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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与杜甫交游及其对杜甫禅诗的影响 [摘要] 杜甫在到长安之前，与王维相识的机率很小；安史之乱前，这两位诗人很可能相识；后二人同僚，时有唱和。王维对杜甫诗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鉴于二人对于佛教的爱好，从以禅入诗的角度来说，杜甫借鉴王维寓禅于境、以动显静等方法，同时，杜甫的禅诗也有自己的特点。 [关键词] 交游 禅诗 动静 影响 杜甫赠王维之诗，现存最早当是作于乾元元年(758)的《奉赠王中允维》。诗中说：“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可知杜甫了解王维其人，应当很早，只是二人何时相识则难以确考。王维自开元三年(715)十五岁时离家，至开元九年赴济州司仓参军之前数年间一直在长安，而杜甫则在天宝前没有到长安的记载。在杜甫至长安之前，王维辗转于淇上、长安、河西等地；杜甫则自开元十九年开始了较长的漫游时期。据陈铁民先生《王维年谱》，天宝五载(746)，王维似作库部员外郎；而杜甫则结束十余年漫游生涯，至长安致力于仕进之路。郭沫若《李白杜甫年表》认为杜甫与王维在天宝五载相见，未知何据。陈贻掀教授认为“安禄山乱前，老杜与王维是否熟识不得而知”。 笔者以为，在安史之乱前二人在长安认识的可能性极大。其一，二人对诗歌乃至其他艺术门类均有广泛兴趣，而谈禅论道也可作为共同的话题。杜甫久仰王维诗名，更有可能主动接近王维。其二，王维在乱前仕途比较亨通，任给事中等清要职位接近皇帝，便于讽谏奏事，因而杜甫与王维交游有利于仕途。若能获得王维对其诗赋的赞许，则易于获得声名。其三，两人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房瑁、储光羲、薛据、裴迪、崔季重等，大大增加了交往的机缘。其四，从杜甫的《奉赠王中允维》诗来看， “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杜甫不仅早慕王维诗名，还对王维在安史之乱中的经历相当了解。若非与王维相识，恐怕不会一直对王维很关注。 至德二载(757)，杜甫被授左拾遗，此后与王维、岑参、贾至、严武等同朝频繁唱和。《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就是与王维、岑参、高适同和贾至之作。杜甫《奉赠王中允维》一诗也当作于此时。王维在陷入叛军时被迫受伪职，于六类中三等定罪，自然是个很大的打击。其“一生几许伤心事”，此当是一大宗。杜甫将王维比作庾信，身陷敌邦而心系故国，与陈琳降曹性质大不相同。又说他佯病为主，忠心不改，堪比贞妇事夫。“此诗直是王维辩冤疏”。这在当时事关大节，对王维来说是个巨大的精神支持。乾元元年秋，杜甫为华州司功时，曾至蓝田寻崔季重，又顺道访王维，只是王维不在，大门紧锁，“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可见杜甫对此处比较熟悉。杜甫在夔州时，王维已经去世，他念及王维，想起这段往事时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解闷》），对王维谢世充满惋惜。 王维对佛教之虔诚，在唐代居士诗人中罕有其匹。《旧唐书·王维传》有一段简括的描绘：“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王维的信仰，主要是禅宗。他和北宗禅的渊源甚深。王维母亲也奉佛，“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大照禅师对王氏兄弟影响很大。关于王维之弟王缙，孙昌武先生曾做过分析，认为“普寂以下师弟子四人与他都有密切关系”。周裕锴先生认为，“王维诗受北宗的影响似乎更大，诗中更多表现的是北宗‘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的境界”。的确，王维很善于禅观，“山中习静观朝槿”，静观是他经常的观物方式。同时，王维也是较早受到南宗影响的居士。王维为慧能作碑文，缘于神会“谓余知道，以颂见托”，但绝非为临时随意泛泛之作。所谓“谓余知道，’，当指王维知慧能南宗顿悟法门。王维曾在南阳林湍驿向神会问法数日，对神会所云感到“大奇”。 王维不仅修习禅宗，也曾师礼道光足足十年，修习华严宗，此处常为人们所忽视。在顿渐与圆融等方面，南宗禅显然与华严宗比较接近。此外，王维也信仰西方净土。王维现尚有两篇赞美西方阿弥陀佛净土的文章。 杜甫一生中总的说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释、道在杜甫精神世界中起协调作用，乃至在特定时期成为其重要精神支柱。以释家而言，杜甫青少年时代即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杜甫在漫游之前，就经常在洛阳及其周围游览。洛阳作为大都市，九流三教聚集，各种文化荟萃，使杜甫能够开阔视野，经受多方熏陶。住在洛阳的姑母是个不茹荤腥的佛教信徒，杜甫曾在其家寄住。洛阳离龙门很近，龙门是洛阳的佛教重镇，佛教建筑藉甚，杜甫常去游历。《游龙门奉先寺》诗就记录他夜宿寺中，清晨闻钟声而有所醒悟的宗教体验过程。类似的经历尚有不少，诚如他自己后来所言“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杜甫漫游吴越时期结识曼上人，近三十年后仍思念此僧而“封书寄与泪潺谖”。在长安时期杜甫常寄宿于大云寺主赞公房中。在秦州时，杜甫有隐居的打算，赞公对他也有些影响。杜甫这时写了几首赠赞公的诗，他称道赞公道行高深，甚至拟与赞公长期为伴，“与子成二老，来往也风流”（《寄赞上人》）。尽管如此，但并没有表示在精神上完全皈依佛法。后来在梓州时，他对文公说：“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这可说是比较虔诚的信仰了。 杜甫修习的主要是禅宗。他曾经自报家门说“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他“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是主修弘忍、普寂以来的北宗禅。但从王维、房瑁等人受到后来而渐盛于北方的南宗禅的影响来看，杜甫当对南宗禅也不陌生。在成都时他还可能受到净众寺无相禅师禅法的影响（但笔者以为杜甫受无住保唐禅影响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吕激先生认为杜甫晚年对净土宗也有一定的兴趣。 鉴于王维和杜甫对诗歌的共同兴趣，二人同僚时，讨论诗歌、交流创作经验乃至聚会唱和应是自然之事。王维、杜甫、岑参、高适同和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洵为文坛盛事。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言，岑参、“杜甫、王维、贾至等并为两省僚友，唱和甚盛”。这种唱和，实际上也是诗歌交流的方式。杜甫称王维为“高人”，虽不专指诗歌，但诗歌当是使其成为“高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交流日多，杜甫与王维的关系比先前亲近许多，我们从《奉赠王中允维》诗中，尤其是其首联与尾联，不难看出杜甫较为强烈的情感倾向。除了诗歌之外，二人对佛教的共同兴趣，也能成为探讨的话题。他们参悟北宗禅，对新鲜的南宗禅也不排斥，对外物充满慈悲的情怀，对戒律的认可以及西方净土的信念，都是比较近似的。作为诗人兼好佛者，禅与诗的结合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中国古代不乏哲理诗的传统，如晋代诗坛上玄言诗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王维与裴迪的《辋川集》中诸作，大多人禅，且在形式上比较统一，正是唱和交流的结果。杜甫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他和许十一俱好诗贪佛，交流修禅心得；许十一诵其诗，杜甫则作诗咏其事。王维与裴迪、杜甫与许十一之间俱发生诗禅互动，故王维与杜甫晤言诗禅且将二者相结合，并不令人惊奇。无论是王维还是杜甫，纵观其禅诗，都大致有两大类：第一类以佛理或禅事人诗，另一类则寓禅于境，寓理于事，乃至思与境偕，物我两忘。当然也有大量介于两者之间的诗作。前类如王维的《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七韵》等。如前诗： 色声何谓客，阴界复谁守。 徒言莲花目，岂恶杨枝肘。 既饱香积饭，不醉声闻酒。 有无断常见，生灭幻梦受。 …… 纯用佛理为居士解脱病痛，理胜于情。杜甫也有这类诗，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赠蜀僧闾丘师兄》等。如后诗末尾云： 景晏步修廊，而无车马喧。 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 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 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 在这佛门静地，闾丘师兄深夜用软语演说佛法，使我心地和乐，进而认识到在这末法之世，众人陷于贪嗔痴等烦恼之中，只有佛法才能使世人获得拯救。诗中直言此意。 第二类禅诗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但更多地体现王维对诗境的开拓，是其禅诗在诗史上极具特色而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王维这类诗作中，有些富有禅意的诗歌，以虚静之心映现自然景物或生命律动，但随即离开这种“有”的状态而指向虚空苍茫之中。如《辋川集·斤竹岭》 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 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 这种对空有与动静的敏感与禅境中凝心人定后起心外照的状态有一致性。樵人即时出现又即时消失在视野中，唤起一种刹那生灭之感。而人于林中的樵人终究存在，“无”中又兼存“有”的因素，也令人遐想。正如陈允吉教授说：“我们读王维那些有代表性的山水诗，就可以发现，他特别喜爱去表现那种‘色空有无之际’的景象，带着闪烁而朦胧的笔调，在有无缥缈的画面中，引导读者去领悟自然界的无常和不真实。”杜甫的一些写景诗也是如此，如《绝句六首》之六： 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 鸟栖知故道，帆过知谁家？ 诗人居于浣花溪畔“小径曲通村”（《绝句六首》之三）之所，处于芳春时节“幽栖身懒动”（《绝句六首》之二）之时，自觉内心一片宁静，花鸟云帆，俱可照见。而过往帆船在诗人眼前的有无转换，同样能产生既具体而又空渺的感受。 杜甫虽然没有留下直接和王维谈禅的诗文，但王维的影响也显然可见。杜甫尝至蓝田，作《崔氏东山草堂》诗云：“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盘剥白鸦谷口栗，饭煮青泥坊底芹。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东庄崔氏与西庄王维门户相对，王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诗下自注言“山西去亦对维门”，可知崔氏与王维别墅周围环境十分接近。据《长安志》记载，杜诗中白鸦谷地多产粟，翠微寺即在近旁。杜甫对此处很熟悉，故此前有“云薄翠微寺”之句。王维《归辋川作》诗云“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杜诗同用王诗中“疏钟”、“渔樵”，且顺序相同，又言及“谷口”，未必尽是偶然，很像是印证王诗所说，故仇注直引王诗作为出处。而且杜甫由暗用王诗到尾联直接明言寻访王维，其思路亦清晰可见。不仅如此，相同的地点，近似的情怀，加之王维诗歌的感染，使其诗之风调也与王诗相近。在辋川周围，佛寺众多，王维诗中即提及化感寺、悟真寺、青龙寺等，傍晚时疏钟斜阳洵非虚言，那种佛教环境使杜诗也染上了道气。张艇注杜先引王维《辋川别业》诗所言西庄，认为杜诗“前六句之意，盖也识此趣矣”。@可见二人同趣之处。 王维将禅理融入山水田园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辋川集》中的绝句成为其典范之作。后人往往认为用类似组诗的绝句描绘山水是王维的创造。如纪晓岚《批苏诗》云：“五绝分章模山范水，如画家尺幅小景，其格创自《辋川》。”萧驰认为，“辋川山水小品之于中国抒情传统的意义，在开创出一新的风格和精神世界”。而前引杜甫《绝句六首》，不但用五绝描山绘水，而且同样直接摄景人诗而多有禅趣。不难看出，杜甫对于王维诗歌的借鉴。 王维诗中的入禅名句善于在静寂之中展现无有造作的生灭变化，于外物则离空有而心不住。王维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终南别业》），杜诗如“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遣意二首》之一）；王诗云“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辋川集·辛夷坞》），杜诗云“谷鸟鸣还过，林花落又开”（《上白帝城二首》之二）。杜诗常有这类似羚羊挂角之句，直逼王孟胜境。杨伦谓杜甫《大觉高僧兰若》“风调颇似摩诘”，罗宗强谓“杜亦追求萧散自然之美。在这些地方，颇近于盛唐人，‘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此句颇近王维”。善于转承多益的老杜，吸收王维诗歌创作的经验，是很自然的。而杜甫的禅学修养，更是这种转化和吸收的催化剂。 杜甫的禅诗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借鉴王维的创作经验，正是其眼光独具处。尽管王维、杜甫学习禅宗观心之法，但禅毕竟不是诗。禅可以在一定的情境之下不立文字，而诗依赖于文字，这是无条件的。诗固然可以直接表述禅理，但如果诗写得如同佛偈，这不仅与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法门相左，又有悖于艺术表达的原则。艺术需要借助于形象思维，以感性意象为基本表达单位，既鲜明具体又含蓄朦胧地表达独特感悟。东晋时玄言诗兴极一时，后来趋向沉落。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和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已经从“于时篇什，理过其词，淡乎寡味”中摆脱出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杜甫已经从前辈诗人创作得失中悟得宝贵的经验。与杜甫同时代的王维，以诗获盛名而广受人瞩目，如其《辋川集》绝句二十首，作于安史之乱之前，堪为王维甚为得意之作。此等佳作当时就布在人口，杜甫又岂能不知。这类作品，如胡应麟所说：“右丞《辋川》诸作，却是自出机轴，名言两忘，色相俱泯。”@或如王渔洋之说：“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王维尽管深知凝心静观的禅法，但用诗来表达时，也需形于外境。既然境由心造，故观境与观心不二。在禅宗看来，所拈之“花”到底也是方便，却比直接的言教显然更接近第一义。对同样作诗学禅的杜甫来说，王维入禅之作以形传神，类似拈花微笑式的表达方式之成功经验，也甚值得因承。 北宗禅重静修，其对王维诗中的宁静境界之影响，研究者甚为重视，故无需多论；而杜甫许多诗歌亦颇有宁静之处，学者们问津尚寡。杜甫描山绘水虽不乏飞动之意，但在总体上，往往也多给人宁静之感。他认为高人的言行举止能传达出宁静的境界。“蔡侯静者意有馀，清夜置酒临前除”（《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贫知静者性，自益毛发古”（《贻阮隐居》）；“虚白高人静，卑喧俗累牵”（《归》）。他甚至认为，艺术创作的成功与否，与作者是否有虚静之心有关：“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不难想象，杜甫这种艺术观也会体现在其诗歌创作中。如《喜晴》诗，首先展开的是一幅宁静而有生机的春光图：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肃肃春增华。青荧陵陂麦，窈窕桃李花。”在这静美的背景之下，又展现时事的惨淡：“干戈虽横放，惨澹斗龙蛇。甘泽不犹愈，且耕今未赊。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两者相对照，更显得开头那幅图画的美好，现实的惨烈，于是诗人又描述了自已向往的生活道路和方式：“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谁疵瑕。英贤遇耨轲，远引蟠泥沙。顾惭昧所适，回首白日斜。汉阴有鹿门，沧海有灵查。焉能学众口，咄咄空咨嗟。”没有机心，没有悔吝，有的正是宁静朴素的生活，是对屈辱的干谒行为的否定。将此诗首尾对照，更可见杜甫心中确有一个宁静境界，其所言“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也并非都是虚语。杜甫出入洛阳时，经常从龙门经过，“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龙门》）其身免不了奔驰，诗句也很有动感，他见到“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时，飞腾的心突然安静下来了：“往来时屡改，川水日悠哉。”只有那浩浩江水似乎永远长流，而逝者如斯，一种无常之感顿时袭上心头：“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龙门诗以宁静的佛寺为背景写身世之空感，颇为意味深长。 在杜甫同时代的诗人中，最善于处理动静关系的莫过于王维。王维受北宗禅影响很深，喜坐禅默想。“清阴阁雨小，深院昼慵开”（《书事》），表现的是宁静不动之境。“山中习静观朝槿”，对外物持静观的态度。王维之禅诗，着眼于静是其主调；同时，其心静处可照见外物之动。对动的关注，虽可用起心外照来解释，但这里也可见南宗禅的影响。动与静相互显现，相互依存，是一种相即的关系，僧肇在《物不迁论》中曾作说明，影响甚大。王诗中有许多以动写静之作，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桂花一“落”，知人心之闲静；山鸟“时鸣”，识春涧之空寂。这些都明显与单纯写静之作不同，以动显静，更见清幽。此法在王维的《辋川集》中也有大量的运用。王维曾说：“虽方丈盈前，而蔬食菜羹；虽高门甲第，而毕竟空寂。人莫不相爱，而观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视财若浮云……故日欲使如来名声普闻，故离身而返屈其身，知名空而返不避其名也。”此清晰可见王维持大乘当体即空之观，凡物之动，同样皆是名号，如高门甲第、如身、如聚沫、如音声而毕竟空寂。又如其《辋川集》中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人深林，复照清苔上。”虽有人语之想，但观音声，则刹那寂灭归于宁静，或者进一步说这音声当体即是寂灭指向宁静。可见王维之禅诗尽管注意动静相即，但其主旨多着落在寂静的一边。陈允吉教授曾深刻地指出：“在《鹿柴》这首小诗中，尽管作者写到一点看不见的‘幽人’讲话的声音，点缀上一片深林返景微淡的光彩，但是这种声音和光彩的描写，用意却在突出自然界的静谧和空灵。作者一开始就着眼于绘写‘空山’的意境，正是为了以此说明自然界的空虚；其后又在寂静的深林中添上一笔返照的回光，也是极力强调自然现象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幻觉。禅宗最为尊奉的《金刚般若经》，曾经说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王维在这首诗中所寄托的理念，它的思想本质同这个唯心主义观点是相通一致的。”@王维的许多禅诗，都可以作这样的理解。 前文已述杜诗善于描绘宁静的状态以及借鉴前人经验。和王维一样，杜甫在选用动词，运用动静相即的表现方法也是非常纯熟的。在表现寂静之境时，杜诗既有动与静的相对区分，又注意动静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在一部分杜诗中，杜甫成功地运用动静相即原理，通过对动景的描绘，展现寂静之境界。如： 叶稀风更落，山迥日初沉。 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 一《野望》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一《为农》 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 ——《戏为双松图歌》 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拔刺鸣。 ——《漫成一绝》 在例一中，杜甫先通过落叶这一动态意象来展现山中的空寂，主要在视觉上着眼；又借助于昏鸦的喧闹来反衬林中的宁静。第二例则通过麦花轻落来反照江村的闲适。第三例则写松子之落，兼写深山之静谧和僧人内心之静，此所谓寂而能照。第四例又借鱼尾声响，写河中之幽寂。在这些例子中，杜甫大都通过寂静深处的微妙声响加以表现的，真正体现了“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离动”的妙理。尽管未必在于色空观念，但着眼点在于宁静的一端则是无疑的，此等写法与王维类似。 杜甫作为伟大诗人，在借鉴王维经验的同时，亦有自己的特点。与王维相较，杜甫尽管好静，但对于动的兴趣则远比王维强烈。和王维多以静态为最终归宿不同的是，杜甫常常是把静态作为动态的背景，让一系列动态的生命活动和生活画面在静态的背景中展开。从禅来说，王维以寂静为归宿，更偏向于体；杜甫则在本体寂静的基础上，通过动来突显寂静本体的功用，这也是符合寂而能照的禅学原理的。如其《秦州杂诗》第十三： 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 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 瘦地翻宜栗，阳坡可种瓜。 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 前四句着重写东柯谷之静美。在杜甫的印象中，东柯谷山深林密，数十家散落其中，远望之而不见，仿佛无所有；近而观之，白沙绿瓦，数十家历历如画，此又是确实存在的。而后两联，正是想象自己在此处定居后的生活情景：在瘦地上收获栗子，在阳坡上栽种瓜菜，如桃花源一般。正是在这样宁静的背景之下，美妙的人生在这里悠然而次第地展开。或谓植栗种瓜，耽于红尘之乐，不太符合佛理，也有一定道理。但换一角度来说，惟其体寂，故能照动；惟其无我（屏迹高卧，不狗苟蝇营也是无我的表现），故能得我。故《大般涅槃经》云：“佛法有我即是佛性。世间之人说佛法无我，是名我中生无我想。若言佛法必定无我，是故如来勐诸弟子修习无我，名为颠倒。”可见，从佛法的观点来看，若执必定无我，也是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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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9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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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10 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