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绵愁绪慨春秋

扬之水

绵绵愁绪慨春秋

——论杜甫“愁”题诗

        [摘要]：“愁”题诗在杜诗中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在表现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绵绵无尽的“愁”绪上却具有画龙点睛的引导作用。仅有的五首“愁”题诗自成体系，在时间节点和空间坐标上，集中表达了诗圣杜甫入蜀之后和出夔之前，在巴山蜀水为国而忧的愁思、思乡而忧的愁楚和久客而忧的愁痛，生动再现了诗人《遣愁》不得，《散愁》不能，《愁坐》无奈，最终唯有《愁》绪不去，以致于那绵延不断的《复愁》积聚于胸，挥之不去，相伴终生，遗恨一世。

    [关键词] 杜甫  “愁”题诗   作用  体系

    一、引言

    诗人杜甫一生忧国，终生忧民，在其不朽的诗篇中处处都体现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爱国深情，字字都蕴藉着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博大胸怀。纵观一千四百余首杜诗，可以说“忧国忧民”是贯穿杜诗始终的主线，而“居庙堂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既是拾遗老人不变的人生理念，也是诗圣诗歌创作过程中美学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对于杜诗的风格和创作手法，后人以其《进（雕赋）表》而总结为“沉郁顿挫”，诚可谓精准、精炼。然而，对于“沉郁”之博大的定位人们并无异议，但对其“悲壮、悲苦、悲愁”之“沉郁”则很少有人从语言的视角加以研究，而且即使偶有涉及，但语焉不详者众，探赜阐微者稀，总给人一种模糊不清甚至隔靴搔痒的感觉。殊不知，义理源于诗句，诗魂根于字词。所以，提到杜诗的“沉郁”诗风，我们在赞美其博大的同时，就不能不探究其“悲苦、悲愁、哀愁、哀伤”的一面，透过对诗句“忧愁”、“忧虑”、“愁苦”、“愁痛”等词语意蕴的分析，梳理出诗人不尽“愁绪”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惟其如此，方能为人们完整地勾勒出杜甫“沉郁”诗风的全息图像，使人们在把握杜诗恢宏博大气势的同时，感受其“志深笔长”的意蕴，在字斟句酌欣赏中感悟诗人“慷慨而多气”的神奇之美，感受爱国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情愫之纯真。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蓝本，以杜甫仅有的五首“愁”题诗为切入点，深入分析身处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诗人杜甫那绵绵无尽的爱国“愁思”，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思乡“愁绪”，那颠沛流离中为国而忧的“愁苦”之心，那贫病交加中渴望唐王朝中兴而又难及的“愁楚”之情，以期能参悟、领会诗圣杜甫“愁心”之所在、“愁闷”之所由、“悲愁”之所痛的深刻蕴含。

    考杜诗全集，共出现“愁”字一百六十余次，占杜诗总数约百分之十二；从杜诗选用“愁”字的分布来看，“安史之乱”前仅有八首，“安史之乱”后却出现近一百六十次，其中以“愁”为题的诗只有五首，只占杜诗总数约三百分之一，不足“愁”诗三十分之一。在这些含“愁”字的诗中，只有两处是名词性的“愁胡”，其余皆为动词性或形容词性，表示“忧虑”、“悲哀”的意思。从时间节点上看，杜甫的“愁”题诗都出现在诗人人蜀之后和出夔之前这一时间段内，而这一时期既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高峰时期，也是最能彰显其诗歌艺术特色的黄金阶段；从空间坐标上看，它们分别作自成都、梓州、夔州和滚西，而这又恰恰是杜陵野老客川时期居住、生活轨迹的关键节点，同时也是诗人近距离走进百姓生活和长时间观察社会、冷静思索国运中兴之策并体恤百姓疾苦的平台。因而，“愁”题诗是杜甫“沉郁”诗风的集中体现，也是后人走近杜甫、了解和解读杜甫的一把钥匙。

    二、巴蜀多“愁”万古悠

    观杜工部一生，可以说颠沛流离相伴始终，穷困潦倒形影相随；捧读杜诗，不尽的忧国愁、绵绵的忧民愁跃然纸上；忧愁之中足见赤子之心，悲愁之时更显爱国之情，哀愁声中激荡着报国之志。因此，如果说“沉郁”是杜诗风格的主旋律，那么“愁”就是其主旋律中最为响亮的音符之一，而“愁”题诗则是杜甫对其千愁万苦高度凝练的结晶，也是大唐王朝乱象横生从而令诗人和所有狷介爱国人士“愁”绪不断的缩影。

    为什么杜甫的“愁”题诗都创作于入蜀之后出川之前呢？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杜甫在蜀的生活轨迹谈起。纵观杜甫一生，四处漂泊、流寓八方是其人生的主线，不管是壮游天下，还是蜗居长安、流离蜀道、漂泊潭州，他总是与困厄为伍，与贫病为伴。但壮游之时家境尚可，无衣食之忧，如《题张氏隐居二首》其二：“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这是杜诗中第一首含“愁”诗，记述的是主宾尽兴之乐，鱼跃鹿鸣之景，大有“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韵致；长安寄寓，国运鼎盛，有“愁”无虑，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表现了作者“思古圣君而不可得”的渴望和仕途不顺的心情。“安史之乱”既是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杜甫奠定其诗圣历史地位的起跑线。身处志不得申的困厄窘境，面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和家人困穷的境况，诗人欲做不能，欲罢不忍，只好“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并向世人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之鸣。此时杜甫虽有忧国之愁、忧君之情、忧民之心，但长年奔波于秦川，颠沛秦州，跋涉蜀道，深“愁”不及熟虑，因而“清词丽句”难“攀屈宋”。入巴蜀之后，诗人虽然仍处于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中，但“公初入蜀则日‘故人供禄米’，在梓阆‘穷途仗友生’；再还蜀则日‘客身逢故旧’，初到夔则日‘亲朋时相问’。”可见此时的杜甫生活相对安定，亲朋故旧其乐融融，使之有时间、有心情对国家命运、百姓生活做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渐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神韵，自愧“经济惭长策”，伤“圣朝兼盗贼”之乱象，悲“音书恨乌鹊”之乱世，所以，“他长号，他哀呼……他在人类的记忆里永远留下一道不可逼视的白光；他的音乐，或沉雄，或悲壮，或凄凉，或激越，永远，永远是在时间里颤动着。”杜甫的“愁”题诗就是这“沉雄”、“凄凉”、“悲壮”闪电的发光体。

    杜甫人蜀之初，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也远离了西京长安政治的漩涡，苦恼的内心世界也因此而得到暂时的慰藉。他《卜居》锦官城，赋诗自宽“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成都府》），以使自己对“客愁”之苦有了短时的失忆；营建草堂之中，诗人觅松、果、桤、绵竹等树木于朋友并栽于堂前屋后，以增草堂外景之色；索要大邑瓷碗于故旧，以添草堂内室之辉。所以，此时的杜甫无衣食之“愁”，有的只是内心中绵绵思乡之“愁”、戚戚思亲之“愁”和苦苦战乱之“愁”。关于这一点，可从《遣愁》诗中得到印证。杜甫出夔之前尚有果园四十亩，有《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一诗为证；他兼差公田管理和收获事宜，有《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以及《茅堂检校收稻二首》为证，说明杜甫羁旅巴蜀生活虽然清苦，但毕竟相对安定，不必为养家糊口而奔波。所以，他才有可能在沉思中获得解愁的灵感，在《遣愁》中探寻结束战乱、中兴祖国的大计。正因为如此，杜甫用他那如椽之笔在巴蜀大地写下了五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愁”题诗，也为其“沉郁”的诗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杜甫的“愁”题诗为何只能产生于巴山蜀水，而不能孕育于荆湘之间？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循着诗圣出夔后的足迹，我们不难发现，久客他乡的杜陵老人出夔时已是风烛残年，他回乡心切，东归志坚。但诗人生活窘迫，过着天作房，舟当床的漂泊生活，“故人供禄米”、“穷途仗友生”的时光不再，留给诗人的只是“童稚日糊口……少逢旧亲友”（《上水遣怀》）的凄苦和凄凉。因而，年老、体弱、多病令其无力深“愁”，世态炎凉、食不果腹使其无暇题“愁”，所以，挥之不去的乡“愁”、难以忍受的病“愁”、和饥肠辘辘的腹“愁”，反而令愁题诗在杜甫漂泊荆湘时期的诗中消失了。

    三、《遣愁》、《散愁》、《愁坐》，《愁》、《复愁》

    仔细玩味杜甫的“愁”题诗，我们不难发现这五首诗里的“愁”绪有着一个渐变的过程，即诗人的“忧愁”、“悲愁”和“哀愁”总是随着诗人年龄的衰老、疾病的加重和久客的烦恼而与日俱增，伴着国运的衰微而愁绪渐长。《遣愁》之时，作者对消除“忧愁”尚存希望，所以诗人精选了一个“遣”字来打发胸中的“愁闷”。“养拙蓬为户，茫茫何所开”，一语道出居住条件的简陋和居住环境的不尽人意；“江通神女馆，地隔望乡台”，愁的是水路虽通，但夔州难往；“渐惜容颜老，无由弟妹来”，忧的是时不我待，岁月不饶人；悲的是手足分于兵燹，亲情阻于战乱；这种种的悲愁，一一不堪回首，句句难诉衷肠。于是，遣愁不去，倍添悲哀。不可否认，忧国忧民的杜甫时时刻刻都将国家兴亡和民族命运牢记心头，但暂居蓉城的诗人在“愁苦”、“愁闷”之中也有些许的快乐和轻松。《江村》一诗让读者感受到夫妻对弈的闲情和稚子垂钓的雅趣，同时也更能体会到杜陵布衣“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的旷达心情。此外，联系《遣愁》前后的诗作，参看这些诗的诗题以及诗句中的词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杜甫胸怀“国愁”，心系“乡愁”，情系“亲愁”，但却不愿以“愁”为题的心路历程。例如《遣愁》的前一首诗名为《遣兴》，这首诗不但无“兴”可遣，反倒是有“愁”可言。而且所言之“愁”与《遣愁》之“愁”极为相似，但诗人没有选用“愁”字，而是用“兴”字来代替。但是，两首诗的内容却又是那么惊人的相似，这绝不是诗人一时的疏忽，而是诗人匠心独运，有意而为之。“干戈犹未定”同“干戈与人事”相呼应，“弟妹各何之”与“无由弟妹来”相承接，“渐惜容颜老”和“梳头满面丝”相关联。但为什么前诗取名《遣兴》，而后诗却题名《遣愁》呢？也许人蜀之后诗人虽然获得了短暂安顿，使杜甫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尽管他不想打破这难得的平静，但绵绵“愁”绪却依然萦绕心间，时时浮现眼前。所以他在《野老》诗中“悲剑阁”，进而“秋生画角哀”；在《云山》里“作赋客”而“力尽望乡台”，“衰疾江边卧”而“有余哀”。也就是说，杜陵野老最初只是希望用诗句开头的两字作诗名，但《野老》、《云山》却不足以排解胸中的苦闷；苦闷难耐之中，杜陵布衣又以《遣兴》纾解内心的愁楚，这个“兴”字毫无“兴趣”“兴致”可言，有的只是“忧愁”“哀愁”的痛苦。然而，诗仙李白是“举杯消愁愁更愁”，而诗圣却是“赋诗遣兴愁上愁”。于是乎，诗人凝千愁万苦于诗题，《遣愁》一愁涵百愁。

    当《遣兴》、《遣愁》难以抒发胸中的苦闷和惆怅时，诗人的百忧之愁就会在积聚中愈加强烈。诗人本想通过泛舟浣花溪来忘却烦恼，但“东城多鼓鼙”（《泛溪》）的现实使其欲避不能；他希望通过亲近自然的方式走出锦官城，以期忘掉忧愁，但“故国犹兵马，他乡亦鼓鼙”的惨状令拾遗老人只能“还与旧乌啼”（《出郭》）而不得不直面现实；而现实却是“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致使自己“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恨别》）国愁、乡愁和思亲之愁交互叠加，使愁与恨、悲与痛、哀与伤郁积在心，令人夜不能寐，致人心绪不宁。于是，《遣愁》不成，则《散愁》。所散者，久客之愁、战乱之愁也。作者渴望“久客宜旋旆，兴王未息戈”（《散愁》其一），对此仇兆鳌评价道：“因久客而思靖乱，从有愁处说到散愁。”可见《遣愁》不能去，只好尝试《散愁》之道。

    一愁不能散，则再散其愁。作者企盼国家统一，大唐中兴，盼望能够实现其忠君报国的理想。然而，“恋阙丹心破，沾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归路恐长迷”。（《散愁》其二）真可谓“本欲散愁，愁仍未散。蓟平报捷，则息戈可望，心破泪沾，恐久客莫归”也。由此可见，只要战乱不已，民不聊生，忠君爱国的杜甫的忧愁就一日也不会消失，被称为“诗史”的杜诗就一定会记录这不尽的愁思。对此，王嗣奭指出：“二首总起总结，脉络相连，而首尾二句正相应。盖因客游之苦，思乡之切，而属望于李、王二帅，期其克复以自散其愁，故以命题”。如果说诗圣的圣明在于能将两章所叙融为一章的话，那么诗圣的英明就在于他能将两章的内容浓缩为两个字——《散愁》。这就是杜甫选词炼句奇妙之处，也是杜甫诗题的神奇所在。

    蜀州《遣愁》不得，《散愁》不能，那么游走于梓阆之间又会怎样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如果说从《遣愁》、《散愁》的诗题和内容上看，作者那种积极驱赶愁闷的心态十分明显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虽归心似箭，却归期遥遥；报国心切，却衰病潦倒；面对挥之不去的愁绪，随着作者希望破灭，失望乃至绝望的心情也日渐显露，诗人对待“愁”的态度也逐渐由积极转为消极或消沉。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愁坐》的诗题中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高斋常见野，愁坐更临门”，这开篇的大写意，为我们展示出一位老人面向荒野，孤独地坐在门下，满面愁容、毫无生气的悲凉、孤寂的景象。是战乱让他漂泊异乡，是思乡使他愁坐门槛，愁眉不展，默默无语；放眼望去，“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气昏”，萧杀的暮秋使人顿生寒意，倍感孤独；更何况画面中的主人公又是一位颠沛流离似转蓬的老人呢？此情此景不能不使人为国运担忧，不得不叫人搔首而愁思“葭萌狄种迥，左担犬戎屯”的时局，愁坐之中唯有“终日忧奔走”的飘零和羁孤之痛，只有“归期未敢论”的愁杀和绝望。《愁坐》所思愁绪绵延，继以《遣忧》追根溯源，若有远虑，何来近忧？愁的是当政者只知急来抱佛脚，不谙治乱之长策。可以说，《愁坐》是无语之愁，也是无奈之愁。

    当正体诗无法排解胸中的愁闷，当《遣愁》、《散愁》和《愁坐》这种严肃的诗歌形式无以承载种种哀愁时，诗人则干脆以《愁》为题，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笔触将拗律和吴体诗融为一体，并自嘲为“强戏为吴体”。在这篇诗中，诗人触景生情，愁从心中生，“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可见，羁旅夔州心愁难解，即使见到江草也能唤起郁郁愁情，而且是终日相伴；眼前的江水不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而是江风泠泠使人深感寒瑟而增愁。西京一别十春秋，国家仍是战乱不已，民不聊生；而我却久客异域，身老疲病在异俗而又荒凉的夔州；此等时局——“十年戎马暗南国”“虎纵横”，这般身体——“异域宾客老孤城”“人疲病”，真不知还能不能重回故里？读来字字血，听着声声泪，五十六个字就把“愁人心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对此王嗣奭点评为：“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气”。正因为杜甫的“愁”题诗能够“愁起于心”，所以，即使“强戏言之”，依然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使人产生共鸣，不愧为“三百篇后，得其意者，古今杜子美而已。”可谓评价精准，一语中的。

    杜甫几乎一生都处于羁栖、羁旅、羁孤、羁绊、羁束、羁离的生活状态之中，他一生漂泊，流离四方，衰疾、衰老、衰谢形影相随。穷困、穷老、穷愁使其潦倒、癫狂、悲伤、愁楚，战伐、兵戈、虎狼、丧乱致其怒号、怅望、哀痛、愁杀，故国、故乡、故人让他酸辛、寂孤、叹息、愁绝。正因为如此，诗圣杜甫于大历二年在濠西写下了《复愁》，表达了作者“前愁未已，后愁复至”的心路历程，真实地再现了作者“非谓愁已释而复生，公之愁怀，故未曾得放也”的忧国忧民情怀。“人烟生处僻，虎迹过新蹄”（其一），这是诗人对居住环境和国家命运的忧愁；“钓艇收缗尽，昏鸦接翅稀。月生初学扇，云细不成衣。”（其二）报国之志难伸，无所事事之愁；“万国尚戎马，故园今若何？昔归相识少，早已战场多。”（其三）怀思故乡而愁，国家丧乱而愁，天人两隔而愁；其四，“无家可归而愁”；其五，游经乱世而愁；其六，人心好乱而愁；其七，借兵外藩而愁；其八，诸将留镇而愁；其九，卫士糜饷而愁；其十，气候失平而愁；其十一，穷居寂寞而愁；其十二，借吟诗而遣愁。因此，《复愁》是杜甫含“愁”诗的高度概括，也是“愁”题诗的全面总结。我们正是通过诗人那绵绵不尽的愁思，感受到杜诗“沉郁”诗风之所在，通过“愁”题诗了解、把握“沉郁”的博大和悲愁内涵的深邃，从而，为我们走近诗圣和解读诗圣开辟了广阔道路。

    四、不朽“愁”碑耿千秋

    将《复愁》同前面几首“愁”题诗的诗加以比较，我们就很容易看出诗人在诗题的炼字上是颇费心血的，他惜墨如金，选词精准。《遣愁》《散愁》《愁坐》《复愁》中“愁”是金枝， “遣” “散”“坐”“复”皆为玉叶，然而金枝虽为主干，但鲜明的主题近乎直白；玉叶虽属枝蔓，但细微之中尽显解愁的技巧。由于二者能够做到珠联璧合，所以才能为这类诗艺术美和意境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将杜甫诗歌比作是一桌满汉全席，那么，“愁”就是这桌满汉全席中的佳肴，愁题诗就是这桌席上的一碗绝佳的心灵汤，“遣”“散”“坐”“复”则是煲好这碗鸡汤关键的一滴香。

    有愁不解就郁闷，所以需要排遣；遣而不去则忧郁，故必得使之发散。这是对待愁苦、愁闷的积极态度，初入蜀地的杜甫正是这积极态度的实践者。但漫长的等待和期盼使诗人从希望的顶峰跌落到失望的低谷，能够自我调节的“遣”“散”的心绪在离家近十年的岁月煎熬中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坐门望山，面江而忧。可见“哀莫大于心死”，这无语无泪之愁不正“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真实写照吗？所以，一个“复”字就点出了“愁”之久远、深广、繁复和反复，只有独步诗坛的杜甫才能给后人留下如此宝贵的“愁”题诗。

    《愁》自然与“遣” “散” “坐”“复”四诗有别，但它又是杜甫“愁”题诗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这类诗承上启下的节点。它是“遣”“散”“坐”发展的必然，也是“复”的前奏。没有“遣”“散”“坐”的铺垫，《愁》就会形影孤单，诗圣炼字之绝，命意之妙就无以显现；失去了《愁》的意蕴，“愁”题诗体系的深度和完整性就会失去支撑的基础；没有《愁》作小过门，何来《复愁》回环往复交响乐的大道理？因而，《愁》既是作者惜墨如金的表现，也是诗人巧用诗题的风采，更是诗人能将作于异时、写于异地的诗篇熔铸为一体的大手笔功力的展示。正因为如此，杜甫的“愁”题诗和他的其他诗作一样，充分体现出前后照应，相互映衬的特点，让人们在研读、欣赏的过程中能够首尾兼顾，在前后参照中理解诗意，认同诗理，领会诗韵，从而获得极大的审美满足。如《愁》诗中有“十年戎马暗南国”，《复愁》中就有“万国尚戎马”，两相对照，体系肃然。

    总之，杜诗博大精深，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对于杜诗“沉郁”诗风的研究和探讨，不但要从文学理论上加以深化，从诗歌的艺术手法上去深入发掘、认真论证，而且还可以从作者炼字、选词的角度来加以丰富和完善。这也许是我们对诗人最大的尊重和最好的纪念。

扬之水

如果说“沉郁”是杜诗风格的主旋律，那么“愁”就是其主旋律中最为响亮的音符之一，而“愁”题诗则是杜甫对其千愁万苦高度凝练的结晶，也是大唐王朝乱象横生从而令诗人和所有狷介爱国人士“愁”绪不断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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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人蜀之初，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也远离了西京长安政治的漩涡，苦恼的内心世界也因此而得到暂时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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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体弱、多病令其无力深“愁”，世态炎凉、食不果腹使其无暇题“愁”，所以，挥之不去的乡“愁”、难以忍受的病“愁”、和饥肠辘辘的腹“愁”，反而令愁题诗在杜甫漂泊荆湘时期的诗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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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首诗里的“愁”绪有着一个渐变的过程，即诗人的“忧愁”、“悲愁”和“哀愁”总是随着诗人年龄的衰老、疾病的加重和久客的烦恼而与日俱增，伴着国运的衰微而愁绪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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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虽归心似箭，却归期遥遥；报国心切，却衰病潦倒；面对挥之不去的愁绪，随着作者希望破灭，失望乃至绝望的心情也日渐显露，诗人对待“愁”的态度也逐渐由积极转为消极或消沉。

扬之水

杜甫几乎一生都处于羁栖、羁旅、羁孤、羁绊、羁束、羁离的生活状态之中，他一生漂泊，流离四方，衰疾、衰老、衰谢形影相随。穷困、穷老、穷愁使其潦倒、癫狂、悲伤、愁楚，战伐、兵戈、虎狼、丧乱致其怒号、怅望、哀痛、愁杀，故国、故乡、故人让他酸辛、寂孤、叹息、愁绝。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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