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22-7-11 21:24 编辑
“同谷体”论略 摘要:“同谷体”即“同谷七歌”体，“同谷七歌”是杜甫诗歌中关注度最高的一组诗，因其体制的独特与强烈的抒情效果，备受后世诗人青睐，仿体作品不断涌现，“同谷体”成了文学史上抒发社会动荡与人生不幸的有效诗体。 关键词: 杜甫 同谷七歌 同谷体 “同谷体”即杜甫《同谷七歌》体或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体，“同谷体”也是对杜甫《同谷七歌》体或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体以及仿作的统称。“同谷体”的提出首见于明人丰坊：“余羁秣陵，乞休，累疏而格于新令。郁郁之怀，伏枕增剧。遂效杜子美同谷体，为秣陵七歌，时丙戌九月既望也。”丰坊之前宋人已经有大量仿“同谷七歌”体的诗歌，均依“同谷七歌”体而作，如：李新的“龙兴客旅效子美寓居同谷七歌”，王炎的“杜工部有同谷七歌，其辞高古难及，而音节悲壮可拟也，用其体作七歌，观者不取其辞取其意可也。”丘葵的“七歌效杜陵体”等等，都明确诗体渊源是效仿杜甫《同谷七歌》体而来。明清两代更是仿作不断，从文学史意义上来看，不能不说杜甫“同谷体”影响深远。“同谷体”在文学史上的大量出现，不仅有后世诗人对杜甫敬仰的因素，而且有“同谷体”本身具有的结构特点与抒情特色所起的作用。 一、“同谷体”的体制渊源 《同谷七歌》以其体制的独特性在杜甫诗歌中别具一格，就其创作背景来看，杜甫在同谷县度过了生活上最为艰难的一段。正如诗中所写：“岁拾橡栗”“天寒日暮”“手脚冻皴”“男呻女吟”，由于如此艰难，故用特别的诗体来表达，以记在同谷不同寻常的困顿与无奈。杜甫陇蜀道纪行诸诗全是五言古体，只此一组诗用了七言体，特别创制之意甚明。宋元明清学者在追寻《同谷七歌》的体制渊源时，大都认为《同谷七歌》导源于《楚辞》《胡笳十八拍》《四愁诗》等。杨伦《杜诗镜铨》：“朱子谓此歌七章，豪宕奇崛，兼取《九歌》《四愁》《十八拍》诸调变化而出之，遂成创体。”《同谷七歌》与《楚辞》关系十分密切，首先属歌体，类《九歌》；其次又有楚辞体标志“兮”字的运用；再次表达抒情的强烈程度类似《离骚》，“我”的反复咏叹极似《离骚》，更与《离骚》相近的地方在于政治上遭受打击的相同遭遇与流落飘零的相似处境，屈原在沅湘放歌，杜甫在陇蜀道放歌，虽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但所抒情感一致。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王嗣奭把《同谷七歌》和《离骚》相比：“《七歌》创作，原不仿《离骚》，而哀实过之。读《离骚》未必坠泪，而读此不能终篇，则以节短而声促也。七首脉理相同，音节俱协，要摘选不得。”黄益云：“李廌《师友记文》谓太白《远别离》《蜀道难》，与子美《寓居同谷七歌》皆风骚极致，不在屈宋之下。愚谓一歌结句‘北风为我从天来’，七歌云‘仰视皇天白日速’，其声慨然，其气浩然，殆又非宋玉、太白辈所及。”陆时雍曰：“《同谷七歌》，稍近骚雅意，第出语粗放，其粗放处，正是自得也。”诸家均认为《同谷七歌》所抒发的情感意蕴达到了《离骚》的高度。 《同谷七歌》与张衡《四愁诗》体式相因，的确有相近之处，都是七言句式，都用“兮”字，都分别叙事，都用数字表达，抒发的情感也相类。胡应麟曰：“杜《七歌》亦仿张衡《四愁》，然《七歌》奇崛雄深，《四愁》和平婉丽，汉唐短歌，各为绝偶，所谓异曲同工。” 清人申涵光说：“《同谷七歌》，顿挫淋漓，有一唱三叹之致，从《胡笳十八拍》及《四愁诗》得来，是集中得意之作。”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应该指出的是杜诗的独创性，尤其是奇崛顿挫的结构不但与顺着东南西北的方向铺陈的《四愁》诗大异其趣，而且比按着时间顺序叙事的《胡笳十八拍》更为变化莫测，体现了杜甫对诗歌结构的惨淡经营。今人黄奕珍撰文《以重覆辞格铨析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的意义结构兼论其为创体之原因》，认为《同谷七歌》的创体是受《诗经》《楚辞》《四愁诗》《七哀诗》诸体的影响而产生的。该文在对影响《同谷七歌》体式讨论中，创造性的列出了《七哀诗》，认为“七哀”之七与“七歌”之“七”意同，且主题类似。而实际上，《七歌》写了七事，而《七哀诗》只是诗题，是完整的一首诗或三首诗（曹植《七哀诗》一首，王粲《七哀诗》三首），两者结构上的关联度不是很大，反而是受《七发》写七事的影响更直接。另外与“七歌”之称相关联的还有北魏诗《化胡歌七首》《太上皇老君哀歌七首》两组诗歌分别为七首，且两组诗歌分别以“我”“吾”为叙述源起，杜甫在《同谷七歌》中亦在重点叙写“我”，多达八处，影响较为明显。 综上讨论，杜甫《同谷七歌》中相同结构的体式是借鉴了《诗经》中重章叠句的影响，“兮”字句与抒发自我悲情的基调是受了《楚辞》的影响，《同谷七歌》叙写七事受《七发》影响较大，运用七言重章也有《胡笳十八拍》与《四愁诗》等的影响，《同谷七歌》中的“七”则是借鉴了《七哀诗》《七发》以及《化胡歌七首》《太上皇老君哀歌七首》等传统诗歌名称的影响。《同谷七歌》的离乱飘零主题显然受《离骚》《胡笳十八拍》影响较大，“伤时忧世”主题又受《四愁诗》《七哀》影响较大。虽然《同谷七歌》渊源成分复杂，但它的确是杜甫的独创，千秋一体。因此，《同谷七歌》和杜甫的其它作品一样，是根植于文学传统之中，在广泛汲取传统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孕育出的文学硕果。 二、“同谷体”的结构特点 “同谷体”的叙写内容基本遵循多角度平面化的一事一歌叙写模式，这种叙写模式切入点灵活，视野开阔，所歌事又用社会动乱背景下的个人漂泊离乱主题来统摄，形散而神聚。 《同谷七歌》一歌叙写杜甫到同谷后的生活状况，客居同谷，白头乱发，岁拾橡栗，天寒日暮，手脚冻皴，悲风相伴，窘迫至极。二歌叙写杜甫到同谷后寻找食物以及一家人所受的饥饿，雪盛衣短，黄独无苗，男呻女吟，我色惆怅。三歌叙写杜甫对远方弟弟的思念，生别辗转，胡尘暗天，驾鹅鹙鸧，兄骨难收，无比凄凉。四歌叙写杜甫对远方十年未曾相见的妹妹的思念，良人早殁，诸孤痴愚，长淮浪高，蛟龙怒吼，加之乱箭满眼，旌旗烈烈，无可奈何。五歌叙写同谷的居住环境，四山多风，溪水急流，寒雨飒飒，枯树潮湿，黄蒿古城，白狐黄狐，中夜难眠，魂归故乡。六歌叙写同谷所见，龙在山湫，古木巃嵸，木叶黄落，蝮蛇东来，欲斩无力，所见令人心焦。七歌杜甫感慨生活困苦与艰辛，在同谷的儒生也只能伤怀抱，皇天白日，难以为生。 七歌虽叙写七事，但综合归纳，可概括为四层。一歌二歌为第一层，主要表达杜甫及其一家人在同谷的生活状况，无衣无食，挨冻受饿，物质生活等于掉进了“万丈潭”。三歌四歌为第二层，主要表达杜甫对远在他乡的弟妹们的思念，三歌四歌均交待了造成与弟妹分离的原因，即“胡尘暗天”与“南国旌旗”，自己则置身于远离亲人的绝境中，担心自己死了弟弟们也难以知晓。四歌五歌为第三层，主要描写了杜甫居住地周边的环境，自然环境恶劣到了极点，风大水急雨多树湿，古城黄蒿满地，成了狐狸的乐园，加之蝮蛇东来，让杜甫发出“我生何为在穷谷”的呐喊。七歌为第四层，以三类人作对照，男儿（杜甫）——长安卿相——山中儒生，长安卿相早早成了富贵身，享受着人间的荣华与富贵。山中儒生是旧相识，和我同伤怀抱。“男儿”我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而今沦落到如此境地，这让诗人感慨万端。 因此，杜甫《同谷七歌》层次结构图为： 关于《同谷七歌》的层次关系，其第五、六歌，后人多有疑虑。仇兆鳌《杜诗详注》：“此歌忽然变调，写得山昏水恶，雨骤风狂，荒城昼冥，野狐群啸，顿觉空谷孤危，而万感交迫，招魂不来，魂惊欲散也。” 杨伦《杜诗镜铨》：“七歌章法本极整密，旧解每于第六首若赘疣然”。均对《同谷七歌》五六歌的写法有过疑虑。还是浦起龙全面分析了《同谷七歌》层次关系，认为《同谷七歌》：“一歌，诸歌之总萃也。首句点清客字，白头、肉死，所谓通局宗旨，留在末章应之。其拾橡栗，则二歌之家计也。天寒、山谷，则五歌之流寓也。中原无书，则三歌、四歌之弟妹也。归不得，则六歌之值乱也。结独逗一哀字、悲字，则以后诸歌，不复言悲哀，而声声悲哀矣。故曰诸歌之总萃也。” 的确，第一首是全诗的总括，以后六首前后贯串，给人以很强的整体感。可是这组诗更值得注意的结构特点是变化神妙，不可端倪。王道俊《博议》曰：“前后六章，皆自叙流离之感，不应此章独讥时事。此盖咏同谷万丈潭之龙也。龙蛰而蝮蛇来游，或自伤龙蛇之混，初无指切。” 认为如果第六首是用比兴体讥刺时事，就与其它六首不同，所以硬把它释成是咏当地实景。其实正如王嗣奭所云：“山有龙湫，因之起兴，大抵以龙比君，而蝮蛇以比小人或乱贼，非实事也。盖此时蛇龙俱蛰矣。” 岁暮天寒，安能有蝮蛇在水上游！不管此处的“蝮蛇”是指李辅国等奸邪还是史思明等叛将，它毫无疑义是想象之词，比兴之体。结合五歌“魂招不来归故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屈原《招魂》篇：“蝮蛇蓁蓁，封狐千里。”抑或此“白狐”“黄狐”“蝮蛇”为诗歌语言，既不是实景描绘，也没有比兴之意，而是仅仅是借用《招魂》诗句达到环境烘托的目的。杜甫在总体上是“自叙流离之感”的，《同谷七歌》中插入“独讥时事”的第六首，正是有意要打破结构上单一形式，这是杜甫联章诗章法的一大特点。这种写法能让组诗的严整结构掺入错落有致、一多对比的因素，从而使全诗不致板滞而摇曳生姿。 三、“同谷体”的抒情特色 《同谷七歌》突显以人物为主的抒情模式，张扬抒情主体,着力书写“有我之境”。《同谷七歌》的抒情主体是杜甫本人，直接写“我”的诗句达八处，分别是：“悲风为我从天来”（一歌），“我生托子以为命”“邻里为我色惆怅”（二歌），“安得送我置汝旁”（三歌），“林猿为我啼清昼”（四歌），“我生何为在穷谷”（五歌），“我行怪此安敢出”“溪壑为我回春姿”（六歌）。其他写我的诗句如：“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一歌）“短衣数挽不掩胫。”（二歌）“汝归何处收兄骨。”（三歌）“魂招不来归故乡。”（五歌）“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仰视皇天白日速。”（七歌）《同谷七歌》中的我，无衣无食、亲人分离，由于处境艰辛，更担心会客死他乡，魂魄不能回归故乡，杜甫面对皇天白日，只有感慨长歌。更值得关注是一组“为我”的句子，“悲风为我从天来”（一歌），“邻里为我色惆怅”（二歌），“林猿为我啼清昼”（四歌），“溪壑为我回春姿”（六歌）。“为我”不仅是作为一个短语的重复，它们在每一首出现的位置也是一致的。“悲风”“邻里”“林猿”“溪壑”，他们以我为中心，分别从天而落、为我感到惆怅、为我在白日哀啼、更为我扭转了时序。“为我”说明我处于一度困境之中，受到周围人与物的关注，这样更增添了我的孤独与无助。 除杜甫外，《同谷七歌》出现的抒情人物有狙公、男呻女吟的家人、为我色惆怅的邻里、弟妹、妹夫与诸孤以及山中儒生等，其中可知姓名的是山中儒生李衔，杜甫在离开同谷12年后的大历五年（770）写的《长沙送李十一衔》，“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明确叙写了与李衔在同谷避乱，十二年后又在洞庭相逢。这些人中远方的亲人是杜甫挂念的对象，山中儒生与他一起感喟过去，邻里虽对杜家的景况寄以同情，但对改善他的处境并无帮助，狙公在山雪渐盛时也派不上用场。最感人的是杜甫寻遍黄独而空手返家时，看到的景象是“男呻女吟四壁静”，此情此景，真是不堪卒读。 《同谷七歌》强化环境烘托的功能，含蓄而又传神地展现出诗人内心的惶恐与不安。杜甫通过对弟妹处境的描写， 分别用“胡城暗天”与“南国旌旗”展现了“安史之乱”中的社会动荡局面，背景极为广阔，可视为《同谷七歌》蕴含的宏观背景环境，也体现了杜诗的“诗史”本色。杜甫身处的自然环境则是“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冷风急水寒雨，黄蒿古城，白狐黄狐，简直不宜人居。其中相遇的动物有白天啼叫的林猿,荒城四处乱跳的白狐黄狐,前后飞翔的驾鹅与鹙鸧，水上东来的蝮蛇，总体给人一种恐怖气氛。该诗写作的时令适逢隆冬，“天寒日暮山谷里”（一歌）明言天气的寒冷，“黄独无苗山雪盛”（二歌）苦于雪盛找不到吃的，“寒雨飒飒枯树湿”（五歌）因寒雨枯树不能用作柴料，杜甫此时此地“短衣数挽不掩胫”与“手脚冻皴皮肉死”（一歌），既受寒冷的侵袭，又受饥饿的折磨。“纵观杜甫所使用的人物、动物、植物以及对地势、气候的描写，不难发现他密集的使用了晦暗、阴冷、荒凉、萧瑟等物象来营造无力、凄凉、备感威胁之氛围，使得读者更能体受他当时真正的心境。” 不论是社会环境还是自然环境，都不尽人意，同谷成了杜甫此行最为艰难的地方，面对此景此情，诗人只有悲歌哀吟。 四、历代“同谷体”诗歌述论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3488\wps1.png 自杜甫《同谷七歌》后，不断有人模仿，以致 “同谷体”作品数量众多。纵观历代“同谷体”诗歌，主要产生在社会矛盾剧烈的朝代更迭之际，尤以南宋末年和明末清初作品居多，其主题多以离乱动荡为主。北宋末年李新《龙兴客旅效子美寓居同谷七歌》、南宋末年王炎《杜工部有同谷七歌用其体作七歌》、丘葵《七歌效杜陵体》、文天祥《文丞相六歌》、郑思肖《和文丞相六歌》、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明末清初陈子龙《岁晏仿子美同谷七歌》、顾贞观《蒙阴山中七歌》、虞淳熙《仿杜工部同谷七歌》、余怀《效杜甫七歌在长洲县作》、姜垓《庚寅五月承闻桂林消息仿同谷七歌兼怀同年友方大任平乐府七首》、丰坊《余羁秣陵，乞休，累疏而格于新令。郁郁之怀，伏枕增剧。遂效杜子美同谷体，为秣陵七歌，时丙戌九月既望也》、李梦阳《弘治甲子届我初度追念往事死生骨肉怆然动怀拟杜七歌用抒抱云耳》、周继胜《七哀用杜工部同谷七歌韵》、王夫之《仿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宋琬《庚辰腊月读子美同谷七歌效其体以咏哀》、清朝末年任其昌《七歌效杜工部同谷七歌即咏杜歌作尾声》等等。由此看出，社会矛盾越剧烈，“同谷体”作品越多，“同谷体”的抒情性越强烈。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李新、王炎、汪元量、虞淳熙、丰坊、李梦阳的作品和《同谷七歌》一样主要历数家人与自己凄惨的遭遇，主题以“伤时忧世”为主。从文天祥开始，则主要书写国破家亡的时代悲剧，抒发情感的力度更胜《同谷七歌》中所表达的悲痛。 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同谷体”抒发社会动荡主题之源来自《离骚》，《同谷七歌》“有我之境”的抒情模式明显是受到屈原《离骚》的影响，杜甫把流寓同谷看作屈原当年流寓沅湘，所以，“同谷体”是抒发国破家亡、个人流离失所的特殊诗体，历代诗人抒发着相同或相似的情感。文天祥、郑思肖、陈子龙与王夫之等人的诗篇“字字是遗民血泪，令人不忍卒读。”顾贞观、宋琬、任其昌又回到个人悲伤情感的主题上，突显“我”的不幸遭遇，以写自己与家人艰困的处境为主。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同谷体”诗歌，也有其变化与发展的轨迹，这些变化与其所处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以及个人命运是密切相关的。而从形式上来看，“同谷体”诗歌虽仍以七首诗一组为主流，但象文天祥与郑思肖的作品便自动删减一首，但每歌增加了句数；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则随抒情需要增加了两歌，由“七歌”增至“九歌”。“同谷体”大部分作品沿用了《同谷七歌》倒数第二句“呜呼一歌兮”的形式，而有的或保留了“有客有客”“有弟有弟”“有妹有妹”句式，或故意打破《同谷七歌》各首一致的句数，而改以长短错落的方式取而代之。总之，“同谷体”在形式上显示出一定的灵活性。 由此可知，“同谷体”在诗歌史上绵延不绝，另一个侧面足以说明“同谷体”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抒情方式，是抒发深沉婉转哀伤情感的有效体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不断地让“同谷体”获得新生并使这个传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的结合了起来，杜诗“诗史”品质代代坚守，这样，使得“同谷体”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文学传统，成为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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