平的文化影响下所发出的对于和平的呼唤。思妇其实是一个文学符号的代言人,是诗人和平愿望的代言人。

    3、 明写英雄主义,而暗含对于战争的杀人本质的揭露。如王翰的《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些士兵的豪放的醉态,其实正是由于想到难以生还而引起的。

    4 、写战争给士兵的亲人,尤其是妻子所造成的痛苦,所谓“闺怨”诗中的很多作品便表现了这一主题。如陈陶的《陇西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诗人首先表现了战争的正当性,士兵勇武战斗的光荣,战死的壮烈,然后却笔锋一转,写士兵的妻子尚不知丈夫早已成为河边白骨,却还在梦里思念着他,于是前半部分的英雄主义,转而成了一种可笑的愚行。

    5 、写战争所造成的悲惨后果,这种悲惨后果足以使人们消除对于战争的热情。如唐朝诗人唐松《己亥岁》对战争带来的不必要牺牲进行了批判: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唐安史之乱后,战争开始只是在河北不时爆发,后来慢慢蔓延中原。至唐末,中原各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对此,唐王朝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大江以南也都成了战场。这就是所谓“泽国江山入战图”。而随战乱而来的则是生灵涂炭。打柴为“樵”,割草为“苏”。樵苏生计本来艰辛,无乐可言。然而,“宁为太平犬,勿为乱世民”,在流离失所、挣扎于生死线上的“生民”心目中,能平平安安打柴割草度日,也是快乐的。古代战争以取首级之数计功,战争造成了残酷的杀戮,人民的大量死亡。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那些将领的封侯升级正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的,正是无数的鲜血染红了将领的顶带花翎。后两句好比一把锋利的钢刀,一下子戳到了战争的最痛处,从而彻底地否定了战争的意义。其实,即使是那些征战一生建立无数功勋的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叹,面对堆积如山的白骨,他们同样是触目惊心的。如曹操的《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一生戎马,可谓乱世枭雄,立功无数。在我们看来,曹操是一个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诸侯,是在战争之中发了横财的,是战争带给他胜利的荣耀,想象中,他对战争应该是极力歌颂的;但事实不然,这首诗将战争的残酷描写得淋漓尽致,诗人渴望早日结束战争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苍凉凄楚,至今读来仍觉得心弦震颤,欲哭无泪。

    总之,兵者,凶器也,不得已用之。中华民族有着和平主义特质:热爱和平,厌恶战争;非战不可,也必须坚持战争的道义性质。从一首首千古流传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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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尚文轻武、厌恶战争,讲究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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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诗歌对于战争的态度,常常是英雄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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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对于战争的态度,则常常是反英雄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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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战争与英雄主义并非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相反,对于战争带给人们的不幸,以及对于和平生活的热爱,倒是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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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诗歌源头便已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思想,后来也一直成为中国诗歌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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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士兵的思乡情绪,这种思乡情绪实际上是与英雄主义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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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妇其实是一个文学符号的代言人,是诗人和平愿望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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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写英雄主义,而暗含对于战争的杀人本质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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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战争给士兵的亲人,尤其是妻子所造成的痛苦,所谓“闺怨”诗中的很多作品便表现了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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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战争所造成的悲惨后果,这种悲惨后果足以使人们消除对于战争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